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

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
　　王荣国 张金德
　　慈航法师(1895-1954年)，俗姓艾，字彦才，福建建宁人。自幼父母双亡，17岁投福建泰宁峨眉峰，拜自忠为师，次年于江西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继则参访泉州开元寺、宁波天童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曼寺，后朝礼九华、天台、普陀等道场。慈航学禅于圆瑛法师，游学于谛闲法师之门，又于度厄法师座下习净土，1927年人闽南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受其熏陶，遂萌革新佛教之志，后赴南洋弘法，于仰光创设中国佛学会，继则随太虚访问缅甸、锡兰、印度等国宣传抗日国策，不久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弘法，创办僧伽教育、佛学会和佛教刊物，有力地促进佛教在南洋的复兴，1948年移锡台湾。慈航从到台至去世为止，始终致力于兴办僧伽教育。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慈航在台创办僧伽教育是
　　“以师志为己志”的实践
　　慈航法师于1941—1948年在南洋弘法期间，先后创立仰光中国佛学会、星洲佛学会、怡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等，并兴办了星洲菩提学校、槟城菩提学院、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校等，还创办《人间佛教》月刊，极力推行佛学社会化，为大乘佛教在东南亚的复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妙莲、转逢一样被誉为重兴马来半岛大乘佛教的“中坚人物”。然而，他为什么在取得如此的成就情况下，到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呢?众所周知，慈航一向认为自己是太虚的弟子。他在闽南佛学院就学期间就发心追随太虚，并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以示自勉，亦以见其抱负。那么，“师志”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在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及本身的落后衰微，面临着“灭教”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杨文会、欧阳竟无、太虚大师等佛教界有识之士掀起了佛教的变革复兴运动。太虚法师复兴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人生佛教”。而造就佛教人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为了推进佛教改革而培养新型僧人，太虚于1922年创立了新型僧伽学校，即著名的武昌佛学院。而民国时期宗教政策基本精神是，只有真正依佛教行持的有知识的僧伽、讲究“清净庄严”且能造福社会的寺院，其住持不应是“非僧非俗”者，方可保存。于是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逐渐多起来，形成一股兴办僧伽教育的风潮。太虚又提出实践“人生佛教”的途径，即“大乘理论的行动”、“新菩萨行”。所谓“新菩萨行”，是要求佛教徒去除“空谈”的习惯，以“大乘”的精神深入人世，在活生生的实践中“体验修学”。上承太虚，慈航法师提出了“教育、慈善、文化是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理念，并致力于僧伽教育、弘化社会的事业，实践“新菩萨行”。
　　1947年，太虚大师逝世，国内佛教改革运动由于群龙无首而处于停滞状态。这时，慈航法师还在新加坡而且正处在闭关期间，他在关内获得此事心急如焚，遂刊发一种小型单张刊物《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大量寄予国内各大丛林及佛学院。呼吁青年僧伽起来革命，并要求国内各大寺院拨出财力，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他对此还作大致的构想：有些寺院兴办佛学院，培植下一代的主持弘法人才；有些寺院兴办社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以使佛教能够适应时代思潮而生存。显然，这些主张大都来源于太虚大师的佛教变革思想，力图重振佛教改革运动，继续为兴办僧伽教育奋斗。然而，他寄赠的刊物大都被国内寺院方面没收，没有分发到青年僧伽手中，他在国内的宣传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慈航法师没有为此而心灰，决定回国弘法。恰逢台湾妙果和尚请他去台湾办学，慈航法师答应了。在一封给在杭州武林佛学院就读的学僧乘如和鲁愚的信中，慈航法师写到：“我不久要回祖国了，台湾现在有人请我办学，我想借此机会，着实为中国佛教教育做点事业，替未来佛教多培育一些人才。”事实上，他原来的真正意图是回闽北传布佛法，“将来造成一个佛教区域，为改良中国佛教的基地”，到台湾是“因利乘便，作一桥梁耳”。他到台湾虽是随缘，其用意仍在创办僧伽教育。实是胸怀中国佛教，秉承太虚大师遗志，为中国佛教复兴事业作贡献。慈航法师怀着满腔热诚和极大期望于当年10月间到达台湾，发愿要在台湾办50所学院，以培养人才，革新与推广佛教，造福社会，可以说，慈航移锡台湾创办僧伽教育是其“新菩萨行”实践的继续，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想得以在台湾承转与发展，从而改变台湾佛教的衰弱面貌。
