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敦煌学史

　　日本敦煌学史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实施，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十九世纪末期，日本 作为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在与老牌帝国主义如英俄等国激烈的角逐中，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强烈感受到文化方面的不足，于 是逐渐把发展的目光转到文化方面。敦煌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诚然，敦煌学在日本之所以如此繁荣，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国家，在历史文化 方面有很深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日本与英俄法等欧洲国家争夺中国文化遗产的结果。

　　1900年，在中国敦煌，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于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更由于当时请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府的保护不力，世界各国所谓的学者，探险家纷至沓来，藏经洞的秘密就这样被泄露了。英国 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先后来到敦煌，取走大量的文物、经卷。从此，一门国际性学科——敦煌学诞生了。敦煌学，狭义上是指对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研究；广义上，即中亚学。关于敦煌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可着重于以下几点：一，考古与探险促成了日本敦煌学的兴起；二，探险所得文物的收藏与整理；三，敦煌学的研究状况；通过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敦煌学在日本发展的大致脉络。

　　一 考古与探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敦煌学发端于中亚考古探险，说起探险，这与大谷光瑞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是日本最大的佛教 宗派之一——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精神领袖，为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号镜如上人。1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浩瀚的沙漠，古老的民族，神秘的中亚，如 一块磁石般吸引着世界各国探险家的目光，中亚探险之风盛行。1902年，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成立，总部设在圣彼得堡，考古中国西部沙漠，英国、瑞典等均为其 会员国，在该会支持下，俄国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等均来过中亚。其中以斯坦因所获最丰，他拿走了敦煌藏经洞经卷的大部分精华。日本的中亚大 谷探险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00年，大谷光瑞为考察宗教情况而访问欧洲。在伦敦留居期间，他经常造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该会前身是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1823年由考尔·布鲁克创办），从该会得到了一些在中国新疆和阗、库车等地发现古代遗迹及佛教文书的消息。2可以想 见，作为一介佛教宗派领袖，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得到这些消息后，大谷光瑞是非常兴奋的。在斯坦因探险归来后，大谷光瑞马上会见了他，从斯坦因的口中确定 了在中亚确实有佛教遗迹的存在。于是，大谷光瑞立即决定，“用双足走遍佛教传来的地方”，1 组织探险队，勘察中亚。不过，大谷光瑞既是一位佛教徒，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组织中亚探险，确实有勘察佛教遗迹的动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刺探军事情报，了解中国西部边防情况，勘测地形的可能。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猜测，是由大谷光瑞以后的行动表现出来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西本愿寺给好 几十万军人带钱袋阿弥陀佛，派遣从军布教使，买国债等，大谷光瑞本人也不断地对亚洲问题发表谈话，和军人密切接触。2这些都表明大谷光瑞不仅仅是一位简单 的佛教徒。他组织的中亚探险，也应是有军事目的的。当然，其探求佛学、追寻佛教遗迹、收集古代佛教经典是主要目的。

　　1902年8月，大谷光瑞与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一行五人踏上第一次探险的旅程。他们从伦敦出发，经俄罗斯到巴库，又经撒马尔罕，浩罕，到了奥什，翻越阿 赖山脉，到达喀什，又到塔什库尔，在此地，据说大谷光瑞得知其父大谷光尊去世的消息，他必须马上回国。于是，他们作了短暂停留后，分为两支小分队，第一队 由大谷率本多惠隆和井上弘圆翻过西喀喇昆仑的明铁盖达坂，到达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然后到达印度的斯利那加；第二队即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在塔什库尔 干与大谷一行分手后，沿古丝路南道进入和田，然后沿着和田河北上，用22天，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阿克苏。从那时开始，这两名僧人用4个月时间， 调查了天山南路各处的佛教遗迹，这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其中对库车周围克孜尔千佛洞的发掘收获很大。随后他们又到达乌鲁木齐，逗留一个月后踏上归途。3由于 当时日本考古学还没有诞生，讲授考古学的方法是从1919年开始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都没有考古经验，没有作考古记录，并且堀贤雄所画的实测图，后来 又不幸遗失。从这次探险的路线可以看出，大谷等人没有去过敦煌。所以这次探险虽也搜集了不少文物，但相对于后两次来说，收获甚微，它只是为后两次探险积累 了经验。1904年2月，大谷组织的探险队第一次探险结束。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方胜利而告终。战争刚刚结束，大谷光瑞就着手组织第二次探险，这次探险的范围还是中亚。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开始了第二次探险。橘瑞超（1890——1968年），时年仅18岁，这次中国之行为橘氏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提供了契机。6月，他俩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穿越外蒙古茫茫戈壁，到达今乌兰巴托。然后继续向西，横穿外蒙古，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入准噶尔盆 地，10月26日到达乌鲁木齐，后离开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调查吐鲁番周围的遗迹。1909年2月，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进入南边的罗布沙漠，根据大谷 光瑞发来的信息，在东经90度 ，北纬41度 的位置，他探察了由斯文ω赫定发现的楼兰王国，在这里他发现了李柏文书(公元4世纪人所写，是在西域发现的唯一一件名著正史的名人的手迹)。4又从南道的 若羌朝西，经和田、莎车，到达喀什。而野村荣三郎在对库车周围进行发掘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在这里等候橘氏。五个月后，两人见面。然后两人翻越喀拉昆仑 山口（海拔5670米），又越过萨塞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边的列城。11909年8月，第二次探险结束。

