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堤寺，远去的记忆……

　　长堤寺，远去的记忆……

　　东升镇白莲湖南面是一片连绵起伏的高阜丘岗，大大小小的岗岭上自古以来就有人在此繁衍生息。据考古发掘考证，在长江无堤束水的年代，这一带曾是鄂南最早有人烟的地方之一。早在西周时期，这里就出现了比较兴旺的农耕部落（走马岭文化遗址是其典型代表）。由于开发较早且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这里诞生了石首历史上最大的佛教寺庙——长堤寺。

　　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我们盘桓在长堤寺遗址上，抚摸古寺残留的石柱石碑，流连古寺旁依稀可辨的古渡和港汊，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古寺.古楼

　　在清朝乾隆丙辰（公元1736年）年间编纂的《石首县志》上，长堤寺是惟一被标注在全县疆域图上的寺庙。现长堤寺村对本地历史颇有研究的老人袁华庭（69岁）告诉我们：根据现存的各种史料证实，长堤寺是石首明清时期最负盛名的宗教场所，它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县境内其他任何一座寺庙。不幸的是，它于1964年被毁于无知者之手。

　　确切地说，古长堤寺遗址就在今东升镇长堤寺村村部所在的位置。至今，村部门前还残存、遗落有10多块（座）笨重的石碑、石柱、石墩等物。村里现年80岁的老人袁新贵向我们介绍说，原长堤寺寺庙占地10多亩，最初建于宋朝年间，后来又经过多次扩修，至明清时期香火最盛。

　　袁新贵老人说，原长堤寺正堂内在当年供奉有杨泗老爷（菩萨）的大型雕像，全寺有大小房子数十间。其楼、殿、祠、阁均飞檐斗拱，雕龙画凤，建筑十分气派。相传各地信男善女来此烧香拜佛者众多，以致人们在寺庙附近的小道上，经常可以看见宛若一道道“长堤”的人流，故“长堤寺”一名便由此而芳名远播。

　　当年长堤寺一带风景如何？石首籍明朝进士王乔桂有《长堤》一诗为证：“平田春暖碧波澌，岸岸飞花景欲迷。十里锦沙眼白鹭，几行烟树语黄鹂。垂杨阴里金钿簇，细草香中玉勒斯。寄语少年游冶伴，寻芳何必向苏堤。”根据诗里的意境，我们不难了解当年长堤寺及其周边地区农耕文化的兴旺景象。同理，当时石首最大的寺庙为何坐落在这一带高阜之上，也就有了相应的诠释。

　　据袁新贵老人说，其实当年长堤寺一带最宏伟的建筑还不是寺庙，而是一座五层的“望花楼”。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先有望花楼，后有长堤寺”，原来这座楼是当地一个京官的养老之所。“望花”一词取其“登高望远，花朝月夕”之意。相传在这座楼里，还接待过不少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呢。

　　然而，这座楼究竟何人所筑？为何壮观？且建于何时？毁于何时？而今既没有留下文字，又没有留下图片，大概永远只是一个谜了。到如今，此楼仅留下了一个名字，徒让人思量猜测不已。我们试图找到“望花楼”遗址，袁新贵老人也只是凭记忆，用手指了一个大致的方位。我们根据遗址方位仔细查寻，果然发现了一大堆残砖断瓦——难道古楼的秘密就在这一堆瓦砾之中吗？

　　古碑.古渡

　　在长堤寺遗址上，至今还残存着一块醒目的“正堂示禁”青石质石碑。此碑长111厘米、宽61厘米、厚6厘米，上有阴刻楷书6行310字。刻碑日朝为“嘉庆十三岁岁次戌辰仲夏月吉旦”。我们拂去碑面上的泥尘，依稀可辨碑上“从来盗不息则民不安食不充……亦无所恃……桥岸堤有不法匪类勾引外来贼匪骚扰地方居民……”等文字。其大意反映了当时今桥堰堤（桥岸堤）一带（含长堤寺）盗匪猖獗，石首县正堂为缉拿罪犯并发布禁令一事。碑文中所言“三禁”，字体依然十分清晰：“一禁不许贼匪实行抢劫；二禁不许六畜蚕食禾苗；三禁不许砍割掳窃强行告化。”其立碑人的名字是：地方生员李邦善、张宗琳，监生曾永炤、刘芳桂、徐治孺、王孔秩……

　　“正堂示禁”碑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社会治安之混乱，盗匪横行之猖獗的概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长堤寺一带的居民生活颇为富足、物产相对丰饶的背景。同时，石首县令能与地方士绅一起在民间“约法三禁”，也说明当时的官府具有一定的统治手段和震慑力。

　　在残留的寺庙遗物中，我们还看到在一根长约3米、周径约为1米的大石柱上，有三条凹陷小槽呈纵向排列，顶部及中部均有明显的石榫痕迹，听人说它就是原长堤寺内的廊柱之一（有人据此说，长堤寺可能具有古希腊建筑风格）。此石柱旁还有一个大石墩，底座是方形的，础垫部位是圆形。内行人一看便知，此类遗物明显只属于大型寺庙。因为它们笨重而不易搬动，故而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1964年，当时的民发大队（今东升镇陈家铺村）兴建大礼堂，由于缺乏砖瓦木料，有人便产生了拆毁长堤寺的主意。在破“四旧”的思想影响下，终于，某公社干部一声令下，上千人一哄而上就把好端端的长堤寺给拆毁了。至今，人们在陈家铺村部驻地，仍可以看到大量的原属于长堤寺的石料和砖瓦。

