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碑刻研究中的书学观念

　　明末清初碑刻研究中的书学观念

　　● 薛龙春

　　引言

　　清康熙间（1662-1722）绍兴学者杨宾（1650-1720）在他的《铁函斋书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阁帖》皇象书谨严深厚，《天发神谶碑》生涩峭厉，似出两人之手，然而奇古则一也。余梦想三十余年，今始一见，而同人竟藏数本于家。恨予所携碑拓无多，又无同人之所欲得，如稼堂《校官碑》，可以彼此相易。对此唯浩叹而已。[1]

　　一直曝于村野而为人们所不屑一顾的汉魏碑版，在明末清初骤然得到文人们的宠重。有同好的学者，交流、交换所庋藏的碑拓是他们的交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杨宾在福建学者林侗（字同人，1627-1714）的家中看到了数本自己梦想三十年而不可得见的《天发神谶碑》【图1 三国吴，《天发神谶碑》】，他颇想据其一为己有，但因为身边没有携带更多可以交换的碑拓，也没有那本林侗想要得到的《潘乾校官碑》，只好望洋兴叹，饮恨一时。

　　由于文人们对于古代碑刻拓片的热衷，清初出现了专门从事贩卖拓片的商贾。在同一本书中，杨宾记载了另外一则趣事，这一次，他从碑拓贩子手中获得了“字尚完好”的《尹宙碑》拓本，但前提却是倾尽家赀，甚至是衣物：“丁亥冬，书贾携此帖来，字尚完好，余色喜。妇曰：‘床头金尽矣。’余曰：‘衣可典也。’妇笑而市之。”[2]妇人深知丈夫的爱好，她笑着典当衣物，让丈夫遂心满意了。今天，我们也许会将杨宾对碑拓的痴情作为一个笑话来对待，因为收藏是有钱人标示身价的活动，是财富的象征，不惜绝衣去食来从事收藏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清初人对碑刻迷恋之深，二则记载差可见其一斑。

　　本文通过对明末清初访碑、藏碑与评碑活动的多维考察，来揭示其时崇重汉碑的热潮与碑学的肇兴。[3]一方面，人们在评价碑刻书法时逐渐形成了朴素的碑学观念，贯穿于清代碑学发展过程的“古拙”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掘与认同的；另一方面，由访碑而积聚的大量汉碑范本，进入书法家们的视野，以郑簠为代表的清初隶书家形成了与明人迥异其趣的隶书风貌与书写技法。明末清初的汉碑热与隶书振兴雄辩地说明，康有为关于碑学肇始于清中叶的说法是一种相当随意的个人臆断。[4]

　　一、 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

　　（一）、“亲历为贵”的新动向

　　访求碑刻，根据碑刻遗文考订经史，或补史料之阙，是明末清初学者的兴趣所在。[5]在前朝，金石学著作经常是根据史籍所载碑刻抄录成文，但这一做法在清初遭到批评，不亲见碑刻，则所录文字往往会被学者认为“不贵”。叶奕苞（约1630-1690之间）《金石录补》卷二十七〈杂记〉云：“明人录金石文者，惟都少卿穆《金薤琳琅》见碑录文，虽少而妙，又录宋元人题跋，如《潘乾校官碑》是也。杨升庵《金石文》、徐献忠《金石古文》，竟录《蔡中郎集》内文字，不必亲见此碑，故不足贵。”[6]因为弥漫一时的亲历访碑的风气，一些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接踵出现，如赵崡（活跃于1573-1620年代）《石墨镌华》、郭宗昌（？—1652）《金石史》、顾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记》《求古录》、曹溶（1613-1685）《金石表》、王弘撰（1622-1702）《砥斋题跋》、林侗（1627-1714）《来斋金石文考略》、朱彝尊（1629-1709）《金石文字跋尾》、叶奕苞《金石录补》等，这些著作成为我们考察明末清初访碑活动与碑学观念的最直接的文献。耐人寻味的是，晚清康有为在撰写《广艺舟双楫》时，提到了大量乾嘉以后的金石学著作，却有意无意对上述诸书视若无睹。[7]

　　当然，讨论书法并不是这些著作的重心所在，它们大多以考证史实为直接目的。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这样写道：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胜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而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

　　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偏于闻见，窘于目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8]

　　潘耒（1646-1708）一直追随顾炎武学习音韵学，他熟知顾氏访碑活动，在为《金石文字记·补遗》所作序言中他说：“古金石刻不独文词之典雅，字画之工妙，为可爱玩。而先贤事迹、前代制度不详于史者，往往著见焉。其有资于博闻多识，不细矣。”[9]从两篇序言可知，顾炎武的访碑活动受到了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他在北方数十年寻访碑刻，东至山左，西极陇右，主要目的是借助碑刻遗文来匡正、弥补先贤事迹与前代制度。尽管访碑途中遇到了相当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如知情人的局限、地理环境的局限等等，这让顾炎武生出挂一漏万的遗憾，但是我们仍可想见顾氏当年怀毫舐墨，在荒野里寻求并且抄录任何一段可以识读的碑刻文字，得志喜悦而不能成寐的图景。

　　（二）、学者访碑

　　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曾详细论及北方的访碑活动。陕西学者赵崡、

　　郭宗昌、王弘撰，山西学者傅山（1607-1684或1685）等都是明末清初重要的碑刻访求者。康万民〈石墨镌华序〉云：“古人往矣，其精神皆发于文章笔札，顾兵燹之后，存者无几，唯是索球璆于荒草，掘负屭于泥沙，庶几彰六书遗响于百世之后。”[10]为了保存“六书遗响”，赵崡组织了专门的访碑队伍：“治餱粮，从长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翌日（与王允濂，赵之外甥）乘二小马，搨工与二仆负楮墨从。”[11]赵崡访碑三十余年，所藏碑拓达到二百五十余种，其中许多汉唐名书都是欧阳修（1007-1072）、赵明诚（1081-1129）所不曾见到的，[12]他将所访得的碑刻拓片装潢坚确，并在每一册后亲裁一跋，进行考据推勘。

　　郭宗昌“与盩屋赵子函（赵崡的字）同有金石之癖，当时称关中二士”。[13]他撰有《金石史》一书，以讨论碑刻书法优劣为主。王弘撰在是书序言中称郭氏所题皆“自藏三代以来金石文之言”。王弘撰与郭宗昌是忘年之交，虽居相距七十里，但时时过从。郭氏去世后，家中所藏《金石史》佚失，王借得一抄本，携至秣陵，因寿之木。[14]

　　傅山曾打算为嵩、少之游，1671年又造访泰山与曲阜，〈莲甦从登岱岳，谒圣林归，信手写此教之〉一诗谈到在曲阜访求《五凤二年刻石》等碑刻的历程。[15]还有一次他行于山西的平定山中，误堕崖谷，“见洞口石经甚多，皆北齐天保间刻字”。因为其中没有名书，所以也很少椎拓者。[16]

