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自从公元７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算起至赤松德赞登基王位前，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但是佛教在这一百年间未能在吐蕃立足，更谈不上藏传佛教的形成。所以，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时期较为妥切。从严格意义上讲，藏传佛教的形成，是在公元８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佛教传入并最终立足于吐蕃，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形成的序幕。

　　赤松德赞的兴佛业绩

　　赤松德赞是吐蕃王朝史上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法王，他在位期间（７１１——７９７年）积极扶持佛教，使佛教最终在吐蕃立足，为佛教得以在吐蕃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故在藏文史籍中称赤松德赞为圣文殊菩萨之化身，并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尊称为“师君三尊”，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法王，也是吐蕃时期的三位法王之一（其他二位即松赞干布法王，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热巴坚法王，为大持金刚之化身），其塑像常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供奉在藏传佛教寺院。

　　赤松德赞是赤德祖赞之子，公元７４２年生于札玛地方，至１３岁即公元７５５年继承王位，执政达４３年之久，于公元７９７年逝世，享年５７岁。赤松德赞幼年即位，虽怀有扶持佛教的宏愿，但当时吐蕃臣民对佛教还持有一定的敌视心理，特别是一些大臣极力反对在吐蕃传播佛教，如独揽大权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是一位当时阻止佛教在吐蕃传播的代表人物。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说：“开初由于赤松德赞年幼，由父王在位时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掌握全部大权。玛尚仲巴杰信奉苯波教，不喜佛法，故颁布法令：‘宣扬来世报应之说均为虚假，不可信，而今生避免鬼神之迫害，只有求助于苯波教。倘若谁信奉佛教，不仅没收所有财产，而且流放到偏远地区。今后只准信奉苯波教，不可信仰佛教。人死后不许举办佛事活动，小昭寺内的汉地佛像送回原地。’另外，拉萨喀札的佛殿和札玛郑桑的佛殿被拆毁，大昭寺内的不动金刚佛像，由于三百人也没能迁移远处，便就地埋在沙土里。同时又把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佛祖像运往阿里的吉仲地方，还把住在拉萨的所有汉族和尚送回汉地，将大昭寺和小昭寺分别改成作坊和屠宰场，甚至把被宰杀牲畜的肠子等内脏挂到佛像身上，刚剥下来的皮子披在佛像上晾干。”

　　由此可见，当时以玛尚仲为首的大臣借赤松德赞年幼未能掌握实权之际，发动了一场反佛运动，如遣返外地僧人、禁止佛事活动、迫害佛教信徒、拆除佛殿、玷污佛像等，对尚未立足的吐蕃佛教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打击。这是一百年来吐蕃佛教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同时又是一次为恢复苯波教正统地位而采取的政治行动。然而，随着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又逐渐改变了反对佛教支持苯波教的局面。赤松德赞首先请信奉佛教的大臣桑希开展佛事活动，并让他主持翻译佛经的工作，但又遇到信奉苯波教的玛尚仲等实权派大臣的阻扰，不得不停止此项兴佛工作。之后，赤松德赞只好派桑希去遥远的阿里地区，在一个叫芒域（即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吉隆一带）的地方协助早已逃避到那里的信奉佛教的大臣巴赛囊，开展兴佛活动。同时，赤松德赞又与信奉佛教的大臣秘密策划，最终剪除了玛尚仲等不喜佛法的大臣，为从事佛教活动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巴赛囊等在边疆寻求迎佛取经的途径，他们经尼泊尔到印度佛教圣地进行朝礼，尤其是巴赛囊在归途中遇见当时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师寂护，后来这位大师指明了佛教在吐蕃如何发展的方向。