　　1910年，野村荣三郎打算再 次进入中亚，但没能得到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允许，只好回国。橘瑞超听说此事后，遂要求亲自去西域。他在伦敦会见了斯坦因，又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斯 文ω赫定，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10年8月，橘瑞超开始了对他个人来说是第二次中亚探险，对大谷探险队来说是第三次探险的旅程。随同助手是一个年仅18 岁、名叫霍布斯的英国少年。他们首先经俄罗斯到乌鲁木齐，又到达吐鲁番，在吐鲁番周围发掘古代遗迹。然后，橘瑞超让霍布斯带行李到库车等他，自己再次进入 罗布沙漠。这次旅行中，他又调查了楼兰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楼兰旧址，并进行发掘，然后到且末。1911年2月，橘氏从且末北上,花22 天，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库车，闻霍布斯染天花病故，又急赶喀什，处理后事。其后，他从喀什到和田，又到于田，从于田进入西藏北部。从西藏返回 后，橘氏取道且末、若羌，一路直指敦煌。此时日本方面因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就把吉川小一郎派到中国，找寻橘氏。吉川小一郎（1885——1978 年），他本是西本愿寺大谷光明的侍从，后成为探险队的队员，擅长拍照技术。吉川从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在敦煌等了4个多月，1912年1月末终于等来 了橘氏。两人又一同到了敦煌藏经洞，得到敦煌写本400多件。然后橘氏经鄂木斯克，从西伯利亚铁道乘火车回国。而吉川留下来继续进行探险，他先是发掘了吐 鲁番周围的古址，又在喀什、和田调查了佛教遗迹，然后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和田河北上，到达阿克苏，又翻越天山到伊宁。从那向东，过天山回到乌鲁木 齐。从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到安西，通过河西走廊，经包头到北京。2在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文物中，吉川收集品最多。仅在敦煌、吐鲁番一带，他就收得 文书数千件，敦煌写本400多件，汉文文书4830件，回鹘文书978件，蒙藏文等文书425件，胡汉文书530件，共计7000余件，包装成86件行 李，运到日本。1914年5月，第三次大谷探险结束。1937年，日本有光社出版《新西域记》，全面详细介绍了这支探险队。

　　从1902至1914年，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历时12年，这些装备齐全的东瀛僧侣们，怀揣充裕的资财，每到一处都要拜访当地官员，为他们在西域的活动提供 了政治上的保证和便利，他们与当地居民也相处甚好，这成为他们在西域得以顺利探险的重要条件。他们不仅详细考察了佛教东渐的路线，寻访了古代中国取经僧赴 印度取经留下的遗迹，并考察了伊斯兰教传来之后佛教残存的状况。对佛学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痴情，使这些年轻的和尚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在中亚的穷乡僻壤和 荒芜人迹的沙漠荒原进行发掘考古，收集到了大量的文物，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书、绘画、雕塑、刺绣、古钱币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 被运到日本后，经历曲折，最终都落到不同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二 文物收藏和整理

　　1914年5月，由于西本原寺内部财政问题的疑狱事件，以及别墅二乐庄的建筑、武库中学的经营被指为浪费，出现了反对大谷光瑞的骚乱事件，他被迫辞去门 主职务，归还伯爵爵位，决意外游。他先后到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演和著述活动。由他赞助支持大谷探险队收集到的文书也随之陆续分散到 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1915年6月，香川默识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文书，选出一些有代表性者，编为《西域考古图谱》 一书，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147号，首次公布了大谷探险队所获的社会历史文献。21916年1月，随着二乐庄的住宅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一部分考古资 料归久原氏所有，久原氏随即将这批收集品赠予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移存京城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即今韩国汉城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1986年，三和出版社出版了朝文版的《中央亚西亚美术》，介绍了该馆所藏大谷收集品中的美术珍品。但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特别是文献资料部分，由于大谷 光瑞在旅顺的私邸完工，他本人长住于此。因此，1916年5月，他命令向旅顺运送西域出土品。1916年，由“满铁”将这批资料交给了将于1917年4月 开馆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18年4月，“满蒙”物产馆更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

