玄奘西行生前身后的天空

　　玄奘西行生前身后的天空

　　——访西北大学唐宋文化专家、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教授

　　1400多年前，一个“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出家人壮志满怀地踏上西行漫漫征途，当时的唐长安城该是怎样的一幅历史画卷？17年后，他满载着近700部天竺国的真经和128个国家风土人情的游历感受回到故国，那时的大唐是否因他而震颤？又过了19年，这位僧人以毕生的精力留给后世1335卷译经和一部《大唐西域记》挥别尘世，身后的那片天空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昨天，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浩先生。李浩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他研究的是唐宋文学，他对历史版本中的唐玄奘西行的动因评价是———

　　多元文化兼容促就西行

　　李教授认为，首先应该说，玄奘西行有其历史必然性。自东汉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东西晋南北朝后，佛教传播呈现了几大特点：一是以天竺或西域僧人为传播者，口传笔译，也就是洋和尚来华单向传播；二是接受者最早由统治者到贵族、知识分子慢慢向下传播；三是传播中由于语言文化等障碍，很多传来的东西说不清楚，不完整不系统，因而产生了去佛源地找原文、体验佛生活的地方等需要。

　　在唐玄奘西行前就曾有法显等朝西求法。而到了唐王朝一统天下后，呈现的是一种开放的、进取的态势，采取一种胡汉杂糅的政策，同等对待少数民族，对西域文化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就为玄奘西行提供了历史的机缘。

　　取经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李教授说，玄奘西行不只是宗教行为，他从印度带回的也不只是佛经，还带回了他国的文化，他的西行取经更是一种文化交流。他带回了大唐的天竺文化、南亚文化及泛希腊时期的文化。公元7世纪的印度是地中海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中转站。因而玄奘的西行路线表面上看是佛教徒舍身求法的路线，而实际上是文化交流的路径。玄奘西行归来后，带来的不只是大乘教的真经，还引起了当朝统治者对佛教文化的重视，在随后历代的雕塑、绘画、讲唱文学中都能找出其影响。

　　而西行也为大唐文化传播到世界起了积极作用，不少周边少数民族前来臣服，称太宗为他们的“天可汗”，许多国家的人也慕名来中国感受唐文化。另外文化的交流其实也是互为中转站，拜占庭文化通过印度这个中转站传入中国，而中国又成为印度文化传到日本、进入朝鲜半岛的中转站。玄奘西行后，大唐也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另一个发源地，引来不少慕名取经者。因此可以说，玄奘西行是站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有了文化的传播，让东西方不再隔膜。

　　中华民族探险精神的先行者

　　李教授说，国外一些人总认为中国人缺乏探险精神，但实际不尽如此。无论是徐福东渡、法显西行，还是徐霞客的云游天下，以及顾炎武推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不难看出，中国士人文化实际上是不乏冒险精神的。而玄奘西行正是这种精神极为勇毅的一次展现。

　　一部马可波罗的游记展现了西方学者的探险精神，而回到历史中，究竟是西方学者首先来到中国，还是中国士人率先进入西方世界？历史版本中的唐玄奘决不同于文学版本中的唐僧，他踏遍数万里征程的勇往直前，他几十年如一日不得真经誓不回的坚忍，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彰显的不正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探险精神吗？本报记者雷岩平西安晚报记者朱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