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传佛教章嘉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

　　论藏传佛教章嘉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

　　邓建新

　　内容提要：作为清朝、民国时期重要的藏传佛教活佛系统，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北京、内蒙古、青海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它忠实履行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政策和方略，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入剖析章嘉呼图克图活佛系统这一个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章嘉呼图克图 活佛系统 社会功能

　　作者简介：邓建新，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章嘉呼图克图是贯穿明朝、清朝及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藏传佛教活佛系统尊称，这一活佛系统负责北京、内蒙古、青海、五台山、承德的藏传佛教事务，并多次参与处理西藏及外蒙古等地的政教事务，取得了卓越的政治和社会成就。我们借助章嘉呼图克图这一个案，可窥见藏传佛教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

　　一、历世章嘉呼图克图概述

　　《蒙藏佛教史》等书认为，章嘉呼图克图存在过十九世，清朝册封前共传十三世，册封之后有六世。不过，前十二世章嘉的法系传承存在虚构的成分，诸多内容无法证实。学术界一般将前书中所称的第十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作为一世章嘉，依次类推。本文沿用学术界通行的观点，认为章嘉呼图克图系统从明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共传七世。

　　一世章嘉扎巴鄂色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出生于今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的张家村。年幼时，他进入郭隆寺学经。明崇祯三年(1630)，扎巴鄂色担任郭隆寺第六任法台。崇祯十四年(1641)，扎巴鄂色圆寂后，郭隆寺寻找灵童建立转世系统，最初以“张家”为号，康熙年间更名为“章嘉”。

　　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转生于青海湟水南岸伊格沟的达秀村(今青海省湟中县境内)。出生后，他被认定为一世章嘉的转世灵童。顺治七年(1650)，二世章嘉被迎请到郭隆寺坐床。康熙元年(1662)，他赴西藏深造。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世章嘉返回青海，担任郭隆寺法台。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召二世章嘉进京。二世章嘉携带弟子、随从等十五人进京，驻锡法渊寺。康熙帝任命二世章嘉为扎萨克达喇嘛。这标志着章嘉呼图克图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封章嘉胡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给以诰敕印。””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世章嘉在内蒙古多伦诺尔圆寂。

　　三世章嘉，名若必多吉，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甘肃凉州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被认定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次年，他被迎请到青海郭隆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三世章嘉由清政府护送至京。他经常与皇四子弘历＼2／在一起读书。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为他建造了善因寺。他多次人藏，正确解决西藏政教关系中的诸多重大事务，成功化解外蒙古地区的政治危机，密切所管辖地区的政教关系，取得了卓越的政治成就。他还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主持翻译佛教典籍，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世章嘉圆寂于五台山。

　　四世章嘉名叫业希丹必坚赞，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转生于甘肃扎拉通。嘉庆元年

　　(1796)，四世章嘉回甘肃学经，嘉庆四年(1799)，回北京。嘉庆六年(1802)，四世章嘉到西藏

　　学经，嘉庆十一年(1806)，回北京。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帝任命四世章嘉为管理京师喇

　　嘛班第扎萨克达喇嘛。道光二年(1822)，四世章嘉与理藩院官员前往西藏，参加十世达赖的坐床

　　仪式。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世章嘉奉旨前往西藏参加十一世达赖的坐床仪式。道光二十六年

　　(1846)，四世章嘉在青海佑宁寺圆寂。

　　五世章嘉名叫业希丹必尼玛，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转生于甘肃扎拉通。咸丰八年(1858)冬，五世章嘉奉旨到达北京朝觐咸丰帝。咸丰九年(1859)，五世章嘉请假回西宁学经。同治元年(1862)三月，五世章嘉进京悼念咸丰帝。四月，五世章嘉向同治帝请假到西藏学经。同治九年(1870)，五世章嘉回到北京，同治帝命五世章嘉驻京当差。光绪元年(1875)夏，五世章嘉回五台山避暑。同年十一月，在从五台山回北京的途中，病逝于京郊天宁寺，年仅二十六岁。

　　六世章嘉名叫罗布桑·丹森扎拉桑，光绪四年(1878)转生于青海西宁附近的多隆基。光绪十二年(1886)，六世章嘉奉旨进京。光绪十三年(1887)，六世章嘉请假离开北京。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六世章嘉在内蒙古善因寺病逝，年仅十岁。

