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中国与印度看文明的起源及其影响

　　从古代中国与印度看文明的起源及其影响

　　人的精神气质往往决定于生命的早期。文明的特性也往往决定于文明的初期阶段。

　　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同是亚洲的古典文明国家，其文明的起源，同属于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即使有分裂的时候，也极短暂；而印度，从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代，到公元712年阿拉伯人的入侵，除了在孔雀王朝（前321~前185）和笈多王朝（公元320~550）时期有短暂的统一之外（总计约360年），其余的大部分时期（约1800多年），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存在着众多的小国和众多的语言。因此，有人说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

　　是什么原因造成古代中国和印度有如此大的差别？当然，印度古代文明有着众多的种族和语言，这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文明形成初期的作用。

　　人们常常把印度的列国时代（公元前7世纪~前4世纪）和中国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年）相比较，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在印度也出现了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状况。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产生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中国儒教的创始人孔子都生活在这一时代。这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

　　但是，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国与印度有着重要的不同。在佛教出现以前，印度已经有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是从雅利安人部落内部的三种人演变而来。所以，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是与生俱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印度列国时代的后果是佛教、耆那教等一些新宗教的产生。而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运动基本上没有产生宗教，种种学说是围绕着个人道德修养和如何帮助各国的君主治理国家、扩展王权展开的。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无不如此。

　　文明起源时期的文化对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一种宗教或者学说的教义是什么，也不在于它的宗教仪式，而在于体现在宗教和学说深层的伦理和价值观念。这些伦理和价值观念对两国各自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影响到政治制度，甚至影响到经济形态。

　　在印度古代哲学，由于希望死后灵魂转世为更好的形态和等级，“施舍”成为古代印度“制度性”的善德。之所以说它是“制度性”的，是因为施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大，已经影响到古代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吃、穿、金钱，到房屋、土地、灌溉设施，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作为施舍物。实行施舍的从平民百姓，到富商国王，都进行施舍。而施舍的对象主要是僧侣和寺院。这样，就造成了印度强大的寺庙经济。为了避免战乱的劫掠，商人把大量财富捐赠给寺院；农业人口也把土地依托于寺院来维持生产。在孔雀王朝时期，实现了统一的阿育王为了对种族众多、信仰各异的辽阔疆域实行有效的统治，大力扶植佛教，他本人也笃信佛教。一方面，他广建寺塔，扶植佛教僧团聚会等活动；另一方面，把大量财物滥施给佛教僧侣和寺院，以至于影响了王室的财政收入，最后使自己失去权力。中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尽管各家的学说不同，但是，究其伦理和价值观，无不带有“内圣外王”的特色。这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学说注重人本身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它关注政治，干预政治，试图王天下。从产生的背景上看，这些学说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而产生的，它们的作用是帮助各国统治者富国强兵，兼并邻国，进而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以儒家为例，它进行德育的目的是经邦济世，因此，必须效法前贤，提升自己的人格。《庄子·天下》篇首次将其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思孟学派则把儒家的这一套理论总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

　　与古代印度相比，首先，中国先秦的各种哲学不是宗教的，它不是让人们关注来世，放弃现世，从现实生活中解脱；而是让人们关注现世，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其次，先秦的各种学说主要不是关注客观世界，而是人的主观世界，它把人的道德与统治者的霸业结合到一起，是追求王天下或帮助统治者王天下的哲学。其结果一方面是建立了强大的王权，另一方面，在建立王权的过程中，也就规定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王权的地位和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总之，非宗教的思想和王天下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强大的王权，从而使中国形成长期统一的局面。

　　上述中国和印度文明初期阶段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为什么在政治制度上两国会呈现不同特色。同时，它也说明文明初始阶段的特性是如何影响和制约着以后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文明的差异，首先应该从文明的初始阶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