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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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赯吉思，西北民族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着重就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关系问题作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传入蒙古王室，是与蒙古统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客观上强化了元代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关 键 词】元代|蒙古王室|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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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不仅对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加强了与蒙古王室的联系。探讨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于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历史不无稗益。
　　从藏传佛教首次传入蒙古地区的情形看，蒙古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南战时期，为取得对异族的统治、排除阻力，曾对各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诸国，既流传着大乘佛教，又有伊斯兰教、景教(即盛行于中世纪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等。成吉思汗对各教一律平等对待，不分彼此。正如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成吉思汗“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按：即佛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注：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多桑蒙古史》中也记载：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各宗派之教师教士贫民医师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役。”(注：《多桑蒙古史》(汉)，第一卷第十章，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版。)樊保良先生认为，“成吉思汗的这些训令和习惯法，为后来的诸位继承者立下了规矩，奠定了政策基础，也给予了各种宗教长期共存及向蒙古人传教的合法权利。”(注：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阔端、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并将其引进蒙古王室即是明证。
　　史学界一般认为，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是从窝阔台汗之子阔端诺颜与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会晤开始的。其实，藏传佛教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传入蒙古地区。第一，成吉思汗吞灭蒙古高原诸多政敌后，降畏兀儿、灭西辽、攻金朝及西征花刺子模、亡西夏等，都发生在一度由吐蕃统治下的甘、青一带。在蒙古铁骑所向披靡的形势下，甘、青诸蕃部，甚而西藏的僧俗封建首领出于畏威与自保的心情，遣使向蒙古军“纳款服臣”，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与甘青乃至西藏的接触为成吉思汗了解藏传佛教提供了条件和方便。第二，成吉思汗时期，被征服的畏兀儿、西辽、西夏等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尤其西夏王室曾聘请西藏佛教僧人担任国师或上师。在西夏，不少藏传佛教僧人还到过蒙古地区。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有的西夏高僧对成吉思汗说法，使成吉思汗下令免除僧人的赋税役。 (注：陈庆英著《八思巴》，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西藏各教派有可能通过西夏僧人了解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安多政教史》说，在萨迦学经多年的西纳格西在成吉思汗驻军上都时前去会见，并被汗王留在身边。(注：《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这表明当时萨迦派就有人前去蒙古探测情况，这应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开始。
　　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社会，是窝阔台汗时期的事情。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亡金之后，窝阔台将原来的西夏辖区及吐蕃属地(即现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区)划为阔端的份地。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在西夏故地的统治，保障蒙古军队南下进攻南宁时侧翼的安全，将西藏统一到蒙元的治理之下，1240年(又有记载说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腹地。不仅打开了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势力和平谈判的大门，而且也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萨迦派首领贡噶坚赞，他在1247年受阔端的邀请，前来凉州会晤。这次会谈既是政治谈判，主要内容为西藏归顺蒙古汗廷和阔端扶植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同时又是宗教谈判，把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王室。从阔端邀请萨班的情形和会谈后的发展局势看，阔端对当时西藏的历史、政治局势、宗教势力的影响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了解，同时我们还可从阔端对西藏采取的策略中判定，阔端从西夏人(特别是西夏僧侣)那里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在他给萨班的邀请诏书中显示得十分清楚。虽然这份诏书中仍有“长生天气力里”等萨满教的言辞，但总的内容是从佛教思想的需要出发的。如诏书第一句就提出：“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显然，阔端选择萨迦，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势之大小、情而之厚薄为条件和标准，而以教法之精通与否为标准。(注：多达那波给阔端的推荐书说：“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的最大，达垅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京俄的威势最大，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阔端的这份邀请书包含两层内涵；一是邀请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为自己的上师；二是通过有威望的上层喇嘛来降服西藏。会谈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两点。会谈后阔端把萨班留在自己身旁，予以极为优厚的待遇。对此萨迦班智达自内心感恩谢德。(注：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转引自陈庆英著《八思巴传》第38—42页。)