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宫廷历来是宫闱禁地，宫廷生活对老百姓来说总是充满神秘的。宫廷中的宗教活动，就更鲜为人知、神秘莫测了。清代宫廷中种种宗教活动频繁，在庄严肃穆的朝堂后面，还有一个多种宗教文化形态的神佛世界。现在，让我们跟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西藏文物专家王家鹏先生走进——

　　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元明清三代宫廷都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我今天主要说说藏传佛教文化在清代宫廷中的影响。

　　藏传佛教起源于青藏高原，虽与内地远隔万水千山，但文化的传播关山是隔不断的，早在元代就东传中原内地，与元明清宫廷关系紧密。十三世纪开始，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西藏地方直辖中央政府。

　　元朝中央政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任用西藏的政教领袖，萨迦派首领取得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萨迦五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掌管总制院。总制院1264年设立，专门管理全国的佛教及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元世祖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

　　元皇室信奉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帝师成为皇室的精神支柱，皇帝继位前要从帝师那里接受灌顶与戒条，宫廷中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一年达数百次。修建了众多寺院，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基本沿袭了元代的办法，明朝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政策，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办法，对各教派领袖人物，只要归顺朝廷、朝贡请封的，全给予封号，赐予印信，他们定期进京朝贡，朝廷给予优厚的赏赐。

　　明代西藏与内地联系紧密，促进了茶马互市贸易往来，也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永乐帝派中官入藏取来藏经，1441年在南京刊出藏译佛经两大丛书之一的甘珠尔全部，这就是著名的永乐版大藏经。

　　从永乐到明宪宗、明武宗都热心藏传佛教，宫廷内佛事活动频繁。西藏僧人地位极高。明朝前期留住北京的藏僧常在两千人以上。京内建了五塔寺、法海寺等不少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寺院。

　　清帝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把“兴黄安蒙”作为巩固蒙藏边疆的重要国策贯彻始终。尊崇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黄教领袖，给予崇高的地位。清代达赖、班禅三次到北京朝觐，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待。时间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个时期。他们的造访在宫廷中留下了印记，特别是六世班禅，为民族团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永远怀念。

　　随着西藏与中央关系的不断加强，联系更加紧密，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皇室宗教信仰。

　　故宫佛堂百年未动，仿佛是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

　　紫禁城内的藏传佛堂分布于内廷各区，有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慧曜楼、吉云楼、慈宁宫大佛堂、英华殿、慈荫楼、宝相楼、咸若馆、临溪亭、佛日楼、梵华楼等独立佛堂35处。有养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等暖阁佛堂十处。这只是简略的统计。

　　无论是帝后日常起居的寝宫内，还是消闲游乐的花园中都有供佛之所。这些殿堂内满供着藏传佛教神像、佛塔、佛经、祭法器，组成了紫禁城中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

　　每座佛堂供奉的主神不同，均有宗教崇拜的不同功用，其内的陈设布局依据格鲁派（黄教）教义，模拟西藏寺庙神殿，所以清宫佛堂内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各类神像、神器。

　　这些殿堂因处于皇宫禁城的特殊环境中，许多殿堂至今仍保持了乾隆时代的原始状态，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故宫佛堂里香炉中的灰还是满满的，几百年来都没有动过，如同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它最真实地反映出清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实况。

　　清帝何以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有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原因，也因满族民族文化与蒙藏民族更为接近，而且藏传佛教讲究密宗修炼，可以快速成佛，所以更合清代帝王的口味。

　　现存清宫佛堂的建造年代，除少数为明代遗留的佛殿，如英华殿；以及清初顺治、康熙所建的慈宁宫后殿外；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

　　这些佛堂为和整个紫禁城建筑群体相互协调，除雨花阁有明显的西藏佛教建筑特点外，其他佛殿建筑形式完全与宫殿建筑一致，内部建筑结构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点，如梵华楼、宝相楼。雨花阁仿照西藏阿里古格托林寺坛成殿形式，按照密宗四部仪轨修建，是藏传佛教密宗义理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内地藏传佛教文物精华汇聚故宫

　　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宫，收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与西藏有关的文物就有几万件，是中国内地保存最完好、最丰富的西藏文物宝库。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故宫的西藏文物比之文献更直观、更真实地反映着西藏与中央王朝的紧密政治关系。

　　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荟萃紫禁城，是六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

　　故宫文物自身独具优势。首先是品类丰富，包罗万象。从佛堂建筑到经、像、塔、法器供器，一应具全。其次是珍品荟萃，以铜佛来看，早期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古佛像、西藏的各历史时期的佛像都可见到，品相完好，并有清代的黄条记录，高僧鉴定，记录了佛像的名称来源、进宫时间等。另外，唐卡有上千幅，佛经有上千部。

　　西藏佛教艺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吸收了汉地、印度等多种艺术营养，凝聚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元代后，内地佛教艺术水平普遍下降，西藏佛教艺术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水准，影响了元以后整个内地佛教艺术的发展。

　　今天看来，以乾隆为代表的清宫廷广建喇嘛寺院，大造佛像供器，大办佛事，花费了巨额的财力物力，是它消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保存西藏佛教艺术精华，促进各族文化艺术交流，为后人留下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看，又是一大贡献。

　　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引领人们走进历史深处，感受中华民族相依相存共同发展的光辉历程。藏传佛教“传”的是文明，其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连接着布达拉宫与紫禁城，连接着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