　　寂护又名静命，出生于孟加拉，是当地的萨霍尔王之子，后于那烂陀寺依止智藏论师出家，受具足戒，是一位中观自续派论师，著有《中观庄严论》。寂护在当时的印度佛教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比如，在印度佛教史上被称为随瑜伽行中观宗，就是以寂护和他的弟子莲花戒为代表，而且寂护和他的戒师智藏及弟子莲花戒，在当时的印度合称为东部三中观师。可以认为，寂护不但是一位古印度著名的佛学家，而且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东方三中观师之一的美称。因此，当时巴赛囊将这位大师迎请到吐蕃传授佛法的意愿禀报于赤松德赞，很快得到赞普的允许。当巴赛囊和寂护顺利抵达吐蕃时，受到赤松德赞的热烈欢迎。寂护大师在吐蕃宣讲佛教十善法和十二缘起，但寂护讲法数月后，吐蕃地区却遭受一场空前的自然灾害，如洪水爆发冲垮桑耶地区的庞塘宫、拉萨红山上的宫殿遭雷击、庄稼遭冰雹袭击，以及流行传染病和发生牲畜瘟疫等。吐蕃大多数臣民则认为此次灾难是宣讲佛法、信奉佛教所带来的报应，强烈要求赞普立即遣返印度僧人。在广大臣民们的压力下，赤松德赞将寂护送回尼泊尔。寂护返回时向赞普推荐了另一位适合于到吐蕃来传法的高僧，这就是后来的莲花生大师。

　　为此，赤松德赞遵照寂护的举荐，又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的一个叫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莲花生（藏语称白玛迥乃）大师。相传莲花生在进藏途中，一路降服鬼怪，为在吐蕃传播佛教开辟道路。比如，莲花生在吐蕃境内首先遇到一条毒焰火龙欺身，他从容地口诵佛教大明咒六字真言，火龙立即缩小为一个蜥蜴，皈依莲花生；到一个叫香波的地方又碰到一头由恶煞化身的大白牛，鼻扎一呼气，天地即刻变色，降雨刮风。莲花生不慌不忙地口诵自己的密咒，大白牛恶煞立刻被绳索捆住，不能动弹，只好皈依顺从；有一次一个大恶鬼变成一位老人，头戴猴皮帽，以邪术搬弄刀枪弓矢，箭如雨下，莲花生摇身变为忿怒金刚相，化箭雨为万朵天花，飘落地面，恶鬼吓得不知所措，率领恶鬼群皈依莲花生。

　　由于莲花生具备比苯波教法术高出一筹的功法，从而使佛教在吐蕃取得扬眉出气的实际地位。随后赤松德赞又派人请回居留在尼泊尔的寂护大师，并同莲花生一起在吐蕃筹划弘法措施。

　　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在吐蕃得到赞普赤松德赞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吐蕃举行各种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如寂护主要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基本理论；而莲花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并显示神通，调伏苯波教的诸多凶神，特别将苯波教神灵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十二丹玛降服，十二丹玛后被接纳为佛教护法神之一；同时向吐蕃臣民传授佛教密法，尤其对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吐蕃公开传授。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曾指出：莲花生传授的这一法术，就是后来藏传佛教中著名的降神术的开端。

　　特别是在赤松德赞倡建吐蕃第一座正规寺院的过程中，寂护和莲花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寂护和莲花生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于公元７７４年动工兴建桑耶寺，经五年于７７８年竣工。桑耶寺是以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建造的；也有认为这是以佛教徒想象中的所谓世界的结构做起来的；此外还有认为是仿照佛教密宗的坛城，即密宗曼陀罗建造的。此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理由，因为桑耶寺中心的主殿是一座三层大殿，代表佛教中的象征宇庙中心的须弥山；主殿四周按不同方位建四座佛殿，代表世界四大洲；在四座佛殿的每座附近又各建两座小佛殿，代表世界八小洲；主殿左右两侧又特意各建一座佛殿，代表日月；主殿四角附近又专门各建一座佛塔，共四座佛塔，分别由白、红、黑和青四种颜色来象征其内涵意义，如白色为菩提塔、红色为法轮塔、黑色为舍利塔、青色为天降塔，它们标志着征服一切凶神邪魔、制止所有天灾人祸。整个建筑物以椭圆的围墙围住，围墙四个方位设有四个大门，东门为正门，围墙象征着佛教中的铁围山。主殿三层大殿分别采取吐蕃（藏地）、汉地和印度三种不同文化形式建造，如底层为吐蕃建筑形式，中层为汉地建筑形式顶层为印度建筑形式，而且佛殿中的佛菩萨的塑像也是以三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而塑造的，如底层中的塑像是模仿藏族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层中的塑像是模仿汉族人的形象塑造的，顶层中的塑像是模仿印度人的形象塑造的。说明桑耶寺是一座多元文化构成的佛教大僧院。桑耶寺竣工后，寂护和莲花生为寺院举行开光安座仪式。