　　综上所述，慈航法师在为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之时，移锡台湾是出于继承太虚大师变革与复兴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创办僧伽教育与讲经弘法，宣扬太虚大师的改革佛教的思想，培养佛教变革人才，为复兴佛教而奋斗。应该说，慈航法师赴台湾创办僧伽教育是他早年“以师志为己志”的实践。
　　二、慈航在台创办僧伽教育
　　慈航法师自赴台至去世前后仅短暂的6年。然而在这6年中，他为推动佛教复兴运动，创办僧伽教育，培养新型僧才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探讨方面的方便，我们将慈航法师兴办僧伽教育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考察。
　　第一时期，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6月，前后约8个月。这一时期通常称为“圆光寺台湾佛学院时期”。
　　1948年10月，慈航法师应邀抵达台湾中坜圆光寺。圆光寺是一个地处偏僻、破旧的小寺院，不具备设立佛学院的条件，但慈航法师全然不计较，立即全力投入筹备及招生工作。他在佛教刊物上登出招生广告，在全岛巡回演讲等途径，宣传自己的僧伽教育理念。如慈航法师在《台湾佛学院宣言》中说：“我台湾沦陷于异族之手，50年来固堪疾首，然民众信仰佛教向末后人。虽一时曾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纯洁无瑕之佛教，致蒙不白之冤，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说明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佛学院除了推行太虚大师的变革与复兴佛教思想外，还有消除台湾佛教的日本化之目的，而这二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慈航法师的办学构想中，学僧的学习期限3年，修满期限后肄业。分为两个阶段，前6个月是“试办训练班”，然后再升人后段的“正式研究班”。前阶段的课程内容是佛学、国文、英文、常识。然而报名入学的并不踊跃，女性出家与在家众有20多人，而出家男众只有6、7人。“试办训练班”按原定计划开课了。后来，自立、幻生、惟慈、妙峰、心悟等10位大陆来台青年僧伽也依止慈航法师，于是“试办训练班”达30-40人。由于“程度不一”，大陆来台的一般有佛学院的教育经历，而台籍的僧众大多为刚入门，听课的吃力，教课的也很吃力。于是对大陆来台的僧众，慈航法师就由他们自由选课，其余时间自修。
　　随着大陆来台青年僧伽依止的增多，妙果和尚以圆光寺经费有限为由拒绝再收容大陆来台的青年僧伽。对于妙果和尚的这种举动，慈航法师很愤忿，不久，他将教务工作交给新来的圆明法师代理，留下自立、幻生、惟慈3人，带着其他的7人离开圆光寺到基隆灵泉寺，创办了“灵泉佛学院”。
　　灵泉佛学院之所以得以开办，全因慈航法师在南洋弘法时与灵泉寺的开山祖师善慧和尚结下的善缘。灵泉佛学院开办时只有慈航带来的妙峰、威音、严持、心悟、心然、净海、浩霖等7人。后来经在圆光寺的圆明法师介绍下，又增加了默如、戒德、佛声、云峰等人，以至灵泉寺收容的大陆来台的学僧人数持续增加，“每餐已开到四桌”，这使衰弱的灵泉寺道场不堪负担。所以慈航法师只好又四处活动，劝导办学。5月中旬，他与律航在狮山头的活动得到’了回应，劝化堂达真及开善寺如净法师同意支持开办佛学院。5月28日狮山佛学院在开善寺大殿举行开学典礼。
　　1949年6月1日，台湾佛学院“试办训练班”满期，妙果和尚拒绝按原计划办“正式训练班”，台湾佛学院停办。但在慈航的力争下，圆光寺收留了10名学僧。而原来慈航抱有相当乐观的看法，并发愿将之作为复兴中国佛教的根据地的狮山佛学院也随之“无疾而终”之后，慈航被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请去办佛学院，于是慈航带着20位学僧来到灵隐寺。但不久发生了台湾现代佛教史的著名“教难”，慈航与学僧全被捕入狱，灵隐寺的佛学院随之关闭。
　　综观这一时期，慈航法师在半年内就创办了圆光寺台湾佛学院、灵泉寺灵泉佛学院、开善寺狮山佛学院及新竹灵隐寺佛学院等4个佛学院，几乎都是昙花一现。这时期创办的名为佛学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慈航法师收容大陆来台的学僧的收容所，使他们有所依靠，并继续接受僧伽教育。
　　第二时期，从1949年秋，“教难”平息后至慈航法师去世为止，前后5年多，被称为“弥勒内院时期”。