　　1919年4月，又改称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12月，又改称旅顺博物馆。1937年4月出版的《新西域记》下卷附录收录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著录了敦煌汉藏文写经639 件以及部分新疆出土的文物文献。1945年日本战败，前苏联红军接管该馆之前，有相当一部分所藏的敦煌西域文物被运回日本。1951年2月，前苏联将旅顺 博物馆交中国政府接管，更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4年1月，文化部将该馆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西域文献和文物资料，仍由旅顺博物馆保管。

　　不过，流散于中国和韩国的大谷收集品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收集品仍被收 藏在日本西本愿寺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该馆也是日本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者。1966年，龙谷大学图书馆建成了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书库——“龙谷 藏”。“龙谷藏”室内有三大柜，每柜由上到下有若干小抽屉，按顺序每个屉内放有文书，它们都是按一件或数件装入玻璃纸袋后，再装入牛皮纸，藏室安全干燥。 龙谷藏收藏的文书有橘文书、“流沙残阙”和大谷文书。橘文书是指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的收集品带在自己身边，即佛经23件、汉文文书13件、西域 文字文书19件共55件，后来，他把这些全部交给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而大谷探险队另一队员吉川小一郎曾将一些佛经残片共167片贴成一本书取名为《流沙 残阙》，后来也送给了“龙谷藏”。大谷文书是指来自大谷探险队的文献。现在大谷文书已得到整理，并被全部附上了号码，即从1001——8147号，这中间 还有若干空号。全部文书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汉文及回鹘文资料，编号为1001——5840号；第二组是藏文书写的残片，编号为6001——6070号 （5841——6000号为空号）；第三组文书全是西域古代古字断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回鹘文资料，编号为6101——6434号（6071——6100号 为空号）；第四组是胡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这些文书都是在纸的正面用汉文书写（几乎全是佛经）纸的背面用回鹘文、梵文、怯卢文、突厥文、粟特文书写，编号为 7001——7550号（6435——7000号为空号）；第五组是《西域考古图谱》所发表文书的一部分，编号为8001——8147号（7551—— 8000号为空号）。尤其是这组文书中的8001——8039号的39件文书，皆为李柏文书稿残片。

　　然而，流散在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不仅仅是 大谷收集品，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多年的战乱，一些文献资料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日本收藏者手中。有的是收藏者专门收集或高价购买的，还有的是中国国 内一些人带到日本的。这些文献现在都被存放在日本的除龙大图书馆以外的图书馆中。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婆罗谜文的壁画题记残片，回鹘文的木简一枚，汉 文字的《高昌延昌二十九年（589）十一月十八日虎牙将军郭恩子墓表》，录文已由罗振玉先后发表于《西陲石刻后录》（1915）和《高昌砖录》 （1932），甚至还有已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树下人物图》和〈〈刘子〉〉残卷。尤其是《树下人物图》背面是用《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 县高宁乡籍》和《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裱糊的，是现存西州户籍和差科簿中较长的一件，池田温先生已录出全部文字，并且和书道博物馆所藏同样 的《高宁乡籍》和〈〈名山乡差科哺〉〉缀合起来。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中，也收藏有不少珍品。其内容可分为两组，即“松本收集品”和“守屋收集品”。松本收集 品是指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收集品，松本本是京都大学的佛教学者，曾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后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断片归他所有，这5 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莲花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和《优婆塞经》，已由松本文三郎编入《东山草堂古经图录》 （1929）和《佛教关系古写古版本目录》（1932）。守屋收集品是指守屋孝藏的收集品，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喜好收集古写本。生前共收集有中国、日本古写经268件、宸翰8件，其中包括72件敦煌写经。后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1961年，守屋收集品被整理编成《守屋孝藏氏收集古经图 录》，内容从六朝到五代时期的都有，相当多的北朝写经都有纪年题记，写本的尾部多印有李盛铎的藏书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木斋真赏”、“木斋审 定”、“簏嘉馆印”，似表明来自中国天津李氏旧藏。李盛铎，在清政府派人把藏经洞剩余文献押到北京后，曾窃取到了一批文献精华。

