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传佛教在云南丽江的传播与发展

　　试论藏传佛教在云南丽江的传播与发展

　　赵沛曦

　　（云南丽江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 ，云南 昆明，674100）

　　摘要：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顺序为基本线索，对藏传佛教于唐朝传入云南丽江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唐朝以来各个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从而清晰地呈现了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藏传佛教；丽江；传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支派，俗称喇嘛教。佛教于4世纪传入青藏高原后，从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经历了松赞干布时的初兴，赤松德赞时的建树和赤热巴巾的发扬，史称“前弘期佛教”。 10世纪，佛教在青藏高原自9世纪中期赞普朗达玛“扬苯灭佛”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传播后再度复兴，是谓“后弘期佛教”，佛教在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与当地群众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排斥、斗争、影响、渗透、融合，最终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了苯教一些神祗和仪式，逐渐在西藏和青、甘、蒙、川、滇等地发展成为可与汉地佛教、南传佛教相并列且具有浓郁藏地色彩、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由于修行方式、传承系统各不相同,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如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等教派。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影响了藏区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广泛传播到蒙古、纳西、土、怒、普米等民族之中，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仅就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问题作一粗略的论述，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唐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丽江藏传佛教的情况，相关文献记载较早的为清朝，民国时的文献记录虽然较多，但多是反映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情况，至于藏传佛教最先何时传入丽江，没有明确的史料记录，且无历史遗迹可供考证，我们只能从民族学资料和历史上丽江与藏区的关系中去分析、推断、论证。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不仅是滇川藏之间的政治、军事要冲，而且还是重要的民族聚居区和多元文化走廊，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就是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与藏区地缘相连、民族互往、文化交融的有力佐证。丽江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主要是藏族、普米族、部分纳西族和摩梭人。自古丽江与藏区就有密切的往来。西汉初年，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置郡县，云南迪庆、丽江同属于越嶲郡（郡府在今凉山州西昌市），东汉为牦牛羌地，三国、两晋时改属云南郡(郡府在今祥云)，称遂久县，唐朝初期，吐蕃崛起，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吐蕃势力扩张到滇西北地区，与南诏政权时战时和，678年（唐仪风3年），吐蕃尊业多布率兵进攻西洱河（洱海），“并西洱河诸蛮”，吐蕃势力开始进入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唐调露2年）吐蕃在今玉龙县塔城和香格里拉县五境之间架造铁桥，设置铁桥节度使（又称神川都督府），与西洱河诸蛮相互交往，以后吐蕃又占领姚州弄栋城（今姚安），丽江“麽些诸蛮”臣服于吐蕃。到689年（唐永昌元年）洱海以北许多部落均归服于吐蕃。此后南诏势力发展，一度曾将吐蕃赶出洱海地区，8世纪初，赞普都松芒保结（器弩悉弄）亲征南诏铁城（今玉龙县塔城），“及至兔年（703年）冬，赞普都松芒保结至绛域（今大理市至玉龙县塔城一带），攻克之”。及至龙年（704年）“赞普（都松芒保结）入治蛮，即死于此地。后统治绛地”。［1］

　　同时“赞普又推行政令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治下”。［2］到751年（唐天宝十年）“（鲜于）仲通自将出戎、巂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阁罗风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于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进薄白崖城，大败引还。阁罗风敛战×××筑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锺’，故称‘赞普锺’，给金印，号‘东帝’。”［3］吐蕃地域扩大，又拥有南诏这一大属国，从此双方交好达42年之久。吐蕃在经营洱海地区时，正值西藏前弘期佛教发展时期，赞普赤松德赞迎请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弘密法，崇佛灭苯。藏传佛教便在此时，伴随着吐蕃与南诏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系而传入滇西北地区当属无疑，对此，也有民族学资料零星记载。《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云：“《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尊，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圣教兴行，其中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另《南诏德化碑》云：“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天宝10年南诏击败鲜于仲通大军于江口之役）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金扛伞、鞍银兽……等，赐为兄弟之国。”这是南诏归附吐蕃后，吐蕃赏赐给南诏的物品，其中的“扛伞”是一种曲柄伞，它是藏传佛教所奉用的法器。吐蕃在赏赐锦袍、金宝带、金帐床诸物外，赐“扛伞”于南诏，当然是与传播藏传佛教有关。

