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韩日三国佛教文化交流及影响

　　中国与朝韩日三国佛教文化交流及影响

　　陆芸

　　朝鲜，韩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很早它们就和中国发生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联系，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就是其中之一。早期中国佛教在汲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有些佛教宗派后来传播到朝鲜、韩国、日本，但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照搬、全盘接受，它们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愉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结合后，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一

　　公元前1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佛教最早传入的国家是高句丽,372年，当时前秦苻坚派使者送给高句丽小兽林王佛经和佛像，小兽林王也遣使答谢。这可视为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标志，佛教传入百济、新罗的时间稍晚于高句丽,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百济和高句丽后，派出大批僧人来中国求法和巡礼，回国时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文物，在国内开山授徒，形成了“五教九山”。“五教”是5种佛教宗派，即涅槃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的是教禅宗的9个派别。当时中国与新罗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时还进行争论。

　　继新罗王朝的高丽王朝时代，中国与高丽的僧人继续互访、文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丽僧谛观、义通和义天。唐会昌灭佛，加上唐末战乱，中国大且佛教经典被毁或散佚，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门派天台宗和华严宗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960年高丽僧谛观携《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经典来到浙江螺溪定慈院，师从义寂，将从高丽带来的天台宗教典“悉付于师教门”，从而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功不可没。谛观在就学期间，曾写了《天台四教仪》一文，对天台宗的教义进行了高度概括。高丽僧义通（927--988年）由海路来华学习佛法、学成后想回国被钱惟治（吴越王钱椒之子一）挽留，于是留在中国宣扬天台宗教义，后圆寂于中国，葬于宁波阿育王寺西北，被尊为天台第16祖。高丽王子义天《1055一1101年》率弟子寿介搭乘海船入华求佛，后师丛华严宗的净源法师，义天学成回高丽后，不仅保持着与净源法师的联系，将青纸金书晋译《华严经》300部和建经阁之资带给净源法师，在净源法师圆寂后还派弟子寿介前往杭州祭奠，并带去黄金宝塔一座。而且，义天也在高丽大力宣扬天台宗的教义，创立了高丽天台宗。他从辽、宋、日本等地收集了4000余卷佛经，编出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并按这个总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续藏》。《高丽大藏经续藏》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6一7世纪，新罗出现了花郎团组织，就是在良家子弟中挑选容貌端庄的女子为原花，有德行的男子为花郎，组成青少年团体。后来花郎被认为是“弥勒净士”，变成一个既是宗教、又是政治性的组织，在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高丽王朝中期后，禅宗特别是曹溪宗在朝鲜半岛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知讷(1157一1210年）。他对中国南宗禅分为五家七宗，主张“以心传心，教外别传”很有看法，他系统地阐述禅宗理论，对中国的禅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教是世尊口授，禅是世尊心禅，世尊之心口当无异，因而教禅同出一源，相辅相成。这种看法与稍前的义天有异曲同工之处，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二者各有偏执，他提出了“兼修“的主张，以教宗为主，融合禅宗。继知呐之后，曹溪宗的第二祖慈堪更主张弘法与护国结合起来，认为弘法与护国是统一的；把尧风舜日与禅风佛日相提并论，表明了儒佛融合的倾向。还有，唯识宗五代后在中国衰落了，可是在高丽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朝鲜半岛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之处。

　　二

　　佛教最早传到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是552年百济王遣使赠送金铜佛像、经论及幡盖等物。但佛教在日本真正得到传播，要归功于圣德太子（572 - 622年），他曾跟随高句丽僧人慈慈学习佛法，著有《三经义疏》。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宗派都传到了日本，如三论、成实、俱舍、法相、律、华严，这些被称为“南都六宗”。三论宗是高句丽僧人慧灌传到日本的；法相宗是日本僧人道昭传入的，他曾入唐跟随玄类学习，回国后创立了法相唯识宗。律宗真正传入日本则要归功于中国僧人鉴真，他于754年来到日本，在东大寺大佛殿前设立戒坛，为圣武太上天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440多人受戒；从此日本才有了受戒的法式，建立起戒坛，律宗由此而盛。华严宗是中国僧人道漩和新罗僧人审祥共同传入的，道漩带去了《华严经》的章疏，审祥到日本讲解《华严经》3年。到日本平安朝时代(794一1184年），上述的“南都六宗”都衰落下去了，日本夭台宗、真言宗相继兴起。

