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

　　唃厮啰遗城“雍仲卡尔”考释①

　　作者： 洲塔 樊秋丽

　　①（注：本文是夏河县人民政府立项课题《拉卜楞文化系列丛书》之一。）

　　［摘要］“雍仲卡尔”是雍仲城的藏语音译，位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甘加乡境内，当地居民亦称为“八角城”。据笔者实地调查及对相关汉藏史料的研究发现，“雍仲卡尔”为唃厮啰统治河湟时期所建城堡，后西夏政权退守河湟地区时曾长期据守。文章通过对“雍仲卡尔”的考释，不仅勾勒了唃厮啰社会发展、宗教信仰等基本轮廓，也为雍仲卡尔古城进行旅游开发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文化背景。

　　［关键词］ 河湟地区；雍仲卡尔；唃厮啰；苯教

　　［中图分类号］K878=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1－0077－07

　　“雍仲卡尔”，意为“卍”城，逆时针方向之“卍”在苯教经典中称“雍仲”，意为永恒；“卡尔”意为城。藏文史料中以及现当地藏族居民都称此遗城为“雍仲卡尔”，有汉族等群众因古城形状而称其为八角城。

　　雍仲卡尔位于夏河县甘加乡偏东央曲与央拉两河交汇的台地上，扼甘青交通之要冲，对面是甘南地区著名的苯教寺院——佐海寺。遗城周长2193．4米，占地面积为20万平方米②（注：为甘南夏河县文化局实地测量数据。）。城外有护城河，护城壕，还有外廓，南门之外另有外城。从建筑设计上看，城廓虽大，但其城墙曲线多、棱角多，整体呈“卍”形状，每一角都在一弓弩的射程之内，易守难攻。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有古代弃耕的层层梯田。

　　由于雍仲卡尔遗城保存完好，地理位置特殊，城堡形状独特，早就引起当地政府部门以及部分学者的关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仅根据1964年的社教材料中对甘加乡历史沿革的叙述——“甘加地区秦汉时为西羌地。西汉设白石县，其县治可能就在今八角城”③（注：中共甘肃省委牧区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印：《夏河县甘加乡社会调杏情况》，1964年12月，第4页。），即认为雍仲卡尔是汉时白石县。这种社教材料既非正式出版物，又非经严格考证认定的政府文件，其资料分析基本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但是社教材料中定位不准、如此随意的说法，却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这样不但将后来的研究者带入误区，也给当地政府对雍仲城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内涵定位上造成了误导。有鉴于此，夏河县把开发雍仲卡尔作为一个课题，委托笔者对雍仲卡尔的基本文化背景进行详细考证。自2005年以来，笔者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和对当地百姓以及佐海寺僧众的访谈，结合二十五史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当地的古藏文史料，经过详细考证，推定此古城为唃厮啰时期所建，距今已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为唃厮啰经营河湟地区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关于雍仲卡尔的几种说法

　　2、汉置白石县之说 学术界的某些学者未经详细考察和论证，却坚持认为雍仲卡尔为汉置白石县遗址，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误导。

　　据调查考证，雍仲卡尔之汉语“八角城”、“白石崖”之名，系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先后远从榆中延请的几位菜农，根据其城形，起名为八角城；根据古城所建之山崖的颜色，又称之为白石崖。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与汉置白石县并无瓜葛。虽汉文史籍《汉书》和《后汉书》中均有“白石县”一词，但该白石县并非此地。《汉书》卷28下，志第8下：“金城郡，……县十三，……榆中，袍罕，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袍罕入河”①（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一部》［Z］，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2页。）；《后汉书》卷113，志第23中载：“陇西郡秦置……白石故属金城。”②（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二部》，第1390页。）据此，我们只能看出白石县初属金城郡，后又归陇西郡辖区。关于其地理位置，仅在《汉书》中提到陇西郡内有白石山：“陇西郡，……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③（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一部》，第532页。）由白石县先后归金城郡和陇西郡，而陇西郡内确有白石山，可推测汉置白石县有依山而命名的可能，但离甘加地区相距甚远。另据最权威的商务印书馆所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释义：“白石县，汉置。晋省。故城在今甘肃导河县西南。南齐置。今陕西南郑县地。后魏置。以白石水为名。宋省。故治在今四川通江县东北。后魏置。西魏改为同谷。即今甘肃成县置。唐析太末县置。寻省。其地在今浙江龙游县南三十五里白石山麓。”④（注：臧励禾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第248页。）由此可见，历史上所有关于白石县的设置均与甘加地区没有任何关系。虽导河县（即今甘肃省临夏市）在汉代亦为羌地，但历史上其西南并未设置过所谓的白石县，不能以此推定今雍仲卡尔为白石县遗址。

