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

　河西走廊东起甘肃永登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两省区交界处的星星峡，绵延几千里；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河西走廊在藏传佛教向外传播过程中起了桥梁和基地的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传入后，逐渐在佛教原本发达的河西居于主导地位，对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探讨。

　　一、传播条件和基础

　　河西是中国佛教久已盛行的地区，佛教文化高度发达。汉代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该地并逐渐发展。十六国时期，河西一带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统治阶级亦扶持佛教，佛教香火不断，该地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许多佛教高僧如竺法护、鸠摩罗什等曾在该地讲经说法，设立译场。唐朝时期的河西佛教尤为发达，唐末五代时期张义潮、甘州回鹘等政权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使河西地区的佛教久盛不衰。这种良好的宗教环境为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吐蕃王朝曾长期统治此地，这里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吐蕃统治敦煌时，把它看作一个佛教中心，给予佛教积极的支持，有学者研究证明，“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洲有僧寺九所，尼寺四所，僧尼三百一十人。到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寺院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猛增到数千人”。

　　吐蕃的许多高僧在河西传法，直到吐蕃王朝崩溃后管·法成依然在河西的敦煌、张掖等地传教、译经。直至１０世纪，吐蕃佛教在河西仍然延续不断，影响很大。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复兴作出巨大贡献的喇钦·公巴饶赛也曾到河西学过法。史载：他“在受比丘戒以后，由北去甘州（今甘肃张掖），从皋绒僧格扎巴学律藏和四部阿含及其注释”。

　　二、西夏至元朝时期的传播

　　西夏曾长期统治河西走廊。１０１６年西夏占领凉州，１０３６年李元吴攻取瓜、沙、甘三州，西夏尽有河西各地，至１２２７年，统治时间长达２００年之久。西夏的统治对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在西夏中期传入河西走廊，西夏王朝推崇佛教，到其中后期，藏传佛教逐渐传入西夏，“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西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非常紧密，“西夏在宗教信仰上保持着与其他藏族地区的一致性。西夏从王室到臣民都笃信藏传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西夏王室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曾派人到西藏迎请僧人到西夏传法。藏文史书载，西夏国王特胡曾派遣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请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未赴；派遣其弟子格西藏波瓦代替他前往，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格西藏波瓦代替都松钦巴送来了黄金、铜等物品。他到凉州设道场，讲教义，弘扬佛法，之后到西夏国都，翻译佛经，广建寺院，被仁孝帝尊为上师。藏文《拔绒噶举教法散论集》中还提到，该派高僧桑结热钦曾在西夏居住３３年，担任过西夏的帝师。

　　藏传佛教自西夏时期传入河西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当地佛教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著名考古学家史岩在考察了张掖马蹄寺后指出，“大致西夏时代是一个转折点，那时的造像已可发现很多密宗的成份；元代开始出现了喇嘛教的艺术形式，直到近代继续不衰”。藏传佛教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都有传播，在河西许多石窟中都有西夏所做之佛像、供养人、曼陀罗等，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的内容。凉州是西夏的第二大都会，这里寺庙林立，僧徒遍地，西夏在此设立译场，对寺院进行过大规模修葺。西夏的镇夷郡甘州也是藏传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西夏从１１９８年开始修建大佛寺，历时五载，至１１０３年竣工，其寺初名为“迦叶如来寺”。大佛寺建成后，西夏皇太后粱氏曾在此设道场，大做斋会。西夏还在此设有译场，翻译藏传佛教经典等。

　　对甘肃肃南文殊寺现有壁画的考古研究证明，文殊山万佛洞的壁画为西夏时期所做，其中有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安西也有西夏僧人的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都有西夏时期的壁画，其中绘有藏传佛教大日如来。经研究证明，“西夏有藏传密教特征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西千佛洞”。由此可见，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都有传播。

