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初探（上）

　　“人间佛教”的思想是当代佛教界的一个发展的主题，也是当代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专题。为了未来的佛教继续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佛教界与学术界都对此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召开过多次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许多法师和学者都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认识，但是至今还没有能够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以印度的人间佛教思想为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供佛教界与学术界同仁参考。　　
　　一、释迦牟尼的人间得佛的思想
　　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释迦牟尼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邻的提罗拉科特附近的名叫拘萨罗属国的迦毗罗王国，是古印度时期著名王族懿师摩王（义鸠王，汉译“甘蔗王”）的后裔。释迦牟尼就是这个古印度属下的一个小国的王子。
　　当时古印度正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奴隶主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镇国家开始建立，经济发展造成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化和各阶级分化的局面。各国之间正在进行互相讨伐、兼并的战争。与此同时，传统印度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的三大纲领开始衰颓，在思想界出现了反对传统观念、提倡自由思想的沙门思潮。整个社会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之间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冲突，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特别是吠舍阶层产生出新的富商和自耕农，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与掌握世俗权利的贵族和掌握精神权利的婆罗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承认拘萨罗为宗主的迦毗罗王国，一直受到强国的威胁，朝不保夕。佛经曾经记载：“有四大畏，恒逼人身，终不可制约，亦复不可咒术、战斗、药草所能抑折。生、老、病、死，亦如四大山从四方来，各各相就，摧坏树木，皆悉磨灭。”（《增一阿含经》卷五十一）作为释迦族的王太子已预感难免覆灭的结局，因之觉得世间是个无常的状态，又联想到人生下来以后，接踵而来的老、病、死的情景，感到人人很难脱离苦难的生活，终生要被烦恼困扰。即使他所拥有的权利，读过的吠陀经典等，都不能帮助他去掉烦恼，也不能让他获得精神解脱。于是他在29岁时，不顾父王的劝阻，毅然别离妻子，舍弃王位，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出家修行，最终创立了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的因缘是他对社会的认识和人生的感悟。他看到：“一切归于尽，果熟亦当堕，合集必当散，有生必有死”（《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等见品》）的生住异灭的现象，由此推出了感受到社会与人生充满不确定（无常）的情况，例如国家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始终处在争夺与倾轧之中，从而得出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处在相对的存在关系或条件之中，如果离开了关系或条件，也就不能生起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这是从佛教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杂阿含经》卷第十）之缘起关系来解释世界、社会和人生以及各种精神现象。由此推之，人生也是处在“十二缘起”的链条过程，即认为人的生命的起源和过程是依赖于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个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支）而构成生命的不断循环，不管是从无明顺观，还是由老死逆观，十二支缘缘生起，归于无明，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最后把人生视为苦的过程，并把苦的现象主要归纳成八种，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等八苦。