　　在清初，有一大批南方学者因为各种机缘来到北方，他们都热衷于在山林荒冢攀萝扪葛，椎拓碑刻。有关顾炎武访碑的记载触手可见，〈唐景云二年敕题跋〉记述了他为得到此碑全文募人发碑一事：

　　碑下为积土所壅，余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而此敕文辞藻斐然，固予之所亟录而传者也。[17]

　　又，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十七〈杂记〉：

　　唐岱岳观在泰山之东南麓王母池上。今存小殿三楹，俗称老君堂。前有二碑，皆唐时建醮造像之记。予回环读之，两目酸楚，足徵精力之耗。碑下发土二尺许，询之庙丁，则吾邑顾亭林所发也。苟非亭林好事，必就湮没矣。[18]

　　为了得到未曾面世的石刻文献而掘地数尺，并非顾炎武这样个别学者的文化选择。来自浙江的朱彝尊“尤好金石文字，足迹所至，于荒山穷谷中访得一碑，必发土出而搨之。”[19]〈跋石淙碑〉有云：“（叶）井叔曩语余：‘涧壁面水，必穴崖栈木，乃可摹拓，故储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证国史之谬，而昔贤题咏，往往出于载纪之外。……”[20]金石遗文不仅可以证国史之谬，还可以补文集之阙，朱彝尊当然癖嗜不已了。他每到一地，只要发现断碑残碣，皆强行令人椎拓，〈汉北海相景君碑并阴跋〉云：“碑本在任城，其移于学者必天历间矣。碑辞漫漶，其阴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辞余，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21]有时为了一块碑刻的拓片，他甚至不惜大费其事，〈开元太山铭跋〉云：“岁在己酉，五宿兹山（按，泰山）之麓，未克叩天关，陟环道，手摸其文，询之野老，必架木缘絙而上，然后椎拓可施。又山高多风，兼虑日曝，纸幅易裂，若是其难也。曩者先后装界三本，悉为好事者所夺。”[22] 碑刻所处的自然环境为椎拓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然而无论是架设栈道之苦，还是风吹日曝之虞，概不能让朱彝尊止步，由此可见碑刻之于学者的魅力匪细。

　　康熙丙午年（1666）的三月，朱彝尊来到山西太原，太原县西五里，有一座名为“风峪”的山，山有穴，名曰风穴，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穴内有北齐佛经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因为积岁久远的缘故，洞穴成了虺蝎的居所，即使是喜欢游玩的人也轻易不敢入内。朱彝尊带着土人燎薪而入，“审视书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纵观其全。”[23]其后，朱彝尊曾经与王显祚、曹溶商量，将石柱全部移到晋祠，筑亭贮藏，但一位方姓使君以为不可，所以未能成功。[24]这一遗憾一直萦绕在朱彝尊心中，乃至周在浚将官太原，朱为他送行时仍一再叮嘱他“筑亭古柏交，移石秋日晒。广搨九万笺，流传都市卖”。[25]这首赠别诗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始终都在谈自己发现北齐碑刻的经过，并嘱托对方完成自己未遂的心愿。不久以后，朱彝尊在另一首诗中又继续追问周在浚那些北齐刻经的消息：“风峪石经无恙否，何时徙置剔苔斑？”[26]同是浙江人的曹溶〈与朱锡鬯〉有云：“三晋古都会，金石之刻自当伯仲关中，特无好事之人，几与蔓草俱没。今自年翁发之，神物显晦亦有命数存乎其间也。”[27]正是有了朱彝尊这样的好事之人，古代金石才没有“与蔓草俱没”，而是在清初新的学术趣尚的建构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曹溶曾任山西阳和道，他与朱彝尊一起访求山西、北京一代的碑刻，如此好古的情结，被叶奕苞称作“近罕俦匹”。《金石录补》卷二十七〈杂记〉：

　　唐郭君墓在汾阳县北七十里郭社村，秀水朱彝尊字锡鬯尝过之，行沟中，仰见土冈之上，碑额微露，策蹇而登，回环数里，始至碑下，命从者拓之。又在村中掘出任君墓碑、刘府君碑。锡鬯同曹侍郎历晋燕之间，访得古碑，不惮发地数尺而出之。从者皆善摹搨及装潢诸事。文人好古，近罕俦匹。[28]

　　尽管并非出自经史学术的目的，曹溶为了保存石刻文献而远搜近陟，他将一生所见碑拓集为《古林金石表》，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古林金石表"序》云：“予行塞上，见古碑横草间，偶一动念，古人遗迹历千百年，当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搜自境内，以及远地，积五年得八百余本，手自校勘，至废寝食。”[29]在他的《静惕堂诗集》中，有几首诗还记载了自己间接的访碑活动。卷六〈遣胥至曲阳搨北岳庙碑〉：

　　……妙迹未充囊，古色屡廻梦。浑河隔雄关，资尔出飞鞚。摹搨幸遄归，直气绕梁栋。入手蜡痕香，悬足龟蚨空。匣芸驱粉蠹，贉缥装紫凤。遗文非细务，俗儒敢相控。……[30]

　　他出资让自己的女婿到河北曲阳为他摹拓《北岳庙碑》，并一再告诫金石遗文不是小事，拓好之后赶快回来。又〈资耀寰入秦，托其搨寄碑本〉：

　　顾生东吴英（顾宁人），徒步历万壑。含涕向我言，秦碑慎勿索。日来官长辈，举此代酬酢。梯厓或沉渊，驱民就摹拓。谁为博雅儒，强诵金石略。势同宰咺求，僻愧杨修摸。檄取动百轴，奔波废井凿。伺间力踣仆，诡称旧剥落。按牒十存五，去蠹民所乐。吾闻斯言悲，吏道实刓薄。……螭首共龟趺，尺寸手自度。润以骆驼油，载之锦绣幕。遄归戒淹滞，岁寒有芳约。……[31]

　　在这首诗中，曹溶谈到陕西官宦驱民大量摹碑，作为官府的酬酢之物，此举不仅使农民废弃了井凿农事，而且也大量损坏了碑刻。[32]顾炎武向他介绍了这些刓薄吏道，并含泪请求他不要再索求陕西碑刻。[33]出于对秦地碑版的渴求，曹溶只好又出资让耀寰到陕西拓碑，同样要求他速去速回，不得淹留。

