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云山摩崖石刻与碑刻

　　齐云山摩崖石刻与碑刻

　　“新安多佳山，而齐云岩与黄山为最”（明《齐云山志》），“黄大而怪，白横而庄；黄敛而奥，白敞而灵，各擅其胜”（清魏源语）。乾隆帝喜游江南，览齐云秀色后，御题“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有人说乾隆是未到黄山，否则他就不会认为齐云山是“江南第一名山”了。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推论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所谓“第一”是看从哪些方面来认定，比如道教文化、摩崖石刻碑记、齐云山特有地貌与物产等，无疑是黄山所不具备的。以乾隆一生好吟诗题词的习性，他即使游了黄山，仍然认为白岳蔚为壮观的摩崖石刻为“江南第一名山”，也就没有丝毫勉强之处了。事实上，齐云山的摩崖石刻不仅在安徽，即在江南也是首屈一指的。

　　齐云、黄山同在徽州境内，是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的交织、更迭，曾几何时，齐云香火日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交至，欣然吟诗作赋，题留墨宝，而其时黄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则几近于世人但知有黄山，而不知有白岳，多少让白岳有些“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的意味与无奈。徽州人何其幸，一地而有两座名山，让人嫉妒天何独厚徽州！“黄山白岳相对峙，细看从来无厌时”。前人的这两句诗应代表了徽州人的心声。

　　我们不是大清朝的子民，无须将乾隆帝的御制诗拿来顶礼膜拜，但客观地讲，乾隆除了是一位封建帝王，他也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尽管书法与诗才有点一般，起码他所撰联句是对仗工整的，也道出了齐云山独特的历史地位。明人詹景凤同友人、侄儿游岐山后，题山为“文岐山”，岐山是齐云山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妨扩而大之，将整个齐云山看作“文齐云”，这个“文”，主要就表现在历代文人雅士对齐云山赞美的诗文与书法上。1981年9月，齐云山的碑刻和摩崖石刻顺理成章地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有关资料统计，齐云山有摩崖石刻、碑记一千多处，现存尚有五百余处，主要分布在天门岩、真仙洞府、三天门、岐山石桥岩等处。经实地考察，齐云山摩崖石刻年份最早为北宋时期，而许多石刻是后人磨去前人遗迹后镌刻而成，再考虑齐云山岩石易风化、剥落因素，相信齐云山应有年代更早的石刻存在过。齐云山刻石内容主要由碑记、题名、题记、题诗及擘窠大字组成。题名、题记书体以端庄易识的楷、行书为主，兼有篆、隶书，而诗篇以行、草为多。阐述如下。

　　“天下名山僧占多”。宗教方面，反而是佛教先于道教在齐云山立足。早在唐元和四年（809），石门寺就在齐云岐山创建。宋宝庆二年（1226）齐云山又创立佑圣真武祠。明嘉靖帝笃信道教，敕建宫殿，钦赐山额，从此道教在齐云山如日中天，亦使齐云山成为全国道教名山之一。随着石门寺的消失，佛教的文字遗迹已很少见，石门寺原址的石壁上明镜道人所题唐代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偈语和“南无阿弥陀佛”尚提示佛教在齐云山的存在。八仙洞内《新安仙释碑记》记仙姑、真人、禅师道号法名，则与释道二教有关。

　　现存道教方面的碑刻很多，尤以明代为多，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距今相对较近，另一方面则是齐云山道教盛于明。有关道教最著名的碑刻为《紫霄宫玄帝碑铭》，此碑由唐寅在弘治十三年（1500）游齐云山时，应道长汪泰元之请所作骈体文，汪肇篆额，戴炼书丹。碑阴刻《紫霄崖兴建记》，李汛撰文，胡子椿书，碑阳碑阴书法皆工稳遒劲。此碑高达734厘米、宽140厘米，是少见的庞然大物。其它与道教有关的碑刻有《三十六洞天碑记》、《七十二福地真人名氏碑》、《白岳山人传碑》、《白岳文昌祠碑记》、《真仙洞府记》、《重修太素宫捐助名氏碑》、《重修齐云山玄君殿记碑》、《白岳重葺玄君殿记碑》等，后二碑书者分别出自书法名家詹景凤和周天球。《飞升台藏经楼碑记》则记述了清顺治年间兴建飞升台藏经楼事。

　　道士中亦有擅书者，齐云山也多有他们的题刻，如修吾道人的“源液”，雪崖道人方琼真题“第一洞天”，白岳山人朱素和题“第一蓬莱”，白云道人题“第十三楼”，养素道人汪泰元题“真仙洞府”和“紫霄崖”，“紫霄崖”大字楷书，笔画敦实，很有颜鲁公意味。

　　比较而言，现存年份较远的石刻多在岐山一带，有北宋、南宋石刻多处，明代石刻比比皆是。磨旧刻镌新题现象也主要在这一带。内容多为题名、题句、游记，碑刻多已残失。有史料价值

