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兼论西藏民主改革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宗教与世俗是一个对立的范畴，宗教重彼岸，世俗重此岸；宗教重来世，世俗重今生；宗教重入世，世俗重出世。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可以说是人与神的关系，在西藏则是以政与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宗教”这一事物的存在，本身就蕴涵尖锐的矛盾。因为就宗教的本质（体）这一面看，宗教是以追寻、接近、体证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为其职志，即所谓“有所宗”，因此是极端超离世俗现象世界的。但就宗教的功能（用）这一面看，宗教却是以救度众生、解脱苦难为职志，即所谓“有所教”，因此又是极端贴近世俗、不离现象世界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世俗化指由一个封闭与神圣的社会过渡到开放与世俗的社会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世俗化与现代化是相同的，只是现代化强调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世俗化注重的是宗教层面上的改变。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色。世俗化的一般定义为：“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下，人们倾向理性化、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行为模式；此种行为模式不只是出现在一般社会制度中，在宗教制度中更为明显。”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汉化，与中原和汉族实际相结合，建立了汉化佛教的典型宗派禅宗等，后经过儒道佛的合流，形成理学，不仅完成了佛教汉化的过程，而且将佛教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2000年）；一是藏化，经过佛本斗争和融合，形成藏传佛教，随后又建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并进行了改革，形成典型的藏传佛教宗派格鲁派（1300年）。进入20世纪，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面临着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问题。汉传佛教倡导“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藏传佛教倡导民主管理寺院，“爱国爱教，以寺养寺”，客观上都起到了引导佛教走向世俗化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的世俗化不含贬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指宗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程度。探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际上就是逆向思考问题。大多数人在看待藏传佛教时，都是正向的，即只注重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而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世俗社会、现代文明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藏传佛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亦即在当代社会环境中，藏传佛教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探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对于认清藏传佛教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总结和反思20世纪的藏传佛教，为21世纪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藏传佛教研究奠定基础，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表现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即是指其在组织形式、宗教人员、活动程序和仪式模式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淡化了藏传佛教的神圣性，增强了藏传佛教的世俗性和现代性。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习方式与学经制度的变化

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主要是指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因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带有世俗色彩的变化。

首先，佛学教育的变化。现代的佛学教育，除了学习佛教经典之外，还要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现代科学知识，学习国家的政策法规，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大事。

其次，讲经方式的变化。活佛喇嘛充分利用世俗手段和现代方式讲经传道。有的活佛还利用讲经的机会，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民族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移风易俗等，宣传保护生命和环境。如甘南贡唐仓活佛、西藏那曲的珠康活佛、玉树州称多县赛巴寺的仁青才让活佛等，善于把佛教教义和党的有关政策联系在一起，融会贯通。

比如讲到环保时他们说，佛教讲不能杀生，这个观点和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相一致。佛经上讲，万物生灵，生生相息。这就是政府讲的保护生态环境。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这也和佛经上因果报应的说法相吻合。

第三、著述方式的变化。部分活佛接受了现代科学方法和唯物主义，并运用的自己的著述实践中。如东噶、才旦夏茸、赛仓活佛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与传统“五明之学”迥然不同的成果。

（二）僧源的复杂化

社会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对藏族社会的冲击，导致僧人成分的复杂化，现在的寺僧中，有主动出家的，也有被动入寺的，有成年僧人还俗，也有成年俗人出家。僧人与家庭成员的联系也较从前紧密。还有僧人参政的现象。80年代末，哲蚌寺僧人中还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僧人的主体是爱国爱教者，也有鼓吹、策划、支持和参与分裂祖国和西藏独立活动的僧人。

（三）寺院功能的改变

现代，寺院的传统的功能已经动摇。位于城镇的寺院的宗教功能逐渐由从前的讲经传法和文化教育功能向人文（旅游）功能转变。宗教节庆与法会带有世俗的色彩。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寺院的宗教功能有所削弱，旅游、文化和民俗等功能逐渐增强。

