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

　　藏传佛教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

　　吴亮

　　摘要：西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社会。藏传佛教是事关西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道德规范、行为整合、心理调适等方面，藏传佛教都有影响，要依法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藏传佛教；社会稳定；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B946.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0)04—0140—06

　　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实现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关系到藏区各族人民的福祉，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贾庆林，2008)。藏传佛教既是观念上层建筑，又是体制上层建筑，无论从精神层面的信仰诉求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的宗教活动看，都是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组织对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其中一项就是调查西藏藏族群众宗教信仰情况及其影响。笔者根据调研的访谈记录(以下如未特别注明，均引自本次调研材料)，结合有关民族宗教理论，辩证分析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探讨宗教社会功能的理论基础，为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的基本情况

　　(一)全民信教

　　调研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藏民对藏传佛教的信奉，无论是广泛度，还是虔诚度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想象的。藏传佛教的意识和活动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藏族和藏族社会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洲塔，齐德舜，2007)。具体表现在：一是信奉佛教的藏民人数众多，几乎全民信教。在93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在信仰什么宗教的问题上，有78人选择藏传佛教。93人中如果除去中共党员、其他民族和信仰苯教的人，几乎是所有的藏民都信奉藏传佛教。而且，虽然在西藏，佛教分为藏传佛教和苯教两大教种，内部又有不同派系存在，但这并不影响藏民认为自己信奉的是统一的佛教。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全体藏民信奉佛教的社会氛围内，一些共产党员和大多外来其他民族群众也信奉佛教，当然也包括藏传佛教。二是藏民对佛教信奉虔诚度高，可谓五体投地。在西藏信奉佛教可以分为两部分人群，一部分是修行，一部分是单纯的信奉。前一部分人群信奉程度自然是高，而对于人数众多的后一个人群而言，信奉程度也是很高的。主要表现为，有些人可以倾其所有捐助寺庙，有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寺庙学习，有些人朝佛时候行叩拜大礼等等。有的群众把家产变卖一空，到拉萨朝佛，返回后一无所有，成为当地群众中的政府救济对象(沈开运，199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西藏青年的信奉程度较老一辈是有所下降的。在一次对西藏大学的学生访谈中，问及“你们觉得自己和父母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一样吗?”，大多回答“不一样，父母更虔诚。”三是宗教活动和藏民联系紧密，成为生活习惯。藏民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从事基本的生产、消费活动外，从事宗教活动也是他们一部分生活方式，这里有在家拜佛，到寺庙朝佛，请僧人来祈福等等表现。特别是遇到特定的事件，如盖新房、买新车、考试、办丧礼等等都会请僧人参与，或到寺庙拜佛祷告。而且大多信奉者会不定期的前往寺庙朝佛，有时候也不是为了祈福，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在一次访谈中，当问及“您觉得宗教活动在您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时，访谈对象回答“宗教活动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每逢大事时就要拜拜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上述问题。

　　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本身无可非议。即使信众众多，如果单纯从事宗教活动，也只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还上升不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影响的高度，如果加以引导和合理规范，还是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但信众在数量上过于庞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因素，在内外因素的不当作用下，就可能显现出巨大的破坏力。首先，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民族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刺激，便会做出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其次，西藏本地信奉佛教的人数众多，大型的宗教活动也比较频繁，西藏外地的信奉者更是云集西藏朝佛拜奉，这本身就存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有特定事件发生，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更大。最后，在国内外始终存在着一些不法分子和分裂势力，时刻在寻找机会利用宗教情感煽动信教民众的非理性行为，使其变成威胁社会稳定的现实力量。

　　(二)寺庙政治

　　藏传佛教的寺庙共有两种类型：一是学院式的寺庙，一是禅院式的寺庙。西藏寺庙大约1700多座，僧人46000多人，居世界第一。上千座藏传佛教寺庙作为西藏宗教文化的集成载体，从建筑、装饰、壁画、塑像、宗教活动及仪轨等方面展现了西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寺庙在藏传佛教中不仅是修行和拜佛的场所，也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和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藏族群众非常重视寺庙建设，虽然自己住房简陋、衣食朴素，但却会拿出劳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去修寺造佛，供养寺庙。在西藏，到处都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寺庙建筑和金银珠宝装饰的佛像佛塔，和群众生活形成了显著的反差。