　　之后，为了试验吐蕃有无能充当出家僧尼者，从印度迎请讲解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十二人，由寂护任堪布（为出家僧尼举行剃度仪式的主持），为藏族人巴·赛囊、桑布、玛·仁钦乔、昆·鲁意旺布松、巴郭·比若札那、恩兰嘉蛙却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剃度并授比丘戒。这是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第一批藏族僧侣，史称“七试人”，或叫“七觉士”。由于“七觉士”出家为僧的表率作用，随之吐蕃本族僧侣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

　　可以看出，桑耶寺的顺利建成，为推动吐蕃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桑耶寺不仅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又是翻译佛经的专门场所。当时赤松德赞从印度、汉地等地邀请许多佛教学僧和大师到吐蕃，与吐蕃本族的学僧一起在桑耶寺译经殿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当时翻译佛经的场面，在《桑耶寺简志》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时“译经僧人均盘腿相向而坐，一人诵经，一个口译藏语，居高位的年迈高僧厘正译语，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笔写在梵策形经纸之上。当时聚集于桑耶寺译场翻译佛经的，除西藏初出家的‘七觉士’和印度的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外，还有内地和尚帕桑、玛哈热咱、德哇、摩诃衍、哈热纳波等。汉人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翻译汉地医著和无形算等。这些各地来的译师在札觉加嘎林广译三藏教典。这时所译的佛经编目，先手编定成《登迦目录》、《钦朴目录》和《庞塘目录》等”。这段话是根据桑耶寺原译经院即札觉加嘎林中的壁画写成的。因为译经院的东、西、南三面回廓的墙壁上，绘有数十组反映当时译经场面的壁画，而且每组壁画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为人们了解和描述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形象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都可得到印证，当时由印度、汉地等地的许多大师以及吐蕃本族的学僧，在桑耶寺译经殿里翻译了诸如《律藏》、《经藏》、《密续部》等大量重要佛教经典。可见，这是自从佛教传入吐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

　　总之，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由于得到赞普（国王）强有力的扶持，因而在吐蕃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例如，吐蕃有了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并有了吐蕃本族的僧侣集团，而且还奠定了以藏文书写的佛教典籍的基础。这一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佛教战胜苯波教而完全立足于吐蕃。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赤松德赞时期佛教虽然在吐蕃取得正统地位，但是当时宗教派别间的斗争依然尖锐，特别是佛教与苯波教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正如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讲：“于是信佛大臣和汉地和尚、印度大师等人说，佛教与苯波教比如水火，无法共处，同一地方兴两种宗教不祥，应该让佛教和苯波教双方比试辩论教理优劣，如苯波教获胜我们各回家乡，如佛教胜利则应废止苯波教，在吐蕃弘扬佛教。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赞普决定让佛教与苯波教辩论，获胜者可得弘扬，失败者被禁废。约公元７５９年，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宫室前，举行了佛教与苯波教僧侣流放到阿里象雄地方，把苯波教经籍全部收集起来，或抛入水中，或压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波教杀牲祭祀为活人和死者举行祈福仪式，只准信奉佛教，不准信奉苯波教。”这是佛教与苯波教之间的第三次争斗，也是最后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的。

　　此外，当佛教在吐蕃得势迈向发展之际，其内部又产生派别，主要是从印度和汉地引进的佛教之间出现矛盾，特别是两地学僧在解释或修习佛教的教义仪轨方面产生分歧，甚至相互间拉帮结派，当时的吐蕃佛教以寂护为代表的印度佛教占主导地位。而寂护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清辩论师的五传弟子，属印度佛教显宗的正统，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为佛学观点，以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多为修持宗旨，并遵循佛教根本戒律，即别解脱戒。正因为如此，当时吐蕃特意从印度迎请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比丘僧，协助寂护向吐蕃本族的第一批出家人即七觉士授比丘戒。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当时印度势力较大的一个小乘佛教宗派，许多印度大乘佛教徒以此为正统戒律，在该派僧侣处受比丘戒。之所以寂护在吐蕃享有声誉，其关键还是于他为佛教立足于吐蕃作出了巨大贡献。

