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排佛情结

　　欧阳修的排佛情结

　　编按：佛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三乘具足，而现在有的个别学佛人提倡儒教，说儒教是学佛的基础，甚至有的个别人说不学儒教很难成佛，却不知古代的一些所谓“大儒”始终在充当着反佛的急先锋，而现在佛教徒反而去大力宣传儒教，真是令人可悲可叹，愚痴之甚！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儒教这些世间学问，而是反对将此掺杂在佛经之中。如果世间没学佛的人，以学文化的角度去学习，修养道德，还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是修行人本是为了了脱生死，已经将世间的东西放下，有人却要对此进行错误的引导，告诉学佛同时还得学习儒教，以至让人误入歧途，继续沦落在世间，这实在是在断人法身慧命。《菩萨戒本》中言：若菩萨，于佛所说，弃舍不学，反习外道邪论，世俗经典，是名为犯。

　　欧阳修的排佛情结

　　◎达亮

　　一

　　宋仁宗明道年间，文学界兴起古文运动的热潮，文人学士大都羡慕中唐文豪韩愈，尊敬儒学，排斥佛教。当时的宰相韩琦和欧阳修极为要好，时常纵论天下，对佛教颇有微词，尤其是欧阳修，对佛教极为责贬，认为当时的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无所大用之流，因此时常愤然议论和抨击。韩琦和欧阳修是何等人物，一言激起千层浪，北宋上下受他们的影响，掀起了排佛浪潮。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宋朝承接五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国弱而四夷盛，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夷夏之辩有了新的市场。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这就为儒家攻击佛教提供了天然的理由。但一些儒家学者仍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觏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南宋叶梦的《避暑录话》卷上云：“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

　　欧阳修最初本无意排佛，但由于受了石介的极力怂恿，才跟着反起佛来。孙复、石介等人在反佛方面并无超过韩愈的新说，只是在言行上更加乖戾而已。特别是石介，一边著《怪说》、《中国论》等奇文怪章肆其排击异端之说，一边又以擅自处理府学书库所藏佛、老画像等露骨的行为来实践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

　　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是因他早年偶得《昌黎先生文集》，又倾心于韩愈古文，而韩愈的思想却深深感染了他。由此，韩愈反对佛教，倡明儒学的思想便被欧阳修继承并加以发展。他著《本论》三篇，指出佛教虽然乖人之性、离散天伦，又有虚耗民财之弊，然由于其有“为善之说”，故百姓仍然相率皈依，故单纯地“火其书”、“庐其居”是没有意义的，思想的东西只能靠思想来解决。

　　后来，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明教大师”契嵩、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元代的刘谧等人的反对。契嵩作《辅教篇》，以佛教的五戒比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明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主张三教皆有其“极功”，“儒有儒之极功，道有儒之极功，佛有儒之极功。”力倡三教调和，也发挥了同样的功效。但欧阳修对佛教“修其本以胜之”，这一点比韩愈，石介等人高明，但最终李觏即因之而皈依佛教，欧阳修亦留心佛学，自号“六一居士”，诵持《华严经》，以迄于终。

　　二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等大多是佛教的排斥者。排佛的兴起还与古文运动的复兴有关。韩愈提倡古文，本身就排斥佛教。提倡散文，反对骈体文，表面看来与佛教毫无关系，然而讲究声律、对杖的齐梁时代的骈体文，事实上与佛教颇有渊源。梵文对声律要求很高，许多佛经本来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佛经一般包含长行（散文）和偈颂（韵文、诗）两种形式，先用长行表述，然后再用诗的形式重述，总结，颇有一唱三叹之妙。有些佛经全篇韵文，极为华美。东晋名僧慧远称其“拟象天乐”，还赞其“穷音声之妙会，极自然之众趣”，其难度与艺术成就是非常之高的。佛经对世俗文学影响很大，中国的平、上、去、入四声就是沈约等人根据佛教的声律制订的，因此骈体文与佛教的韵文颇有渊源。欧阳修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又是复兴儒学的儒将，但他重振儒学，却又不尽废佛教，认为佛教也有可取之处，“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主张文章以理为是非，而不以形式为是非，这无疑是正确的，虽然他对佛教仍然抱有一定的偏见。