　　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是最澄(767-822年），他和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都随第18次遣唐使船来中国，最澄等搭乘的第二艘船在宁波靠岸，空海搭乘的第一艘船则漂泊到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他们在中国系统地学习了佛教经典，最澄首先去天台山学习天台宗教法，回日本前到宁波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受坛法，从海路回国后，最澄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引进了《梵网经》的大乘戒，吸收了真言密教和禅宗的一些思想，和中国的天台宗并不一致。最澄之后，日本天台宗更进，步向密教倾斜。日本僧人空海（774-835年）则创立了日本真言宗，他在中国周游群山，遍访名师，806年回国时携带的百部佛教经典中属于密教的居多。真言宗本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发展成宗，但自宋而衰，空海将此教传日，盛行至今。

　　禅宗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日世纪，但真正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是建立日本临济禅的荣西（1141一1215年），他曾于1168年、1187年两次乘船到宁波，去天台山、天童寺、阿育王寺取经，回国时带回了天台宗、禅宗的经典和茶籽。荣西的弟子明全和道元在师父逝世后，也来到宁波天童寺学习，明全不幸在天童寺圆寂，道元学成回国后成为日本佛教曹洞禅的开业祖师，至今曹洞禅的大本山永平寺仍将宁波的天童寺视为祖庭。如今临济禅和曹洞禅是日本禅宗的两大流派。自荣西、道元以后，中国的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祥宗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日本镶仓时代（1192一1333年）,日本禅宗本身又分了许多派别扩有24家之多。

　　早期日本佛教融合佛教和神道的倾向十分明显，例如《续日本纪》曾记载，圣武天皇(724一749）发愿建卢舍那大佛时，梦见字佐八蟠神率天地众神来协助，暗示了圣武天皇要融合神佛的愿望。当时佛教与日本政治关系十分密切。政教不分，僧人不仅可以自由传教，而且具有准官僚身份，未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兴起后，逐渐形成了以信仰为中心的教团，它们的仪式中带有咒术、祈祷的特征如息灾法、请雨经法、延命法等，这和日本民族传统的信仰仪式暗合，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需要，也是日本佛教出现世俗化倾向的一种具体表现。日本的禅宗和中国的禅宗也有一些不同，中国禅宗比较侧重理论，日本禅宗则是主实的，主张将禅的精神实际运用到绘画、建筑、茶道等领域，还要护国，例如荣西的《兴禅护国论》，第二门就是“镇护国家门”，这是日本禅宗的特色之一。

　　三

　　从上述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输出一方，早期朝鲜半岛的许多佛教宗派由来华僧人学成回国后创立的：日本的佛教宗派由中国僧人、朝鲜半岛僧人和日本僧人共同传入，来源更加广泛。

　　总的说来，中国佛教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巨大，但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照搬，它们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也有一些创新之处，甚至有些思想反过来影响到中国佛教，例如新罗僧人元晓对中国华严宗思想的影响等。而且，佛教文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宗教领域，它对经济、文化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僧人们去朝鲜半岛、日本时大都携带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这对中国造纸、印刷术的东传不无影响。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因此传入日本；中国唐宋时期的画像风格对日本的肖像画也曾产生了写实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天竺式”和“唐式”健筑技术在日本的佛殿建造中影响巨大，例如日本山城的兴圣寺，它是由日本曹洞宗的始祖道元完全仿造宁波天童寺的风格建造的。

　　此外，中国的茶叶和茶道也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日本僧人荣西将中国天台山华顶云雾茶籽带回日本，种植在九州肥前的背振山，后来他又把此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此茶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本茶”。荣西还根据中国《太平御览》有关茶的记载自己在宁波天台山茶区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他也因此被日本人尊为日本的茶祖。现在又有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的茶叶也是由中国天台山区域传入的，据韩国的《三国史记》记载，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入唐学习的新罗遣唐使大廉获赠茶籽而归，这是中国茶最早传入韩国的记载。高丽王子义天在中国学习佛教时，也曾获得宋廷和师友茶叶的赠予，例如宋廷赐予他“龙凤茶”，净源赠予他“律溪腊茗”、“天天童山茗”、早在1982年，韩国庆尚大学林业系的金在生教授在《关于韩国传统文化民俗植物学的研究》一文中，就认为大廉获赠的茶籽原产于浙江天台山。最近，在浙江大学攻读茶学博士的韩国留学生李恩京用生物遗传学和比较形态学的方法，对韩国双溪寺茶和浙江天台茶、杭州西湖龙并茶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茶树的外表形态如性状结构、叶片形状和对生数等方面，还是从茶籽和花粉的显微结构和遗传性方面，三者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和相似，进一步证明了韩国茶起源于浙江天台山地区。

　　来源：《福建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