　　首先，汉代甘加所在地为史书所称“西羌”（为安多藏族先民）地区。汉代中央政权在与匈奴长期征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广泛游牧于祁连山南北、河湟地区的羌人发生战争，因其与匈奴一样从事游牧生产方式，与汉地“习俗既异，言语不通”⑤（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二部》，第1311页。），故向来以“独尊天下”自居的中原王室自然把羌人作为荒蛮之人加以驱逐，侵占其游牧世居的领地。西汉与匈奴或战或和，同时在河湟战场上与诸羌你来我往，如“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⑥（注：同上。）。当时汉王室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防止匈奴寇边，史书上所载在羌地设立的县制，也是有名无实，因此更谈不上汉朝可以在甘加建造如此规模的城池。

　　其次，从雍仲卡尔的建筑风格上看，该遗址整体就如一个巨大的“卍”符号，显然为一笃信苯教的民族政权所建。而将近2000年前的汉代河湟地区，还是诸羌（即不同氏族和部落）混杂游牧之地，逐水草而居，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其没有建筑城池的必要。

　　最后，确有当地群众称雍仲卡尔为“白石崖”，但不能仅从字面上断定其为汉代所设白石县。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峨堡镇也有白石崖村，难道是汉代的白石县?研究者应详加考证。

　　2、西夏建城说 当地民间有称雍仲卡尔为木雅西夏政权退居河湟地区时所建。此说有两方面不合史实。

　　其一，据藏文史料《雍仲佐海寺志》载：“佐海寺创建于藏历第一饶迥之土龙年，即公元1028年。与此同时，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即唃厮啰——笔者注）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⑦（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手抄孤本），未刻木刻版，记述了从建寺至清代该寺院的发展状况。）而西夏建国于1038年。到公元12世纪，西夏势力才真正渗透进河湟地区，并在此长期驻牧生活。而雍仲卡尔早在西夏势力进入河湟地区的前100多年已经建造，只因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本出自青海果洛及川北、甘南的吐蕃之“冬氏”部族①（注：详见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M］，第四编，第一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因此在其返回故地长期驻牧，必然给当地居民造成建政筑城的假象。

　　其二，雍仲卡尔无论从名称还是建筑风格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苯教文化色彩，而西夏自发展之初就极为重视佛教。②（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十六部》，第11483页。）河西由西夏直接统治近200年，佛教文化甚是兴旺，修复或新建了大云寺、清应寺、鸠摩罗什寺、亥母洞寺、天梯山石窟寺、白塔寺、百灵寺等数十座寺院。西夏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帝派人到西藏，奉请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播教义，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布携带佛经、佛像和法器至西夏，经过凉州时，格西藏布设道场，宣讲教义，弘扬佛法。后到西夏国都（今银川）弘法布道，被仁孝帝尊为上师。西夏尊崇佛教由此可见一斑，因而不可能在甘加地区建一苯教色彩浓厚的城池。

　　3、唃厮啰与西夏共建说 正如《雍仲佐海寺志》中所载的“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因此以佐海寺僧众为主认可雍仲城为唃厮啰与西夏王一起建造之观点。“宗喀王”为藏史中对唃厮啰的称呼。唃厮啰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被带至河州，河湟一带的吐蕃诸部便在王室后裔的号召力下逐渐开始统一，从而在河湟地区形成一新的吐蕃政权，存在将近100年的时间。而雍仲卡尔正是在唃厮啰政权发展早期的1029年所建，符合一个政权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中构筑城池作为军事防守和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一般规律。

　　藏文中称西夏国为“木雅噶”，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为藏语中称为“木雅冬”的“冬氏”氏族之一。其原始住地为雪域四水六岗之木雅饶岗山脉一带广大地区，即今黄河上游之大部分地区。冬（董、东）氏氏族又为十八大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组成，它不仅与吐蕃有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而且语言上共操藏语，兼用藏文，风俗类同。1038年党项氏联合周边民族，建立西夏政权，称雄中国西北，包括宁夏、甘肃大部、内蒙西北部、川西北及青海南北大片土地。在甘加地区，西夏人不仅积极地从事着游牧经济活动，还成为了当地最大苯教寺院——佐海寺的最大施主，“历代木雅冬氏王作过常驻施主”③（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并且，据记载，西夏第六代王嘉郭曾在雍仲卡尔长期驻跸，雍仲城周边的大片良田大概也是西夏政权在此长期发展过程中开垦的。因而，《雍仲佐海寺志》里从宗教的角度把它最大的两位施主——唃厮啰和西夏王，作为雍仲卡尔的共同建造者。