　　从曹氏描述的情景看，当时陕西一地由文人访碑而带动的频繁的摹拓活动，正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碑刻拓片巨大的社会需求。无独有偶，由于山东汉碑招致了大量的金石学家前来摹拓，当地官僚亦将碑拓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品来作为岁贡尤物。颜光敏〈汉韩敕修孔庙礼器碑歌〉有云：“剜苔剔藓出锋铩，细如烟篆交蚕丝。……东国使君致响拓，牛车岁贡同盐絺。”[34]江南尽管碑刻较少，但同样也有这样的风气，林侗就曾从江宁太守那里获得六纸《天发神谶碑》的拓片，后来让杨宾看了艳羡不已。《来斋金石考略》云：“丁丑仲春，予客上江幕府，抚军陈公琳望有事江宁，予告之曰，有一纸之微，非藉节钺之重，莫能得。因嘱以此碑。旬时归，饷予二纸，越半月，江宁太守又呈六纸，悉归于予。”[35]很显然，椎拓之事最先虽出自林侗的请求，但江宁太守却是将拓片作为礼品赠送给抚军陈琳望的友人林侗的。

　　林侗林佶兄弟皆以好古擅名。林侗年轻时随同宦游的父亲历秦、魏、蜀诸地，所至搜辑古今石书，积成卷帙。朱书在为其《来斋金石刻考略》所撰写的序言中说：“（林侗）凡远游必携良工楮墨以从，亲为摹搨，其披榛缒崄，盖有田夫牧竖所不能至，而奋往不顾者，及归，箧笥即手为装潢，护以石木。”[36]康熙丁未（1667），林侗带着西安良石工，到了山东，希望尽搨孔庙碑刻，然而庙中诸工人皆持不肯。于是他向阙里主人请求，得到允许，因而极印搨之乐。他的拓工技术很高明，庙中诸搨手环视，都叹服以为精好莫及。林侗此次拓碑活动被阙里四氏“称为近来盛事”。[37]父亲解组归田后，林侗又多交四方士，属转相购求，所得日益充盈。

　　叶奕苞本人的访碑爱好受到家庭的熏染，《金石录补》自序称，他的祖父与父亲宦游所至，都热心于收罗金石刻文。受此影响，他期望搜访隐僻，以补赵明诚《金石录》之不足。[38]据魏僖（1624-1680）为其著所作序言，他是在博学鸿词考试失利之后才勤于访碑的，[39]他常常佝偻于山涧荒野，探赜索隐。《金石录补》卷四〈汉南阳太守秦君碑〉：“余今历走边徼，探幽索隐，无所不到。访南阳之石，亡矣，惜哉。”[40]他曾两至山左，访问《孔彪碑》时，是碑尚埋孔林土中三尺。与朱彝尊、曹溶、林侗等金石学者相似的是，叶奕苞也有专门的拓碑人，〈汉牺尊象尊铭跋〉云：“右牺尊象尊，在曲阜夫子庙大成殿案上，……命搨碑人张太和摹此数字如右。”[41]可见其时的学者们对于椎拓质量是相当在意的。如果说只是满足发现文献的目的，拓本只需要达到分辨字迹的要求；但是从书法的目的出发，要求显然会更高，就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需要“相其陷文深浅”，[42]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汉碑的原貌。

　　（三）、书法家郑簠的访碑

　　明万历（1573-1619）间《曹全碑》【图2 汉《曹全碑》】的出土，吸引了明末清初许多书法家将之作为范本进行临摹，王铎（1593-1652）、傅山、郑簠、朱彝尊等人都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由于学习《曹全碑》，更多的汉碑进入书法家们的视野。为了扩大取资范围，获得精良的拓本，他们也加入到金石学家访求汉碑的队伍之中。傅山的访碑一方面出自学术的目的，阎若璩（1636-1704）〈移寓杂兴赠陈子寿先生五十首〉“夏五传疑史遂成，远从碑版考来精”句下自注云：“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伪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1]另一方面也为了研究隶法。[2]而郑簠访碑则可以相信完全是出于书法学习的动机。康熙丙辰（1676），郑簠北游山东、北京等地，手拓并购求汉碑。是年仲秋时节他在去北京的途中道经山东曲阜游览孔庙，亲至《礼器》《张寿》诸碑之下，“摩挲汉碣，手拓数种”。柳焴（1620-1689年以后）〈赠郑八簠过阙里约书尼山碑〉有云：

　　秣陵郑处士，笃行称有道。力学治养生，工书纵襟抱。寤寐《岣嵝》遗，寝食《石鼓》奥。驱车五岳游，金石恣蒐讨。探奇穷洞壑，披榛蒙虎豹。经行入仙源（自注：古县名，即曲阜地），高邱寻少昊。匍匐向孔林，古碣没幽蓧。烂石蟉星文，紫藓沉鸟爪。”[3]

　　诗无年月，当作于郑簠北游京都经过曲阜时。在孔庙、孔林等地，郑簠探奇寻幽，扪蓧披榛，以搜讨古代金石遗文。并坐卧其下，手自磨洗，可谓不辞辛劳。[4]金石学者访碑，如果文字漫灭残缺，他们大抵兴味并不浓厚；而书法家所在意的是遗文只字，只要书法好，郑簠连短碑残垣也不放过。叶奕苞《金石录补》有云：“郑谷口簠云：山东城武县有汉张寿碑，已断，为俗令去思碑趺。予过碑下，见之，白诸县，起而树之署壁。”[5]

　　叶奕苞在他的著作中称郑簠“好金石文字，东岱、西华、孔庙诸碑，皆策蹇身至其下，手自摹拓。”[6]曹溶（1613-1685）〈留别郑汝器〉亦称郑氏“远游曾剔秦人碣”。[7]许士佐〈题郑谷口隶书〉同样谈到郑氏“探碑阙里渡河陇，洗剔无分炎与腊”。[8]可知除了山东之外，郑簠还到过陕西，寻访秦地碑版。在另外的一些记载中，他还在南京附近的地区寻访过汉《牛迹山碑》与三国吴的《天发神谶碑》。通过亲历访碑与转相购求，郑簠所藏碑刻拓片达到了“积有四橱”[9]的规模。郑簠隶书之所以成为清初隶书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他广泛临摹这些汉碑拓本有密切的关联。

　　（四）、访碑区域

　　在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中，无论是学者，还是书法家，都热衷于历代碑刻文字，但由于两汉时代久远，且碑刻又夥，所以汉碑最为集中的山东是访碑者的主要目的地，其次是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在江南，南京也是重要的一站。

　　根据文献记载，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顾炎武、傅山、朱彝尊、郑簠、叶奕苞、颜光敏等人曾经到过山东的曲阜、济宁，其中顾、朱二人还曾访问过山东的平度、泰山、邹平、益都、蒙阴、莒州、青州、临邑、寿光等地，郑簠到过城武；朱彝尊、曹溶、叶奕苞、顾炎武、周在浚、傅山到过山西的太原、汾阳、大同、平定、榆次、介休等地，上述诸人以及郑簠都曾到过北京及周边地区；赵崡、王弘撰、郭宗昌、郑簠、顾炎武曾经在西安周围寻访碑刻；顾炎武、叶封（1624-1687）、叶奕苞到过河南嵩洛一带；朱彝尊还到过河北的涿州、曲阳。在南方，朱彝尊、郑簠、林侗、周在浚、王概、王蓍等曾经造访南京周边的摄山、牛迹山、江宁尊经阁等地。