　　比如，他即举荐莲花生进藏降伏苯波教诸神灵，为佛教的顺利发展开辟道路，又主持桑耶寺的创建工程，为佛教的弘扬奠定良好的外部条件，还亲自任堪布为吐蕃本族出家人授比丘戒，建设僧侣队伍，使佛教的发展具有组织保障。所以，寂护在当时的吐蕃佛教界拥有崇高地位。然而，寂护去世后，从汉地迎请的以摩诃衍那为首的不少和尚，在吐蕃宣讲佛法，阐述佛学观点，尤其是倡导一种简便易行的修持佛法的法门，而且得到许多吐蕃出家人的信奉和支持，其跟随信徒与日俱增，顿时在吐蕃蔚然成风，大有形成一大宗风之势，从而导致与追随寂护的中观宗一派之间的直接冲突，酿成吐蕃佛教内部的第一次斗法事件。这就是发生在赤松德赞时期的最著名的佛教宗派之争，在历史上称其为“顿、渐之争”。对此事件大多藏传佛教史书都作了详略不等的记述，如《布顿佛教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莲花戒到吐蕃后，赞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安排在右排座位，莲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坐，‘渐门派’一行跟随其后。赞普将两个花圈分别送给两派大师，并下令让他们发誓，败者向胜者献花圈，而且败者不能留住吐蕃。

　　摩诃衍那讲道：‘奉行善业或不善业，可入善趣或恶趣，而不能解脱轮回，甚至成为佛之障蔽。这就像乌云或是白云都可遮蔽天空一样。如谁对任何无念、无思的话，他将会解脱轮回。对任何无念、无分别、无观察，此乃无执著。由于可顿入禅定，犹如直达菩萨十地。’莲花戒辩道：‘如此对任何无思维，实际上就是舍离妙观察智。而妙观察智是清净慧的根本，因而舍离妙观察智就等于摈弃了出世间之智慧。如无妙观察智，任何瑜伽行者均处于无分别境’。如果一切法是无念、无思的话，其所有实践者，则不能无念、无思维。如果自以为我可以不念佛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思维活动。如果仅作为无思维的话，当处于昏迷状态之际，就是无分。没有一个以妙观察智之外的方法，使其入住无分别境。抑制思念且无妙观察智，如何能将一切法视为无自性。如同无证得空性，不能断离障蔽一样。因此，以清净慧远离一切假象；在思念中不可无念；如无思念与思维，怎能成为记忆往昔住处和通达一切者，以及如何脱离烦恼。所以，以清净慧抉择胜义的瑜伽行者，知一切三时内外皆自性空，即刻寂静分别心而舍离一切邪见，依此圆满方便和智慧，断除一切障蔽，通达一切佛法”。

　　以上只是汉地和尚和印度僧人之间辩论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各自的主要佛学观点和修持立场。根据藏文史料，这场辩论会规模大、规格高，由吐蕃赞普亲自主持，双方参加者越百人，而且双方在辩论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摩诃衍进《般若广品》等深奥经研习，并整理出《修法不需经典睡眠即可》、《禅定睡眠轮》、《禅定复述》、《禅定再复述》、《理成观见》、《义立论八十种经源》等理论依据：莲花戒也著有《修行三次第论》等；最后以摩诃衍和尚为首的顿门派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敦煌汉文佛教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又认为，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在顿、渐辩论中获胜。实际上，当时吐蕃赞普判定以莲花戒为首的渐门派获胜，将摩诃衍等和尚遣送回汉地，有关顿门派的经典埋在地下成为伏藏。同时还颁布命令，从此吐蕃僧人不准修习顿门派之法，奉行十法行和六波罗蜜多，遵循律学，在密宗方面，除修持事、行、瑜伽三续外，暂不可多译无上瑜伽续。至于吐蕃佛教顿门派与渐门派辩论的最终胜负问题，王森教授也作过考证：“从现在的资料看起来，禅宗在西藏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噶举等派，而在当时目录上看，却是莲花戒等所传中观宗居于主流，可以说，在当时大概是印僧占了上风”。在吐蕃发生顿、渐之争后，虽有不少佛教唯识宗学派僧人到吐蕃宣讲其佛学观点，但主要依然弘扬寂护大师及其弟子莲花戒论师等的大乘中观自续派之见修。可以说，寂护大师所开创的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始终是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主流思想。

