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赳赳武夫到修寺善士：华北民间尉迟敬德形象之嬗变

　　从赳赳武夫到修寺善士：华北民间尉迟敬德形象之嬗变

　　冯金忠

　　[摘要]尉迟敬德为唐初名将、开国元勋，在中国民间以门神形象而为人所知。但在华北各地地方志及民间传说中，许多佛寺都云由尉迟敬德建造或监修。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的佛教寺院都传说与尉迟敬德有关，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它本为唐代匠人尉迟恭韬之讹传，久而久之，尉迟敬德修寺的形象深入人心。其形象的再造是与元明清时期民间对尉迟敬德的造神运动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尉迟敬德晚年凄凉的境遇，热衷于仙道和土木建造的史实以及他出身西域，西域人长于建造的传统，也成为了民间社会塑造故事依凭的资源。

　　[关键词] 华北；佛教寺院；尉迟敬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1—0034—06

　　尉迟敬德为唐初名将、开国元勋，但在民间以门神形象为人所熟知，并被视为铁匠、编织业、孵坊业等行业的祖师爷。史书中以及传世的尉迟敬德的碑刻中并无其崇信佛教、建造佛寺的记载。但中国各地，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地方志及民间传说中，尉迟敬德建寺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的佛教寺院都传说与一人有关，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但尉迟敬德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问题，似乎学界还没有人注意。本文对此试加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根据华北地区地方志、碑刻及民间传说，明确记载由尉迟敬德建造或监修的佛寺有30所。详见下表。

　　由于作者阅力所限，上表所统计的30所佛寺，可能不是华北地区民间传说中尉迟敬德修所修佛寺的全部。但即使通过这不完全的数据，我们已经能看到，在华北民间尉迟敬德修寺的传说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它广泛分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京、津等华北地区各省份。其分布比例大致如下：

　　当然，尉迟敬德修寺并非仅是华北地区的民间传说。除了华北地区外，在全国其他地区，有的佛教寺院也传说为尉迟敬德所修。例如，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顶铁柱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楚雄大姚白塔，据道光《云南通志》记载，“建于唐时，西域番僧所造，尉迟即番僧也。”而道光《大姚县志》则记载得比较含混。“白塔砖有字日：唐尉迟监造，与昆明东、西寺砖塔字同。又日：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虽然《云南通志》和《大姚县志》都云大姚白塔出于一个姓尉迟的吐蕃僧人之手，但该塔为尉迟敬德所修的传说在民间仍很有市场。故清人倪蜕《滇云历年传》专门进行了澄清，“文宗太和元年，丰佑鄯阐建东寺塔，高百五十尺，西寺塔高八十尺，野史大匠尉迟恭韬造。蜕按秦蜀间庙宇，有称尉迟恭韬建者，考其年月，多在大历后，知有大匠尉迟恭韬，非鄂国公也。”

　　在倪蜕看来，云南三塔所传说的尉迟敬德所修，实际上应是尉迟恭韬之讹传。尉迟敬德，本名尉迟恭，后以字行。尉迟恭与尉迟恭韬，词形相近，很易混淆。在民间尉迟敬德的名声比尉迟恭韬大得多，口耳相传，以讹传讹，久而久之，修寺者就由尉迟恭韬变成了尉迟敬德。

　　在民间传说中，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例子举不胜举。赵州桥本为隋代工匠李春所修，但在民间传说中却认为是鲁班所修。另以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王祥卧冰求鱼为例，王祥是魏晋之际的人物，在较早的《晋书》、《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都记载是王祥剖冰而非卧冰，而卧冰求鱼的是叫做楚僚的一个人，晚唐前后楚僚卧冰事迹便搬到了王祥的身上，完成了从剖冰到卧冰的转变。

　　全国各地佛寺传说为尉迟敬德修造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实际应为尉迟恭韬，而讹传为尉迟敬德，这以云南昆明三塔为代表；第二，也是更多的情况，即认为就是尉迟敬德所造。在传说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尉迟恭韬的影子了。这些传说应该产生较晚，大致产生于元明清时期，是与民间社会对尉迟敬德的造神运动相一致的。

　　尉迟敬德，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州)人。隋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以功授朝散大夫。后为刘武周手下偏将，与宋金刚南侵唐境，攻陷晋(治今临汾)、浍(今翼城)二州。尉迟敬德深入至夏县。唐武德三年(620)宋金刚战败，奔于突厥，尉迟敬德收其余众，据守介休。秦王李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尉迟敬德遂举城来降。(卷68，尉迟敬德传)尉迟敬德本为山西人，又曾在山西与唐军作战数年，辗转于朔州、临汾、翼城、夏县、介休等地，几乎遍及山西南北各地。在山西各地，尉迟敬德在民间很有影响。沁水县武安村一带簸箕业供奉尉迟敬德。其老家山西朔州的崇福寺也传说为尉迟敬德所造。

