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

　　一九八九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

　　赵亚光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空气活跃，成果显著，本年度出版的学术有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和西南师大历史系联合编辑的《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合编的《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 （三秦出版社）、郑欣的《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学术交流方面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北京师大历史系、广西师大历史系联合举办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三次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室联合举办的“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专题研究方面成果较多，见诸报刊的论文约120余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体研究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方面，现将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总论。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许昌师专学报》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是以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和更新为前提，以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矛盾剧烈运动为主线，以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为特点，编织成了变动着的历史画面，反映了我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由上半期向下半期转变的历史动态。高敏《试论两晋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史学史研究》2期）一文指出，从西晋政权建立到西晋末，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阶级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元301年到西晋灭亡，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到淝水战前，不论南方和北方，民族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淝水战后，南北双方社会主要矛盾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为次要矛盾。此外，王延武《选择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4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等文，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北魏的社会性质作了探讨。

　　二、政治制度史及政治史研究。这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论文较多。其中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萧少秋《浅谈九品中正制》（《党校论坛》4期）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采用推荐方式，家世标准在品评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士族的工具。两晋时，品评标准唯以居位为贵，势族世袭政治权力制度化，标志着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南北朝时，寒门庶族渐渐控制了政权，打破了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开始试行考试办法。隋初，废九品中正制，行科举制度。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2期）一文，对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的演变作了阐述。他认为，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并不是魏晋以来中正选官的简单延续，它由北魏初期重血缘、才能的鲜卑化中正选官制，逐渐演变发展为重品第，完全汉化、门阀世族化的中正选官制度。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余行迈、魏向东《六朝选官制度述论》（《江海学刊》1期）、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期）等。

　　门荫制度是官宦子弟做官的另一个途径。张兆凯《两晋门荫制度刍论》（《中国史研究》4期）指出，门荫制度是一种借父兄功绩而循例入官的制度。西晋门萌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计资入仕。这种制度保证了士族子弟能坐致高官，是魏晋之际势族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东晋门荫范围扩大，门第观念大大强化。为人择官，在西晋仅属个别现象，并受到指责，东晋则非常普遍，这种变化，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体现。

　　关于察举制度，杨希珍《北魏的察贡推举制度》（《文史哲》5期）认为，北魏建立后察举制又恢复发展起来。魏孝文帝时，州郡察举制成熟，“秀才”和“孝廉”是主要科目。此外，作为选官的补充形式，还有官吏特别荐举制度。州郡察举和官吏特别荐举组成了北魏时期较完整的选官制度，成为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和制举的滥觞。

　　军事制度是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期）一文，就禁卫军的衍变，外军与中军的关系，中外军的兵源，军队编组训练与武器装备，后勤与给养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晋朝军制。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原因试探》（《河北师院学报》3期）、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辩》（《史学月刊》3期）两文，则论述了南朝的兵户制与散号将军制度。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的二个重大事件。杨光辉在《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4期）中，论述了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的必然联系，揭示出导致这场动乱的原因。他认为，晋武帝分封政策的失误，埋下了八王之乱的隐患。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期）一文，则论述了永嘉之乱。

　　朱大渭的《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文史》总31）是一篇力作。他论述了代北豪强酋帅在北魏末年六镇和河北起义的冲击下的兴起，武川、怀朔、代郡三个地域性集团的形成，以及高欢为首的怀朔豪强酋帅集团和宇文泰为首的武川豪强酋帅集团怎样建立起东魏和西魏政权。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代北豪强酋帅已降到庶族地主的行列。他们的崛起，实际上是庶族地主反对胡汉士族当权派的斗争，他们的胜利，是庶族地主对胡汉士族地主的胜利，对后来的隋唐统一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淝水之战，田余庆《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关于淝水之战的性质，关键在於考察民族关系的实质变化。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统治势力说来，以苻坚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和整个北方，与南方的相应情况对照，南北民族差异非常鲜明，在还不存在南北统一可能性的情况下，南北战争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因此，淝水之战虽带有统一战争的性质，但本质上仍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相关的论文还有许怡《南朝北伐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期）、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南北战争的轨迹与反思》（《江海学刊》4期）等。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因而进展较大，论文较多，包括土地制度、租调制度、封建依附关系等方面。