　　简而言之，由于赤松德赞为佛教立足于吐蕃作出突出贡献，藏传佛教徒对他评价很高，颂扬赤松德赞是圣文殊菩萨的化身，是吐蕃三大法王之一。赤松德赞去世后，其子牟尼赞普继位。虽然这位赞普执政时间只有一年零九个月，但是他严格奉行父王赤松德赞的兴佛国策，为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牟尼赞普制定臣民定期供养桑耶寺经典的制度，以及定期举办供养律藏和论藏的法会。曾三次改革平衡臣民的贫富悬殊，大力倡导臣民积极向佛法僧三宝布施，争取僧俗及政教双双兴旺发达。牟尼赞普去世后，由其弟赤德松赞继位，继续推进佛教的发展。赤德松赞在位期间，维修和扩建历代赞普创建的寺院与佛殿，以及开始校勘以前所译佛经，统一佛经翻译规则，厘定藏文词语，创建一座名为噶琼多杰洋的寺院，同时在大昭寺和桑耶寺等寺院建立了十二处讲经院，在耶尔巴和青浦等圣地建立了十二处修行院。因此，在赤德松赞时期，吐蕃佛教有了很大发展。赤德松赞去世后，由其子赤祖德赞继位。

　　藏传佛教的形成——赤祖德赞时期的弘法措施

　　赤祖德赞（又名热巴巾，公元８１５——８１４年在位）时期，是吐蕃佛教的鼎盛时代。这位赞普在前任几代赞普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将吐蕃佛教推向发展高潮。赤祖德赞主要采取了几项有利于弘扬吐蕃佛教的措施：第一，敕令核订旧译佛经，使译经工作走向标准化、正规化。因为以往的佛经大多是从印度、汉地、尼泊尔、西域、迦什弥罗等不同地区的不同文种翻译而来，而且都是不同时期由不同地区的僧人翻译，不但译经的语词不统一、无规则，而且语义艰涩难懂。这对在吐蕃社会中传播佛教极为不便，尤其对吐蕃人通晓译经内容带来很大困难。所以，赤祖德赞邀请大批外籍僧人，主要是从印度引进的高僧大德，他们协助吐蕃学僧厘定佛经译语，以及解答佛经翻译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厘定佛经译语或藏语言文字的工作，是在赤德松赞时期开始的，当时首先将佛教大小乘中的宗教术语从梵文译成藏语，并厘定藏语名词，然后编辑成一部目录大集，即《翻译名义大集》。

　　实际上，《大集》是一部新制定的译语的词汇集，既是一部梵藏对照词典，又是一部规范梵藏翻译的工具书。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时期共三次厘定藏语，其中最后两次就是在赤祖德赞在位期间进行的。三次厘定，共编辑了三部工具书，即《翻译名义大集》以及《两卷本译语释》。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次增补和订正的一部既有列举大量译语又有准确释疑的大型工具书或翻译理论书。比如，在《两卷本译语释》中列出许多梵文和藏语的疑难词汇，并对其解释，指出正确的译法。这些翻译理论书或工具书都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中。经过三次厘定译语，吐蕃的译经事业更加繁荣。赤祖德赞在完成厘定译语的工程之后，便颁布命令，无论何时，均不得逾越厘定译语的规则翻译佛经；译经人员必须学习厘定译语的规则，将过去翻译的佛经，以新厘定的译语或术语来重新审定或订正。