其中生、老、病、死是说人的生命中的自然现象或规律，怨憎会苦是指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的痛苦，爱别离苦是指和可爱的东西离开的痛苦，求不得苦是说想得到而不能得到的欲望的痛苦，五取蕴苦是指构成人的色、受、想、行、识五种蕴组织而产生的种种欲望烦恼的痛苦，即一切身心之苦。释迦牟尼认为，众生了解了种种苦相，探究了诸苦的原因，就能够遵循佛教的方法，去消灭痛苦。灭苦的途径有八种，即1、正见，正确的见解。2、正思维（或正志），即正确的意志。3、正语，即正确的语言。4、正业，即正确的行为。5、正命，即正确的生活。6、正精进，即正确的努力修行。7、正念，即正确的思想。8、正定，即正确的精神统一。此八种正确途径是“八支圣道”，也称“八正道”。释迦牟尼为了给众生找到一条解脱之路，组织了“四谛”学说。“谛”（Satya）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在印度宗教哲学里这是一般通用的概念和方法。“四谛”即是苦、集、灭、道四种真理，其中苦谛是说现实世界存在着种种痛苦的现象，即佛经里所讲的“一切皆苦”；集谛是表示造成痛苦的各项理由或根据；灭谛表示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涅槃，即消灭了苦；道谛是说为实行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方法和手段。佛陀所说的在四谛的四种真理组织中，苦谛是基础、是根本，认识了苦谛，也就比较容易认识、掌握集谛、灭谛和道谛。
　　释迦牟尼建立的宗教和理论，其基础是来自于人间，正是因为他对社会和人间有了深入的认识，于是他才能把自己的理解提炼出来，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觉悟解脱为目的的佛教学说。例如，“四谛”、“八正道”虽然是释迦牟尼为解决人生现象、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而提出的理论，但是它的理论来源则是因受到古印度治病的“四诀”（善知病、善知病源、善知病对治、善知治病）的启发后而创生的。又如“缘起说”提出后成为佛教所独有的主张，但是这也是释迦牟尼在和婆罗门教的神意说和“生活派”宿命论等理论斗争中所形成完善的。
　　释迦牟尼生前曾经到处说法，到过很多国家，住过很多城市。他的成功，即来自于理论的建设，同时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摩竭陀国是释迦牟尼传教的中心，摩竭陀国国王支持佛教，护持佛法。据说频婆娑罗王（Bimbi-dara）在做太子时就立下誓愿（参见《四分律》卷三十三）：(1)若父寿终，我登位为王；(2)当我治国时，愿佛出世；(3)使我身见世尊；(4)设我见佛已，生欢喜心于如来所；(5)已发欢喜心，得闻正法；(6)闻法已，寻得信解。做了国王以后，皈依佛陀，供养僧伽，大力保护佛教。他为释迦牟尼建造了竹林精舍，供养佛陀及弟子，成为最初的外护者。释迦牟尼在竹林精舍居住，频婆娑罗王每日三时率诸官属，往诣佛所，礼觐世尊。年纪渐大，身体渐衰，人老不行时，无法日日前去礼拜，就索要佛的头发和爪甲，用香花明灯礼拜供养在后宫塔寺。佛陀的弟子阿难曾对佛说：“又摩竭国瓶沙王（即频婆娑罗王）为优婆塞，笃信于佛，多设供养，然后命终。由此王故，多人信解，供养三宝，……”（《长阿含经·闍尼沙经第四》）正是由于频婆娑罗王对佛陀的支持，佛教得以迅速传播。频婆娑罗王的儿子阿阇世王（Ajatasatru）为争王位，将其父幽禁于地牢中，削其足底，饿死于狱中。他对母亲韦提希夫人百般虐待，欲置于死地。但是他对佛陀还是非常尊敬的，登上王位后，对弑父的罪行深感忏悔，听了耆婆的劝告，皈依佛陀，成为佛教教团的大护法。舍卫国波斯匿王初期暴恶无信，后因末利夫人引导，笃信佛法。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洹精舍，是由波斯匿王的太子祇陀（Jeta）捐赠的。佛陀所收的弟子，很多的人都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婆罗门，他的护法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生活在城市的刹帝利种姓的政治家与商人，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佛教很难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表明，宗教是人创造的，如果离开了人间与社会，释迦牟尼就不可能创造出佛教，更谈不上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是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