　　二、宋元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宋元时期滇川藏间“茶马互市”开始繁荣，丽江作为 “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不仅有各路土特产品交换、流通，而且各地宗教文化也在此传播、交融。此时正值西藏藏传佛教 “后弘期”。 11世纪中期后藏传佛教各教派逐渐形成，元朝时发展迅速。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元跨革囊”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1252年（南宋淳祐12年）在丽江设茶罕章管民官，1271年（至元8年）改为丽江宣慰司，1276年（元世祖至元13年）元政府再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将今古城区、玉龙县、维西县划归云南省管辖，今玉龙县巨甸以北塔城一带连同迪庆藏区一并为中央宣政院直辖地，隶属吐蕃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朝大一统，使滇藏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元朝政府对藏族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中央设置宣政院，专管全国佛教及藏地军政事务，宣政院事由吐蕃大喇嘛八思巴（1235～1280）兼任。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第五代法王，1253年应忽必烈之邀，来到大都（北京）召置左右，从受佛戒，1260年（元中统元年）忽必烈即帝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灌顶国师”玉印，1270年（元至元7年）八思巴因创蒙古文字有功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升号“ 帝师”，并赐予西藏十三万户之地，使之“僧俗并用，军民通摄”，西藏便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由于元朝政府的扶持和八思巴的推行，藏传佛教在元朝时发展、传播很快，并从西藏、经四川藏区传入丽江。

　　宋末元初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经四川巴塘、理塘传入今宁蒗县永宁、大兴摩梭人、普米族聚居地。忽必烈南征大理时，途经今四川盐源、木里、甘孜、阿坝及云南宁蒗等藏族、摩梭人、普米土聚居区，为了争取和利用藏族宗教上层人士，请萨迦派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萨班·贡噶坚赞是1247年到凉州（甘肃武威）会见阔端皇太子议定西藏归顺元朝的功臣）到六盘山会晤，因萨班活佛已于1251年病故，其侄八思巴前往，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每到一处都做法事，宣传佛法。忽必烈到达丽江宁蒗摩梭人、普米族聚居地“吕底”，取“永久安宁”之意，赐名为“永宁”，元朝统一后，在此设立永宁州，以后升为永宁府，隶属丽江路。因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土酋随军参战有功，忽必烈便封一些摩梭人和普米土酋为当地世袭头目，由于忽必烈的扶持和萨迦僧徒的宗教活动，萨迦派在摩梭人、普米族地区兴盛起来，据载1276年（元至元13年）萨迦派在宁蒗永宁开始修建寺院，收徒传教，先后建立了阿半罗、真波格罗两寺。于1356年（元至正16年）修建永宁格姆山（又叫狮子山）的者波萨迦寺是较早兴建的喇嘛寺，以后又在蒗蕖和挖开修建了两座萨迦寺，其僧人均来源于当地的摩梭人和普米族。［4］这三座寺的历代“堪布”即寺主，均由当地土司之弟担任，至今在宁蒗永宁狮子山的萨迦寺，是丽江也是云南唯一现存的萨迦派寺院。

　　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则多为噶举派，它是由四川德格传入，20世纪50年代末，对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西康德格县的母寺八蚌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调查材料记录：“白教约于宋宁宗时由僧都松钦巴传入康区，经元、明两代，得到发展。该寺由第一代斯笃活佛所建，因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德格土司的大力支持，势力大大发展，该寺即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该寺在白教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后藏楚布寺，同为白教在康区的圣地。寺辖分寺约70～80座，分布于德格、邓柯、康定、丹巴、稻城、云南丽江以及青海等地。”［5］调查材料证明噶举派是较早传入丽江的藏传佛教派之一，其年代为约12世纪南宋宁宗（1195～1200年）时期，同时说明元、明两代四川藏区的噶举派与云南迪庆、丽江的噶举派的关系。

