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贝加尔湖湖衅，在里海边，在丰裕广袤的西伯利亚，有那么几群世代虔诚供奉释迦牟尼、为信仰不屈的人们，他们与佛教结缘已经有几百年了。这些人是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
　　喇嘛教取代萨满教
　　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属于蒙古语族，图瓦人属突厥语族，他们分别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共和国，其中卡尔梅克是世界上唯一信仰佛教的欧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地方的蒙古人、突厥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至今，都和佛教的传播分不开。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史，可以说主要是这三个种族近几百年的编年史。
　　布里亚特和图瓦在地理上和蒙古国毗邻，文化渊源上也一脉相承。喇嘛教来到布里亚特是在17世纪末，由西藏经蒙古传人。喇嘛教在排挤当地传统民间信仰萨满教、确定了绝对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吸收了萨满教的某些仪式和教义，从而更容易被当地人民所接受。那时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即诺颜王公(氏族长或王公)、赛特贵族、兀鲁思居民(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和奴仆。为了坐稳尊贵的地位，诺颜王公将喇嘛教与权力联姻，成为喇嘛教的积极布道者。所以，尽管布里亚特人接受佛教的时日较晚，但喇嘛教在这块土地上的蔓延，就如同这方水土所滋养的丰茂水草。一些著名的寺庙建立起来，喇嘛们或兼任诺颜的文书、谋土及医生，或为诺颜子女做蒙文教师。
　　历史资料记载，到19世纪时，布里亚特寺庙已有几十座，有些寺院巨大而豪华，喇嘛数以千计。19世纪末，佛教传人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在俄国东方学家的支持下，少数俄罗斯族人开始信奉佛教，并在芬兰湾畔的圣彼得堡建立于一座寺庙。
　　跌宕起落的三个世纪
　　17—18世纪，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沙皇不断拓展疆域，长驱直入东方，横贯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北方他们遇到了浑身涌动着成吉思汗血脉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殊死抵抗。在征服布里亚特人时，沙皇最初奉行“剑与火”的残暴政策，铲平喇嘛教寺庙，逼迫僧侣还俗，把俄罗斯酌国敦东正教强加给民众。但是，这支民风强悍、极富血性的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勇敢与惨烈捍卫了种族的尊严与信仰的神圣。终于，沙皇承认了喇嘛教的合法地位。
　　沙皇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喇嘛教来加强对布里亚特人的控制，给了喇嘛教发展的机会。1741年以后，沙皇政府经常有对喇嘛诏封，授权等行动，佛寺和禅理学会如雨后眷笋般相继建立。寺院在当地不但是宗教中心，同时也肩负起了文化教育、医学研究的使命。1764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又称卡瑟琳大帝)授予外贝加尔山区措果尔喇嘛寺的主持堪布·道尔济·扎亚耶犬“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承认他是布里亚特的佛教领袖。此后，布里亚特喇嘛教的最高学府也出现了，在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成为沙皇治下的喇嘛教中心，使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
　　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境内有大小佛教寺院151座，喇嘛1．3万人，其中在布里亚特有寺庙45座，喇嘛1500人；图瓦有寺庙 28座，喇嘛4000人；卡尔梅克有寺庙69座，喇嘛5000人；另外在别的地区还有少数寺庙和僧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大约70年间，苏联的佛教寺院被关闭，建筑物改作别用，大量佛教典籍、器具损毁丢失，藏医研究被勒令停止，佛教文化几乎荡然无存。藏传佛教的“反动本质”遭到反复揭露批判，许多僧倡和倍徒遭受迫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时期，喇嘛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全被逮捕，或送去劳改，或被处决。比季亚·丹达罗维奇·丹达龙(1914-1974年)是著名佛学家和宗教活动家，俄罗斯古典东方学传统的继承者，而且被认为是中国塔尔寺章嘉括佛的转世者，1937年被关进集中营，放出后再次坐牢， 1974年死于狱中。