　　随着厘定译语规则的出台以及严格实施，吐蕃的译经事业走向正规化。现存藏文大藏经所收录的吐蕃时期的佛教典籍，几乎都符合新厘定译语的规则。无疑这些都是在赤祖德赞时期完成的。当译经工程基本结束，并积累一定数量的佛经之后，对此进行编辑目录，就成为自然的事。赤祖德赞时期，吐蕃组织学僧编纂佛经目录，大约在公元８２４年，第一部佛经目录终于诞生。因为这部目录是吐蕃学僧在堆塘的丹噶宫殿中编篡而成，故名《丹噶目录》。之后，又相继编篡了《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这三部目录成为后来编纂藏文《大藏经》的依据和雏形。其中《庞塘目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按照经部和论部的分类编纂而成，对以后大藏经的编纂体例产生一定影响。遗憾的是，《青浦目录》和《庞塘目录》后来都先后失传，只有《丹噶目录》流传至今，成为后来编纂藏文大藏经的主要依据。它现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之中。三部目录的产生，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赤祖德赞又特意在拉萨河中游的南岸，创建了吐蕃历史上最著名的九层金顶宫殿，称为“乌香多宫殿”，它既是宫殿又兼作寺院。乌香多宫殿的建筑形式，《西藏王臣记》有记载：“底部三层用石料，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筑成”。可见，其建筑形式别具一格，壮观无比，“形如大鹏冲天飞翔”。乌香多宫殿的顶部三层中供奉着赞普的本尊神像，并在顶层走廊内安排僧人讲经说法，中部三层中居住着被供养的僧侣，底部三层中设立王臣住处。

　　此外，赤祖德赞时期，为出家僧侣创造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给予特权。比如，赞普拟定僧侣在乌香多等宫殿或寺院里时常念诵佛经的制度，同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并制定刑法，如有人反对佛教或轻视僧侣，便用刑法来惩治。甚至在吐蕃王朝中设立宗教大臣，由钵阐布贝吉永丹担任，位居其他大臣之前，可直接干涉对内对外的军政大要。为了提高整个僧众的社会地位，赤祖德赞还以身作则，将自己的发髻上系一条长长的丝巾，丝巾下端敷于僧座，令僧众坐在上面。

　　由此可见，佛教及其僧侣在赤祖德赞时，受到极高的礼遇，从而激发佛教僧侣的积极性，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发扬光大。值得提出的是，赤祖德赞时期，使佛教寺院在吐蕃社会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因为许多寺院不仅拥有属民和特权，而且占有土地、牧场和牲畜。这说明佛教僧人在赤祖德赞时期，已经成为吐蕃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社会阶层。正如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在他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讲：“到赤祖德赞时期，对一些寺院赐给了土地、牧场、牲畜等，从这开始，佛教僧人中的一部分开始转化成拥有寺属庄园的地主阶级”。另据传说，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王臣在吐蕃境内及外地已经建造一千零八座寺院。因此，后来佛教徒赞扬赤祖德赞十分崇信佛教，吐蕃人民幸福安乐，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法王，为金刚持菩萨的化身；他为推行佛法、供养三宝、积聚资粮作出贡献，依佛法护持国政。然而，由于赤祖德赞在吐蕃推行佛教至上的政策，如在政治上向佛教僧人赐予特权，在经济上扶持寺院建设等等，激起不少臣民的不满情绪。最后导致赞普赤祖德赞被谋杀，佛教面临一次巨大的厄运。

　　吐蕃王朝众松赞干布开始，对于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从而加剧了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波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斗争或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波教烙印的佛教支派。

　　藏传佛教的形成——朗达玛赞普的灭法事件

　　赤祖德赞对于佛教的过分推崇，又引起许多臣民的不满。其中主要是赞普规定每七户人家为一组去服侍一名僧侣，并颁布法令如有人恶视僧人抉其目，恶指僧人断其手，恶言僧人割其舌，偷盗寺院及僧人财物罚款八十倍，等等。这一系列推崇佛教的措施，直接损害不少臣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引起这部分臣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私下秘密策动推翻现政权和取缔佛教的政治运动，最后这些不喜佛法臣民的阴谋屡屡得逞。

