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面结构看十方普觉寺的历史——文物建筑踏查报告

　　从平面结构看十方普觉寺的历史——文物建筑踏查报告

　　十方普觉寺概况

　　十方普觉寺是北京西山的一座古刹，准确的说，应该叫寿安山的十方普觉寺。寿安山在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里又叫聚宝山，俗名荷叶山，为西山余脉，十方普觉寺就座落在它的南坡，因此明人称之为寿安禅林。2006年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记载

　　目前，我们公认十方普觉寺创建于唐代，时称兜率寺。入元以后改叫昭孝寺，又名洪庆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称十方普觉寺，以卧佛而闻名于世，故俗称卧佛寺，又称黄叶寺。根据《钦定四库全书》的《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中的十方普觉寺碑文记载：

　　“西山寿安有唐时古刹，以窣堵坡为门，泉石清幽层岸夹峙乃入山第一胜境。寺在唐名兜率，后曰昭孝，曰洪庆，曰永安……”；

　　《畿辅通志》中记载：

　　“寿安寺，在宛平系寿安山，本唐兜率寺，殿前有二娑罗树，相传来自西域，元至治元年建，中有卧佛二，亦名卧佛寺”；

　　《春明梦馀录》里也有相关记录：

　　“唐兜率寺，今明永安，俗呼卧佛寺。殿前娑罗树来自西域，唐建寺时所植，今大三围，高参天。”①

　　可见十方普觉寺极有可能是始建于唐代的——但只是可能而已。目前还未找到十分确切的唐代的关于兜率寺的记载，《钦定四库全书》的《六艺之一录 卷一百八》中提到：“唐兜率寺碑，在东龛寺废而碑存，碑字不可辨。”碑字不可辨，可能性在大，即使是99.9%，从相关记载上也不能断定十方普觉寺100%是始建于唐朝的。

　　十方普觉寺的平面结构

　　从平面结构上观察，十方普觉寺的布局有唐宋时代的伽蓝七堂制度的遗迹，这在北京寺庙中是不多见的。

　　十方普觉寺是坐北朝南，一带山屏障似的围住寺的北面，所以寺后有一部分渐高，一直上了山脚。在最前面一条柏荫夹道的前头是寺的第一道牌楼。梁思成在《平郊建筑杂录》写道：“当初这牌楼是什么模样，我们大概还能想象，前人做的事虽不一定都比我们强，却是关于这牌楼大概无论如何他们要比我们大方得多。现在的这座只说他不顺眼已算十分客气，不知哪一位和尚化来的酸缘，在破碎的基上，竖了四根小柱子，上面横钉了几块板，就叫它做牌楼。这算是经济萎衰的直接表现，还是宗教力渐弱的间接表现？一时我还不能答复。”但现在牌楼虽说算不上建得多好，也总不至于像梁思成说的那么差，显然现在的牌楼是梁思成考察之后重修的。

　　顺着两行古柏的马道上去，看见的是另外的一座鲜明的琉璃牌楼。汉白玉的须弥座，三个汉白玉的圆门洞，黄绿琉璃的柱子，横额，斗拱，檐瓦。《平郊建筑杂录》中曾提到一个建筑师的自言自语：“那是干嘉间的作法”。而《日下旧闻考》所记寺前为门的如来宝塔，现已不知去向。

　　从琉璃牌楼进入，面前是一座白石桥，架在半月形的“放生池”上，所谓“放生池”，就是说里面的鱼都是“放”的。佛寺前的池本是佛寺的一部分，池上有桥，现在处处可见，来由不见得十分古远。（在许多寺池上，没有桥的占多数。）池的半月形也是个较近的做法。（古代的池大半都是方的。）池的用途多是放生，养鱼。

　　过了桥便是山门。山门是佛寺的正大门，因佛寺常修建于多山、风景优美之处，故有山门之称。山门之外、左右两旁是钟鼓楼，看似很新，显然修过。

　　由山门入内，迎面是一座天王殿，即前殿，里面东西两边供的是四天王，就是四大金刚，中间南面是一座弥勒佛像，北面是韦驮像。

　　天王殿后面是十方普觉寺的正殿（俗谓大殿，即大雄宝殿）——三世佛殿，共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三世佛殿本来有一贞观年间的旃檀卧佛，到了乾隆年间就不知去向了。三世佛殿用料最精，尺度最大，地位最显，使整座佛寺的高潮。

　　从天王殿到三世佛殿之间的道路两侧，有两座配殿。其尺度相对较小，有烘托、陪衬的作用。

　　三世佛殿后是卧佛殿，铜铸的卧佛就在卧佛殿内，应为元英宗硕德八剌时所造，此事见于《元史·英宗本纪》。延佑七年（1320年）硕德八剌即位，第二年，至治元年的春天便“……诏建大刹于京西寿安山”，对兜率寺进行扩建。十二月又冶铜五十万斤，铸卧佛像。卧佛铸造得非常成功，一臂平伸，一臂曲肱而枕，神态安详，表现了佛教艺术中净化、浑朴、肃穆的风格，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旃檀卧佛不知所踪以前，卧佛寺一直以此二佛并着于世。《游业》说：