　　屯田制一向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童超在《东吴屯田制述论》（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中论述了东吴的屯田。他认为，东吴统治集团广置屯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区，东吴为与魏、蜀抗衡，就得发展农业，以建立雄厚的经济基地。其屯田的组织管理，与曹魏民屯典农系统的一元化不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东吴屯田与曹魏屯田性质一样，都是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形式。陈玉屏《论孙吴毗陵屯田的性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期）认为，毗陵屯田虽因军队会佃而成，但嘉禾六年平定丹阳山越之后，将山越人编制成屯田户，故此后毗陵屯田是为民屯。杨荣新《曹魏屯田管理方式探索》（《四川大学学报》3期）指出，曹魏屯田的管理是按照三个不同的时期屯田的性质和作用，分为三个不同的管理方式。建安初期为试行阶段，规模不大，管理方式简单，任命典农中郎将管理整个屯田事务。建安中后期为推广阶段，在各州郡例置田官，曹操通过办事机构直接管理。曹魏中央政权建立后，为普及阶段，屯田区和郡县并置，典农部和郡县一样，直接隶属曹魏中央政府。

　　长期以来，北魏均田制被公认为一种土地制度。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国家拥有大量无主荒地，用以均分给农民。周健的《“荒田说”难以成立——北魏均田制研究之一》（《许昌师专学报》2期）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北魏颁布均田令时，其农业生产已恢复和发展到“户口殷多”水平，荒田减少以至几乎消失，北魏没有荒田授给农民，也没有均分荒田。西魏户籍残卷进一步证实均田制如同占田制，是户籍格式，不存在均分荒田之说。因此，北魏均田制的定义应该重写。

　　南北朝的租调制。方北辰《南朝齐梁“三调”考》（《文史》总31）认为，南朝的“三调”是指“租”、“调”及“禄秩”三大类物质征调，是宋、齐、梁时三种固定税收，它既与役无关，亦非根据田、桑、屋宅三赀而征调粟和调布。郑欣《南朝的徭役制度》（《文史哲》1期）认为，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浓厚的农奴化为南朝徭役的主要特点，在后期，随着雇借制、番役制和折钱代役制的推行，其农奴制开始动摇。王鑫义《关于曹魏屯田客徭役兵役负担问题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学报》3期）一文认为，曹魏屯田客的征役情祝前后有很大区别，建安时期无徭役、兵役负担，魏文帝时剥削加重，明帝时始征发徭役，齐王曹芳时始征兵役，此后屯田客徭役、兵役负担越来越重。张维训《北魏前期徭役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北魏前期徭役征发对象为被征服的少数民族，被俘人口和州郡编户百姓，徭役分为兵役和杂役、杂使、杂徭，亦实行了一些征发、摊派办法。李春润《北朝的役——北朝徭役识微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4期）指出。北朝的役一般指番兵徭役，处于“正役”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防戌，又兼以其他劳役，这成为北朝徭役的一个特点。番役制为另一特点，因时期不同而役期亦别。