（四）寺院管理方式的改革

藏传佛教的管理方式由传统的宗教管理改变为现代的民主管理。以札什伦布寺为例，该寺于1960年民主改革后成立了第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由十世班禅大师担任主任委员。1985年11月，班禅大师提出了《关于在札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试点的建议要点》。

（五）僧人生活的变化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僧人的衣食住行与俗人的距离拉近。世俗生活在活佛和喇嘛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增大。“文革”期间，许多喇嘛和活佛还俗，成为名副其实的俗人。进入90年代，喇嘛生活方式的世俗色彩更加浓厚。

在藏北，中西部生活较富裕地区，年轻人不愿当僧人，家长们也不愿让孩子去寺庙，造成部分寺庙青黄不接。藏传佛教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增多，一些僧人还了俗，经商下海，或者家中缺乏劳力。宁玛派寺院每年仅有两次集中念经时间，每次7天，其余时间都在家务农务牧。挖虫草季节，东部各寺则放假回家，守好家院管好牛羊，以便家人尽量多地挖虫草。

其次，是娱乐方式的变化。社会的现代化使喇嘛的学经和修炼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毗邻闹市的寺院已容不下宁静的禅座。藏区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卡拉OK、录象、酒吧、歌舞厅等，使部分僧人抵挡不住其吸引力和诱惑力，导致有的僧人追求世俗生活方式，潜心学经和修炼的僧人减少。

（六）活佛转世制度的变化

在藏族传统社会中，活佛转世几乎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加以认定；现在除了转世活佛之外，自修活佛（如哲蚌寺的朗仁大师）和自封的活佛人数有所增加。还有的地方出现了假冒活佛，利用民众的前程信仰招摇撞骗。

（七）僧人传统观念的变化

由于受到现代观念和世俗观念的强烈影响，僧人的观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由苦行到享乐；由禁欲到开禁；由追求来世到注重今生；由无常到有常；由出世到入世。总之，喇嘛的神观、人观和价值观都赋予了世俗化的特点。二、藏传佛教世俗化倾向出现的原因

藏传佛教的新变化或世俗化，显然不能归因于所谓“末法时期”，而是由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和藏传佛教的自身调整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外因主要表现为中国社会和西藏社会两方面的影响：即大环境－－中国社会发展形势；小环境－－藏区社会发展特点。

外因－－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性，都是人们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社会存在的歪曲的、幻想的反映。

（一）大环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1、政治原因－－民主改革与中共治藏方略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宗教思想也要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曾经指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境内宗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宗教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藏传佛教的巨大变革和向世俗化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民主改革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旧西藏，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度密切结合，形成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历代的藏传佛教领袖以神佛的名义，总揽西藏三大领主的最高统治权。他们可以根据佛教的教义和“神佛旨意”，制定、解释和执行法律。寺院可以利用宗教特权，拥有法庭、监狱和武装等专政工具。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农奴和牲畜，放高利贷。1959年西藏叛乱，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对西藏的宗教制度进行了改革。

西藏的民主改革使藏传佛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表现在：

（1）消灭封建农奴制被，使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寺院拥有的法庭、监狱和武装等专政工具，使藏传佛教与西藏政治脱钩，政教分离，政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独尊地位和一统天下的影响一去不复返。

（3）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藏传佛教的信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对喇嘛和活佛的依附性减弱，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信众出现了分化，部分信徒因升学、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等，转而信仰唯物主义的代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改变了近千年来藏区全民信教的格局。

（4）民主改革后，藏区实行社会主义，寺庙拥有的土地、农奴、牲畜被剥夺，禁止放高利贷，使藏传佛教的生存基础彻底改变，寺庙由“寄生型”向“自立型”转变，开展“以寺养寺”。／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民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管理寺庙的行政、经济和宗教事务，开展寺庙自养活动，生产经营，组织僧尼参加政策法令和时事学习；组织寺庙的收入分配，安排僧尼的生活；安排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僧尼的宗教休习，负责寺内的文物保护和治安工作。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