　　佛教是以追求清净解脱为目的之宗教。佛陀创立的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即为特点之一。佛教要解决的是生死问题，为此，修行是必不可少的。佛教徒要修行，就要选择不受干扰的地方，专心致意地修行，即“去离愦闹，隐处闲居，以崇道术”（《长阿含经卷二·游行经第二后》）。因为在城市里，人声嘈杂，凡事不断，烦恼增长，很明显，是不利于取得修行成就的。所以佛陀将寺院定位在城外。但是佛陀同时也注意到佛教的人间性，特别是修行在人间取得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偈：“诸有长者子……一食止足，二修业勿怠，三当先储积，以拟于空乏，四耕田商贸，择地而置牧。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在家勤六业，善修勿失时。如是修业者，则家无损减。”作为修行者来说，也可以在家里从事修习的活动，“耕田商贸，择地而置牧”并不妨碍修行。在《长阿含经》卷九《十上经第六》里说的“十救法”中规定有：“五者诸梵行人有所施设，辄往佐助，不以为劳，难为能为，亦教人为。”修习梵行的人以佐助他人为“亦教人为”，这就是说修行的人也不能离开人世。《长阿含经》卷二《游行经第二初》记载，佛陀曾经劝说阿阇世王不要对跋祗国用兵，因为这个国家：(一)人民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奉法晓忌，不违礼度；(四)孝事父母，敬顺师长；(五)恭于宗庙，致敬鬼神；(六)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门，敬持戒者，瞻视护养，未尝懈倦。佛陀以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和平为重，肯定了人间的礼度教法和人生孝道的价值，这也是佛教参与人间活动的表现之一，所以阿阇世王听了佛陀的建议后，停止了用兵的想法。
　　佛教否定“人我”的存在，以为“我”是一切烦恼的来源。人人都执著于“我”，因而不能得到解脱。但是佛教毕竟来自于人间，佛陀之所以要否定“人我”，其目的是要求信徒建立一种去掉我执的认识，并不是要信徒不食人间香火，远离人间。佛陀的弟子释提桓因不明白佛要在人间成就的道理，将成佛看作世外的生活，以为出家人不食人间饭菜，佛陀纠正他的偏见，告诉他要吃人间的饭菜，因为“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增一阿含经》卷二八《听法品》）。曾有比丘问佛陀，在三十三天中，如何才能得生善处？佛陀明确告诉他“人间于天则是善处，得善处、得善利者生正见家，与善知识从事，于如来法中得信根。”因为佛陀是人，他出生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人间众生有善根者，出生在有正见之家，与善知识相交往，产生正信，精进不懈修持佛法，就能得到解脱。最后佛陀说：“比丘当知，三十三天著于五欲，彼以人间为善趣，于如来得出家，为善利而得三达。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增一阿含经》卷二六《等见品》）
　　佛陀活了80岁，在他创教出家的45年生涯中，始终与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他游走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深知佛法在世间的重要性，同意弟子们用俗语（地方语言）进行传教，同时要求有些阿罗汉弟子要长住人间，广宣正法。佛教将世俗人精神方面的缺陷总结为世间法的八法，曰：“有世八法随生回转，云何为八？一者利，二者衰，三者毁，四者誉，五者称，六者讥，七者苦，八者乐。”（《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九《马血天子品》）此八种法是始终伴随着人的一生的，它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让人生起烦恼，众生只能在不断地利用各种不同的随机应变的方法，即“当求方便，除此八法”（同上卷）。又因为八法是始终存在的，不承认八法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八法的作用，在与八法的周旋中，从而摆脱八法的纠缠，最后得到精神的解脱。这就像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依然鲜洁亮丽，保持了它独特的高尚品格。佛也是如此，他在世间生活，在世间成道，但是佛是不同于众生的，他在自己的艰苦的修行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的人格，所以经说：“如来出现世间，又于世间成佛道。然不著世间八法，犹与周旋，犹如淤泥出生莲花，极为鲜洁，不著尘水，诸天所爱敬，见者心欢。”（同上卷）
　　释迦牟尼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创立了佛教，从此改变了世界一大批人的命运与生活，虽然不可否认，佛教的基本倾向是要否定现世生活的，所要追求的主要是来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佛陀不关心现实中的世界，因为佛教毕竟是在人间创造的，他的基本理论都是来自于对人间看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佛陀不大关心宇宙生成等问题，他所提出的一切理论都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弊病和人性的弱点而成立的，像“四圣谛”、“八正道”，包括缘起论，都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而提出的一些药方。正是由于佛陀抓住了人间和社会的基本问题，所以他的理论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佛教因此能够流传下来，不断发展光大。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