　　一、 赠送、交换与审定碑拓

　　（一）、赠送与交换拓片

　　足迹所至毕竟有限，且有时即使身至碑下，却因种种原因无法椎拓。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更多地充实自己的收藏，丰盈自己的学术视野，学者之间经常互相遗赠或交换碑拓。

　　朱彝尊尝以《李光进碑》赠送给顾炎武，见载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的补遗之中。[10]曹溶对顾炎武访碑的嗜好十分了解，[11]他曾得到过身在陕西的顾炎武赠送的汉唐碑刻拓片，并以发掘遗文相勖励，结成金石同契。[12]朱彝尊与郑簠是极要好的朋友，他不仅激赏郑氏隶书，对于郑氏的手拓也尤为欣赏，〈书韩敕孔庙前后二碑并阴足本〉云：“金陵郑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浅，手搨以归，胜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于金石之文有同好也，远遗书寄余，乃取其题名之参错不齐者齐之，装界成册。”[13]郑簠北游山东时，手拓《礼器碑》不止一份，他将多余的手拓本寄赠给朱彝尊，朱氏认为郑的拓本要胜过工人的椎拓百倍。郑簠还用自己的书法作品交换朋友手中的碑刻拓本，他曾经委托顾炎武向王弘撰索求秦地碑版，王弘撰给他寄来了《豆卢恩》、《冯刺史》的拓片，但希望得到郑簠的隶书作品，并要求今后“弟有所求者望即挥赐”。在信的最后，王弘撰还不无诱惑地说，一旦获得嵩山的碑刻拓本，他会再寄给郑簠。[14]

　　黄州人叶封曾官河南登封知县，登封地在嵩山之南，故极易获得嵩阳碑刻。他遍搜该地碑版，著《嵩阳石刻集记》。并赠送大量嵩阳石刻拓本给林侗，林侗跋《嵩山开母庙神道石阙》有云：“此铭与少室铭二纸皆是楚黄叶井叔先生所贻。”跋《少室神道石阙铭》又云：“楚黄叶井叔先生司理延平，改令登封。嵩岳古碑搜搨无遗。乙丑夏复至闽，家弟佶旁从受壁经，见余家藏帖秦晋阙里悉备，许以嵩岳全碑见遗。丙寅仲夏邮寄二十七种，分为十二帙。”[15]朱彝尊的《汉开母庙石阙铭》拓片也来自于叶封的遗赠。[16]叶封所藏嵩少地区的碑刻虽富，但山东等地的碑刻拓片他则要求助于家在曲阜的颜光敏，应叶封的请托，颜氏曾寄给他大量阙里碑拓。[17]

　　叶奕苞编辑《金石录补》，原先打算每碑必亲见而后可，友人归庄（1613-1673）劝告他：“君补赵氏所遗之碑，得于目睹者固快，即前贤近哲载记可信者，亦须博采。”叶氏承其教，开始参用他人的碑拓、跋语进行辩论。[18]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帮助，卷二十七〈杂记〉记载了周亮工（1612-1672）向他赠送《五凤二年石刻》一事：“汉鲁孝王五凤二年石刻，在曲阜县夫子庙奎文阁壁间，栎园先生惠予拓本云：某所藏较俗本迥异。予至庙下，携以相较，果然。”[19]【图3 汉《五凤二年石刻》】曹溶、朱彝尊、阎若璩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也曾为叶奕苞提供过不少拓片藏品。[20]

　　（二）、共同审定与讨论石刻文字

　　除了互相赠送、交换拓本，这些有同好的学者们还常常共同审定碑刻，讨论文字。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二〈龙藏寺碑〉云：

　　惟其大书齐官，则必非后人之所加也。余考颜之推仕历周隋，而其作《家训》犹谓梁为本朝，盖同此意。其时南北分疆，兴亡迭代，为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然则今人之不及古者，又岂独书法之陋，文字之讹而已哉？[21]

　　这则题跋考证了《龙藏寺碑》中北齐官号非后人所加，并援引仕历周隋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称梁为本朝为证。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卷二〈郎中郑固碑跋〉：

　　己酉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学，见仪门旁列汉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郑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识，舍之去。明年冬同昆山顾宁人、嘉定陆翼王观北平孙侍郎藏本。[22]

　　朱彝尊曾经到任城（今山东济宁）访求《郑固碑》，因其漫漶而舍之去。后来在孙承泽（1594-1676）家中与顾炎武等人共同观摩了孙氏收藏的拓片。在这篇题跋中，他与顾炎武讨论了《郑固碑》中“逡遁”一词的词意，并提出与顾不同的观点。朱彝尊还多次与曹溶、傅山等人一同审定碑刻，[23] 并为曹溶、宋荦(1634-1713)收藏的碑拓题跋。[24]

　　王弘撰经常来到南方，与学者交流碑刻之学。他每次来，都会携带一些秦地出土的碑刻拓片，《金石录补》卷五〈汉残碑十三字〉：

　　辛酉之冬，白下郑谷口寄余札云：‘故人王山史从华阴来，簏中有东汉残碑十三字，高妙醇朴，书体酷似酸枣令，它碑不及也。吉光片羽，幸入补录，特摹寄上。’适山史游吾郡，携此札访之。出搨本相校，不失毫发。谷口殆得汉隶之神者耶。[25]

　　王弘撰拜访郑簠和叶奕苞，都带上了《东汉残碑》。叶奕苞看到拓片，马上收入《金石录补》，而郑簠则马上心追手摹，且“不失毫发”。对于纯粹的收藏家而言，玩碑拓体现身份，或者说财富；对于学者而言，收藏是为了以碑刻佚文来证经证史；而对于书法家而言，收藏则是为了取法，通过临摹古代碑刻，以求古意，以求风格。

　　三　由品评碑刻萌生的碑学观念

　　（一）、汉碑的审美特质：古拙

　　明末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一再翻刻的刻帖并不能保证晋唐书法的原貌，王铎〈跋二王帖〉有云：“浅学动议某帖某画不佳，不悟双钩刻经，数手摹本而已，几千年矣，去原墨迹止十之三，望画中龙即真龙也，真龙乎哉？”[1]既然刻帖失真，那么只有在汉唐碑版中才能寻绎前人书法的丰神。赵崡〈访古纪游"游终南〉：“余自髫年耽古法书，沈右丞箕仲又谓余：集帖数经临摹，其丰神无复存者，独汉唐古碑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2]明末清初这些重要的金石学著作，尽管是以证经补史为主要目的，但时常会涉及书法品评。顾炎武〈跋景龙观钟铭睿宗御书，景云二年九月〉云：

