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海门口遗址石器与剑川石雕

　　剑川海门口遗址石器与剑川石雕

　　作者:刘新春

　　剑川石雕工艺发展较早,从1957年至2008年剑川海门口遗址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距今4000年以前(约殷商时期)剑湖人类即已滨湖而居,建造起“干栏式”建筑,走向了游牧渔耕的生活道路。在出土的许多文物中,除陶器、铜器之外,第一、二两次出土石器350余件,第三次出土的石器更多。其中尚有两个半截钺范,钺范呈半圆柱形,平面雕刻出需铸物品的形状。除钺范外,尚出土石磨盘16件,其余尚有石斧、石锛、石箭、石镞等。

　　这些文物证明,四千多年前,剑湖人类即已掌握和使用石雕加工技术。198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所在剑川沙溪鳌峰山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也发现石器85件,有范、刀、坠、镞等,其中的范为铸制斧、钺的两种。经过碳素测定,鳌峰山出土文物年代为公元前355-500年之间,大致为战国末至西汉初期,这些出土文物证明,至迟到西汉初期,剑湖人类在石雕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已胜过海门口时期。由于史料的匮缺,此后剑川石雕状况只能从樊绰《蛮书,蛮夷风俗》中找到简单的一些记载。从《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汉至唐代中期,云南的民房建筑为“上栋下宇……另置仓舍,有栏槛,脚丈,……”。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海门口及剑湖流域的石雕工艺已普遍运用于民房建筑中的石脚凿砌。

　　唐代中期至宋代(约公元737—1279),由于洱海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需要,剑川石雕工艺迎来了一次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大理地区的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龙口城、龙尾城以及南诏、大理王宫建筑,崇圣寺、弘圣寺、五华楼和三塔、弘圣寺塔等重大的建筑工程相继开启,反复扩建,其建设年代跨度长达500余年。在这500余年的建筑过程中,伴随着洱海流域成千上万的石雕、木雕匠艺人才的汇集,剑川许多石雕木雕工艺人才均频频应召至苍山东麓,参加了这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设。南诏太和三年(829)、唐咸通二年至咸通十年(861—869),南诏军事力量三次攻入西川,掳掠西川工匠无数,这些工匠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强行分散,作为配隶参与了南诏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这不仅在工匠人数上增加了建设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石雕艺术方面大量地增加了中原雕刻文化艺术和佛教文化艺术的内容,使大理地区石雕艺术水平得到迅猛的提高与进步。此次,剑川石雕艺术人才通过与外界的广泛接触与磨练,尤其通过对汉藏建筑文化艺术的学习与实践,使本土石雕艺术吸收到了许多外来文化,剑川石雕艺术水平得到相当大的提高。

　　唐代中期,剑川境内石钟山范围也由佛教徒们,兴起了一场石窟造像的运动。这些造像首先从沙登箐张傍龙题记造像群(石钟山第十二号窟)《佛菩萨造像》开始,佛教徒们先是由个人集资造像,逐步形成了集体集资造像并转向地方行政投资造像。造像范围由沙登箐一直扩展到石钟寺、狮子关等地区,形成了剑川石窟石雕造像群的规模性的石窟雕刻氛围。这次造像时间从唐南诏天启十一年一直延续到宋代末期(850—1279),在长达400余年断断续续的石雕造像活动中,以剑川石雕艺人为主体的工匠们真正受到了一次雕刻艺术的锤练,从石雕艺术手法,石雕文化理念等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果将沙登箐区域的石雕群组(石钟山石窟第十二号窟至第十六号窟)与石钟山区域的维摩诘(石钟山第五号窟)、明王堂(石钟山第六号窟)、甘露观音(石钟山第七号窟)的造像手法与雕刻艺术进行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唐代末期至宋代,剑川石雕工艺水平已发展到相当熟练精细的程度,剑川石钟山石雕的雕刻手法已被世人称道为“鬼斧神工”。

　　元初(1264—1266)滇省各地纷纷建立寺院、道观、学宫,剑川石雕、木雕匠艺人才纷纷外出四方寻揽建筑工程。向外发展的剑川石雕工艺除宗教建筑外,还涉及至生产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的建筑石雕范围,使剑川石雕艺人更加拓开眼界,雕刻艺术手法更进一步娴熟。

　　明初,剑川石雕、木雕工匠应召入京,嘉靖年间再次应召入京,剑川石雕工匠有机会参加了故宫、皇陵等大型工程建设。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发挥了白族精良的雕刻艺术之长,也吸收了许多中原石雕流派的先进技巧与经验。返回剑川后,剑川石匠把在京城学到的许多石雕工艺手法运用于民间,使更多的汉文化雕刻艺术深入流布于云南各类建筑物之间。明代中期,社会相对稳定,滇省各地创建文庙,建立城池、兴建庙宇、牌坊、石塔等一时形成风气,石雕建筑市场范围更加扩大,这时剑川石匠的足迹不仅涉及全省各地,甚至涉及到了川、黔、桂以及泰、缅诸边。这一时期的石雕艺术品类更为广泛,其分类已形成宗教石雕、民俗石雕、建筑石雕三大类。至明代后期,民房建筑中的柱石、门楼石座、台阶围栏等石雕品上逐渐出现狮纹雕刻、吉祥图案,并进一步向更为广泛的文化雕刻方面发展,其表现手法体现了艺术文化方面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雕刻手段已出现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乃至透镂等等手法。

　　清代至民国,剑川各类石雕的雕刻手段进一步稳定发展,形成相对定型的雕刻趋势。出现了宗教雕刻中固定的庙宇雕刻图案模式和雕刻布局方法,出现了民用建筑中墓葬雕刻、桥梁建筑雕刻、民居建筑雕刻等方面的相对稳定的布局和图案模式。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石雕建筑业遇到了重新发展的大好机遇。剑川以羊岑、新松、兴文、金坪、甸南桃源、金华梅园、沙溪沙坪、甸头等村为主的部分石雕艺人重新带起徒弟,拿上凿钻走出家门。这些石雕工匠们带起新手,与剑川古建筑工程队的工人们一道走向了昆明、迪庆、怒江、大理等地,在古建工程中,在园林建筑工程中,一边发挥剑川过去传统的雕刻技艺,一边摸索外地传统雕刻艺术技巧方法,逐步地回复起已经生疏的石雕工艺,培养和发展起自己的石雕艺术队伍,使这项即将失传的雕刻艺术重新获得了生命。

　　出处:大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