　　的主要为南宋时关于“劝农”的内容，比如“绍熙壬子春，知县事缙云叶卨劝农岐山，丞钱塘樊撝、簿临安李绍祖，偶集不至者，尉丹丘李闶。住山钟敏书、刻石”、“邑宰邢锐、尉詹康以，淳熙丙午望日，劝农于岐山”。劝农，是鼓励农民耕作的意思，另外，晋时有劝农官，唐宋时有劝农使，苏轼《鸦种麦行》：“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岐山在两宋时留存较多的题记，说明当时这一带是比较繁盛的，这和天然石桥景观及石门寺有着重要的关系。绍熙四年（1193），进士出身、时任休宁县知县的衢州人邹补之作了一首七绝，他并用隶书写就，镌于岐山崖壁。字体颇为朴拙、浑厚，有《 阁颂》的意味，但笔法近俗，与汉隶审美相去甚远。两宋书坛基本是行草书的天下，篆隶书家极少。一位南宋朝的县官不去随波逐流写行书、行草，而是对汉隶情有独钟，这使的我们不得不对他投入一点关注和几分敬意。明代所建天泉书院使“文岐山”有了一个极好的注脚。明代学者、书法家、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曾在嘉靖间游齐云山，在天泉书院讲授《孟子·尽心章》，撰《心性图说》刻于岩洞壁间。又有行草书石碑一块，现已支离破碎，已难凑齐全碑，幸喜署名尚存。此外湛若水还有“ 阳岩”行书题刻于天泉书院旧址左方。湛若水字元明，居广东增城甘泉都，学者称甘泉先生。从陈宪章游，是陈白沙弟子中成就最著者，湛若水书法学陈宪章，能出新意，亦擅使用茅龙笔。

　　“ 阳岩”旁边有“詹东图读书台”，一般认为为詹景凤自题。詹景凤（1519－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休宁流塘人。隆庆元年（1567）进士，曾任南丰掌教、翰林院孔目、吏部司务等职。詹景凤无数次游过齐云山，隆庆元年（1567）正月十一日，詹景凤携子万善，侄万言、公瑾到岐山读书，直到六月份才返回。詹景凤是齐云山书法留存最多的书法家，这自然是因为齐云山是他的“家山”的缘故。同时，他的书法也是齐云山石刻中最具价值与份量的一部分。我们试将他留存书迹年份及年龄排比一下，分别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37岁；隆庆二年（1568），49岁；万历元年（1573），54岁；万历十二年（1584），65岁；万历十七年（1589），70岁，基本上涵盖了他中年到晚年的书法面貌。詹景凤48岁中进士，官亦不显，仕途上并不得志，这或许是他在岐山辟台筑书斋读书、研究书画的重要外因。

　　明代是草书极盛时期，草书名家倍出。陶宗仪评詹景凤书法：“深于书学，用笔不凡，如冠冕之士，端庄可敬。狂草若有神助，变化百出，不失古法，论者谓可与祝京兆（枝山）狎主当代。”（《书史会要》）陶氏所评是中肯的。詹景凤草法很熟，他曾写过几通《千字文》，我们试将他77岁书《千字文》（藏休宁博物馆）和78岁书《千字文》（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相比较，草法一点没变，只是78岁书更加豪放跌宕，侧锋用笔增多，墨色亦丰富多彩，故显变化多端、出神入化。他在卷尾跋道：“时万历丁酉之十二月，天寒积雪，顾几上笔砚仍不作冻，佳客在坐，乌薪在炉，松萝仙茗在壶，白定盌在手，遂乘兴而书此卷，颇觉如意，不知观者谓如何也。”佳客在旁，乘兴一挥，草法不精，焉能瞬间成卷？詹景凤晚年后，书法以草书为主，现传世真迹也多为草书。而岐山有他中年和更早的楷书、行书作品，对研究他书法面目形成及风格演变，都有积极的意义。在三天门处，有詹景凤楷书《重修齐云山玄灵殿记碑》，楷法工整，深得唐人法乳，始知龙飞凤舞的草法皆建立在扎实的楷书功力上。岐山的两处石刻文字在有关书籍中出现错误较多，许多人辗转传抄、以讹传讹，现予以订正。其一：“嘉靖丙辰秋，詹景凤同友吴钦仪、吴景明，侄万里来游，题山曰‘文岐山’”；其二：“隆庆二年十月初七日，都御史汪道昆，知县王谣，山人程有守，南京进士詹景凤，都御史弟文学道贯、道会，僧祖胤，并齐云而西抵岐山。登石桥，寻棋盘石，下观大龙井，与山中主人国子生朱家相，家宾文学汪尚嗣遇，遂宿于此。景凤题”。另外，从这段题记中，也可证一些书籍中将詹景凤隆庆进士误作了举人。