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萨班是西藏的谈判代表，而不是人质。那么在双方谈判顺利结束、各项协议圆满达成之后，萨班为何没有返回西藏？他从西藏出发时带了两位年幼的侄子来凉州，这又出于什么意图呢？对此我们不能不作深入考虑。从时间上考虑，谈判结束后萨班有充足的时间返回萨迦；从谈判代表的角度考虑，萨班也没必要带两位幼童，而应带高僧或政界要人才对。我们现在尚不知阔端与萨班的信使交往的内幕和具体内容，但从他们的行为及具体结果中可以判断出萨班是肩负两重使命(即政治谈判和传播佛法)前往凉州的。萨班从拉萨出发时，萨班已决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势力归附蒙古汗国。同时，萨班也知道阔端已皈依佛教。这样，萨迦派可以与强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长期的密切关系。同时他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萨满教占居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当中传播佛教，并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岁月里实现。因此，他携带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备继承他的事业。果然，后来的情况亦完全灵验了这位深谋远虑的老法主的判断。而阔端也确实兑现了他给萨班的诏书中的承诺。这实际上是封萨班为自己的上师。阔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圣地的领主，依照祖制尊奉“上师”也是情理中的事。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并且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门。当时只是由于阔端的地位和身份所限，不能公开封称“国师”、“上师”等法号而已。
　　阔端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热心和积极的态度，并非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很多迹象表明，阔端虽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热的信教徒。他的行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只不过阔端的做法更为高明些，更适合于西藏当时的世俗社会和宗教势力的现实情况和时代要求而已。
　　继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建立的政治宗教联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蒙哥汗继汗位后，一边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实行分封制；一边又颁发诏书宣布免除僧人赋税、兵差、劳役，保护僧人们的利益。诏书中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蒙哥汗与萨迦派保持正式关系外，同时也与其他教派发生关系。蒙哥汗在西藏的封地就是止贡派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与噶玛噶举派也有密切的关系。该派领袖噶玛拔希于1256年投奔蒙哥汗，蒙哥汗除赐授他金印、白银外，还有一顶金边黑帽，从此开始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转世。可见，蒙哥汗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的是平等对待、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这亦是按照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从此以后，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注意加紧与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员，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扶植。总之，蒙哥汗时期对西藏的经营，无论是派军队镇守、清查户口，还是以各种手法拢络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层人士等，其目的是为了把西藏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过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为萨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继承了他叔父的衣钵，使佛法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得到发扬光大。而作为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显然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岁时来到蒙古，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他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斗，加上他叔父萨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聪明颖悟，使他学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培养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的漩涡中，八思巴始终正确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给忽必烈产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势，为其传教说法铺平了道路。同时，他还凭借谦逊平和的品行、勤恳好学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爱和敬重，并使忽必烈接受了藏传佛教。
　　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的情况，接受了中原汉人的文化。在他的王府中，招徕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作幕僚，并十分重用他们。大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等，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他们还给忽必烈的讲解汉族文化经典《大学衍义》、《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等。在这些幕僚当中，汉地僧人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影响最深。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的安邦、定国、治吏、用兵等主张，对忽必烈采用“汉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他就更加紧密地与汉族的政治及文化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国内地的佛教文化无疑会对忽必烈的思想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但虽然如此，忽必烈及其他诸王贵族最后还是选择了藏传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内向、保守、封闭等基本特性。然而藏传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区的宗教舞台，这对靠剑与火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蒙古统治阶级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对忽必烈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大有所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传佛教的现象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实用主义心理有关，同时也与藏传佛教对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的满足有着密切联系。