　　关于干与食干制，刘汉东《食干补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认为，干到南北朝中期，其身份地位虽然处于卑微化过程中，但仍是职事官吏。南朝的干从刘宋时已渐失去职事吏的性质，转化为服吏役的特殊依附农奴。北魏孝文帝中期，干已服吏役。到东魏北齐时发展成给干、食干制度，干的阶级属性已是国家的依附农奴。王天庥《北齐“干禄制”释疑》（《晋阳学刊》1期）一文，着重研究北朝的干和北齐的食干制。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许辉《略述公元六世纪前长江上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使上、中、下游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和频繁起来。刘静夫、刘伟在《魏晋南北朝益、梁地区经济略论》（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中指出，就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没有严重衰退，工商业在汉代原有基础上仍保持较高水平。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在总的方面可能略低于汉代，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的格局。彭年、陈巧《汉魏时期四川盆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初探一－兼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问题》（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认为，从东汉末年到蜀汉灭亡的八、九十年间，巴蜀经济呈现持续发展、缓慢演进的特点。三国时期，蜀国的工商业得到发展，使蜀汉经济超越秦汉两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张泽咸《川东地区六朝隋唐间的经济发展述略》（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认为，川东地区从东汉到刘宋间县城数直线上升，反映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在特殊情况下编户数难以反映经济现实真情，蛮僚人大量涌入却不入版籍，大批汉民困于赋役而逃亡。它的经济发展与成都平原大致相同，只速度较慢而已。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代巴蜀地区工商经济的持续发展》（载《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指出，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通都大邑屡遭洗劫，几度衰颓，城市工商经济受很大影响，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城市工商业经济普遍衰颓，巴蜀地区很少遭遇大的战乱破坏，日渐安定富饶，盐铁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始终稳定持续地发展着。简修炜、葛壮《六朝工商业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也指出，那种魏晋南北朝时商业和手工业俱遭毁灭性打击，几乎不复存在的看法欠妥。六朝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和提高，商业也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兴盛起来。这时长江下游出现了众多密集的商业城市，人口密度亦随之增加，这都是六朝工商业发展的结果。此外，论述这一时期地区经济发展的论文还有何荣昌《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商业的发展》（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石受禄《六朝时期京口港和商业都会的形成》（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宇青《六朝时期的南北互市与海外贸易》（《江海学刊》6期）、魏嵩山《北宋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及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演变》、周伟洲《南朝蛮族的分布及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许辉《论东晋、南朝前期徐、扬地区经济的发展》、郭黎安《论魏晋隋唐之间江淮地区水利业的发展》（均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等。

　　另外，谢重光《晋唐寺院的商业和借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对寺院包括僧尼私夫的商业和借贷业的论述以及傅克辉《魏晋南朝黄籍之研究》（《山东大学学报》l期）、潘民中《西晋财政问题浅论》（《许昌师专学报》2期）亦值得一读。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涉及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

　　思想文化。关于玄学，学术界大都认为玄学是士大夫的处世哲学，是为门阀士族放荡糜烂生活进行辩护的哲学。李书吉《汉魏时期的政治与玄学的形成》（《山西大学学报》1期）一文则认为，玄学是通过道学和儒学在新的基础上的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出现与汉魏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紧密的联系。玄学作为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它所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因而得到曹魏统治者的倡导，并作为统治思想登上政治舞台。郭熹微《玄学与东晋南朝政治》（《文史知识》6期）指出，东晋君权十分虚弱，士族阶层为了保护其利益，用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的玄学思想作为其政治主张。玄学对调和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稳定东晋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南朝时君主集权加强，士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专权优势，随着儒学的复兴，玄学作为士族哲学，也随着士族的命运而衰落。

　　关于文化，周积明《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论魏晋南朝文化特质》（《江汉论坛》1期）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哲学、美学还是文学、史学、科技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对超越形而下之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无、道、自然）的追求。这一主题深沉地把握着魏晋南北朝文化人的致思倾向，心理性格，精神风貌，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质。卜宪群《瑯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3期）一文通过对瑯琊王氏的剖析指出，门阀士族在魏晋之际基本上实现了玄儒结合，但儒家思想仍为其基本思想。这一时期的经学已与两汉的寻章摘句不同，多注重经世致用。由于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文才成了衡量个人乃至家族的标准之一，因此六朝士族在哲学、文学、诗歌、书法、绘画上都有新的建树，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六朝文化。相关的论文有高永青《略论魏晋文化的历史影响》（《探索与争鸣》1期）、赵一德《云冈佛籁洞与北朝文化》（《文史哲》2期）、周宗岱《论南北朝碑刻书法》（《湘潭大学学报》2期）等。

　　教育方面。高谦民《从儒学的衰微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南京师大学报》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中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采，出现了许多专科教育的萌芽以及各种派别的私学。张传燧《论魏晋玄学教育思想》（《教育研究》10期）认为，魏晋时代的玄学教育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教育思想领域沉闷封闭局面而呈现出活跃的生机。它是中国古代人本教育和自然教育思潮，开创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由两汉经学化向宋明理学化的过渡阶段——玄学化阶段。