　　初唐人作字尚古，有八分遗意，正书之中往往杂出篆体，无论欧虞诸子，即睿宗书亦如此。犹之初唐律诗稍似古风，平仄不尽稳顺，开元以后书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为必不相通，分为两部。……诗篇书法，日以圆熟而俗笔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也。[3]

　　他认为唐代书法开元（713-741）前后有古、俗之分，初唐正书有篆体、八分遗意则古，后来的书法以为篆、楷不相通，则书俗。书法从古到俗的迁变，反映出世道升降之一端。《金石文字记》在谈到《后魏中岳庙碑》时又说：“然字体近拙而多古意。”[4]形态上的“拙”与审美体验上的“古”有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巧饰”是与“古意”无缘的。

　　明末清初的访碑家十分注重对汉碑“古拙”意趣的发明，他们以为，即使是文徵明（1470-1559）这样的书法大家对于汉隶其实也是蒙昧的。王弘撰〈书郭胤伯藏华岳碑后〉：

　　汉隶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自余可知。盖辨之自胤伯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华岳碑》海内寥寥不数本，此本风骨秀伟，锋芒如新，尤为罕觏……先生于书法四体各臻妙，其倡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5]

　　王弘撰认为，郭宗昌由访求、收藏汉碑而临写汉碑，最终造成了隶书在清代的振起，这一振起，不在于写隶书本身，而是郭氏通过临写，发掘了尘封已久的汉碑意趣。在他看来，汉碑之妙，在于不经意间，有一种不衫不履的“古拙”趣味。《砥斋集》卷二：

　　郭徵君以《韩叔节碑》为汉八分第一，予谛观之，朴雅有余，良以其时古耳。书者似不经意出之。此碑结体用笔自是当时名手所为，不异楷行之有钟王也。然挺拔瑰玮伟，开唐人一派渐致肉胜之弊，要非宋元人所能梦见也。（〈孔季将碑跋〉）

　　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虫雁、枣核、四楞关、余鹅、铁鎌、钉尖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独怪衡山宏博之学，精邃之识，而亦不辨此，何也？（〈书乡饮酒碑后〉）[6]

　　楷行以巧妙胜，隶书以古朴胜，汉碑之佳者，尽管书者乃无名氏，但地位却大可与钟繇、王羲之相埒。[7]然而，魏、唐、宋、元之变，与汉人的不衫不履渐行渐远。一旦将隶书的点画加以巧饰并妄立程式，则粗俗不能入格，因为“古雅”的审美感受蕴藏于朴拙的点画结构之中，一涉机巧，必堕于“不古”的境地。

　　赵崡、郭宗昌、朱彝尊都很关注碑刻书法的优劣，《石墨镌华》卷一〈汉五凤二年残字跋〉云：“西汉石刻，传者极少，此字简直古朴，存之以示后人。”〈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跋〉又云：“其叙事简古，隶法遒逸，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政不必附会元常也。”[8]【图4 汉《乙瑛碑》】他以古朴遒逸来概括两京碑版的意趣。朱彝尊甚至对所见汉碑进行了风格分析与归类，《金石文字跋尾》卷二〈跋汉华山碑〉：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伷》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惟《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9]

　　他将汉碑归结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类，并分别列出了代表作品。且以为《华山碑》综合了上述三种审美，故应被视为汉碑第一品。郭宗昌《金石史》则强调汉碑的变化之妙：

　　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踰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汉韩明府叔节修孔庙礼器碑跋〉）

　　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楷模，亦非后世可及。（〈汉鲁相史伯时供祀孔子庙碑跋〉）

　　碑万历间始出于郃阳，此方出最初搨也，止一因字半阙，其余锋芒銛利不损丝发，因见汉人不独攻玉之妙，浑然天成，琢字亦毫无刀痕。……（碑阴）书法简质，草草不经意，又别为一体。益知汉人结体命意，错综变化，不衫不履，非后人可及。（〈汉曹景完碑跋〉）[10]

　　无论是《礼器碑》【图5 汉《礼器碑》】《史晨碑》，还是《曹全碑》，都古雅超逸，率意变化，在郭宗昌的眼中，这些都是后人遥不可及的典范。

　　然而明末清初的金石学者对于汉人的书法其实也并不一味迷信，郭宗昌〈汉景君铭跋〉：

　　非当时名手，第小具一种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遗则，自是时代使然，亦不为佳也。今人不习古，反谓一出古人，色色皆佳，了无轩轾。不知三代彝器，古雅奇绝，千载无匹，而野铸鼎彝，非不古色苍然，而花文款识，粗卤不足观者多矣。矧汉代乎？[11]

　　郭氏认为并非“一出古人，色色皆佳”，钟鼎彝器中虽古色苍然者，也有许多粗卤不足观，更不必说汉隶了。朱彝尊甚至认为那些看起来比较粗糙的碑刻是伪刻。〈汉析里桥郙阁颂跋〉云：“书法太丑，疑为后人改刊。”[12]

　　（二）、郑簠对汉隶古拙意趣的把握

　　郑簠最早学习隶书，并非从汉碑入手。他以前辈名家宋珏（1576-1632）为取法对象，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13]当他意识到学习宋珏的严重弊端之后，受到当时直接向汉碑学习之风气的熏陶，他溯流而上，开始模拟《曹全碑》【图6 郑簠《临曹全礼器合卷》,故宫博物院藏，1669】等汉人碑刻遗字，并一发不可收拾，大肆搜求，对至少20种汉碑进行临摹，[14]沉酣其中三十余年。

　　传世作品与书画著录较多地保留了郑簠的碑评文字，从中可见其对汉碑的认识与对隶书创作的观念。总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清晰”。他对《曹全碑》的崇重与其未经剥蚀有关。目前可见的郑簠论及《曹全碑》的文字共有6处，跨度10年，无一例外都强调其字画的清晰完好，他认为只有在“清晰”的基础上才能窥见汉碑用笔的方法，这与晚近的书法家热衷于从班驳剥蚀中窥发“金石气”有很大的差别。

　　二是“法度”。郑氏所说的法度主要针对汉碑结字的匀整、对称等特点而言，有了法度自然古雅。

　　三是“姿态”。姿态虽然是指结字的欹侧、俯仰、反正而言，但与用笔的轻重、粗细、缓疾有很大关系。郑簠既反对随意变形而伤真淳，也反对聚墨成形丧失神气。在他的认识中，用笔或者说书写本身具有核心的作用，只有掌握了这一核心，才能在匀整的结构中展现奇怪之姿与飞动之势，从而津逮于“古拙”之境界。[15]

