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学何时传入汉地的问题

　　因明学何时传入汉地的问题
　　沈海波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学东渐的规模和速度日益扩大和加快，不少涉及到古因明学的佛典也被逐渐翻译输入汉地。如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印度僧人昙无忏译出了《大般涅槃经》，此经第17卷“破十外道”中运用了古因明的论证方法。此后，又有三部古因明的重要典籍输入东土。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三藏吉迦夜与昙曜合译久方便心论》；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年），三藏毗目智仙与瞿昙流支合译《回诤论》；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真谛译出《如实论》，并着《如实论疏》。
　　南北朝时期传入汉地的三部古因明学典籍都是比较重要的著作，其中《如实论》为世亲所造，《方便心论》为龙树之前的小乘论师所造，《回诤论》则是龙树为批评尼也耶派足目所立的量论而造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因明学传入汉地的第一个阶段①。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昙无忏译《大般涅槃经》，并经南朝刘末慧严、慧观、谢灵运改订为《南本涅槃经》后，即是“因明最早傅入我国的标志”②。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因明学是佛家逻辑，所以很多佛典都会或多或少地运用因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教义。因此，人们接触到久大般涅槃经》这类运用因明学论证方法的佛典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明学的输入。首先，《大般涅槃经》这类佛典并非因明学专论。其次，人们虽能通过这类佛典了解到若干因明学的论证方法，但并不能窥其全貌。所以，《大般涅槃经》的翻译是不能作为因明学传入汉地的标志的。
　　至于《方便心论》等三论的翻译，也不能视作是因明学的传入。首先，三藏吉迦夜等人翻译《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只是将其视作普通的佛典，而非特地是为了输入一种新的学说。其次，这三论也不够系统，不能完全反映出古因明学的逻辑体系。再次，久方便心论》等译出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人们没有因为三论的翻译而对因明学有任何的重视。最后，三论译出后，中土佛学界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位因明学家或一部因明学著作。以上四端，无疑是评判一种学说输入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论著之输入不等于学说的传入。南北朝时期虽已有了若干因明学论著的译本，但因明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说，还没有真正地传入汉地。
　　据《内典录》卷五载，宇文周时有攘那跋跎罗、阁那耶舍共译《五明论》，其目为：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本来印度五明中有因明在内，现在这部《五明论》不提因明，却将同属内明的咒术和符印一分为二，说明这一时期汉地佛学界对因明学还是相当陌生的，也证明了当时因明学尚未正式传入汉地。
　　因明学之真正传入汉地，当在唐初，其功首推玄奘。玄奘于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译商羯罗主的久因明入正理论》，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清辩的《大乘掌珍论》，永征元年（公元650年）译护法的《广百论释》。前两部是新因明学的重要理论著作，后两部则是运用因明学论证方法的典范之作。此外，玄奘还翻译了《瑜珈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杂集论》等，这些经论中都有专门论述因明的章节。除了有系统地翻译陈那和商羯罗主的新因明著作之外，玄奘还有系统地向弟子们反复讲说，阐发隐义，口授“立破方轨，现此量门”。他的弟子们因此竟造文疏，因明学的传授兴研究呈现出盛极一时的局面。如文备、玄应、定宾、圆侧各撰有《因明理门论疏》，靖迈、灵隽、胜庄、璧公、玄范、顺憬、文轨、净眼、窥基、文备等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普光撰有《对面三藏记》，元晓撰有《判此量论》，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等。因此，因明学之传入汉地，当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游学归国为标志。
　　沈剑英先生曾指出：“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论还没有介绍过来，古因明的论著也只翻译了三部，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人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对因明学有什么阐发。但是，玄奘从印度游学回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玄奘的传授，经过其弟子的发挥，因明学终于在我国开花结实，其首倡之功，应该归于玄奘。”［3］此论极是。
　　注
　　［1］虞愚《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3年版。
　　［2］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P277 ，上海三联书店208年8
　　月版。
　　［3］《因明学研究》P24、P25，智者出版社1994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