　　欧阳修为了恢复儒家道统，曾效法韩愈，也致力于排佛。正如《宋史·欧阳修传》中所言：“愈性愎忤，当时达官皆薄其为人，而公则喜其攘斥佛老。”北宋王辟之在他的《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云：“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欧阳修编有《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凡涉及佛教记事者，均予删除之。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佛本于老庄》云：“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宋人轶事汇编》卷八云：“两府例得坟院。欧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大量资料证明欧阳修与佛教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排佛理论便集中体现在《本论》三篇之中。

　　欧阳修《本论》提出的排佛理由大致有三：一是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对政教有害无益；二是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不讲孝道，灭绝人性；三是佛为夷狄之人，其法不应行于中国。他又在《本论》［下］中说“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盖其为说，亦有可以惑人者。”可见欧阳修憎恶佛教之深，认为佛教让人撇妻子，舍儿女，丧绝人性，蛊惑人心，危害社会。欧阳修虽然效法韩愈排佛，但在态度上与韩愈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却有所不同。他说：

　　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

　　因此，他主张补阙修废，立足于礼义之本，来战胜佛教。但是他却不赞成用暴力的方法禁止佛学。“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曰‘火其书’而‘庐其居’哉！”事物都是此消彼长的，这是自然的力量，何必要用火烧其书，焚毁佛寺呢？无论欧阳修的观点正确与否，他的态度能看出古代大学者的开明和开放。

　　当时理学兴盛，对于佛、老思想原本极为排斥的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著《本论》毁谤佛法，且蔚为风气，获得多人响应。深得仁宗宠赐封号的“明教大师”契嵩针对时弊，倡导释、道、儒三教思想一贯，著有《原教论》十万余言，反驳崇拜韩愈、主张废佛的文士之流。又撰写《辅教篇》加以辩正。

　　万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于生，生固因于情，情固因于性。使万物而浮沉于生死者，情为其累也。有圣人者大观，乃推其因于生之前，示其所以来也；指其成于死之后，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导天下，排情伪于方今，资必成乎将来。

　　这段文字是《辅教篇》的开篇，读来酣畅，令人心开意解。据载，宋仁宗读到“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深为感动。契嵩是抱着“不避死亡之诛”的心情先后两次向仁宗上书此书的。欧阳修看到此书，遂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释氏稽古略》卷四亦云“泰伯（李觏）初著《潜书》，又广《潜书》，力于排佛。明教大师嵩公，携所著《辅教篇》谒之辩明，泰伯方留意读佛经，乃怅然曰：‘吾辈议论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经》，佛道岂易知耶？’”据云，韩琦曾将其文展示欧阳修阅后，乃谓韩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当一识之。”次日，韩琦即偕欧阳修往见契嵩，“文忠（欧阳修）与语终日，遂大喜。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尊重之，由是名振海内。”“当时排佛之心，已廓然熄灭而无余矣！”欧阳修后来又经祖印禅师的启迪，深悟佛法的奥妙，于是改变了排佛立场，忏悔往昔毁佛之罪，从此信奉佛教，对佛教多有敬意，时常行文劝善，并自称“六一居士”，这与契嵩的影响不无关系，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欧阳修在古文观念、排佛态度及尊儒辟佛的热情还是和韩愈极为相似的，所以后来苏轼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韩愈与欧阳修常常被后人对照评议，尤其是对佛教的强硬态度，以及这一态度的转变，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公案。

　　三

　　欧阳修以自我修炼作为对付佛教的办法，此观念较韩愈自然要理智、策略，而且温和，少杀伐之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多元存在。而且欧阳修本人也对佛教寺院保护前代碑志表示赞许，此外还撰写了数量可观的清词和斋文等释道制词。前者为兴致所在，后者为应景之作，但从中亦可反映出欧阳修与佛教却有一种特殊关系，是因为碑刻多存于寺院，而碑文也多反映宗教内容，联系于此便不足为奇了。