　　尉迟敬德降唐后，从秦王李世民击王世充于东都(今河南洛阳)。又从讨刘黑闼于临洺。“徐圆朗阻兵徐、衮”(卷2，太宗纪)，又从破徐圆朗，累有战功。太宗李世民即位，罗艺据幽州为乱。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伐(卷56，罗艺传)。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将征高丽，尉迟敬德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跸山。

　　从以上尉迟敬德在今华北地区的军戎经历来看，华北地区所包括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北京、天津等都是他作战曾经的地区。虽然所驻时间有长有短，但多少都能与尉迟敬德扯上一些关系。但具体到某一地乃至某一寺院，其可信性便大打折扣了。以知名度最高的正定隆兴寺为例。相传，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命大将尉迟敬德监修龙兴寺(即后来的隆兴寺)，工程即将结束时，突然传来消息说唐王要杀秦琼。尉迟敬德与秦琼关系莫逆，他听说这消息，心里又急又气，再也没有心思修寺了，急急火火就往回赶。行至河南开封附近时，施工官员从后面赶上说，山门还没有修，怎么回去交差呢。尉迟敬德正心急火燎，未加思索，随便用钢鞭一指，说山门就修在这里罢。于是就在那里修起了山门。所以正定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寺大山门远，山门在河南。”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隆兴寺没有山门，其实并不奇怪，以天王殿代替山门倒是寺院建筑中常见的布局安排。

　　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根本不是唐初。它初名龙藏寺，唐代改为龙兴寺，宋开宝四年(971)进行了扩建，修建了大悲阁，并铸造了著名的千手千眼观音，奠定了现今的规模。隆兴寺虽然在唐代改名为龙兴寺，也是在中宗复辟后。根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即位后令诸州各置大云寺。神龙元年(705)二月，中宗复辟，复兴唐室，他认为重登帝位是得佛相助，于是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后以为‘中兴’之号对母皇武则天不敬，又改中兴为“龙兴”。龙藏寺改名为龙兴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无论从修建到改名都与尉迟敬德没有一点关系。况且尉迟敬德从来没有到过正定，唐王更没有斩秦琼之说。

　　虽然尉迟敬德修寺的记载或传说多不可信，但它背后的文化意义是耐人寻味的。众所周知，民间传说所取材的历史人物，不一定需要符合他的传记事实，因为它着重的往往是对于社会事象 的真实(内在意义的真实)。在貌似荒诞的背后，其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群众心理基础才是我们应该努力探寻的。

　　尉迟敬德作为一代名将，史书称其“勇健非常”。(卷68，尉迟敬德传)唐代民间也流传着他空手夺槊、驰骋敌军中夺取敌将战马等故事。虽然他在唐代官位显赫，贞观元年(627)即为右武卫大将军，赐爵吴国公，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四人并食实封一千三百户，为诸功臣之首。后改封鄂国公，名列凌烟阁功臣。但他在民间影响的凸显还是在元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故事也越来越多。这些故事也越传越神奇，他的形象也一步步被放大乃至改造，与秦琼一起被尊奉为门神，在民间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神。

　　其中，演义小说对尉迟敬德形象的改造，以及在民间的普及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其作用和对民众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史书。隋唐两代的故事，在宋、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罗贯中曾经编纂了《隋唐志传》。到了明朝中期，林瀚作了改订，称为《隋唐两朝志传》。清初人褚人获就是以此书为主，参合诸书编成了《隋唐演义》。尉迟敬德相貌狰狞、威猛无比，手持双鞭，日抢三关，夜夺入寨的形象借助这些小说而深入人心。

　　佛教寺院托名于尉迟敬德，借以希望提高寺院的知名度，与赵州桥托名于鲁班等是如出一辙的。李乔在行业神崇拜上提到了借神自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从业者借奉之为神的名人、古人来抬高本行业的地位。借神自重是行业神崇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行业神崇拜的主要功能之一。他还指出借神自重并非行业神崇拜所独有，而是中国古来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盖大匠兴，则仙师必临，以助人力”。鲁班被视为木匠、石瓦匠等行业的祖师爷，木匠盖房举行上梁仪式时求鲁班保佑工程顺利，许多工程建造也托名鲁班。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着鲁班与佛教寺院有关的传说，例如众多的锔塔的传说。北京就有鲁班锔白塔寺白塔的传说，而河南邙山、太原双塔、庐山千佛塔、西安大雁塔，都有鲁班锔塔的传说。佛教寺院托名于尉迟敬德，目的较为复杂，除了试图显示该寺来历不凡，以期引起世人的注意，似乎也含有借助尉迟敬德狰狞威猛的形象来镇邪消灾的目的。

