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之间——古代士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

　　儒释之间——古代士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

　　吴琦

　　古代中国，士人在儒道互补文化的塑造下，大都表现出积极入世与消极退隐的双重人格特征，正所谓得志之时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将个人抱负付诸实践；失意之时则独善其身，归隐山林，做个天地任逍遥的隐士。然而，古代士人双重人格还有被人们所忽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出佛入儒。明清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方式与特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明清易代之际，面临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作为知识阶层的士人群体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或奋起抗击，力挽亡明；或血酬旧主，自刎而死；或隐身山林，不食周粟。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岭南士人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对于明清之际岭南的士人群体而言，士人的双重人格自然在每一位士人身上都有体现，但时间与地域的特殊性又赋予岭南士人双重人格的独特之处——他们在救亡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概和精神与江南等地士人无异。然而，在救亡失败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退隐行为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清军入关之后，岭南的士人群体纷纷“勤王救国”，为南明半壁江山出谋划策。当清军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纷纷选择“殉道”与出家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前者主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后者则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纷纷选择出家，有的甚至反复徘徊于儒释之间，这就使士人的双重人格具有了“儒佛互补”的意味，这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着迥然不同的特性。

　　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广东番禺人。他是明清之际一位颇有志向与成就的岭南士人。当清军攻破广州时，屈大均遁入空门，行游南北，交结明朝遗民，凭吊袁崇焕故灵，三谒孝陵，然后又弃禅归儒。在会稽，他与魏耕过往甚密，当魏耕向郑成功通消息时，屈大均参与谋划。在陕西，他与顾炎武等频繁交往。吴三桂反清后，屈大均又一度加入反清的行列，但时间不长，以双方不合谢归。三藩既平，屈大均隐居著书，著述甚富，但作品中仍随处可见其反清复明的思想观念。晚年的屈大均复入空门，“隐于浮屠”。此前，屈大均在不忘故明的同时，还恪守孝道，供养老母，娶妻生子，等到其母去世之后，他才最终绝意尘世，一心礼佛。由此可见，在屈大均的思想观念中，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出世入世之间、在儒佛之间的选择，实是其心路历程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映像。其首次削发为僧，一则为了逃世避祸，二则留待日后伺机再起。伺机再起、反清复明是屈大均的主要目的，在清王朝完全确立其统治格局之前，屈氏一直心存异志，忠孝之心始终未能释怀。而他最终皈依佛门，却是对于现实的彻底失望与无奈。

　　屈氏这种反复进出佛门的案例，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明清之际的岭南地区却有多例，如与屈大均志同道合的石涛和尚，“感国家之痛，贞忠不二”，于是削发为僧，后又同与屈大均蓄发还俗。又如零丁山人李正，于兵败城破、父亲死于兵难后，剃度为僧，哀伤之极，欲投海自尽。但当念及“与其死于父，何如生于君”时，他又弃僧还俗。在这些人物身上，忠孝终究是难以释怀的情结，即便是遁入空门，也不能完全释怀。

　　更有甚者，不少士人出家之后，仍大量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当时，在粤地高僧中，以天然和尚最为有名，然而，皈依佛门初非其志，故天然和尚虽身在佛门，却频繁与忠义之士往来，致使明室遗臣多皈依其门，屈大均即曾入门为徒。函可和尚与天然和尚身世略同，常痛感国破家亡，其诗集等作品被清廷列为禁书。祖心和尚在国变当头之际，目睹诸多士大夫死难，私记为史，感慨家国之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岭南士人出家并非仅仅为了逃生避祸，消极避世；出家之后的士子也并没有斩断尘缘。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儒家思想的忠孝情结根深蒂固，所以士人们的出家行为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明清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儒与佛的互补。相对于“儒道互补”而言，它虽不是主流形式，但颇有深意，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古代士人身上那些尚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