（5）现代学校的建立，打破了维持近千年的寺院垄断藏族文化和教育的局面，大多数藏族子弟进入学校，寺院的僧源大大削弱，世俗文化和教育在藏区的推广，削弱了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中的独占地位。

经过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强制性地实现政教分离，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寺庙中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为新的民主管理制度所代替。政教分离后的藏传佛教，逐步成为纯粹的宗教事业，宗教信仰也逐渐成为宗教信徒个人的私事。上层喇嘛活佛由兼教权和政权于一身（执政），改变为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并参与国家的一些政治事务（参政）。

“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藏传佛教及其传承者喇嘛活佛被人为或强制性世俗化。

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和藏区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世俗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的进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强烈地影响着藏传佛教，使其处于现代文明和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的特征是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增加。80－90年代以来，中央所实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倡导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对藏传佛教采取管理、整顿、教育、限制、淡化等策略，削弱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强化了藏传佛教的道德功能，对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起了引导作用。其客观效果是，将处于神学佛教阶段的藏传佛教逐步引向“道德佛教”阶段。

2、经济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

藏区的社会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再由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西藏经济的发展，内地对西藏的援助，市场经济的发育，冲淡了藏传佛教的神学功能。

3。宗教原因－－中国宗教世俗化的趋势

中国宗教有服务社会的传统。各宗教都主张现世与来世的统一，更注重现世的努力，造福社会，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意识和入世精神。

佛教的世俗化－－“人间佛教”思想。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人生一切皆苦，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才是幸福、快乐的。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应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早期的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入求鹿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佛教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认为佛教徒不能仅仅追求来世幸福，也要致力于人间的幸福。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身，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乐有情众生；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也明确地把佛教教义中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作为广大佛教徒应遵守的信条。这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佛教界对佛教的“慈悲”和“不杀生”等教义有了新的理解。“佛教的慈悲，以广大群众为对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安乐，消灭少数危害群众的恶魔，这正是佛陀大慈大悲的伟大意义”。“治虫救苗，也是菩萨行为”。汉地佛教倡导“农禅并重”。

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倾向。天主教提倡“三自爱国”（自治、自养、自传）。天主教界在1983年提出了“开展神学研究”的任务。爱国的神学家们认为“不能只是从教会定断出发”，而“应以圣经为依据和标准来对信仰进行解释和阐述”，以创建“适应中国国情与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天主教神学”。他们还对伦理神学的具体标准作了新的阐述，指出：“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我们和教会行为的具体标准，也是伦理神学的具体标准”。在康定天主教堂，在一层开了“五金店”、“海龙家俱”和“皮衣干洗店”3家店铺，大门上赫然挂着3块牌匾，居中的“海龙家俱”的牌匾比“康定天主堂”还醒目，构成一幅讽刺画。基督教提出为了来世修好现世，作盐作光，荣神益人。其所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有引导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和淡化基督教的意图。道教提出和光同尘、济世救人。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两世吉庆，注重为今世工作，把今世作为后世的“栽种之场”。26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都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

文化原因－－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现代藏区的文化，已由过去的单一民族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并存；世俗文化与世俗教育占主导地位。研究藏区社会和藏族传统文化的藏学，其指导思想经历了3次转变，即神学－人文－唯物。藏学界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向世人传播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积极作用，客观上淡化了藏传佛教的。西藏、藏区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已不是“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近代以来藏传佛教向西方传播，与西方文化和宗教并存、交融，适应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使藏传佛教僧人的观念和修行方式发生了带有世俗色彩的变化。近年来兴起的“密宗热”，使藏密逐渐被“解密”，尽管佛教界和藏学界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看法，但是客观上冲淡了密宗的神秘色彩，起到了宣传和普及藏传佛教的效果。