　　三、明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传播、发展迅速。1382年（明洪武15年）明朝中央授予纳西族头人阿得为丽江府土知府，次年赐姓木，1385年赐予土知府世袭权，从此，历代木氏土司得到明朝中央政府的扶持，封赏诰命，备享殊荣。木氏土司时期，据《丽江木氏宦谱》记载，从成化到万历的一百多年间，木氏与吐蕃发生大小战事近百次，管辖范围扩张到今西藏的盐井、芒康和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康南藏地，随着势力不断向北发展，木氏土司在与西藏统治者之间加强联系的同时，与噶举派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极力提倡信奉噶举派，特别是噶玛噶举派属下的红帽系和黑帽系两个支系，［6］借宗教力量经略巩固辖区，噶玛噶举派活佛也特别注重亲近、依赖地方政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木氏土司的倚重下，噶玛噶举派在丽江得以弘扬和繁荣。噶玛噶举红帽系（二宝法王）二世法王喀觉旺布（1350～1405）的得意弟子曲贝益西的一名徒弟支梅巴曾当过木氏土司的“帝师”，而红帽系第六世法王却杰旺秋等人，则是木氏土司家的常客，常出入木府大院。1473年（明成化9年）土司木嵚曾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宝法王）七世法王曲扎嘉措（1454～1506）。后到木泰土司时又曾邀请曲扎嘉措法王来丽江做客，但他未能成行。1516年（明正德11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八世法王弥觉多杰（1507～1554）应土司木定（1476～1526）之邀到丽江做客，木定土司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法王则送给木定土司佛舍利、佛像、显密佛经、犀角、金器、坐骑、藏药等厚实礼品，木定土司又回赠了珠宝、丝绸和“轮王七宝”等一百多件礼物，弥觉多杰法王在丽江停留了九天。据《历辈噶玛巴法王传记总略?如意宝树史》载：（噶玛巴第八世）法王（弥觉多杰）应姜洒当结布（土司木定）之请前往。火鸡年（1516年）在加噶庄园为主一万多兵之迎下至姜地（丽江）王宫近地下榻……翌日晨，姜结布乘座轿子，其教父及弟弟各骑坐大象一头，侍仆牵引大象，众人骑马执举佛伞、幡、幢等供品簇佣而来，行至法王住地纷纷下马磕头，并由腊卡察美任翻译向法王询安、献礼。……在此之前，姜结布并不信奉佛教，然而从此以后，姜结布对佛教尤其对噶玛教坚信不移”。木定土司还答应“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一百寺庙。”弥觉多杰法王被尊称为热振丹巴洛，他与随僧共同担任了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或喇嘛，从此，木氏土司便开始兴修寺宇广泛弘法。据载木氏土司在其控制的云南和康南藏区修建了大小近百座刹宇，还向许多寺庙布施过释迦、罗汉等珍贵镀金铜像，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施主。

