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

　　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

　　□ 央珍

　　《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一书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的著作，该书是在他哈佛大学南亚与梵文系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于2005年4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皇权坠落后，宗教共同体成为维系民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媒介

　　《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论述了辛亥革命（1911年）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期间，中国在封建王朝的崩溃到新国家建构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在西藏分裂主义势力不断扩张的情势下，通过汉传佛教僧侣和信徒与在内地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以维系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传统隶属纽带，从而使中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构。

　　葛瑞·塔特尔认为，经过辛亥革命，清朝时期维系中央和西藏地方的“第三者”——皇帝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他的着力点就在于寻找维系现代中国与西藏地方的媒介。是什么力量使西藏这个相对“异质”的地域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继续保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作者的答案就是，民国时期，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政府与佛教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互相作用，使他们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中都找到了一个相通的联结点，即以泛亚洲佛教观念为基础的汉藏佛教一体化的共享的“中国佛教”概念。他认为失去了王朝共同体后，宗教的共同体得到了凸显，正是这一宗教共同体弥合了民族（种族）的族群差异和利益追求，遏制了分离和独立的力量，建构了现代中国。

　　“民族主义”策略的缺陷以及“宗教共同体”的想象和构建

　　自20世纪初始，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此起彼伏，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在中华大地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掀起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然而当时的理论话语在帮助激发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革命情绪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理想。他们开始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用于自己所属民族的民族主义目标上，如格桑泽仁提倡的“康人治康”，以及在印度成立的“西藏革命党”等组织。这样，民国初期“民族主义”的世俗策略不仅没有能够成为团结和融合各民族的粘合剂，反而像一针分离的强心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情绪和独立意识。

　　在实行民族主义策略近20年之后，民国政要终于认识到它的失败并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这时，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七世章嘉活佛等僧人在内地传授藏传佛教，举行藏传佛教仪式，他们的活动大大地增强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民间的影响，并由此引起了民国军政要人的关注。如上个世纪30年代，班禅大师举行的时轮密教仪式，每次都会吸引从民国的前总统到普通民众等各个阶层的上万人参加。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也迫使民国政府在藏传佛教意识中寻求“护国”理念。而与此同时，太虚、大勇、法尊、能海等汉传佛教高僧们和汉族居士们也在努力认识藏传佛教，他们中有人克服财力、语言、自然和政治的障碍，前往西藏求法。这些到西藏求法的汉族僧人给藏族人以内地信仰“内部教”（佛教）的印象，从而使得双方在此后的交往中多了一些亲近的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徒开始扮演政治角色，民国政府也开始支持宗教，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基于20年汉藏之间大众宗教的互动，认为宗教乃是民国各族共同的连结性特征，而且他还认为佛教不仅仅是汉藏关系的基石，更是全亚洲关系的基石。这一共同的宗教想象便在疏离的民族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国家共同体的构建有了基础和交点。

　　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

　　无论这本书所着重论述的藏传佛教及其仪式在沟通汉藏和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的连结性作用是否言过其实，有失偏颇，然而这一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文化的共享是国家建构和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文化是我们在研究民族、国家等概念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不可否认，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因素在沟通民族关系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正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得以进行的基础。然而在1911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政局紊乱，民生凋敝、国力不彰、动则受人牵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在全世界此起彼伏，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地位；边疆地区少数上层人士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跃跃欲试，分裂主义势力不断滋长。如果我们在这一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审视民族关系，就会发现，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纽带都受到了影响，只有共享的文化和宗教情感才能激起内心的共鸣和亲近，并相互产生同情和理解，这就成为重要的、关键的决策背后的心理背景和情感基础，发挥出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密切联系，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现实的实践和政策需要我们充分尊重和利用这种联系。我认为，国家认同的基石是文化共享，而文化上的背道而驰则是分裂主义的原动力。只有培育和增进同质和共享的文化才是实现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根本方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