（二）小环境－－藏区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

汉地佛寺建立于幽静的名山，避开闹市，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而藏区的寺院多建立在闹市区，这种寺院布局，使藏传佛教处于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在拉萨，以大昭寺最为典型，为八廓街所环绕，成为拉萨闹事区的中心，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具有藏传佛教寺院功能的布达拉宫，四周也充满了商业气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地佛教有居士，信徒非社会化；藏传佛教是全民信教，信徒社会化，易受世俗社会的影响。汉地佛教世俗化的流派为禅宗；藏传佛教没有世俗化的教派，只是宁玛派不严守戒律，可结婚生子，带有一些世俗的色彩。内因－－宗教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宗教发展到第三阶段－－道德宗教阶段

一般认为，宗教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然宗教（古代）－－神学宗教（近代）－－道德宗教（现代）。总之，从宗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上帝节节败退，神的作用逐步削弱。宗教的世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化。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演进

藏族社会的世俗化与文化的世俗化，对藏传佛教世俗化产生了影响。藏传佛教的发展演进中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米拉日巴、阿古登巴、主巴贡勒、仓央嘉措、夏嘎巴、米旁嘉措、四世生钦·洛桑班丹群培、五世嘉木样和更敦群培等高僧和活佛，都可称之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代表人物。

喜饶嘉措，积极参加世俗事务，国民党执政时期担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共产党执政时期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和全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等职。他提倡人间佛教，并在1955年8月号的《现代佛学》上发表《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的文章。

更敦群培则是20世纪推进藏传佛教世俗化的代表，他的宗教思想，对于推动藏传佛教由神学宗教走向道德宗教产生了重要作用。更敦群培一生所从事的学术和思想实践，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让民众从迷信、盲从和禁欲中得到解脱，由佛教的“彼岸”回到现实的“此岸”，从神坛上下来，忠实于藏区这块大地，脚踏实地的做人。更敦群培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佛教道德的批判，其目的就是像尼采那样，肯定生命和人生。

近代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的的兴起，也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藏区，在西藏民主改革前，藏传佛教还主宰着社会和人们的心灵，尚处于神学宗教阶段。

（三）藏传佛教与现代文明的适应

20世纪以来，西藏逐渐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外来文化进入西藏，西藏和藏区的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藏传佛教为了与外来文化抗争，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文明，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三、对藏传佛教世俗化倾向的评价

（一）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与全球宗教世俗化的趋势相适应

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加快。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也出现了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宗教制度成为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边缘者，宗教思想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这种社会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变异与不停的转变。由于政治、宗教和经济制度的功能日益专门，使宗教的有效性缩小到专门的“宗教领域”中。宗教日益中性化，最后成为装饰品。涂尔干（EmileDurkheim）认为，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是“个人崇拜”（cultoftheindividual）。由于宗教是社会体系中的次体系之一，只是个人的事，因此，宗教的存在必须不断去适应社会的改变。宗教的地位由主变为客，它的世俗化也成为必然的。他认为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向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从“有形宗教”发展到“无形宗教”。“今日人们的宗教生活在工商社会生活影响下，其神圣性逐渐丧失，宗教信仰成为商品市场中的竞争者，人们以企业化、商品化经营宗教，致使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式微，宗教已有逐渐朝向无神论发展趋势，愈益世俗远离神圣。”

近代以来宗教的变化表现为：宗教神圣化作用的衰退；宗教提供意义体系作用的衰退，科学取代宗教；宗教对人的约束力的减弱。在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力主要来自宗教。各传统宗教中的清规戒律对几乎整个社会都具有约束力。宗教的戒律替代了法律，它既是人们生活行为的基本指导，又是评判人们生活行为的主要标准。然而，世俗化表明宗教的礼仪与教规已逐渐丧失了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行为准则是多元的，而判断其对错主要靠的是理性和法律。宗教组织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只局限于其成员，不再具有普遍的社会效力。从宗教自身来看，这种变化表现为传统宗教根据社会变化的需要所作的自身变革和调整。本世纪60年代初，罗马天主教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了“适应时代”的口号，在神学方面宣布，“帝国业已存在于此世”之说。天国就在人世，建设人世也就是建设天国。宗教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欧洲，人们对神的观念日益淡漠，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地狱天堂的人数在逐年下降，上教堂的人数减少，信守宗教礼仪的教徒锐减。