　　盘桓在长堤寺遗址上，抚摸古寺遗留下来的残柱残墩，细细地察看它们的模样，我们仿佛觉得它们好像是一群受伤的孩子，进而听到了它们历经劫难而如泣如诉的述说。这些石柱石墩，大多重达千斤有余，有的缺损断裂，有的轮廓大体完整。仅从建筑文化学角度来看，这每一件遗留物，都是珍贵的艺术品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长堤寺北面的白莲湖边，现在有一个叫“旅台坡”的地方，相传这里就是石首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金牛渡口”。袁华庭老人带着我们来到这里，饶有兴趣地搜寻当年的历史陈迹。老人指着远处的白莲湖说，明朝时期，当今的白莲湖还是原长江干流的一部分，长堤寺一带由于位居高阜，又毗邻石首县城，再加上人烟密集，商贾往来频繁，故而自然而然便形成了一个十分繁忙的渡口。

　　历史上的石首江段，堤防失修，水患不断，沿江百姓深受其祸，人们都十分期盼制服洪水。于是，古代官府动用民力用青铜铸造了一座水牛塑像，用来安澜抚民，并郑重其事地把它立在长堤寺河边。于是，这座铜制“水牛”与渡口相伴，乍看金光闪烁，后来人们便把这里称为“金牛渡口”。

　　古代盛极一时的金牛渡口，到至今只可见到一片低洼的农田和一道长长的缓坡，渡口遗迹依稀尚存，只是那座曾威风凛凛的“金牛”现在不知流落何处？在渡口下段，现今尚残留一个比较大的水泊，周围芦荡森森，这里不知是不是当年停靠渡船的地方。据袁华庭老人说，金牛渡口在极盛时期曾停泊过84艘“龙头”大船呢！

　　古籍.古墓

　　袁氏是长堤寺一带的旺族，《袁氏家谱》是长堤寺民间幸存的几本古籍之一，袁氏家族的兴衰与长堤寺的命运似乎是密切关连的。

　　据《袁氏家谱》记载，明代嘉靖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袁宗皋，就是长堤寺一带人氏。在最早的《袁氏家谱》上，登载有袁宗皋《石城早春》一诗，石城即石首城。至今白莲湖边仍保存有袁宗皋的墓地，关于他的传说在石首民间流传甚广。

　　此外，明后期著名文学家公安“三袁”的祖籍也位于长堤寺附近，“三袁”之一的袁中道著有《石首城内山园记》（载《湖广通志》）、《游绣林山记》（载《珂雪斋近集》）、《绣林阻风远望》（载清康熙十一年《石首县志》）等名篇。仅在明朝时期的石首袁氏名人中，除袁宗皋外，还有袁恺（明景泰元年进士）、袁尚信（朝廷高官）、袁懋晨（文学家）等。

　　袁氏有“一姓六字五族之异”之说。原来袁氏是上古圣君舜的后裔。被周武王封为陈侯的胡公满，在传到13世孙涛的时候，便以其祖庄爰的字为姓。此外，由于爰和袁、辕、湲、瑗、援等字的古义是相通的，所以其后世的子孙便分别以这6字为姓。此说在《袁枢年谱》上有所记述。

　　至今，长堤寺一带据说有60%以上的农户姓袁。还有人说长堤寺最初是袁氏家族的宗祠，后来才慢慢发展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此说有待考证）。

　　长堤寺周围有两大古墓群：其一是位于村西200米处的白莲湖墓群。此墓群的年代属于明代，面积为600多平方米。此地已暴露的墓葬有10座，分两排并列。各墓坑长2.5米，宽1.5米。其二是位于村北700米处的柏树园墓群，亦属于明代，占地200余平方米。此地已暴露了一座由石灰糯米浆烧灌的墓穴，曾出土过一方墓志铭。其铭文记载，此地是明代李氏家族的墓地。

　　在长堤寺北面350米处，还有一处西周——东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其占地面积50平方米。其考古断面可见文化层厚0.3米，出土文物有斧、凿、钻等（采集石器）。出土陶器以混质红陶为主，混质灰陶次之，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鬲、豆、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堤寺西南1公里处，原新四军襄南三分区江南指挥部指挥长沈国栋就长眠于此。沈国栋，1914年出生，石首焦山河人，1931年1月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45年春，他随王震将军南下，先后任江南中心县委常委，襄南三分区江南指挥部参谋长、副指挥长、指挥长等职。1945年7月，沈国栋率部在上津湖畔被汉奸部队包围，沈与4名警卫员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而中弹牺牲。沈国栋墓高0.8米，底径3.5米。与他同时牺牲的警卫员葬在其北侧。

　　在落日的余辉中，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长堤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