　　由于广习汉碑，郑簠的碑学观念并不仅仅体现于评碑之中，在创作上他也努力通过新颖的技法来表达“古拙”意趣。关于成熟期的郑簠隶书风格，方朔尝以“沉著而兼飞舞”来形容，他在〈明拓汉郃阳令曹全碑跋〉中更赞美道：“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16]沉著飞舞指用笔而言，移步换形指结构而言，古趣可挹则是指旨趣而言，方朔极为精准地概括出成熟期郑簠书法的重要特征。周亮工在《郑簠临曹全礼器合册》的跋文中写道：“书法隶最近古，隆、万间群学隶而规模形似，略无神韵，即文待诏诸前修亦实之方整，无复古人遗意。后人救以生运，渐趋渐下，遂流入唐人一派，去汉愈远。……诗道之坏与书法相终始，似有气运焉，不可强也。汉碑惟《景完碑》最后出，然《礼器碑》未尝不流传于世，而三百年来世人若未尝见之者。谷口郑先生出，始大恢古人真淳之气，令人稍稍知古法。”[17] 很显然，郑簠的隶书与明人划出了一道鸿沟，而直攀两京以上真淳古意。【图7 郑簠《杨巨源酬于驸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682】

　　（三）、 对三国、唐代隶书的批评

　　明代文徵明等人的隶书多取法三国碑版。[18]然而，由于多见汉碑，在清初学者们的眼中，匪独唐代八分书，即使是三国碑刻，已是精华泄尽，没有古雅可言。无论是赏鉴的角度，还是取法的角度，三国、唐代的隶书，在汉碑的照映下，都失去了曾经因附会名家而带来的光彩。

　　“方整寡情”，原是明末学者用来形容汉碑的，《石墨镌华》卷一〈魏文帝受禅碑〉云：“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19]但是，这样的说法随着访碑活动的拓展和对汉碑理解的深入开始遭到人们的反对。有学者认为，“方整寡情”正可适用于三国碑刻，而汉碑则雍容古雅。《金石史》有云：

　　视封孔羡碑，虽无其矫饰屈强，亦无汉人雍雍超逸古雅之致。阿瞒才弋汉鼎，书法顿分时代。人概以汉隶目之，谬矣。（〈魏劝进碑跋〉）

　　书法方削寡情，矫强未适，视汉隶雍穆之度，不啻千里。（〈魏封孔羡祀孔子碑跋〉）[20]【图8 三国魏《孔羡碑》】

　　又，王弘撰〈魏劝进碑跋〉：

　　书法视汉小变，风格皆所不逮。王弇州以方整寡情为汉法，予谓正魏法耳。”[21]

　　郭、王二人都直斥三国碑刻“方整寡情”。所谓寡情，是因方整所致，为了以一种程式来统一所有字的外轮廓，难免显得矫强而不妥帖，三国碑版因而与汉隶雍穆的气度有霄壤之别。

　　至于唐隶，别体杂出，且有意圭角，更兼肉胜之弊，赵崡以为“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唐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得超也。”[22]在清初汉碑持续的热潮中，唐代隶书更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四）、对北朝碑版正反两面的意见：古拙与怪诞

　　这些学者对北魏、北齐的书法也有自己的认识。顾炎武〈龙门山造像记跋〉云：“后魏胡太后崇信浮屠，凿崖为窟，中刻佛像，……惟此武平六年者，书法差可。画方格如棋局，而其半亦已磨灭。”[23]在他的认识中，北魏碑刻的书法虽不是康有为所形容的那样拥有“十美”，但也是“差可”的。前引顾炎武评《后魏中岳庙碑》有云：“字体近拙而多古意。”因此，顾氏并非在一个精巧的层面上来肯定北魏书法，而是因为其蕴涵的“古拙”意味。朱彝尊一方面也十分欣赏魏碑的“古拙”，另一方面又不满其用字之“俗”。〈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跋〉云：

　　碑尚完好，杂大小篆分隶与正书中，盖自太武帝始光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迩，以为楷式。一时风尚乖别，此法著作。或所云世易风移，文字改变，俗学鄙习，炫惑于时者也。曩睹太原风峪，高齐时镌石柱佛经，亦多类是，斯亦穿凿失伦矣。[24]

　　又，〈北齐少林寺碑跋〉：

　　正书，杂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类此，书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笔见古，与后代专逞姿媚者不同也。[25]

　　出于对正体文字的膜拜，朱彝尊对北魏、北齐碑刻中篆分杂糅的现象持批评态度，认为穿凿失伦，乃俗学鄙习。但是“拙笔见古”，倒是与后代专逞姿媚的书法风气大异其趣。叶奕苞赞同朱氏对北碑“怪诞”习气的批评：

　　书极楷而小，得黄庭、乐毅遗意，殊可爱玩。（〈东魏比丘尼法始等造佛像记跋〉）

　　文既简略，书复丑恶。（〈北齐造银佛像碑跋〉。以上“卷八”）

　　书法怪诞，几不成字，增损任意，在篆隶正书之外。（〈北齐造像石记〉。以上“卷九”）[26]

　　从上引三则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叶奕苞对于正体与二王传统的重视。很显然，任意增损的北碑别字此时还很难得到学者的集体认同。随着碑学在有清一代的逻辑演进，乾嘉以后的学者更关注碑刻文字本身的“古拙”之美，外此一概不萦于心，北朝造像、墓志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膜拜。

　　清人还窥见了北碑在书体嬗变中的开启之功。赵崡〈后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跋〉：“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碑首正书大字十二，尤险劲。”[27] 叶奕苞〈后魏贾思伯碑跋〉条：“此碑忽开楷隶之渐，直似褚河南《三龛记》笔意，乃正书之始欤？”[28]又，〈隋昙询禅师碑跋〉：“文体整丽，字格工好，开唐人畦迳。”[29]郭宗昌还从“结体”的角度肯定了北魏碑刻的价值，以为通过对它们的学习可以摆脱唐人方整的弊病。〈后魏鲁郡太守张郡颂跋〉【图9 北魏《张猛龙碑》】：

　　其书律以晋法，虽少蕴藉，而结体错综之妙，使之剂唐，足脱一代方整之累。欧颜诸公便可入山阴之室矣。然此碑却落险峻，又未正晋果，何也？当由笔与欧颜异也。至若苏黄少变，又入别趣。书道之难如此，知者鲜矣。[30]

　　郭宗昌以“晋法”来衡量魏碑，以为虽蕴藉有差，但结构错综变化，有裨于却除唐楷的板滞之病。总之，与汉碑同样具有“古拙”意趣的魏碑在明末清初学者的描述中，已然进入了书法史的序列，这在前代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二、 结语

　　明末清初大批文人学者出于好古之心，对于前代遗刻文献百般搜求，在证经补史的同时，也注意到碑刻字画的工妙，并且发掘出汉代碑刻与二王书风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那就是“古拙”：用笔飞动，姿态变幻，不衫不履，而有真淳古意。曾经为文人们爱重的三国、唐代隶书因为缺乏这种“古拙”意趣而遭到贬弃。而对“古拙”的诠释与掘进则贯穿了碑学的始终，应该被视为碑学审美的核心内涵。