在这种形势下，赶上时代，适应变化，已成为各大传统宗教不能回避的新课题。

（二）世俗化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衰落和消失

宗教世俗化最重要的后果是打破政教合一的神圣化制度。同时，世俗化社会也对神圣化与独断化的社会思想进行除咒。而且，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人们重视宗教的社会意义胜于其宗教意义。不同的制度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有利于自愿信教的信徒，因此，世俗化会造成更成熟的信徒。增强伦理与治疗的功能，削弱经济与政治的功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世俗化的结果并不会导致宗教的消失。宗教的世俗化是反映一种社会的理性化过程。

宗教的改变是因社会变了，变化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当今社会是理性化、多元化和个人化的，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超越或在另一种制度之上。任何领域也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不仅是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世俗化了。

世俗化只是使藏传佛教发生了改变，使其传统的作用衰减，这是藏传佛教自身结构所必然引起的过程，但它并不会导致藏传佛教永久的衰退，更不会导致藏传佛教的完结，这也是藏传佛教自身内在结构因素决定的。宗教今后的发展趋势，仍然会是不断世俗化和不断战胜世俗化，以及原教旨运动和新宗教运动的出现。这也是今天宗教状况的主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世俗化是一种改革，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现代文明接轨，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对它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易于为信众接受，如密宗的“解密”，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客观上有利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修身）。所谓协调，是指各不相同的因素之间互相适当的配合，本无要求协调各方放弃自身特点的意思在内。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础，以宪法为准绳，而不是以唯物主义为标准，也不是以“消灭”或发扬宗教为目的。

（三）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负面影响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Hork 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W。Adorno）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最主要的论点是：人类所追求的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反过来使得人被奴役和束缚；人类要求从神话镣铐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原则，最后也成了一种神话。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为：藏区宗教气氛有所淡化；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已难以再完整地加以继承；僧人的虔诚、苦行、禁欲、利他精神受到世俗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挑战；喇嘛活佛的因明学和佛学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四）藏传佛教世俗化带来改革的契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质上是一场藏传佛教的改革

自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以来的近1300年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是佛教的“西藏化”－－本土化和民族化，经过与藏族本土宗教本教的斗争和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体现的是藏族特色，对凝聚藏民族，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是15世纪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拯救了濒临灭亡的藏传佛教，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促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确立。20世纪末，藏传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契机，即由神学宗教向道德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相适应。藏化，是佛教在藏区生存和发展，与藏区接轨；世俗化，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与中国国情接轨。因此，世俗化体现的是中国特色和现代特色。

宗教学专家卓新平说：“宗教及其神学作为人的信仰和人的思索与追求，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和外在世界。因此，宗教与社会的适应，与时代的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神学并非空洞的玄思，而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色。宗教虽有超然的追求，其价值、境界和精神却必然体现在现实存在之中。宗教的终极关切只有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才可能落到实处，有其分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宗教的正常存在和发展应该是关心现实的而不应遁世消隐，应是开放的而不应自我封闭，应是对话的而不应自我独白，应是宽容的而不应唯我独尊，应是充满爱心的而不应抱有怨恨”。神学家丁光训“强调宗教在现实社会及人生中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倡导宗教以其爱心、道德伦理和服务精神为世界做出贡献，促进人类的理解、沟通、团结及和平，鼓励宗教的宽容、对话和开放，从而使宗教既能达到升华和超越之境，又能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宗教的这种取向和道路，也必然使全社会对宗教有更正确、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

因此，只有进行改革，才能促成藏传佛教适应时代，顺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避免被社会和时代淘汰。 来源： 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