　　到明朝末年，木氏土司已成为康南藏传佛教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木增土司在位（1597～1646）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盛极一世，第九世大宝法王旺曲多吉、第十世大宝法王却英多吉（1604～1674）和第六世二宝法王却吉旺秋都把丽江作为住锡地，经常在丽江活动。《徐霞客游记》记载：“庚戌年（1610年），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民间也有许多关于大宝法王却英多吉和二宝法王却吉旺秋的传说故事，其中乾隆《丽江府志略·山川略》有载：“佛梨：在西大门内文昌宫前，相传二宝法王手植，一干独出，顶结繁枝，枝皆向东，剖实莹洁如酥，其味异常。”为了支持藏传佛教，被康南藏民誉为“三赕杰布”（丽江王）或“木天王”的木增土司一方面出巨资于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在丽江府小中甸康萨林寺主持刊刻了长达108卷、包括1000多篇文献的藏文《大藏经》，成为纳西族、藏族文化史上的盛事，木增土司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值得颂扬的重要人物和佛门虔诚弟子。这套《大藏经》史称丽江版《甘珠尔》，从刻印到完成历时15年，藏族学者铎嘎鲁撒特勒在《藏文目录学》一文中说：“在西藏最早刻印的全本《甘珠尔》是纳西王索南绕登（木增）于1609年接受往赐杂日湖伴的噶玛红帽僧第六世却吉旺秋的建议刻印的”，噶玛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1548～1635年）和大司徒曲吉坚赞等高僧应邀参与了这套经典巨著的编撰工作。现在拉萨大昭寺里还珍藏有木增土司奉献给该寺的全套《甘珠尔》，是大昭寺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另一方面，木增土司还修建寺院，雕塑佛像，广收门徒，丽江五大寺之一的福国寺就是他在1601年（明万历29年）年改建的。《丽江府芝山福国寺禅林纪胜记》碑文云：“……乃雪山自西绵亘，层出叠嶂而秀异特钟者，芝山也。……当山之腹，孕为胜地，延袤数里，松桧万章，盘桓夹去，是为解脱林。林中梵刹，名楼飞观，绘掾薄栌，金碧辉映者，为福国寺。寺旧名安乐园，因隐公为太椒人遣使诣阙，以请龙藏，天子嘉其孝也，御赐金额。……隐公为谁？累晋中大夫政事参政木候讳增号生白是也。”［7］另《光绪丽江府志》记载说：“在府城西北二十里芝山上，旧名解脱林，明嘉宗赐名福国寺。同治甲子年正月，毁于兵。光绪壬年，寺僧重修。”可见，福国寺原来是木氏土司的家庙，以后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是纳西族地区最早的喇嘛寺之一。与此同时，1589年至1603年，噶举五世大司徒法王曲吉坚参（1596～1657）应木氏土司的邀请到丽江弘法，之后司徒法王丹贝尼切也来到丽江主持兴建佛宇。正是木氏土司的热衷推行，使藏传佛教风行于丽江纳西族地区。明末《滇南纪略》载“丽江土官自明朝开国以来，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记载：“土人家家供佛，信喇嘛僧”,大批纳西弟子步入佛门，出现了“摩西（纳西族）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的盛况。［8］由于木增土司的笃信和对噶玛噶举派的大力支持，一位噶玛噶举高僧曾著有《绛杰波·索南饶丹传》一书，以宣传木增为弘扬佛法所做的贡献，绛杰波·索南饶丹即纳西天王索南饶丹之意。

　　明朝末年，和硕特部蒙古顾始汗率兵南下，统一青藏高原，顾始汗支持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视其它教派为异端，用武力支持格鲁派发展势力，噶举派在西藏濒临绝境，失势的噶玛派首领也常常把丽江木氏土司府当作自己的避难所，从而使丽江变成其用来保存实力的重要基地，1618年（明万历46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宝法王）却英多吉逃到丽江避难，木增土司以上宾相待，据载第十世大宝法王却英多吉是先到中甸，后移居到木氏家中，因生活不习惯而隐居福国寺，后前往青海果洛传教时，在康区遭劫被人营救后又回到木氏家中。在木氏土司的庇护下，噶玛噶举派在丽江有了安身之地。据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记载“处音都知（却英多吉）顺治已丑年（1649年），自西藏来，住锡解脱林”。 却英多吉在丽江、中甸等地活动了数十年，其间，曾在中甸主持修建仁安寺（大宝寺），并在该寺为木懿土司的小儿子木溪剃度，赐法名为“弥旁丹白尼玛”， 1673年（康熙十二年）却英多吉回到拉萨，次年圆寂。根据云南藏区的藏文资料记载，当时跟随王却英多吉的卫藏地区许多噶玛噶举喇嘛也纷纷来到云南藏区木氏辖区，如却英多吉的重要弟子杰策六世活佛诺布桑波（1660～1698，三宝法王）就是其中之一。