　　学界许多人都提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淡漠以及功利性和现实性等方面，并把这作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对神灵的信仰，目的不过是消灾攘祸、祈福纳祥。在古代城镇有城隍，村寨有土地神。城隍、土地分别是城镇和村寨的保护神。在某种程度上，佛寺托名于尉迟敬德也含有将尉迟敬德作为保护神的意味。但与关羽、哼哈二将等传统伽蓝保护神相比，尉迟敬德在佛寺中，无专门的殿堂享受香火供奉，甚至连神位也没有。佛寺利用的不过是尉迟敬德勇猛的名声而已，希望利用他来除灾辟邪、制鬼驱怪，保一寺之平安。这与民间以其作为门神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后，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至唐代中国化基本完成，其主要表现是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宗教宗派。明清时期，佛教虽然趋以衰落，但这主要是从理论建树方面而言的，从与民众关系而言，此时期更为密切，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世俗化倾向更为鲜明。僧人极力将佛寺和尉迟敬德拉上关系正是佛教世俗化加深的表现。

　　当然，人们可能还是会有疑问，在战场上喑呜叱咤，杀人流血漂橹的武夫何以会摇身一变，变为热衷于佛教功德的善士?两者形象悬差太大了，似乎根本联系不到一起。因此，这里面还有一个尉迟敬德本身的因素，就是他晚年笃信仙方、热衷于土木建造。

　　由于尉迟敬德在统一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射杀齐王李元吉，帮助太宗夺位的功绩，太宗即位初，尉迟敬德被封吴国公，当时同时受封为国公的除了尉迟敬德外，仅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几人而已。尉迟敬德所受隆遇可见一斑。但随着边事浸息，各地割据势力次第被消灭，统一战争的完成，社会的重心也开始变化。“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在战争时期，攻城破地、身拥万夫的武臣被格外倚重和垂青，但国内局势稳定，社会走向正规后，国家所急需的便是擅长管理的文臣了，武臣的重要性自然开始降低。而且最高统治者对武臣这时也多猜疑起来。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统治者防范杀戮功臣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可悲的是，秉性耿直、头脑简单、胸无城府的尉迟敬德根本认识不到朝廷氛围的变化以及他应该进行的角色转换，仍然以功臣自居，不肯屈尊于人。由于与执政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数次发生争执，被贬为同州刺史。但这犹不足以使他清醒。后来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只因为有一人的座位在他之上，尉迟敬德不服气，发怒说，你有什么功劳，敢在我之上?在宴会上大吵大闹。任城王李道宗进行劝解，但李道宗的劝解却无异于火上浇油，尉迟敬德一拳就朝李道宗眼睛打去，几乎把李道宗眼睛打瞎。这一闹，宴会不欢而散。唐太宗对尉迟敬德的做法极为不满，竟然萌生了杀他之意，只是念在昔日之功的份上才作罢。甚至太宗还怀疑尉迟敬德有谋反之心。贞观十三年(639)，尉迟敬德任鄌州都督。唐太宗曾对尉迟敬德说：“人或言卿反，何也?”尉迟敬德愤然道：“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说罢将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累累伤疤。唐太宗见状，泪流不已，激动地说：“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卷195)

　　虽然如此，尉迟敬德以后仍没有得到重用。他自贞观三年(629)，出为襄州都督后，长期于地方任职，贞观十七年(643)致仕。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伐高丽，重新起用尉迟敬德，以其为左一马军总管，随军出征。军还，又依旧致仕。显庆三年(658)卒，享年七十四岁。

　　总的来看，脱离了战争环境的尉迟敬德的境遇并不是很好的，犹如脱离了水的鱼。晚景凄凉、饱受猜忌的尉迟敬德也开始寻求精神的寄托，以派遣心中的苦闷，史称他“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卷68，尉迟敬德传)许敬宗为尉迟敬德所撰碑文也云尉迟敬德晚年，“从容廊庙，怡畅邱园，架巘园莲，疏池泻箭。后堂歌吹，通逸响于南邻；别业林泉，接芳阴于西第。”(卷152，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到他建造寺庙，但都提到了他大兴土木，广事建造亭台楼阁的事实。

　　尉迟敬德先祖为后魏时迁居长安的于阗尉迟部族。他为唐代名僧窥基之叔父，《宋高僧传》卷4在叙述窥基出身时写道，“姓尉迟氏，京兆长安人也。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人华则以部为姓也。”西域人擅长土木修筑。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尉迟敬德被假托佛寺的建造者，恐怕与他的西域血统，在世人的心中长于土木建造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华北地区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的寺院托名于尉迟敬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本为唐代匠人尉迟恭韬之讹传，久而久之，尉迟敬德修寺的形象深入人心。尉迟敬德从出生、投军到去世，一生中许多重要活动都与华北地区有关。从时间上看，这些传说发生在元明清时期，其形象的再造是与民间对尉迟敬德尊崇的背景相一致的。除此之外，尉迟敬德晚年凄凉的境遇，热衷于仙道和土木建造的史实，以及他出身西域，西域人长于建造的传统，也成为了民间社会塑造故事依凭的资源。这样一个喑呜叱咤、赳赳武夫经过民间再造加工，变成了热衷于功德的修寺善士。我们不得不惊叹民间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出自: 《中华文化论坛 》 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