　　如他们首先谋杀了宗教大臣钵阐布贝吉永丹，之后又将赤祖德赞的哥哥、崇信佛教的臧玛陷害，最后谋杀了赞普赤祖德赞，推举不喜佛法的赤祖德赞的哥哥朗达玛继任吐蕃赞普，扫除一切障碍后，便拉开了毁灭佛教的序幕。《西藏王统记》描述道：“此后，王之疆土犹如冬水，日渐下落，十善法律，如坏麦束，绳断分散，藏民福德，如油尽灯，利乐王治，如虹散空，罪恶行径，如大漠风沙，狂吹乱起，行善之心，如服径无人，各返乡里。所翻经典，其未竟者，亦唯弃之而已。诸喜乐佛法臣民，徒有悲伤而亦无可如之何也”。这里叙述的就是朗达玛时期发生的佛教法难事件，以比喻的手法表达了后世佛教徒对当时法难怀有的一种惋惜或悲伤之情。朗达玛的灭佛事件，几乎所有藏传佛教史书中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因而在藏族地区家喻户晓。这是佛教在吐蕃经过二百年的传播、发展之后正处鼎盛时期而不幸遭遇的法难事件。

　　藏文史籍均认为，佛教在朗达玛赞普执政（公元８４１——８４６年在位）时期，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法难事件。实际上，这是由反佛大臣策划、朗达玛赞普亲自下令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此次灭法运动，不仅取消了昔日由吐蕃王室保护广大僧众的一切法令，而且剥夺了寺院及僧众的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从而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佛教僧侣皆从寺院驱逐出去，并强迫僧众还俗，甚至让佛教僧侣或去狩猎或当屠夫，不从命者皆被杀戮。

　　所以，僧人大都逃向民间，不得不重新回到世俗生活，成为负担差税的普通平民。赞普还下令封闭所有寺院和佛殿，首先从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动手，将所有佛寺内的佛像或埋在地下（如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不动金刚像与释迦牟尼两尊佛像就埋入地下）、或抛入水中、或捣毁。佛教经典也同样遭到毁坏、或烧毁、或投入河中，当然也有不少佛经被信佛群众藏匿起来。寺院和佛殿里的佛教供品被捣毁之后，他们用泥巴把寺院和佛殿给封闭起来。从此，吐蕃佛教进入濒临灭绝的所谓的黑暗时期。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尤其对佛教教团组织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指公元７世纪中叶（从松赞干布算起）至９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这段时期长达二百年之久。

　　随着朗达玛的灭法事件，吐蕃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也开始全面崩溃。以朗达玛赞普为首发动的灭法运动，大大伤害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当时佛教信徒对朗达玛赞普恨之入骨，从而又导致另一场佛教徒谋杀吐蕃赞普的残酷事件。朗达玛逼迫佛教僧侣脱下袈裟上山打猎的情景，被一位山中修炼佛教密宗的大师看见，并在忿怒之下产生杀害赞普的念头。这位密宗修炼者叫拉隆贝吉多杰，他当时在吐蕃的著名佛教修行处之一札耶尔巴修炼，看见佛教徒遭遇的惨状，便携带弓箭下山去伺机刺杀迫害佛教徒的头号敌人，即朗达玛赞普。根据藏文史书记载，朗达玛赞普在拉萨大昭寺前阅览碑文时，被拉隆贝吉多杰以叩见赞普为由射箭杀害了朗达玛赞普。刺杀成功后，拉隆贝吉多杰夜以继日地逃离吐蕃政治中心，到达了安多地区。

　　朗达玛赞普被刺杀后，吐蕃王室内分离成两派，各自支持两位年幼王子来继承赞普位。于是发生内战，且一发不可收拾，随之爆发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很快被推翻。结果不但没能重新建立新的王朝，而且以前统一的吐蕃王朝分裂成若干个小邦，从此吐蕃地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现在许多著述中所说的藏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藏传佛教虽然早已进入所谓的百年黑暗时期，但是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禁废而寿终正寝。反而因为吐蕃王室的覆灭及社会上的大动荡给以后藏传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因此，在藏族地方割据势力时代，藏传佛教走向民间，完全成为公民个人自由信仰的宗教，不再像以往那样受王室权力机构的统一领导，也不再听命于宗教团体的严密管理。也就是说，朗达玛赞普时期发起的灭法运动，不但没有彻底撕毁佛教在吐蕃的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将佛教推向民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内已经赢得吐蕃人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广大低层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后来的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或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吐蕃王朝的覆灭以及藏族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自由而广阔的空间，随之出现了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