　　1949年8、9月间，“教难”风波逐渐过去，慈航法师被保释出来，先驻锡汐止静修院。慈航法师在“教难”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深知现阶段创办僧伽教育对台湾佛教未来的意义，于是他以留在台湾方能使来台僧众精神有所寄托、“为佛教也为僧青年作想”为辞，谢绝了南洋信徒让他回新加坡请求，继续留台致力僧伽教育事业。在慈航法师的感召下，汐止静修院的达心、玄光两位尼师发心，于1950年初筹备兴建“弥勒内院”，当年秋内院落成，供慈航法师及其学僧居住。开始了慈航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的新时期。原来散落各地的大陆来台僧人纷纷前来投止，而静修院的尼师和一些社会上的居士也追随慈航法师受学。一时间，弥勒内院成了台湾的佛学教学中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灵隐寺“台湾佛教讲习会”开办为止。
　　弥勒内院已是较正式的佛学院。据记载，内院授课采取单级制，每日授课6小时，讲授《楞严》、《楞伽》、《法华》、《华严》、《成惟识论》、《大乘起信论》等大乘经论，兼及《谛闲大师遗集》、《圆瑛法汇》与《太虚大师全书》等。课程由慈航法师一人讲授，后来胡国伟居士为其开国文一科。慈航法师每日上午在弥勒内院为大众授课后，下午到静修院为居士们讲座。他不论人多人少，只要有一人就照讲不误，而且风雨无阻。这种精神“令闻法者感动”，纷纷皈依。
　　慈航法师还于1949年冬恢复了弘法活动。他常到台北各地演讲。弥勒内院建成后，他每逢周末假日，“对各地军政人员来山访问者，作道俗演讲”，每讲达一两个小时不等。因此慈航法师声望日隆，远近慕名而来，到弥勒内院问法的，“几乎五日无之”，弥勒内院逐渐成为知名的弘法道场。不久社会信众成立弥勒内院护法会，为内院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慈航法师为大陆来台的学僧建立一座永久道场的心愿终于实现。
　　综观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慈航法师在台兴办僧伽教育的“黄金时期”。弥勒内院以办学和弘法为途径，着实发挥了佛学院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安置了大陆来台僧青年，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习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佛门人才，进而影响台湾佛教的面貌。有人称，弥勒内院是集台湾僧伽教育中心、大陆来台僧青年的大本营和著名的弘法道场三位一体。在这一时期，慈航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慈航法师先后创办台湾佛学院、灵泉佛学院、狮山佛学院、灵隐寺佛学院、弥勒内院，苦心经营，开了台湾创办新型佛学院教育之先河。同时我们看到，慈航法师在台创办僧伽教育的前后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第一时期的僧伽教育没有实现办学的主旨，佛学院几乎成了“收容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到了第二时期，随着弥勒内院的成立与兴盛才得到纠正。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
　　首先，办学必须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在第一时期，慈航法师在短短的半年中开办了4个佛学院，这主要是当时寺院的经济能力有限，加上慈航收容了一批大陆来台学僧，经济开支远远超过了寺院经济支撑能力。要知道，在当年对于某些寺院的经济能力来说，陡然增加10来个饭碗是相当吃力的。到了第二时期，弥勒内院也一度为经济来源问题所困，幸亏不久弥勒内院护法会成立，才使得内院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持，得以长期的开办下去。
　　再者，办学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溃败到台湾，使国民党台湾地方政府缺乏自信，对僧人大量来台及慈航法师收留来台学僧现象产生怀疑，从而造成“教难”，直接导致了灵隐寺佛学院的停办。在第二时期，正是由于社会比较安定，教难平息，慈航法师才得以重新出来办学弘法，散落各地的僧众才能重新聚集慈航法师身边，形成弥勒内院的全盛期。
　　最后，办学思想、主张须与办学的主导权统一。慈航认为出家比丘应专心弘法与修持，不应参与其他杂务劳作；他反对中国寺院中的早晚功课制度，认为不应该强迫大家共同念诵同样的经文，而应该由各人性之所近自选德目去做个人的修持。主张不拘佛礼，参禅默坐，应从简易；闻法说法，不拘形式，山林水边，到处都可以，不一定限制在讲堂内。可谓是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在圆光寺，他的这些主张与以妙果和尚为主的寺方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成了台湾佛学院停办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二时期，静修院的两位住持都是慈航法师的后辈，院里的一帮女众更被慈航法师的大乘精神所折服，而且深为其救教理念影响。所以，慈航法师在弥勒内院取得了办学的主导权，弥勒内院成了他的教育理想的实验室，故能维持下去并盛极一时。
　　三、慈航在台创办僧伽教育的影响