　　元代藏传佛教萨迎派和噶举派在河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元朝时期，西藏的许多高僧到河西传教，尤其是萨迦·班智达（即萨班）的凉州之行，作为当时卫藏最负盛名的高僧，萨班之东行在藏传佛教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萨迦·班智达从１２４６年到凉州，至１２５２年去世，一直在河西讲经说法。他在凉州的五、六年间，主持修（扩）建了凉州四部寺；在今永登之连城石屏山修建萨迦静修院；在今安远镇创建了极乐寺；另外一些寺院则由于受萨班的影响而改宗萨迦派，如今肃南马蹄寺、文殊寺（原属汉传佛教）等。萨班之后，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更加推崇萨迦派，八思巴也曾在河西等地传教。由于萨班等高僧的传教活动，加之蒙元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元朝时期的藏传佛教在河西得到了迅速传播和发展，萨迦派的一些寺院已颇具规模，史载：“法王萨班有大、中、小三种寺院。大寺有具吉祥萨迦寺和北方凉州寨喀寺；中等寺院有桑耶寺、年堆江图尔寺、香色新寺；小寺遍及康、藏、卫等各地”。可见，萨班时期河西的萨迦派寺院规模之大。至“众生估主八思巴时期，这座萨迦寺院（凉州东幻化寺一引者）有比丘千余名，大经殿背面的佛塔内装有贵重的十万小泥佛像。萨班圣师徒时期，有令人目眩意夺的数处稀奇的佛堂和拉让，此后由于发生了火灾逐渐破落了”。

　　除萨迦派外，噶举派也在河西传播。噶玛噶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协曾到河西一带传教。噶玛拔协在当时宗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忽必烈曾邀请他与八思巴一同为他讲经。噶玛拔协曾“在前往汉地途中，修复废旧寺院，大做利益教法及众生之事”。“在内地甘州（今甘肃张掖）之时，拜见十一面千手大文殊菩萨，每一只手中棒持一钵，钵中有一佛”。后又到灵州和甘州一带从事宗教活动。继噶玛拔协之后，噶玛噶举第四世活佛如贝多吉也被邀请到了内地传法，但由于水土不服，“为适应汉地水土，他到凉州，米雅噶和临挑等地居住三年，又被召回朝廷。”其间，他在“凉州修建了薛贡摩伽惹大寺，王妃布纳雅达日为皇子惹达纳祝福，欲塑造一尊佛像，法王以１０９０两金银相助并授与图像，动用７００人，用１３个月的时间，断取山面的白石，塑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大像”。

　　三、明清时期的传播

　　明初，格鲁派兴起，以青海为基地向外发展。河西与之毗邻，也受其影响。１４１５年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矢赴京途经河西时，也在天祝、武威等地宣讲格鲁派教法，这是格鲁派传入河西的先声。

　　１５７８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固始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后，索南嘉措便在甘、青、川等传道布教，河西各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在索南嘉措的倡议下，１５８４年，当地信众在今天祝建立了先明寺，他还亲自为寺院命名。索南嘉措到甘肃张掖时，明廷令甘州提督派大军到马蹄寺迎候，他在马蹄寺给当地官员们“授与了三要义妙法，在街市上，由翻译用汉语、裕固语、蒙古语口译了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释放了都堂属下牢内的囚徒，新剃度出家为僧者约有一百人”。之后他又抵达甘肃酒泉，在文殊山居住了３个月，弘传格鲁派教义，并亲自开挖了一座石窟。

　　明廷认为，“河西习俗，多崇佛教，西番尤为敬……重修马蹄寺，实为羁糜控制之计，岂世之幸福，缴利于神者可列论哉”。因此，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河西广建寺院，并给寺院赐名，如明成祖朱棣给马蹄寺赐名“普观寺”。此时该地兴建的寺院还有天祝华藏寺、石门寺、大隆寺、黄藏寺、东大寺；肃南西沟寺、沙沟寺、余年寺等。此时，天祝天堂寺、西大寺亦改宗格鲁派。

　　明代藏传佛教对河西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界限，信众除蒙古族、藏族外，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撒里维兀儿（今甘肃肃南裕固族之先民）亦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撒里维兀儿在明初迁居河西走廊南山，由于地近青藏高原，颇受藏传佛教影响，至明末在今青海祁连县境内建立了其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黄藏寺。

　　清政府执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宗教政策，极力扶持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达到了鼎盛阶段。清朝统治者优待僧人，在河西大修寺院，对寺院敕赐匾额，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和优待。康熙时，天祝达隆寺守主华丹土凳嘉措迎诏赴京为皇帝做佛事，深受器重，被封为呼图克图，并将该寺封为护国寺，赐名“报恩寺”，御赐马鞍一副，以及黑金官印、白檀香木官印各一枚，另有文书、圣旨等。康熙皇帝还将天祝华藏寺列为给其颂经祝寿和请领香火粮的护国寺之一，赐给肃南马蹄寺“青莲筏”三字匾额，送金攘紫檀塔一座。同时，由章嘉、土观两位呼图克图奏准朝廷，拨发库银一万五千两，在文殊寺建经堂，赐名“大海寺”，并由肃州府给每名僧人拨发经费纹银三两。雍正皇帝也给天祝石门寺敕赐匾额等。