　　此种说法并不准确，客观上突出了西夏与唃厮啰在民族性上的同根同源，但因为忽视了唃厮啰和西夏两个政权在甘加地区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从而掩盖了雍仲卡尔的真正建造者。

　　二、雍仲卡尔建城年代考述

　　目前，从相关汉文史料很难找到关于雍仲卡尔的蛛丝马迹。《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符二年六月记事，唃厮啰手下名将青宜结鬼章之孙边厮波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标四城降宋”④（注：《续资治通鉴长编》［Z］（第二十册）卷511，元符二年六月记事，北京：中华书局，第12171页。），其所辖地“西至黄河，北至克鲁克、丹巴国，南至隆科尔结一带，东至庸咙城、额勒济格城。当标城甚有部族人户，至斯丹南一带”。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十册）卷513，元符二年七月丙寅记事，第12202页。）边厮波结所献四城与藏语“雍仲”的音译相距甚远，并与雍仲卡尔皆无关联。仅边厮波结辖地之东界“庸咙城”与“雍仲城”的发音类似，实难作为研究资料和证据。而转入藏文史料，则柳暗花明。

　　甘加所在河湟地区，历来为藏族部落的游牧之地，因此对当地社会发展状况，各类藏文史籍中多有记载，尤其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些古藏文资料，为研究河湟藏区历史的绝佳文本。据堪钦·根敦丹贝尼玛所撰的《阿柔部落·远古史》载：距今3000—1500年前，多麦中部黄河上游，包括黑水流域、大通河流域、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为华锐部落与党项部落混杂游牧之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诸羌（蕃）后，从卫藏拉萨拉堆洛地方派遣了一个名叫江察·丹巴雅杰的将军，与其子卓擦·丹巴西合多副将统领多麦的这些地区。①（注：堪钦·根敦丹贝尼玛：《阿柔部落·远古史》（孤本），该书为编年体史书，成书于元代。）另据嘉萨格西所著的《热贡宗谱》中记载，632年，为了戍边守土，松赞干布先后派噶尔·东赞宇松、角茹·尖参玉贡、东征钦派大元帅霍·格勒更炯、马兵总帅旺赞桑华勒、尚拉勒恐热、象雄大元帅琼布·奔松泽等9人分别至汉藏交界的秦岭一带戍边，其中噶尔·东赞为主帅，驻扎在青海湖附近，其部族之后裔至今尚在甘加附近一带。②（注：嘉萨格西：《热贡宗谱》（木刻版），成书于明初。）（甘加隔道山梁即为瓜什则乡，整个乡为一个大部落，即为噶氏戍边军人的后裔，历史上与甘加乡同属热贡地区。）吐蕃宇擦将军也曾驻守巴燕（现化隆地区）并接管过甘加、卡加等地。公元10世纪，唃厮啰部固守今整个安多藏区，其活动范围在一江四河（即白龙江、黄河、湟水、洮河、大夏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至元代，据有关藏文史料记载，有一名为拉杰巴·多代本的人管辖此地，且此人还可行医看病。另据吉迈特却所著的《隆务寺志》记载：元时在噶曲（治今临夏）设朵甘斯元帅府，委任萨迦派大官人宗哲仁钦全权管理整个安多藏区政教事务。③（注：吉迈特却：《隆务寺志》（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年。）

　　上述藏文史料表明，直至元朝，中央政权才真正在河湟地区设置管理机构。雍仲卡尔所在之甘加地区在史书上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吐蕃王朝末年，据藏文史书《郭芒寺志》（木刻版）记载：甘加部落是卡加措周（即甘加六部）之一，约在841年，吐蕃派驻唐蕃边界镇守的宇擦将军后裔中，有个叫做朝尔甲者最早涉足此地。此后雅斯尔囊索（雅斯尔即今循化之藏语古地名，囊索即内政官）的侍从才秀与勒秀兄弟俩在此驻牧。④（注：《文都寺志》也有相似记载。可参帏巴·嘉样智华：《文都寺志》（木刻版），成书于民国时期。）这是甘加六部之祖，随后繁衍成甘加部落。后来陆续从其他地方徙来部分牧户和部族游牧于此。⑤（注：《郭芒寺志》（木刻版），寺志中记载寺院状况之资料均为明清以前，故考证概成书于明清之际。）