　　在苏联的最后时期，全国只有两座佛教寺院在活动。90年代初，俄罗斯恢复了宗教自由。1992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佛诞的大型活动。佛教在俄罗斯获得了新生。佛学院、藏医研究机构、佛教出版物纷纷涌现。随着寺院的恢复与新建，喇嘛教徒的数量鹏线上升。布里亚特共和国的130万人口中有75万左右佛教徒，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33万人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有20万佛教徒；29万人的图瓦共和国也有20万佛教徒。在俄罗斯其他地方还分布着30多个佛教区，其中有8个在圣彼得堡，有5个在莫斯科。
　　多吉耶夫，间谍或圣人
　　俄罗斯的佛教史上，有位颇有争议又很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名叫多吉耶夫。他是一个很有人分量而又有历史性戏励色彩的人物。
　　有资料说他是沙皇物色的间谍，为遮人耳目，他以僧人的身份在拉萨哲蚌寺学佛研习。1886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他得到“格西” (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成功地打入了西藏政权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他声称，佛教所谓的乐土在俄国；沙皇本人就是佛的转世等等。据说，他的这番言辞引起了觊觎西藏的英国人的紧张，因为英国与俄国长期在中亚和新疆、西藏明争暗夺。这位熟知西藏、雄辩滔酒的布里亚特人频繁地在西藏、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穿针引线，使得他倍受重视。
　　但在俄国人看来，特别是宗教界看来，他是一位为了佛教传播不谴余力有胆识的圣人。1912年，达赖喇嘛给了他5万银币，授权他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建寺。尽管希腊正教教会强烈反对，但Kalacahakra寺院还是在1915年落成。这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它融和了西藏、蒙古及欧洲建筑特色，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法会，是当地佛教活动与文化中心。每值佛事，都城里为数不少的布里亚特人及卡尔梅克人都会举家前往，同时它也引起东方研究院佛学学者的关注。 1938年，这座位于滨海大街91号的喇嘛庙被苏联政府收归国有，先后由军医院、电台、动物研究所占用，直到1989年才交还给佛教教会。
　　苏联建立初期，当政府镇压基督教会、批驳一神论的时候，由于多吉耶夫颇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一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曾使佛教暂免一劫，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境内依然寺院林立。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任凭多古耶夫再口若悬河也于事无补。1937年多吉耶夫被捕，次年死在监狱里。
　　佛教的典仪，世俗的道场
　　目前在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藏传佛教节日及相关的生活方式很有生命力，就连佛教传人以前的萨满教也有所恢复。在布里亚特和图瓦，主要节日活动基本上与蒙古国的类同。无论是原始崇拜的祭天、祭地等仪式，还是世俗生活的婚丧嫁娶、出门、建房等活动，都浸含了深厚的佛教文化。传统的祭敖包节，祭祀仪式由喇嘛主持，拜祭者除了绕敖包泼洒奶食，还要向喇嘛叩头，接受灌顶礼，而婚嫁丧娶等比较重要的活动都要请喇嘛诵经择日，他的金口玉言宛如圣旨一般。
　　布里亚特人和图瓦人的节日里有白月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阴历 4月要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涅；夏天有祭弥勒佛的节日，叫做弥勒转节；阴历10月有纪念喇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圆寂的日子，届时僧俗两众念经礼佛，寺内寺外点燃千盏灯，故又称灯节。另外还有祭敖包节，一般在春秋两季进行。这原是萨满教仪式，认为敖包是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喇嘛教传人以后，主祭人由萨满变成了喇嘛。
　　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的首府埃利斯塔有很多佛像，除和布里亚特、图瓦共和国一样庆祝白月节、弥勒转节、灯节、祭敖包节外，卡尔梅克还有一个叫“乌柳斯”的节日，一般在5月8－15日举行，主要活动是对所有白马用马乳酒举行洁净仪式，礼佛念经，祈求畜牧业获得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