　　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实用主义心理，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提倡宗教，似乎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然而忽必烈提倡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它，而是还企图在佛教中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方法。《元史·释老传》记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乃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则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从这段记载中，清楚地看出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并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地统治西藏。重用一个八思巴，胜过动用千军万马去征伐“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西藏，这是根据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虽然教派林立，但是由于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过确立萨迦派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整个西藏的归顺。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对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来说，不能不仿效其前人的做法。可是这种“怀柔”的策略，在汉地是行不通的。在汉地，东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对佛教加以利用和支持，而且当时许多有名的僧人受贵族王室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国师”的称号。到了唐朝和辽、金时代，国师等僧人兼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是没有一个朝代的宗教势力象藏传佛教那样介入到政权领域。特别是到了宋朝，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佛教完全被控制在世俗政权统治之下。正是在中央政权的限制下，佛教逐步走向大众化、通俗化、丧失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作为佛教的精英——高僧，则脱离大众化需要，逐渐地与佛教溶为一体。佛教在宋朝已经呈现出衰微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不会不意识到汉地佛教难以成为强化自己统治的武器。
　　忽必烈推崇藏传佛教，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蒙藏两个民族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默契，蒙古统治者需要通过宗教来降服和治理西藏，而西藏僧人也需要通过强大的政治靠山来巩固和加强其地位。早在1242年，忽必烈召见海云法师时就问道：“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从这段问话中可以看出忽必烈首先关心的是从佛法中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方法。海云法师也从为政的角度予以解答，说明了信奉佛法的必要。正是这种“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才使胸怀大志的忽必烈萌发了信仰的念头。如果说忽必烈的这种念头开始时显得较为模糊混沌的话，1251年和1253年与八思巴的两次会见，以及在青、甘、川地区接触到藏族社会后，便不断得到增强和激发。他认识到藏传佛教僧人在统治西藏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当时西藏社会状况正如杜齐所说：“在这时教派得到很大的权力，成为一个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新势力，并逐渐代替了贵族，寺院拥有了特权，垄断土地和财富，不仅依靠武装、专门打仗的僧人和其他世俗权力的源泉以取得人们的尊敬，”(注：见杜齐著《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等译，第16页。)而且他们也握有那些看不见的、更使人敬畏的武器，即统治人们精神的宗教。因此，对于这样的地区只能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策略，这也是最适合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情形的有效统治办法。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论推崇或信仰哪一个宗教，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实用主义心理。所以说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而不信奉汉地佛法，这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必然的。诚然，忽必烈虽然没有接受汉地的佛法，但他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法”，思想上接受了儒教。这也是由他有效地统治汉地的政治目的所决定的。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归属蒙古汗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八思巴的杰出贡献，以及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大大提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藏传佛教从忽必烈汗的个人信仰，很快变成蒙古王室的共同信仰。忽必烈始终忠实地贯彻了其祖父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蒙古族百姓和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仍然同时并存、自由信仰。这是藏传佛教只在蒙古王室达官贵族中间受到信仰，而在下层的蒙古族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传播的主要原因。从藏传佛教方面看，萨迦派由于受到优厚的政治待遇和丰富的物质享受而满足于现状，不求扩张教派势力。从其他教派方面来看，由于元朝实施合理的宗教政策，使得教派斗争难以激化。八思巴作为统领全国释教的帝师，对待各教派基本采取了相互平等、自由信仰的态度。因而对其他教派形成安全感。同时，萨迦派由于受到朝廷的格外宠爱，限止了其他教派的膨胀势头。八思巴和忽必烈之后，元朝历代皇帝在继续支持扶植萨迦派的同时，与其他教派也不断接触，给以赏赐，进行拢络，这不仅在客观上鼓励各教派为争取宠爱而与中央保持亲近，同时也限止了各教派因内部冲突而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态势。
　　另外，元朝政府牢牢地控制着西藏宗教势力和地方政权，作为地方世俗势力，不能(也不能)插手宗教事务，使得教派之间政治斗争得以缓和，教派势力向外扩张的需求也逐渐地淡薄了。同时元朝历代皇帝的帝师们无论出身于哪一个教派，都没有在皇室以外的地方扩大其势力范围。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后的百余年间，主要在皇宫从事宗教活动传播，而广大的蒙古族百姓并没有皈依佛门，他们依然信奉原有的萨满教。随着元朝的覆灭，蒙古统治者撤出中原，退回塞外草原，藏传佛教一度在蒙古社会中声销迹灭，历经2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再度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