　　由此可知，甘加地区在841年始有人涉足，在此游牧之人充分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牧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1世纪初，这里已人丁兴旺，“有农牧民数千户，一派繁荣景象”⑥（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为吐蕃唃厮啰政权在此建筑城池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雍仲卡尔与其对面的佐海寺仅一河之隔。据《雍仲佐海寺志》记载：佐海寺创建于藏历第一饶迥之土龙年，即1028年，而雍仲卡尔的建立与此同时，且寺志中称其为“宗喀王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据藏文史籍《文都寺志》载：藏历第一个饶迥的土龙年（1028），雍仲城为吐蕃河湟首领唃厮啰之部将筑成据守。⑦（注：帏巴·嘉样智华：《文都寺志》（木刻版），成书于民国时期。）显然，雍仲卡尔的真正建立年代正是在唃厮啰统治河湟地区时期。

　　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宋史》（卷492，列传第250，外国8）吐蕃传云“唃厮啰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筏逋尤赞普也，羌语讹为篯逋。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哕貌奇伟，挈以归，……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⑧（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十六部》，第11485页。）有关唃厮啰的记载，汉文史书大体一致，但笔者通过与藏文史料相对照，认为汉文典籍中由于音译不准，加之后人未加考释等对唃厮啰之名称释义及出生地等均记述有误。“唃厮啰”即王子之意，“犹中国之天子也”，因此唃厮啰为吐蕃人，并且“绪出赞普之后”，为吐蕃王室之后裔。吐蕃末代赞普达玛被弑后，王朝四分五裂，时达玛长妃有子永丹，次妃生子俄松，母党各自挟持无知幼童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进行激烈斗争，继而引发混战和奴隶平民起义，王室成员四处逃窜。其中俄松的儿子贝考赞的长妃子吉德尼玛贡到了阿里，其子一支发展为古格王系，一支发展为拉达克王系；次妃子扎西则巴贝及其后人则在拉堆、安多、雅隆等地繁衍。其中扎西则巴贝的次子沃德有子帕巴德赛、赤德、赤琼、娘德四人，而“赤德之后裔为东方宗喀王、京俄顿钦等，即现尚住于朵麦之诸赞普是也”。①（注：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此说在清代名著《安多政教史》中也有记载。参见智观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根据这些记载，唃厮啰可能就是俄松这一支王室的后裔。正由于此，当时河湟吐蕃豪酋李立遵才得以“挟赞普以统诸部”。

　　而关于唃厮啰的出生地，汉文史籍中“高昌”之说显然不合事实也不合情理。据《佛教前宏时期历代吐蕃王族史考释》一书记载：“赤南木得温赞普出生于阿里芒域郭仓朵地方。”②（注：康噶尔·慈诚噶桑：《佛教前宏时期历代吐蕃王族史考释》（木刻版），西藏历史档案资料。）即现在西藏阿里的噶尔县所在地。

　　唃厮啰被带至河州时年仅12岁，时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先后被当地吐蕃豪酋耸昌厮均、李立遵、温逋奇控制。他们借赞普名号，使吐蕃诸部纷纷依附，势力进一步壮大，河湟地区诸部统一。1032年，野心勃勃的温逋奇发动了叛乱，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脱险逃出后，利用赞普身份，集结各地兵马，平息了叛乱，然后迁居青唐城（今西宁），方结束了受制于人的政治困境，势力大增。自此，河湟地区由各部互不统属进入了相对统一和稳定发展了将近百年时间的吐蕃唃厮啰政权时期。

　　唃厮啰政权活动范围，根据藏汉文史料记载和实地调查，主要在河湟一带。唃厮啰所辖范围主要是一江四河流域，即白龙江流域的下迭一带和黄河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湟水流域的广大藏区。湟水流域的辖地有今青海湟源、湟中、平安及青唐（治今西宁）（上述四地历史上藏语统称为宗喀，这一带的人称之为宗曲喀巴）。黄河流域的辖地有今青海之赤噶（治今青海贵德）、尖扎、热贡（治今青海同仁）及今甘南的碌曲、玛曲、桑曲和噶曲（治今临夏）、巴钦（治今积石山一带）、巴松（治今康乐县）、吉戛卡尔（治今和政县）。洮河流域的辖区有岷州、临洮及会川一带广大地区。