　　从台湾佛学院到弥勒内院，是慈航法师心系台湾与中国佛教前途传承佛教复兴运动的奋斗史。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台湾佛教的面貌，另一方面则留下了博大的大乘精神遗产。
　　台湾光复前，台湾佛教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日本化。因此台湾光复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促成台湾佛教中国化都是佛教界的一个紧迫任务。慈航作为光复后首批来台的心系中国佛教前途的高僧，在这一方面走在了最前面。这首先表现在慈航法师的办学活动保存了中国本土佛教的种子上。
　　1949年一些僧众移锡台湾，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深佛门长老大多不愿收留，因此这些僧徒面临着投止无门的尴尬处境，很可能会为生活所迫还俗，从而给中国佛教造成重大损失。这种情况下，慈航“以佛心为己心”于1949上半年就收留了二三十位来台学僧，不仅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而且使他们继续接受佛学教育。这些学僧在台湾佛学院具名可稽的有23位：
　　江苏籍16人：自立、幻生、惟慈、性如、宽裕、星云、宏慈、广慈、能果、以霞(疑为“以德”，待考)、果宗、印海、静海、严持、云峰、弘慈。
　　福建籍3人：心然、心悟、净良。
　　广东籍2人：妙峰、普光。
　　辽宁籍2人：威音、果哲。
　　以上是慈航法师在圆光寺台湾佛学院时期办学活动所收留学僧的情况。现在看来受惠的人数是不多，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印顺法师所说的，“虽居处靡常，资用窘乏，而于大陆僧青年之来台者，摄受而教育之，百折不回，为教之心弥坚。此慈老之不可及，而大有造于台湾佛教者，功德不可量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僧伽大多在大陆受过佛学院教育，他们的留存是台湾佛教的中国化或大或小的希望。事实上，当时亲近慈老的大陆来台学僧，后来分别在岛内外各地弘化一方，也确实为佛教贡献了应有的力量。例如星云法师，他承接了慈航法师的思想，致力于僧伽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之推展，从而也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想，是当代台湾佛教各项事业的重要力量。
　　慈航作为“大陆系统”战后第一位来台法师，还“成就了第一批接触大陆佛教的台籍青年”，如圣印、晴虚、慧观、玄光等僧尼。这也是慈航为台湾佛教中国化作的贡献。
　　慈航法师所创办僧伽教育的教学内容，包括了大陆丛林的佛事规矩和他在太虚著作中所学到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惟识学，这就当时台湾佛学界来说，“是一门崭新而深奥的学问”。更为重要的是慈航法师传播了“教育、慈善、文化是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思想，对台籍僧尼及社会人士影响极深。如慈观在圆光佛学院期间开始亲近慈航法师，为其精神与佛理思想所感动，以致日后弘法就是慈航法师“佛教三大救命圈”理念的忠实实践者，成为当代台湾僧伽教育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慈航法师不倦的传法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来台投奔于他的大陆学僧及台湾籍僧尼和居士。这些僧众与居士，或传法一方、或致力于僧伽教育、或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或热心支持佛教各项事业，或多或少都在实践着慈航法师从太虚大师佛教理论中继承总结的“佛教三大救命圈”理念，可视为是太虚大师复兴佛教运动在台湾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僧众和居士的身体力行本身就是台湾佛教中国化的一部分，改变了台湾佛教的面貌。
　　慈航法师办学活动还形成丁精神感召力。慈航对教育、弘法的热诚，生前就影响亲近他的比丘尼和居士。如律航法师，原为军人，与慈航一见如故，遂皈依慈航，随同慈航为办学而努力，时己63岁高龄。律航出家后先后住持慈光、慈善二寺，建东林、紫林二精舍。慈航法师去世3年后，那些曾追随他的学生“莫不受着慈老伟大的感召力而精进不懈”，“有的现在福严精舍，跟着印顺法师作深入的研究；有的当方丈(心悟法师等)；有的主编杂志(自立法师主编《佛教青年》，心然法师主编《中国佛教》，清月法师主编《人生》)；有的在佛学院当教师(心悟法师、清霖法师等)；有的为他编印全书(自立法师等)；有的努力学习英文(净海、以德、能果、印海法师等)；有的禁足或闭关自修(惟慈、宏慈、果宗法师等)。”慈航法师去世后仍然是其弟子的精神导师，一直激励着他们勇猛精进。
　　总之，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是“以师志为己志”的一次实践，是继续推进太虚法师佛教革新运动的表现。为了兴办僧伽教育，慈航不为挫折和困难所动，百折不回，为台湾佛教的革新培养出一批僧才，为消除台湾佛教的“日本化”，为台湾佛教的转型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