　　而大批碑刻的发现、椎拓、交流与传播，又为书法家们的临池提供了极好的资料与范本，清初隶书创作因为郑簠等人的崛起，“汉法大恢天下”，在风格面貌、书写技法等方面，都与明人隶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值得重视的是，此一时期的访碑家们对于碑刻文字中的“丑”、“怪”、“俗”等现象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这与碑学后期对所有“穷乡儿女造像”一概鼓吹，将《郑长猷造像》【图10 北魏《郑长猷造像》】这样粗糙的碑刻形容为“气象挥霍，体裁凝重”[31]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清初绝非康有为所形容的那样，为董香光书风所牢笼，碑学也绝非清中叶阮元二论出笼之后才发生。众多文人参与到访碑活动之中，并进而产生了朴素的碑学观念与不同于以往的书写技法，明末清初已经是碑学肇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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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清）杨宾，〈林同人天发神谶碑〉《铁函斋书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影涉闻丛书本，丛书集成新编，第51册），卷二，页686。

　　[1] （清）杨宾，〈尹宙碑跋〉，前揭《铁函斋书跋》，卷五，页696。

　　[1] 白谦慎，〈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讨论了清初的访碑活动、碑学思想的萌芽以及南方的回应。《傅山的世界 ——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台北：石头出版公司，2005），第三章，页226-269。他的研究以傅山与山西学术圈为中心，这些部分本文尽量从略，读者可参见白著。

　　[1] （清）康有为认为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嘉之后金石学方大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广艺舟双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尊碑第二，页17。

　　[1] 白谦慎指出，访碑并不始于清代，北宋徐铉、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家都有访碑活动。元明两代金石学衰落，但明代仍有一些学者研究金石学并有访碑活动。但清代的访碑学者更为集中，影响也更为重大。前揭《傅山的世界》，页234。

　　[1] （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别下斋校本，《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页9135-9136。

　　[1]（清）康有为，〈尊碑第二〉只列举了乾嘉以后的一些金石学著作，如《金石存》《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前揭《广艺舟双楫》，页7。

　　[1]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页9191。

　　[1] 同上，页9299。

　　[1] （清）赵崡《石墨镌华》（影乾隆己丑刻本，《石刻史料新编》第25册），页18583。

　　[1] 同上，卷七〈附录〉。（明）康万民在为《石墨镌华》所作序言中，也说赵氏“深心嗜古，博求远购，时跨一蹇，挂偏提，注浓醖，童子负锦囊，搨工携楮墨从，周畿汉甸，足迹殆遍。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搨精致，内之行簏”。前揭《石墨镌华》，页18646、18583。

　　[1] （明）康万民〈石墨镌华序〉。前揭《石墨镌华》，页18583。

　　[1] （清）郭宗昌，《金石史》（影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新编》第49册），钱大昕跋，页102。

　　[1] 同上，页91。

　　[1] 诗云：“尔爱五凤字，戈法奇一成。当其模拟时，仿佛游西京。”（清）傅山，《霜红龛集》（影清宣统三年丁氏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5册），卷四，页465。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136。关于北方学者详细的访碑活动，请参阅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1] （清）顾炎武，《求古录》（上海：上海书店，1994，槐庐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史部72册），页50。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134。

　　[1] （清）叶奕苞，〈周甫仲鼎铭〉，前揭《金石录补》，卷一，页8989。

　　[1] （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影芊园丛书本，《石刻史料新编》第25册），卷四，页18701。

　　[1] 同上，卷二，页18687。

　　[1] 同上，卷四，页18703。

　　[1] （清）朱彝尊〈风峪石刻佛经记〉，《曝书亭集》（清康熙五十年刻本），卷六十七，页6b-7a。

　　[1] （清）朱彝尊〈送周参军在浚之官太原〉，自注，前揭《曝书亭集》，卷十二，页4b。

　　[1] 同上。

　　[1] （清）朱彝尊〈寄周参军在浚〉，前揭《曝书亭集》，卷十二，页17a。

　　[1] （清）曹溶，《倦圃曹先生尺牍》（清刻本），卷上，页91a。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133。

　　[1] （清）曹溶，《古林金石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0册），页14893。叶奕苞，〈杂记〉：“秋岳先生倦圃，收藏古今碑刻，名《金石表》，约数百种。仿赵氏例，自周秦至五代，录入表中。侍郎语予云：宋以后当别为一录，而未暇也。”〈杂记〉还多处记载了曹溶的访碑活动。如：“太原县风峪洞中，有北齐石刻佛经一百二十柱。曹侍郎皆搨之。字殊丑劣，而无书人姓名，故不录。”“后晋《史匡翰碑》，在太原县王陵庄，曹侍郎遣人掘地丈余始出。又在裴晋公墓旁掘得一碑。”“唐《李存进碑》，在太原县郑村，仅露碑顶，秋岳发之，树大道上。”前揭《金石录补》，卷二十七，页9134。

　　[1] （清）曹溶，《静惕堂诗集》（清雍正三年刻本），卷六，页6b。

　　[1] 同上，卷六，页7b-8a。

　　[1] 在清初，常有地方官因厌恶上司之椎拓要求而毁坏碑版者，（清）孙承泽，〈郃阳令曹全碑〉：“秦人王宏度字文含，从余游，酷爱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经寇乱祸，焚荡无余。间有存者，州县惮于上司之索取，乘乱捶毁。恐此后秦无石矣。’”《庚子销夏记》（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卷五，页779。也有土人厌苦官长而毁坏碑刻者，叶奕苞，〈杂记〉：“秦晋间古碑皆为营缮廨宇塔庙所用，或土人厌苦官长，诛求磨灭毁损，如汉华岳庙碑……”前揭《金石录补》，卷二十七，页9135。

　　[1] 顾炎武希望曹溶不要再索求秦地碑版，但自己却向颜光敏索要碑刻，尤其是那些非官府不能办到的拓片。顾炎武尝致书颜光敏，云：“碑洞中石经及汉唐字，但有钱即可买，不必用官府，惟各州县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阳《汉曹全碑》，极佳。其他如麟游之《九成宫碑》、长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见惠，最感。”（清）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影海山丛书本，《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卷一，页414。

　　[1] （清）颜光敏，《乐圃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影康熙十子诗略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8册），卷二，页331。按，颜光敏对于碑刻相当迷恋，朱彝尊称他“得金石文恒悬之屋壁”，肆意赏玩。（清）朱彝尊，〈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郎中颜君墓志铭〉，前揭《曝书亭集》，卷七十五，页3b。

　　[1] （清）林侗，〈吴"天发神谶文〉，《来斋金石文考略》（《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8册），页5979。