　　唃厮啰在河湟地区经营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方面是基于此地千百年来为羌藏游牧之地，在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啰统领诸部后，部落战争消失，当地人民获得了更加宽松的生存环境，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唃厮啰政权在建立初期即面临西夏往河湟地区扩张，而内地之北宋王朝又对其虎视眈眈，但唃厮啰地方政权的实力堪与西夏、北宋相持，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切离不开其首领唃厮啰掌权后采取的一些切合实际的内政外交。对外，起初加强与宋廷的联系，抵御西夏，使其雄立于河湟地区；后期又联合西夏，抗击宋军出尔反尔对河湟地区的入侵。对内，除发展经济、订立规章制度等外，尤其注重筑城建寺，一方面巩固和发展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另一方面也是军事防守的堡垒。这些城池所选择的地理位置类似，建筑风格相同，至今此类古城遗址仍存在于唃厮啰频繁活动的青唐、积石、河州、甘加等地。

　　据考证，唃厮啰早期曾先后扩建并修筑五城。除雍仲城外，其余四城分别为吉唐卡尔（即青唐城，今西宁城）、碾伯城（今乐都）、巴卫卡尔（即渭源之石堡城）和木雅盖城（现青海祁连县峨堡古城）。唃厮啰于1032年迁居青唐城建立政权后，即在此城兴建宫殿屋宇，作为其政治中心。巴卫卡尔，因地理和交通环境较好，作为驿站和农牧业发展基地而于早期就存在，也是唃厮啰辖地的东部驻防要塞。在唃厮啰至河湟地区后，出于发展势力、扩张地盘的需要新建的城池为碾伯城、木雅盖城和雍仲城。其中，碾伯城因靠近政治中心青唐城而以兵器制造为其突出特点，碾伯城靠近盛产竹子的雅茂塘（治今民和地区），因而便于就近获取原材料制造弓箭；木雅盖城位于祁连山南麓，是防守西夏从河西地区侵入唃厮啰辖地的前沿阵地，城堡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雍仲城，正如前文《文都寺志》中所记载为甘加下部水草丰美之地，适合作为唃厮啰向外发展势力的稳定后方，同时扼甘青交通之要冲，是外敌从东部攻入青唐城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外，苯教文化中的“卍”符号象征“永恒、坚固”，雍仲卡尔采用此建筑形态寓意唃厮啰政权将如日月一样永恒、如磐石一般坚固，同时也体现了唃厮啰时期甘加地区苯教的兴盛。③（注：《拉达克王系》（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则唃厮啰为吐蕃王室之后裔，苯教信仰的传统观念必然深厚，其在河湟地区建立政权后，成为雍仲佐海寺最大的施主即由于此。二则安多地区在当时苯教势力浓厚，直至唃厮啰统治河湟地区时，此地依然为苯教信众之地。据《宋史》吐蕃传载，当时“信咒沮，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①（注：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六史·第十六部》，第11485页。）足见唃厮啰社会中苯教势力之雄厚。因而，唃厮啰时期完全有可能建造一“卍”形之城堡，且以雍仲卡尔命名。

　　综上所述，藏文史籍中明确记载了甘加地区雍仲卡尔之建立年代为1028年，虽处于唃厮啰1032年执掌政权的前四年，但是早在1008年唃厮啰被带至河州始，河湟地区诸部便以“唃厮啰”之号召力而逐渐统一，因此，藏文史籍中雍仲卡尔建于唃厮啰时期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加之唃厮啰政权在河湟地区发展的内外局势所迫而在各处增建城池的史实，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史籍中的记载。且雍仲卡尔的建造风格恰好体现了唃厮啰时期浓厚的苯教色彩，更为建城年代的明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雍仲卡尔之历史作用评析