　　寺庙所特有的历史因素和现实背景，使其成为很多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平台和发生地。一方面，在政教合一的传统西藏管理时期，寺庙既是修行场所，也是政治活动中心，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积累了深厚的政治因素和情感。政教合一体制解体以后，这种政治活动场所承载的历史因素并没有随之付诸历史，而在新时期成为某些有着政治企图的人士活动的主要平台。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寺庙集团从藏区社会的统治者变为藏区社会的一个普通成员和参与者，从享有特权的剥削者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变为靠布施和自养事业为主的一般经济实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这种转变需要给寺庙集团一个认识、磨合、接受并自觉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必然经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规则到有规则、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这也是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握和处理好寺庙与僧众和信众的关系、寺庙与社会的关系、寺庙与政治的关系，不仅考验藏传佛教界人士，也考验党和政府。如果没有健全有效的寺庙管理体制，寺庙政治活动就会频繁起来，寺庙以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也必然成为内外威胁稳定因素的密谋地和策源地。

　　(三)达赖因素

　　近年来，达赖集团虽然口称放弃“西藏独立”，却从未停止过分裂破坏活动，而是玩弄起“和谈”、“中间道路”、“高度自治”等伎俩，采取以“和谈”为旗号，暴力与非暴力交互使用的所谓“两手”，手法上更具欺骗性。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对我国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宗教人权、文化传承、寺庙管理等方面肆意歪曲和攻击。他们与达赖集团串通一气，成为影响西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达赖集团对西藏部分群众仍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头上带着西方赐予达赖的各种“桂冠”，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仍然具有煽动、组织境内部分寺庙僧人、信教群众同党和政府对抗的能量(贾庆林，2008)。调研中我们发现，当 问及达赖的有关情况、转世等问题时，很多人采取了回避或沉默的态度。在93份调查问卷中，当问到“如果要寻找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您接受下面的哪种转世方式?”的问题时，有22人选择“说不清楚，不知道”的回答，有24人没有回答。这说明一方面他们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意介入这样敏感的话题，另一方面在自身情感上又有着对达赖的尊敬和崇拜。在另外的一次访谈中，受访者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对达赖的信仰。具体对话如下：

　　问：听说五世达赖最受你们敬仰，他的灵台也是最大的，那你从一世达赖开始最信仰谁呢?

　　答：十四世达赖。

　　问：为什么呢?他不是已经去国外很多年了吗?

　　答：就是时间长了，也很信他。

　　问：不好意思，冒犯地问一句，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过世了，他在国外指定一个十五世达赖喇嘛，你们能够接受吗?

　　答：接受。只要是他指定的，我们就能接受啊。

　　问：您不在乎他怎样选转世灵童?

　　答：不在乎，他选谁都不会错。

　　问：他选外国人和女人呢?

　　答：他不会的，如果选了，我们也能接受。

　　从上面对话中可以看出，如果藏族群众没有认清达赖集团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手法上的欺骗性，没有理性地将政治与宗教分开，没有在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合理权衡的话，这种情系达赖的关联性因素，就有可能被达赖集团利用、蛊惑甚至煽动。而且，现代化通信手段的运用、外界负面信息的输入和影响，加上国际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很容易被达赖集团所利用。

　　二、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稳定的影响

　　藏传佛教具有从大乘空宗移植的神秘思想体系、较为完备的经典和社会现实相等人为宗教的共同性，又吸收苯教某些巫术崇拜仪式和神祗，并发展为众多教派，宗教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和特有的寺庙僧伽组织及经法教育制度，这些构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瑾桴·磬声，1997)。复杂的历史背景、多元的教派关系和虔诚而广大的信徒，使藏传佛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更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在发挥巩固本民族的团结、使社会稳定有序的同时，也使藏族社会保守封闭、自给自足等旧的传统意识长期得不到更新，开拓进取、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增长缓慢等。藏传佛教本身作为一种宗教，具有工具理性，利用好即能发挥正面作用，利用不好便会产生负面效果，关键是如何准确对待和有效引导。

　　(一)道德规范：社会的“控制器”

　　有学者指出，宗教基于其对社会或团体成员的控制，通过对造成社会混乱、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导致社会崩溃的各种原因，特别是苦难和罪恶的存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达到消除这些原因所导致的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的稳定(卜冬丽，2005)。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内容丰富，核心理念是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包括了一个人从恶中回头、提高自身修养进而帮助他人的整个过程”(华热·才华加，2003)。具体要求有，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人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普渡众生”、“扶危济世”、“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应平等友爱、团结互助、扶贫济困、融洽相处，做到保护生命、爱护环境、宽恕待人、宽厚诚实、孝养父母等。藏传佛教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及其具体要求涉及到的道德内容，涵盖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道德的基本要求，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是相协调、相一致的。两者在认识上趋同，价值观上趋近，道德规范上相通，可以起到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因此，藏传佛教深刻的哲学内涵和丰富的伦理规范，对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促进人际关系和谐，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调节作用。