　　“寿安寺……后殿卧佛一，又后小殿更置卧佛一，俗遂称卧佛寺。”；

　　《长安可游记》也说：

　　“我佛凡二，一香檀像，唐贞观年造，一铜像，宪宗皇帝时造，寺僧云。”②

　　此外，前文提到的《畿辅通志》中也有“中有卧佛二”的说法。看来三世佛殿与卧佛殿内原来各有一卧佛应属事实。

　　卧佛殿后有一座小型博物馆，虽是博物馆，却无真品，只有一些各个卧佛寺的佛像图片供人观赏。这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是没有提到的，应该是梁思成考察之后所建。

　　从前面牌楼一直到后殿，这一纵向空间的建筑序列是主要建筑，都是建立在一条南北中线上的。这个在寺的平面上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由山门之左右，有游廊分别向东、西，再折而向北，其间虽有方丈客室和正殿的东西配殿，但是一气连接，直到最后面又折回中轴线，回到后殿左右。这一周的廊形成一个大长方形。据梁思成的《平郊建筑杂录》记载：“东西（连山门和后殿算上）十九间，南北（连方丈配殿算上）四十间。中间虽有天王殿、三世佛殿和卧佛殿，却不像普通的庙殿将全寺用‘四合头’式前后分成几进，这是少有的。”现在十方普觉寺中院除去最后的后殿外，前面各堂为数适七，虽不敢说这是七堂之例，但也可以看出一点这种制度的特点。

　　这种平面布置在唐宋时代很是平常，敦煌画壁里的伽蓝都是如此布置。在北京一带这是唯一一处唐式平面了。

　　但从立面（外观）和断面（内部结构）来看，十方普觉寺各部殿宇（单体建筑）都是清式中极规矩的结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斗拱小且多。这应该是清代重修的结果。

　　中国佛寺的主要平面特征

　　中国佛寺在平面布局上受中国传统宫殿和民居的影响很大，十方普觉寺的这种平面布局，当然也来源于传统宫殿、民居的结构。根据中国的营造法则，一般把主题建筑设于南北中轴线上，次题建筑安排在东西两侧，对称布置，起烘托作用。中国佛寺的空间安排完全因袭了这一例程。

　　敦煌壁画中反映：北朝到隋唐，佛寺大都是“廊院”的形式。所谓“廊院”就是指以廊子围成院落，院落中造主体建筑。“廊院”的历史比四合院还要早，其出现可追溯到商朝。汉代建筑仍用“廊院”制度，当时的大住宅采用“廊院”制。唐代的慈恩寺也是采用这种“廊院”制的。明清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为增加住宅院落的使用面积，廊屋基本消失，取代它的是配殿加红墙。而明清的佛寺中也未闻有采用“廊院”制者，院落四面都建有屋堂。

　　隋——唐——宋时期，是中国佛教建筑的繁荣时期，这时中国的佛教建筑已不同于“以佛塔为中心”的印度佛寺，此时“塔”已偏于一侧，整个佛寺以殿为中心，采用轴线一院落的布局方式，全寺建筑沿轴线纵深铺开，形成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联的空间组合。

　　“伽蓝七堂制”形成于宋代，所谓“伽蓝”就是“僧园”之意。“伽蓝七堂”的布局同我国传统四合院布局几乎完全一致，从此成为我国佛寺建筑的固有标准。佛教的每个宗派的“七堂”都有所不同，后世大都沿用禅宗的七堂之制，即佛寺必备山门、佛殿、法堂、方丈、僧堂、浴室、东司（厕所）七堂，到明清时期演变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法堂、罗汉堂、观音殿七堂。

　　然而问题也从此出现了，“伽蓝七堂制”的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唐代的仍有许多佛寺是采用“廊院”制的，廊屋尚未完全被配殿、红墙所取代。到明清廊屋才基本消失。十方普觉寺已经有配殿，在平面布局上显然已经超过了廊院时期，因此，从平面布局中得到的证据不能排除十方普觉寺初建于唐之后的可能。

　　此外，对于殿前两颗婆罗宝树的研究也会对十方普觉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两棵树不同于一般的起装饰或美化环境作用的树，它们是专为建寺所植的。一般的树，可能在建寺前很早就有，也可能是建寺后很长时间才栽的。但两棵婆罗宝树的植树时间应该不会和建寺时间相差太远。但这种研究方法不易实现，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这两棵树并把他们锯开数横截面上的年轮数③。

　　研究意义和总结

　　中国现存的传统建筑，以明清建筑居多，唐宋建筑除了几座佛寺，几乎没有剩下遗址以外的东西。我们推测十方普觉寺很可能是唐代佛寺，甚至默认它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但由于证据还不是非常充分，因此有待继续研究。作为北京唯一一处留有唐代建筑特征的佛寺，十方普觉寺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它在我国传统建筑、我国佛教发展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本人为初学者，对其了解也只是略识皮毛，对前人的研究提出一些疑点。对发现的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在今后深入学习过程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平郊建筑杂录》，《梁思成全集》第一卷　第294~296页

　　2. 王彬《北京卧佛寺》，《北京史苑》第二辑　第322~324页

　　3. 《钦定四库全书》，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图书检索

　　4.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第60页

　　5. 胡辞、王青《中国传统佛寺与道观选址布局比较》，来自中国期刊网

　　注释：

　　①对《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畿辅通志》、《春明梦馀录》的引用均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图书——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游业》、《长安可游记》中的语句均引用自王彬的《北京卧佛寺》

　　③笔者对植物学的了解尚停留在基础植物学水平，不敢多用植物学方面的证据来研究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