　　1、战争时期的军事要塞 雍仲城位于甘加乡偏东央曲与央拉两河交汇的台地上，背靠白石崖，整个甘加盆地的地形就像一个斗篷。而“卍”形状的城堡，一方面反映了苯教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城墙曲线多、棱角多，而易守难攻。笔者实地调查过的唃厮啰时期所建城堡，包括前述渭源的石堡城（巴卫卡尔）、祁连的峨堡城（木雅盖城）等基本上都处于山间台地上，雍仲卡尔亦位于台地上。这一点恰与上述几座城堡特点符合。而雍仲城突出的军事要塞地位还体现在它是唃厮啰政治中心青唐城的守护者。若由中原地区进入唃厮啰辖地，自巴卫卡尔（今渭源石堡城）启程至青唐城，沿途第一站途经贡秀卡尔②（注：据笔者实地调查，贡秀卡尔亦为唃厮啰时期所建城堡，位于今夏河县麻当乡境内，筑城的地理位置及遗址形状与雍仲卡尔极为相似，唃厮啰时期主要作为驿站和歇脚之地。）（今夏河县麻当乡境内），第二站至雍仲卡尔，第三站可直达青唐。此线路为从洮岷至青唐的必经之路，雍仲卡尔像沿途其他城池一样可以起到驿站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雍仲卡尔所在之甘加地区为甘青交界，翻过一道山梁即为青海之湟水流域，青唐城近在咫尺。因而雍仲卡尔对整个唃厮啰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

　　2、响厮哆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甘加地区处于大夏河流域，自古以来是羌人游牧的水草丰美之地。《文都寺志》即载“甘加下部（八角城附近地区）是五谷丰登之地，可以发展农业”。雍仲卡尔周围平地、丘陵、台地上古代弃耕的层层梯田遗迹也是明证。而雍仲佐海寺初建之时，附近就已经“有农牧民数千户，一派繁荣景象”，足见此地农牧业发展基础之良好。唃厮啰发展早期，一方面要构筑城池，防止外族入侵；另一方面其政权也会想方设法增强自身实力并扩大之，因此需要一个农牧业经济实力雄厚之地作为扩张领地的基础，而雍仲卡尔附近有充足的水源、丰美的草场、肥沃的农田，是绝佳选择。

　　3、苯教文化的体现 雍仲卡尔的建筑风格既体现了筑城者的苯教信仰，又反映了当时甘加地区的宗教文化状况。雍件卡尔与对面的苯教寺院佐海寺隔河相望，二者共同成为甘加地区的文化中心，虽然雍伸卡尔辉煌不再，但是佐海寺却见证了其近1000年由盛转衰的风雨历程。佐海寺全称为“则秀雍仲广弘寺”，据该寺寺志记载：“创建者为阿里古象雄雍仲迟秀寺法师秀贡迟喜之高足雍仲坚赞，他约生于公元996年，32岁时遵从上师授记，从阿里千里迢迢到多麦甘加创建则秀寺。”③（注：喜饶达哇：《雍仲佐海寺志》。）该寺建造者雍仲坚赞到达甘加的时间恰恰是唃厮啰至河湟地区统一诸部之后，故很有可能雍仲坚赞及其随从由于崇信和仰慕王室后裔的唃厮啰而从阿里千里迢迢陆续到安多地区，在河湟一带广弘教法。另，当时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意希沃开始大力提倡佛教，派人至印度学佛，并迎请阿底峡、修建托林寺、翻译经典等，因此阿里地区的苯教势力有可能受到排挤，为雍仲坚赞至安多地区弘法创造了客观条件。

　　此外，在雍仲卡尔附近有很多土葬墓地，也可证当时苯教之兴盛。因为在苯教思想价值观念中，人离世要归天入土，因此在当时就有土葬和火葬两种方式。土葬的方式是人咽气后，尽快洗理着装，用腰带将尸体捆缚成坐“禅”式，殓入一件藏衣中，置入形同亭子的四面或六面木板围合的棺内，然后延请苯教僧人卜算出殡日期、下葬方位等。最后按照所卜算的时间，请僧人诵经超度，然后将棺木抬往茔地，按选定的墓穴、方位进行下葬。

　　雍仲卡尔正是在如此浓厚的苯教色彩环境中建造的，其风格自然将苯教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小结

　　通过笔者长期实地调查和汉藏史料研究，发现雍仲域是唃厮啰时期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在当时扮演着几种重要角色：一是不同政权问军事冲突的要塞，是同西夏往来的重要通道；二是唃厮啰据守的农牧业发展中心，是其向外扩张的基地；三是整个甘加地区的苯教文化中心。

　　河湟地区类似雍仲城的唃厮啰时期古城遗址不止一处，既可以作为藏族地区进行旅游开发的亮点，更是唃厮啰史专家所应该关注的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洲塔，藏族，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樊秋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8级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20）

　　来源： 中国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