　　从留存书法的人物来看，有一些是书画名家，还有一部分属于名人题字，更多的是名气不大，但书法又相当可观者。从游山名人来看，许多是擅书能书的，比如朱熹、唐寅、王守仁、黄道周、查士标、袁枚、曹振镛、洪亮吉等，遗憾的是许多人只留下了诗篇，没有留下墨宝，或是当年曾有墨宝，经过千百年人事更迭，已然散佚。黄山市博物馆藏有唐寅“水声鸣昼夜、山色永春秋”行草联石刻，据称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渠口一农户家发现，农民告知原碑在齐云山，至于在山上何处，如今人事皆非，已无从考证了。汪印苔《歙浦余辉录》记徐渭游新安登齐云，返浙道中，一路无诗。到了衢州，才吟成一绝：“系马梅花索酒时，溪山遥映酒家旗。如何每到堪题处，不解吟成一字诗。”新安、齐云美景妙境竟让徐渭做不成诗，自然也就留不成墨宝。这是徐渭的不幸，当然也是齐云山的遗憾。

　　明兵部左侍郎汪道昆不仅数次登山游览，还捐资、募建“无量寿佛宫”，并撰写了《无量寿佛宫赞》、《始建登封桥碑记》、《石桥岩记》（詹景凤书）等。此外，清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撰《重建登封桥碑记》。其它碑记还有《岐山石桥岩记》、《吏部右侍郎林平泉公白岳修路碑记》、《登封桥禁碑》等，这类碑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齐云山的史料上，大部分书法价值并不大。

　　凡名山大川中，景点题名、题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书体相对丰富的地方。此类题刻多则三、四字，少则一、二字，因此字径都较大，以醒目、壮观为目的。如“天开神秀”字径120厘米、“廓崖”字径113厘米、“文昌正路”字径135厘米，“白云深处”字径四字宽870厘米、而“寿”字字径达230厘米。楷书多颜体，一是颜楷流行，二是颜字有愈大愈壮的特点。隶书有“雨君洞”、“玄芝洞”、“别有天地”等多处，篆书有小壶天“蓬壶深处”一处，书者为明代嘉兴人周履靖，书于万历九年（1581）。周履靖字逸之，晚号梅颠，工五体书，擅山水精人物、善吟咏。行、草书仍是大宗，占了很大比例。清人魏源《白岳东西岩》中写道：“……白岳又有东西炎凉之不同。世人岁登齐云岩者千万计，无一人至西岩。山志中载游记、游诗百十首，无一人及石梁、石门之胜。盖东天门以内，真武香匝走四方，观宇塞岩穴，无复溪山真面。其西天桥以内，为石门寺，境奇幻而祈赛不至，游人几无栖宿之所，溪山转得全其本色，是为幸中不幸，不幸中幸。”岐山石刻目前保存较好，正与游人少至有关。平心而论，岐山石刻品味较之东面诸多石刻为高。“万历崇祯迹留新，断碑无数纪明臣”（郁达夫《齐云岩》），我们今天游历齐云山，尤其在岐山，随处可见的断碑残碣，深深地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引起我们的不安。

　　历代文人游山，得山川之助，诗兴大发，留下了不少好诗篇，一部分还以摩崖及碑刻书法形式保留了下来，碑刻以明清两代为多，又以楷、行、草书为主。作者有知名与不知名者，有达官显宦，也有地方名流和父母官，如休宁人金塘、河南道监察御史胡宥；新安太守崔孔昕、萧敏道等。长泰人戴行草“太素宫”碑；琼州守、麻城人周思久小草“秋日偕宁国诸同志登齐云山”；慈溪人袁炜草书“初登白岳山有感”等碑，书法皆功力深厚，十分可观，这些佳作使齐云山形成了一个风格多样、内容丰富、诗书合璧、瑰丽壮观的展示区。齐云山的整体文化品味、身份由此提高，游客在此观景赏书法，陶冶其中，流连忘返。

　　一块成功的碑刻，除了书写水平因素外，刻工的好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明以来，徽州名工巧匠辈出，如刻《紫霄宫玄帝碑铭》、《紫霄崖兴建记》的朱云亮、汪阳熙即是。而刻《白岳文昌祠碑记》的黄钺更是著名，黄钺（1542-1583）是歙县虬村黄氏第25世刻工，字子威号少昆，他与诸黄合刻过《筹海图编》、《徽州府志》（嘉靖）、《春秋左传节文》等，独刻《丰干社泛舟诗》书籍。他善书法，因此更能在碑刻中传达笔意，文人墨客多喜与之交往、合作。万历十年（1582），汪道昆邀他同游黄山，夜寐时闻虎咆哮，惊吓昏迷，次年即卒。《白岳文昌祠碑记》立于万历八年（1580），由汪道昆撰文、胡宥行书，38岁的黄钺勒石，美文妙书佳刻，可谓三绝。

　　齐云山因地壳的物理运动，形成了奇特的地貌，喻之于书法，山峰庄者伟者如楷书；奇者古者如篆书；幽谷清泉如行书；岩洞崖壁如汉隶；山岭连绵如行草；云海翻滚如狂草。仓颉造字、结绳记事、河图洛书……这些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种种说法，无论是传说还是史实，几千年来方块字在炎黄子孙的心中都有着神圣的位置。文字是人类社会集体的产物，而书法艺术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书法家与劳动人民持如椽大笔，以江河作墨海，以巨岩峭壁为绢帛，将中国书法艺术与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壮丽山河交织融汇在一起，形成亘古奇观，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个辉煌乐章。

　　伟哉，壮哉，齐云山摩崖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