　　宗教方面。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期）阐述了北魏前期是中国历朝中“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把僧官系统归入中央行政体系”的时代。李刚《试论十六国政府宗教政策》（《四川大学学报》2期）一文，通过分析后赵、前秦和姚秦政府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佛教的扶植与控制，说明了十六国政府既崇信佛教，积极发展佛教，也实行一些控制佛教的措施的宗教政策。

　　五、人物评价。本年度学者论及的主要人物有魏孝文帝、苻坚、诸葛亮、孙权、荀彧、魏延等。

　　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汪之渔《北魏孝文帝传统观评析》（《历史教学问题》2期）着重对孝文帝拓跋宏传统观进行考察和剖析。他认为，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改革家，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他的改制受封建儒学传统的影响，照搬照套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模式，影响了改革的成效，换得的只是对中原儒学传统的因循。王云《浅论孝文帝汉化的主观动力》（《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期）认为，孝文帝长期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文化的哺育，思想上渴求先进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因此，孝文帝较其他胡族帝王入主中原实行汉化，决心最坚定，行动最果断，措施最彻底。为我国的民族大融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力高才、高平《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晋阳学刊》6期）则认为，孝文帝的迁都和全盘汉化政策是导致北魏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此外，孙如琦《也谈孝文帝与北魏门阀制度》（《杭州大学学报》4期）、李培芬《论北魏孝文帝定汉人姓族的标准问题》（《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2期）、任一呜《拓跋宏治吏策及改革集团中的君臣关系》（《晋阳学刊》6期）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对孝文帝及其改革作了评价。

　　苻坚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有作为的帝王。朱敏《试述苻坚治秦的思想及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3期）一文指出，苻坚任贤纳谏，重视人才，整饬吏治，关心民间疾苦，注意民族关系，缓和民族矛盾，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文化，使前秦国富兵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政策和措施有局限，也有失误，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赵黎《试论苻坚用人之道的得失》（《郑州大学学报》5期）也对苻坚作了评价。

　　对诸葛亮的评价。严衡山《不应贬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湘潭大学学报》3期）、《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新议》（《求索》3期）指出，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诸葛亮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又掀起一股贬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潮流。要正确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就必须把他与他同时代的群雄比较。而诸葛亮无论在军事战略思想的深度，还是在战术变化的灵活方面，以及对战争艺术技巧的理解和运用上都比他们略胜一筹，不愧是三国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家。陈寿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低于其政治才能的评论是有其苦衷和特殊用意的，不足为信。此外，有关诸葛亮的论文还有张云波《比较鲁肃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兼谈对孙吴与刘蜀国策总旨之影响》（《齐鲁学刊》1期）、张强《军师·道化•神化——兼论诸葛亮》（《淮阴师专学报》4期）、吉彦波《荆州之失原因新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期）等。

　　对其他人物的评价。邹身城《重评孙权的历史功绩》（《江海学报》3期）认为，孙权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开创吴国，促成三国鼎立局面，积极促进长江中下游的开发，并首倡开发台湾，主动聘问南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其功业超出刘备、诸葛亮、曹操。薛贻康《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荀彧》（《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荀彧是曹操的主要谋士，也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奇特的智慧，为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开拓新局面，建立功勋。评价荀彧的论文还有尚志迈《评荀彧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3期）。张云樵《论魏延》（《社会科学辑刊》1期）一文认为，魏延是蜀汉的名将，一生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他智勇兼备，又有军事才能，只因在战略战术上常与主帅诸葛亮不合，不被主帅信任，后以反蜀罪名被杀害，实属冤屈。《三国志》、《三国演义》中把魏延歪曲为反面人物，理应更正，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周学禹《为三国魏延一辩》（《信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一文也与张文持相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1989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丰硕，专题研究更加深入，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对区域经济研究仍嫌薄弱，社会生活史还有些空白领域，宏观研究稍显不足，这些都有待于学者们今后去开发、探索和努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