　　清代河西地区香火旺盛，寺院林立，僧徒遍地，兴建的寺院有古城寺、西大寺、夏玛寺，撒里维兀儿地方有康隆寺、经窑寺、黄藏寺、青隆寺、长沟寺、大隆寺、水关寺、莲花寺、明海寺、红湾寺等十座寺院。

　　促使河西藏传佛教在清朝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除清廷的大力扶持外，许多格鲁派高僧亲临河西传法或担任寺院堪布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在朝清途中到河西，在天祝宣讲教法。六世班禅也曾在河西传法，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二世于１７６９年和１７７４年两度到河西妙因寺、达隆寺、石门寺等给当地僧众传授教法，摸顶赐福，并专门为石门寺新修密宗学院制定寺规，委派喇嘛。土观活佛曾担任过华藏寺、文殊寺的堪布。
　　清朝时期河西地区名僧辈出，不仅涌现了许多格西，还为格鲁派其他寺院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僧人。例如，三世章嘉·如贝多吉于１７１７年出生在今天祝县旦玛乡，１７３４年被雍正皇帝敕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统领天下释教。他是一位精通大小五明的佛学大师，有多部佛学著作问世。他通晓梵、藏、蒙古、满、汉等文，曾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古文，为藏、蒙、满等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土观·罗桑曲吉尼玛是青海省佑宁寺土观第三世活佛，也是清朝四大活佛之一。１７３７年生于今天祝县朵什乡直岔村。乾隆时奉召进京，担任朝廷掌印喇嘛和御前常侍禅僧等职，并被封为呼图克图，后被封为“静悟禅师”。他还担任过塔尔寺、郭隆寺、华藏寺、文殊寺、嘉雅寺等寺院的法台。格桑顿珠嘉措于１８１０年诞生在天祝抓喜秀龙乡南泥沟村，是青海乐都瞿昙寺活佛，也是塔尔寺第五十六代大法台。东拿·夏戎阿旺绛贝勒嘉措诞生于今甘肃肃南县祁丰区，是文殊寺的活佛。清朝时期，他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也是当时驻京呼图克图之一。１７７６年他还得到了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的敕封：“佛门弟子东拿夏戎阿旺绛贝勒嘉措人性善良……予特册封为额尔德尼诺门汗职衔，并发给印信”。

　　四、结论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在河西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藏传佛教自传入河西后，逐渐在当地宗教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酒泉之护国寺、雷音寺、郑国寺、钟楼寺等都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文殊寺的属寺；张掖之西来寺亦是藏传佛教寺院；肃南马蹄寺北寺（普观寺）则“受春科呼图克图管辖，寺僧亦三十余人，全系甘肃汉民，念黄教经典，多通汉藏文字”。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中藏传佛教的内容也比比皆是。

　　（二）藏传佛教以此地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河西走廊是藏传佛教向外传播的必经之地，故藏传佛教各派都很重视在河西的传播。萨班、八思巴师徒亲临河西传法，由此揭开了藏传佛教各派大规模在内地传播的序幕。格鲁派非常重视在河西的传播，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河西天祝、肃南等地讲经说法，建立寺院。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土观活佛等都在河西传过法。

　　（三）对河西的藏族、蒙古族、裕固族、汉族、土族等民族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出现了政教合一的趋势。在裕固族地区，格鲁派影响很大，寺院是裕固族各个部落社会生活的中心，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部落）之说”；裕固族的大头目要接受佑宁寺上观活佛的册封，裕固族最后一位大头目安进潮就是土观活佛委派的。在天祝县也以寺院划定各族，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之称。

　　（四）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中改宗频繁，如天祝天堂寺原名阳庄寺，是唐朝时期吐蕃所建的苯教寺院，１３６０年噶举派僧人噶玛·如贝多吉将其改为噶举派寺院，命名为“乔典堂”，到明代后期，格鲁派兴起，天堂寺又成为格鲁派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