　　(二)行为整合：社会的“粘合剂”

　　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宗教主要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机制来实现。“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以超自然的神秘方式实现社会控制。在此间，宗教不可谓不是整合社会精神风貌的强大力量。” (塞雷纳·南达，1987)。宗教通过对神秘的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认同，把个人、群体等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相同信仰的共同体。同时，宗教具有特定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爱弥尔·涂尔干，1999)，使人们有了共同的神圣信念，协调了信徒间的关系，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群体认同感。藏族群众居住分散，交通十分不便，但在这里“将藏族个体扭结成认同感极强的共同体的最大力量就是宗教” (钟玉英，2006)。同时，藏传佛教又有着丰富多样的仪式，如巫术仪式、祭奠仪式、祈祷仪式、宗教节日、人生礼仪等。藏传佛仪式把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年龄的人们聚集起来，共同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不断加强它们共同的联系，加深了藏族人们之间的情感沟通。而且，信徒在参加宗教仪式中，看到许许多多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人朝拜同种神灵，极容易产生群体归属感、依赖感和认同感。并在以后宗教活动中使这种感情不断巩固和强化，从而使藏族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加强。从这个角度讲，宗教仪式所提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维护西藏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三)心理调适：社会的“安全闸”

　　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各类危机和不幸，面对这些外部压力和自身的不足，难免产生困惑和压抑，当这种不良的心理情感超过一定的警戒线，就会产生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不良行为。因此，对社会有机体而言，维护社会稳定就要通过有效机制来调节人们的不良心理情绪。宗教具有心理调适功能， “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把人们原来不平衡的心态调节到相对平衡的心理状态，并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以消解精神的痛苦”(龚学增，2007)。西藏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死亡率高，人们极易对周围环境产生困惑、恐惧和焦虑等不良情绪。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可能会对自身造成伤害，甚至引起危害他人或攻击社会的行为。而藏传佛教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信仰和理念，认为人命运的好坏取决于个人的行为。这种因果报应论把人生的苦难与个人行为的善恶联系起来，把外界给个体造成的不幸归咎于个体的行为过失，认为面对困境和痛苦，人应该转向自身寻找原因，从而使人们安然接受和适应现世的挫折和不幸。虽然这处处存有封建迷信的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人们对疾病、贫困、失业、失败等苦难和困境的心理承受能力，抑制了个体的反抗性，进而起到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信徒通过求雨、驱鬼等巫术仪式应对自然和社会灾难，通过献祭和祈祷等仪式向神灵倾诉内心的烦恼与苦闷、祈求愿望的实现，通过宗教节日和人生仪式增加信心、勇气和力量，从而摆脱心理的恐俱和焦虑，使心灵得到慰藉和解脱。另外，藏传佛教还提倡宽容、宽恕的处事心态和待人哲学，有利于化解人们心中的不满，消除愤怒和怨气，将人们心理的不平衡状态调节 到对社会有益的适度状态，使人们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困境、苦难和不满做出攻击社会、危及社会稳定的行为。因此，藏传佛教的心理调适功能既可以让信徒获得心理宣泄和心灵慰藉，缓和内心压力，又能使信徒以平常心来对待苦难和不幸，使个体首先实现自身的和谐，进而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起到“安全闸”的作用。

　　(四)爱国宗教力量：社会稳定的“推进器”