　　七世章嘉名桑斋扎布，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是青海互助却藏热洛塘人。1912年8月，七世章嘉在北平发表声明，赞成共和，并劝导蒙古王公、贵族放弃“独立”的主张。1927年，七世章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七世章嘉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发表演讲，号召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同月，国民政府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主要任务是：对内外蒙古进行宣传感化工作，要他们放弃独立或自治的主张，服从中央政府。1958年，七世章嘉在台湾圆寂。

　　二、章嘉呼图克图活佛系统的历史贡献

　　作为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在清朝、民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正确处理西藏的政教事务，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

　　雍正五年(1727)，西藏阿尔布巴执杀康济鼐作乱。清王朝担心准噶尔部乘机侵略西藏，于雍正六年(1728)将七世达赖迁至泰宁。西藏的局势稳定后，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帝令三世章嘉与允礼等护送七世达赖返藏。”次年初，七世达赖返回拉萨。这对尽快恢复西藏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乾隆十五年(1750)，拉萨发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设计擒杀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但他们也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党羽所杀。两位驻藏大臣的被害使乾隆帝龙颜大怒。他打算建立与内地一样的行政体制来治理西藏。对这一不切实际而且很可能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想法，三世章嘉冒死直谏。经过深思熟虑，乾隆帝决定让七世达赖执掌西藏的政教权力。于是，以七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府在西藏建立。清王朝也成功避免了在西藏问题上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和巨大损失。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七世达赖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西藏噶布伦等含混奏请让六世第穆呼图克图掌管喇嘛事务，以便为今后攫取世俗权力做好准备。驻藏大臣同意了该请求，乾隆帝最初也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三世章嘉洞若观火，识破了噶布伦等的擅权之心，并立即向乾隆帝提出了建议。乾隆帝对此非常欣慰，并迅速调整了策略。结果，西藏的摄政制度得以成功建立和顺利推行。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西藏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三世章嘉人藏参与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他与六世班禅、六世第穆，驻藏大臣等密切合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终于认定了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后来，三世章嘉又向乾隆帝提出明智的建议，妥善解决了真假转世灵童之争的问题。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在这一重大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三世章嘉作为中间人不辞辛苦，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得这一重大的政治、宗教事件得以顺利完成，只是六世班禅的英年早逝为此次朝觐留下了遗憾。

　　第二，辅助中央政府实现对蒙古地区的有效治理。

　　蒙古人虔诚信仰藏传佛教， “惟喇嘛之言是听”。。蒙古各部“凡决疑定计，必咨于喇嘛而后行”。藏传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巨大，“其势有不能禁者”，所以历代清朝统治者都充分加以利用。清朝皇帝对此也直言不讳。例如雍正帝说：“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缵承先志，护持黄教之意也。”乾隆帝指出：“……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嘉庆帝也说：“……因众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黄教，因而加以保护，用示怀柔……””

　　通过尊崇藏传佛教，充分发挥其辅助王道的作用，实现清王朝对蒙藏地区的有效统治是清朝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康熙帝曾经说：“朕惟佛教之兴，其来已久，使人迁善去恶，阴翊德化，不可忽也……”凹雍正帝也指出“……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人觉世之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佛经之旨也……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脐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裨益……”藏传佛教重视上师，上层喇嘛的地位非常尊贵。为了有效发挥藏传佛教劝善戒恶的积极功能，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领袖高度关注、认真对待。清王朝重用二世章嘉就是明证。

　　康熙四十年(1701)，内蒙古多伦诺尔庙建成。同年，二世章嘉奉旨：“补放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每年夏季驻多伦诺尔，聚集各旗僧人等学习经理，冬季回京当差。”雍正年间，汇宗寺的属寺善因寺也建成了。清朝历代皇帝派遣章嘉呼图克图住持汇宗寺、善因寺，使蒙古各旗通过它们和章嘉呼图克图直接与中央政府取得联系，从而成功实现了对蒙古各旗的有效统治。汇宗、善因二寺的建造还促进了多伦诺尔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伦诺尔位于北京出古北口和张家口通往蒙古地区的交通要道。两寺建成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商业活动频繁。这大大加强了蒙汉两地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与联系。多伦诺尔的人口逐渐增加，以至于“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