　　四、清朝时期的丽江藏传佛教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呈持续发展之势，且形成区域特色，噶举派在纳西族聚居区得到保护并小有发展。格鲁派在丽江藏族、普米族和摩梭人地区由于和硕特部蒙古及五世×××对整个藏区的统治以及清王朝“扶持格鲁派以安蒙古的政策”等原因，而得以兴盛。

　　格鲁派（黄教）约于16世纪开始传入丽江。据《明实录》载，1578年（明万历6年），木氏土司曾邀请×××三世索南嘉措（1543～1588）到云南和三塘（巴塘、理塘、建塘）地区弘法，［9］ 1580年（明万历8年），土司木东、木旺父子俩出资在其管辖的川西修建了理塘寺，并特请达.赖三世索南嘉措为其开光。

　　1665年（康熙四年）蒙古和硕特部武装进驻中甸，帮助格鲁派“清除异教”，勒令滇西北藏区藏传佛教各教派改换门庭，归化格鲁，虽然各教派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教案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彻底失败。大批寺院被改宗，象迪庆著名的衮钦寺、羊八井寺、德钦寺等，1556年（明嘉靖35年）修建的宁蒗的扎美戈噶举派寺院也被改宗扩建为黄教寺院，后由于得到政治集团的支持，成为滇川藏三省（区）摩梭人和普米族规模最大的格鲁派藏传佛教寺院。

　　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在丽江改土归流，木氏土知府降袭土通判，木氏势力虽然开始衰微，但在滇西北还保持着较强的实力。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边疆政局，仍给木氏在丽江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格鲁派势力未能深入到纳西族地区，而噶玛噶举派在木氏的保护下在纳西族地区得以持续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寺庙的大量修建，从明末到清道光年间，在木氏的大力倡导和资助下，相继修建了13座噶玛噶举派大寺庙，即今丽江古城城郊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玉峰寺、普济寺，巨甸兴化寺，鲁甸灵照寺，塔城洛固的达来寺，维西的兰金寺，维西喇普的达摩寺，维西康普的寿国寺，贡山丙中洛的普化寺，这些寺庙其组织同西藏类似，并始终保持着与拉萨的堆龙楚布寺及四川德格的八蚌寺在体系上的密切联系。13大寺中建寺最早的是福国寺，僧侣最多的是兴化寺，掌教寺设在指云寺，掌教大喇嘛为东宝活佛。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记载有阿哈哈摩尼、的痴、明具、立相等喇嘛高僧的活动情况，“自幼入芝山修行的的痴、创建指云寺的立相、修建文峰寺的明具大概可以确认是纳西人”，纳西弟子纷纷长途跋涉入藏学习，有的僧人还当上了西藏甘丹寺的主持。到了晚清以后，出现了诸如十五世东宝活佛等许多影响较大的纳西活佛，十五世东宝活佛（1860~1925年）俗称木大喇嘛，原名木槐青，是土通判木曙东的长子，七岁时被认定为十四世东宝活佛（原称仲巴活佛）的转世灵童，迎请到指云寺坐床，苦修十年，精通佛经和汉藏两文，他很注重藏语音译的美和字意的吉祥。17岁后到文笔山静坐修炼三年，获得“都巴”学位，22岁时到拉萨堆龙楚布寺受戒，深受大宝法王的器重，1885年四川德格的八蚌寺四宝法王圆寂，被大宝法王派去代理四宝法王的职务。代职期间，身体力行，严整寺规，获得广泛赞誉。1890年回到丽江主持文峰寺静坐堂， 1912年，云南都督府组织西征军进藏平叛，东宝活佛随军宣慰，由于功大德旺，被授予“宣慰大法师”称号。在滇川藏区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