　　在统一的国家里，信教和爱国是可以而且需要统一起来的。如果信教民众缺乏爱国热情，甚至以宗教做幌子和武器，成为破坏稳定、分裂国家的力量，那么这种宗教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对信教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在这个过程中，爱国宗教人士是最主要的主体和力量。所谓爱国宗教力量，主要是指“宗教教职人员中的一切爱国开明人士，其中尤以各阶层爱国爱教的活佛、高僧、僧尼为代表，他们有学识有威望，信念坚定，遵纪守法，并将爱国行为视为其信仰的一部分”(杨泽明，王小卫，2007)。有的活佛利用讲经的机会，把佛教教义和有关政策融会贯通，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宣传保护生命和环境(杜永彬，2007)。藏传佛教信众多，增长快，而且地处国家地域边界和政治边缘，大力培养其中的爱国宗教力量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藏族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在信众当中的作用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替代的。一是对信众具有号召力，他们德高望重，信众服从、支持他们。二是对信众具有说服力，他们学识渊博，信众信任、认可他们。三是对信众具有感染力，他们高尚品格，信众爱戴、崇敬他们。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爱国宗教人士能把宗教的发展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把教义教规的阐释与和谐社会的内容结合起来，使宗教找到适应现代社会的切入点，使信众在爱国行动中领悟到追求和平、慈悲为怀、止恶行善、利他主义的宗教精神，这对国家和社会稳定都是积极的促进力量。因此，高学识的宗教教职人员、有威望的高僧、政治上开明的僧尼等爱国宗教人士，是争取和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党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积极力量。通过他们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以及他们爱国爱教言行和事迹的感染带动，可以引导和推动广大信众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正面力量。

　　三、大力引导藏传佛教发挥积极作用

　　(一)正确认识藏民的宗教信仰问题

　　我国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尤其对于西藏这些存在着宗教政治影响较大的地区，更应该坚持政治管理和宗教信仰分离的原则。在西藏，藏民信奉佛教与对党和政府的拥护是互生共存的，很多藏民都表示信奉宗教只是一种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无任何政治色彩和利益因素。因此，不能简单把宗教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无视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和合理成分，一味排斥和挤压。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要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采取相应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的程度和范围内，并注重发挥其内在的积极因素，防范和控制其负面影响的发生。任何企图使西藏独立于祖国，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行为，都是有悖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必须坚决制止和强力打击。

　　(二)推进寺庙的规范化管理

　　寺庙管理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寺庙管理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当前，加强寺庙规范化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寺庙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发展对寺庙管理的必然要求。要深入调查寺庙状况，切实解决对寺庙情况“不甚了了”的问题。要统筹解决寺庙通路、通电、通水等问题，解决无依无靠、老弱病残僧人的生活困难，逐步把寺庙和僧人纳入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范围，使僧人同样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

　　(三)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2004年，我国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作为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但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及宗教组织的有关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必须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我们依法管理的是宗教事务，不是宗教，不是宗教信仰。这就要求我们应加快宗教立法，明确各级政府的管理责任和范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扰，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另外，要发动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和藏学界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和社会和谐要求的阐释，规范寺庙与群众、寺庙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和行为，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四)壮大爱国宗教人士的力量

　　一是要立足现在，着眼将来，精心制定爱国宗教人士培养计划，积极营造后备僧才库。二是要积极发挥宗教院校培养爱国宗教人士的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完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抓好宗教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养爱国爱教的合格僧才。三是要鼓励各寺庙从实际出发，创造条件开办各类爱国宗教人士培训班，帮助僧众更好地了解宗教政策，熟悉宗教法规，提高宗教学识。四是年长的爱国宗教人士要搞好传、帮、带，对有一定培养前途的年轻僧人要多交任务，多压担子，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成才。五是要善于发现爱国宗教人士。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缺乏僧才，而是缺少发现，以致未能人尽其才。六是要在寺庙规范化管理中努力创造各类爱国宗教人士脱颖而出的体制和机制。

　　(五)切实加强学校教育

　　西藏佛教影响深广，家庭宗教活动和父母宗教行为起着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必须通过后天的学校正规教育，以及社会上的先进文化宣传，来加以正确引导和改变。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西藏的基础教育，大力兴建校舍，完善基础教育设施，增加师资力量，积极开展双语教学活动。以学校教育为阵地，配以形式广泛的社会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有效引导宗教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要通过科学种田，科技兴农，知识改变命运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动事实，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参看加，2003)。

　　(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衡量西藏发展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我们在对达赖集团斗争中掌握主动的根本条件和基础。政府必须时刻关注西藏的民生工程建设，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发展西藏经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加强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在问卷中，在“您认为当地最需要的公共设施是什么?”的答案中，选择教育、医疗的有56人，占主要比例，远远超过了对寺庙的选择。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政府职能有了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领域还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挥好的地区，如住进每月几十元钱房租的廉租房的居民，对政府就越信赖和拥护。当前，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牢牢把握中央大力支持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历史机遇，坚持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突出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切实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切实推进西藏由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任艳)

　　出自: 《贵州民族研究 》 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