　　透过碑志观察欧阳修与佛教之联系，可从两方面着手。一则，欧阳修之文物搜集过程，必须有出入于各地寺院，“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体破冢，神仙鬼怪，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二则，从碑志内容看欧阳修对佛教之态度，他的人格魅力，即在于其政治主张及为人的一贯性，无论何种场合，何种时间，从不更改主张，隐晦态度。在他60多篇涉佛碑志中，其对待佛教之态度前后连贯，并与其它文章的排佛观念绝无二致。

　　四

　　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欧阳修恶佛，自然就不喜欢和尚，对宋初的大僧统赞宁禅师也颇多损毁，甚至编派了些“故事”。在《归田录》卷一中就拿赞宁禅师开笔：

　　太祖皇帝初幸太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但事实并非如此。五代十国吴越忠懿王钱（公元947年～978年）时赞宁署为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入翰林院，受宋太宗赐封“慧通大师”称号。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赞宁任右街副僧录。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加右街僧录。而此时为“太宗”世，“太祖”早已“驾崩”，二人何得相携共游大相国寺呢？

　　又，说起宋朝皇帝“不拜佛”的“定制”，亦纯属虚有！《佛祖统纪》引《宋会要》云：（真宗·咸平）八年正月。臣僚言：“每岁上元，车驾诣寺观三十余处，百拜已上。望自今诸殿令近臣分拜。”上谓王旦曰：“朕祈福中外，虔恭拜起，未尝懈怠。卿等欲申裁减，非朕之意。”“车驾诣寺观三十余处，百拜已上”，则正应是每寺三拜礼佛，“虔恭拜起，未尝懈怠”，又哪里有什么不拜佛的“定制”？

　　今观真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盖习熟于祖宗之家法也。其后如徽宗拜佛牙，南渡历朝拜大士，则知有国以来，无不拜佛之理。欧阳慢佛，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创此说。“现在”、“过去”，无义之谈，所以上诬君主，下诬宁师也。甚矣！

　　由此可知，有宋以来，无论是在“卧榻”或是“行军床”上，皇上们倒都乐于拜佛的，也没敢自视为“现在佛”。说起来，欧阳修的“上诬君主，下诬宁师”可谓实事。殊不知，此典并不出在“太祖”和赞宁禅师身上，却出自辽主耶律德光和冯道的问答。据《新五代史·冯道传》卷五十四（《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记载：

　　耶律德光曾问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作俳语（《旧五代史》无“俳语”二字）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欧阳修不喜欢和尚，就随便“张冠李戴”给了赞宁大师。向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的“秦人”也就因人废言，并不“览其文，知其道”了。

　　苏东坡为欧阳修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欧阳修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已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夏、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宋代的韩愈、欧阳修、司马光三人都曾是有名的辟佛者，其立意当然是要为孔圣人争点地位。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欧阳修作《本论》三篇，这是继韩愈《原道》之后大张旗鼓地讨伐释氏的重要文章。而早在明道、景祐年间，欧阳修作《仙草》诗，抨击“仙书”的怪妄。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时，有《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声称“千年佛老贼中国”，“拔根掘窟期必尽”。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的《集古录跋尾》卷六中有《唐华阳颂》，其跋云：“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对佛老仍不依不饶地加以无情批判。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唐太宗时期，唐太宗事佛频见诸史籍，而欧阳修在受命编修《新唐书》及自撰《新五代史》时，删略有关佛教纪事达千余条，并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责其“复立浮图”而本传却又不立一字，大概就是所谓春秋笔法，这就不免被史学家及僧侣们所诟病了。

　　若论大唐盛世，文化是相当多元化的，此时的佛道二家颇得李唐之助而大兴，而大唐亦得因此而显其恢宏之气象，若删节释、老而欲衍大唐文史，的确是缺乏史识的一偏之见。盛唐的儒宗，若不得佛道之激荡，恐亦未能有当时、后来之规模。欧公若能见此数种评说，自当“永惭偏识”。

　　儒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一个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新儒学反对佛教，其一是不懂佛教的感情派的个人情感，其二是惧怕佛教的功利派的私心。前者以韩愈和欧阳修为代表，后者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其实，韩愈借鉴佛教偈颂改进文体，谈心说性，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无不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所以称汉唐为汉（儒）文化的佛化阶段当不为过也。

　　印光大师在《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中说：“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已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殊不知，二程和朱熹对佛教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韩愈、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