　　三世章嘉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是凭借一封书信平息了外蒙古地区的“撤驿之变”。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二世哲布尊丹巴的哥哥、外蒙古扎萨克亲王额林沁多尔济看管不力，使厄鲁特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得以逃脱。阿睦尔撒纳于同年八月发动叛乱。乾隆帝极为愤怒，赐死额林沁多尔济。外蒙古各部人心浮动，二世哲布尊丹巴对乾隆帝心怀不满。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车臣汗部郡王青滚杂布趁机发动变乱。‘‘自十六驿至二十九驿，一时尽彻，羽书中断，遂回旧游牧拥众叛。是时伊犁未平，蒙古复变，中外几震动。”此时，二世哲布尊丹巴准备与四部商议举行更大的叛乱。情况万分危急。三世章嘉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二世哲布尊丹巴，派徒弟火速北上传信。三世章嘉对二世哲布尊丹巴进行了规劝，晓以大义，有理有据，外蒙古地区一场可能出现的造成国家、民族分裂，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动乱终于成功消解。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清军擒获青滚杂布，撤驿之变结束。

　　民国时期，七世章嘉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协助中央政府处理边疆事务。抗战期间，他担任

　　“蒙旗宣化使”，向蒙古地区的广大民众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与主张，与蒙古地区的“独立”逆流进行了坚决斗争。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七世章嘉毫不动摇，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第三，缓和青海一度紧张的政教关系。

　　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郭隆寺喇嘛助纣为虐。清军在乎叛中焚毁了郭隆寺。平叛后，清政府对青海的藏传佛教事务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收缴敕印、设立僧官、颁发度牒、限制寺院的规模等。青海地区的政教关系比较紧张。三世章嘉配合土观活佛多次向雍正帝奏请修复青海被毁的寺庙。雍正九年(1731)，郭隆寺修复完毕，雍正帝命名为“佑宁寺”。色科寺也被赐名为“广惠寺”。乾隆十四年(1749)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世章嘉两次回青海。通过三世章嘉的努力，青海民众对清王朝的敌对情绪得以缓解，青海一度相当紧张的政教关系得以缓和。

　　第四，促进佛教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三世章嘉精通汉、藏、满、蒙、梵等多种语言和文字。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多种佛经得以翻译。例如，藏文《丹珠儿》被译成蒙文。为此，三世章嘉编订了《正字法——学者之源》。它实际上是首部藏蒙佛教术语辞典。汉文《首楞严经》被译成满、蒙、藏文。汉、蒙文《大藏经》被译成满文。为了厘正、规范汉文佛典中的咒语，他组织编纂《钦定同文韵统》、创制满文经咒新字”，并撰写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此外，三世章嘉指导佛教造像，编纂相关书籍——《三百佛像集》和《诸菩萨圣像赞》，亲自指导、参与北京、内蒙古、承德等地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三世章嘉促进了清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藏、蒙、满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

　　三、章嘉呼图克图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

　　藏传佛教尊崇上师。藏传佛教领袖在信徒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声望和巨大的影响力。藏传佛教领袖在政教关系中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样也关乎其所代表的佛教组织或宗派的兴衰成败。总的说来，藏传佛教领袖在政教关系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佐治安民等积极作用，另一类是助纣为虐等消极作用。”

　　从章嘉呼图克图在清朝及民国时期的政教活动来看，他们充分发挥了佐辅安邦、扬善抑恶、饶益众生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政教活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稳定了边疆地区，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安宁，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两重性。宗教既具有正功能，也具有负功能。正功能包括：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个体社会化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和交往功能。而每种正功能的后面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负功能。一种宗教，其正负功能发挥的程度或比例，与宗教领袖所起的作用息息相关，藏传佛教自然也不例外。

　　从章嘉呼图克图作出的历史贡献而言，藏传佛教在清朝、民国时期发挥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社会正功能。这尤其体现在社会控制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和交往功能上。例如，三世章嘉以藏传佛教的教义为依据，劝阻同样身为藏传佛教领袖的二世哲布尊丹巴，使更大的叛乱消弭在萌芽状态。这就是藏传佛教的社会控制功能的具体体现。

　　彰往以察来，章嘉呼图克图虽然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但它在清朝、民国的政教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依然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责任编辑 曾传辉)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