　　[1] 前揭《来斋金石刻考略》，朱书序言，页5964。

　　[1] 同上，〈五凤二年砖刻〉跋，页5972。

　　[1] （清）叶奕苞，〈自序〉：“先文庄麾旌所至，下令收金石刻文，积千余轴，悉已散去。家君宦游两都，时效德甫之所为，又废于乙丙间。余少喜临池，得墨碑百本，审其拓偃之势而知师承所自，妄欲搜访隐僻，以补赵氏之遗。王子宛仲出其所藏二十种，余旧蓄廿余种，皆汉唐旧碣，为赵氏所未录者，仿其例作辨正跋语，以志一时之见，嗣是有得即续书之，自愧好而无力，不克广罗博览，以资异闻。”前揭《金石录补》，页8986。

　　[1] 序云：“前年举博学鸿词，以当路敦迫就道，既报罢，益自喜归，而搜访古人名迹益勤。”前揭《金石录补》，页8987。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008。

　　[1] 同上，卷一，页8990-8991。

　　[1] 〈书韩敕孔庙前后二碑并阴足本〉，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二，18688。

　　[1] （清）阎若璩，《潜邱劄记》（清刻本），卷六，页15a。

　　[1] 参见《傅山的世界》，页241-242。

　　[1] （清）王豫辑， 《江苏诗徵》（ 清道光元年焦山诗徵阁刻本）， 卷一百十六，页11a。

　　[1] （清） 颜光敏，跋 郑簠 《汉隶九种册子》亦云：“己未岁余在里中见东汉诸碑剜苔剔藓，锋鎩毕出，较往昔遂大不同。人言此谷口郑子过阙里，坐卧其下，手自磨洗者也。因知先生好古竺志如此。”（民国）李放，《皇清书史》（影辽海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 38册），卷二十九，页274。

　　[1] （清）叶奕苞，〈杂记〉，前揭《金石录补》，卷二十七，页9141。关于 郑簠此次北游尚有许多文献可以参考，详见拙文《郑簠与清初隶书风气》。

　　[1] 前揭《金石录补》， 卷二， 页 8995。

　　[1] （清）曹溶， 《静惕堂诗集》（清雍正三年李维钧刻本），卷三十六，页 9a。

　　[1] （清）许士佐，《野耕集》，汪世清先生手抄，友人提供。

　　[1] （清）张在辛， 《隶法琐言》 ，（民国）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影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引，页94。

　　[1] （清）顾炎武，〈跋李光进碑〉：“元和十一年，今在榆次县。余友朱锡鬯过榆次赵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遗余。”前揭《金石文字记》，补遗，页9303。

　　[1] （清）曹溶，〈怀顾宁人游秦二首〉有云：“归日论碑碣，英华满橐中。”前揭《静惕堂诗集》，卷二十，页6a。

　　[1] （清）曹溶，〈得宁人书，寄汉唐碑刻至〉：“圭璋席上珍，不乐处幽翳。东游至梁父，西与流沙际。稽古见斯人，旷野独挥涕。不逢故所欢，安救齿发敝。曜灵感推迁，长绳莫能系。跌荡车马间，史迁有遗制。临文助豪雄，考索表孤寄。知我嗜琳琅，穷搜到遥裔。济上剥荒苔，孔林出深瘗。龙蛇灿盈箱，仆夫走迢递。重令齐鲁邦，菁华冠六艺。斯篆俨云虬，扁刻或名蛎。谁云野火焚，想象猝难继。巍巍上圣傍，神妍亦相俪。末枝苟成名，足以寿千世。况秉大道区，绚等日星丽。及时当努力，撰述绍微系。君子相勖勤，金石有潜契。”前揭《静惕堂诗集》，卷七，页6b-7a。

　　[1] 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二，页18688。

　　[1] （清）王弘撰〈寄郑谷口〉：“曩在白门，从李董自处得承教绪，独以未获从容游宴，挹汪汪千顷之度为怅耳。嗣是每睹墨翰，分法直逼汉人，私拟为近代第一手。太原傅青主、敝乡郭胤伯两先生差堪伯仲，王孟津所不逮也。弟有所求者望即挥赐为感。顾亭林先生云，索古碑刻，今以案头所有《豆卢恩》、《冯刺史》二幅附寄。当涂令系弟至戚，凡有尊札于彼寄之，至易也。亭林嘱致意。待嵩山碑搨到，当有耑札耳。”《砥斋集》（影清康熙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4册），卷八下，页490。

　　[1] 前揭《来斋金石刻考略》，页5972-5973。

　　[1] （清）朱彝尊，〈汉开母庙石阙铭跋〉：“二阙铭皆篆字，故尔予友叶井叔宰登封，拓以见遗。”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二，页18682。

　　[1] 叶封有三封给颜光敏的信谈到山东碑刻：“阙里石刻，曾裒集否，其汉魏六朝碑碣存者，乞便中各搨一纸见惠，为感。”“十九日接手翰及寄碑刻，具感，不远垂注。展读摩挲，如获拱璧。”“顾宁老金石集记，年兄曾见之否？宁人博雅精核，当无所遗。而据其所开，在曲阜孔庙者，五代以上，不满廿碑，其信然耶？今录备查，其未有者，随便补搨，未敢得陇更望也。”前揭《颜氏家藏尺牍》，卷二，页421。

　　[1] 前揭《金石录补》，页8996。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133。

　　[1] 前揭《金石录补》，卷一〈周南仲鼎铭跋〉：“朱锡鬯善读书，尤好金石文字，足迹所至，于荒山穷谷中访得一碑，必发土出而搨之。知余有同好，多所资益云。”页8989；卷一〈秦氏拓本跋〉：“侍郎（秋岳）好古，等于饮食，出其所藏，助予录补为多。”页8992；卷二〈汉长乐瓦字跋〉：“（吾邑宋）闵叔拓本寄予，曰：‘子为录补，其以是压卷，盖在赵录阳朔专甎前更远也。'”页8995。卷三〈汉豫州从事尹宙碑跋〉：“此碑为山右阎百诗所赠，百诗博洽多闻，于经史有辩论，遇于京师，今家淮安。”页9003。卷三〈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跋〉：“（碑）在溧水，张子令则搨以见贻。字皆完好，间有阙文云。”页9004。

　　[1] 前揭《金石文字记》，页9221。

　　[1] 前揭《金石文字跋尾》，页18688。

　　[1] 〈书尹宙碑后〉：“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结体遒劲，犹存篆隶之遗。是本烟楮悉旧，对之如百年前物，尤为尽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槜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康熙乙巳秋八月。”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二，页 18690。〈衡方碑跋〉：“碑以椎拓者少，故文从字顺可读。康熙乙巳九月，槜李曹溶洁躬、太原傅山青主、长水朱彝尊锡鬯同观。”卷二，页18684。

　　[1]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跋〉：“椎而拓之，装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书其后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岁在强圉协洽秋八月朔。”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四，页 18707。〈跋汉华山碑〉：“今睹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额俱存。”前揭《金石文字跋尾》，卷三，页18685。

　　[1] 前揭《金石录补》，页9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