　　静嘉堂文库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立的，以收购日本、中国的流散古籍和文物为目的，该库收藏有1935年前后购买的吐鲁番写本。写 本较残，购入时，已装裱成折本形式的8册，第一本封题是六朝准部写经残字，第二本是六朝人写经残字，第三本封题为“高昌出土写经残字”第四本为“古高昌出 土残经”，第五本为“六朝以来写经残字”，第六本封题为“北魏以来写经残字”第七本为“晋宋以来印版藏经”，第八本封题为“高昌出土刻经残纸”。宁乐美术馆，该馆创立于1949年，主要收藏创建者中村准策（1875-1953）的收集品。其中有一些敦煌吐鲁番写本，尤其以“蒲昌府文书”最为有名。仁井田升 曾写有《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公牍》一文，详细介绍了这批蒲昌府文书的价值。天理大学附属的天理图书馆，创立于1930年。二战后，一些图书馆和收藏家纷纷抛 出一些敦煌吐鲁番藏卷，而天理图书馆却大力收集，正是由于此原因，它的藏品来历较复杂。主要收藏内容是张大千（1899——1983）的旧藏品，包括景龙 三年（709）张君义公验等三件文书，《敦煌遗书》一册，《西夏回纥文断简》一册和《西夏文经断简》一册共四组。另外，还有一些写经散卷等。书道博物馆是 日本私家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者。创建者中村不折（1868——1943），他是日本书画家。他的收集品丰富且多为精品。该馆主要收藏有己巳岁 （429）写《法华经》，承平十五年（457）写《佛说菩萨藏经》第一，大同元年（535）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等。有邻馆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是由藤井善助于1926年10月设立的私家博物馆，主要收藏有《燕子赋》写本，长行马部分文书，回鹘文写本〈〈申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阿毗达磨俱舍论〉〉等。除以上博物馆外，三井文库，唐招提寺，大谷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法隆寺等也都收藏有数量不等 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也不乏珍品。如九州大学文学部所藏的“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文书”。此件是最有研究旨趣的文书，首先由池田温先生在1992年9月北 京举行的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公布，后来，冯继仁撰〈〈日本九州大学藏敦煌文书所记窟檐的分析与复原〉〉、马德撰〈〈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敦煌文书〈新大德造 窟檐计料〉探微〉〉，对此文书做了详细的探讨。

　　三 研究状况

　　敦煌学自开创以来，一直成为国际上经久不衰的热门研究课题，而日本学者更是成绩斐然。这是因为，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在本国经济实力的资助下，更容易游学欧美、中国，调查收集敦煌资料；与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在阅读汉文文献方面，比较方便。

　　总体来说，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状况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1909年至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1909年，伯希和把所盗得的部分敦煌经卷在北京展览，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石窟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他同 时还将这一消息传回了日本。11月12日，大阪、东京两地〈〈朝日新闻〉〉上同时刊出题为〈〈敦煌石室发见物〉〉的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日本对敦煌 文献的最早报道，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当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湖南）与中国学者罗振玉私交甚好，他立 即向罗进行求证。不久罗给内藤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大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以及罗振玉于1909年8——9月发表的两篇文章——〈〈敦煌石 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些情况立即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 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 片，并且，他们还分别发表了演讲。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 〈〈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解说〈〈摩尼经〉〉残卷，内藤湖南讲述〈〈西州志〉〉残卷。1910年，任职东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 笺释〉〉，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了日本京都，这样，研究敦煌的热潮在日本京都一带迅速上升。

　　1910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11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狩野、小川三位教授和富 冈谦藏、滨田青凌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调查敦煌写本的内容，11月2日返国。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 人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 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1912年，京都大学派狩野直喜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他抄回了许多 珍贵的资料。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访求有关材料，带回日本，陆续整理出一批珍贵文献，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 辉先后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整理研究了大批斯坦因劫去的佛典写本，尤其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铃木大拙、宇 井伯寿等人，则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深入研究；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佑马将其收集 的子部书，汇集为《沙州诸子二十六种》（1928）。神田喜一郎编辑了《敦煌秘籍留真》（1938）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1947），刊布了大批古迹 写本的珍贵照片；历史方面，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 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代社邑研究》、《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 佛教寺院碾垲经营》、《从敦煌发现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了1974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 田升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4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42年出版《中国身 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出版了巨著《敦 煌画之研究.图像一篇》及《附图篇》。为敦煌绘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二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敦煌学研究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但零散的文章仍未间断。从五十年代开始，才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京都西本愿寺，找到了长久以来 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另一方面是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微缩胶 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藏卷的缩微胶片，加上后来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1962）和苏联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二册，1963、1967）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五十年代初，在京都，由石滨纯太郎发起并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及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精细的研 究，其成果汇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即第一《敦煌佛教资料》（1958），第二、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1959、1960），第四《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献》（1961），第五《中央亚细亚佛教美术》（1962），第六《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1963），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 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 编纂《（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公文书》（1964）。土肥义和编的第二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寺院文书》（1967），吉冈义和编的第三卷《道教之部》（1969）和金刚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71）。这些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一阶段 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亲访敦 煌千佛洞的基础上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通口隆康的《敦煌石窟系谱》（《敦煌研究》90年第四期），小山满的《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 究》（《敦煌学辑刊》90年第一期）。1958年，水野清一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这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 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另外，在这一阶段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 果。如冢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牧田谛亮对中国疑伪经的研究，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和初期禅宗历史的深入分析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 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北朝隋唐史方面，除了仁井田升等人对法制文书的进一步整理研究外，比较突出 的成果是在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上，如山本达郎对Sω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复原和分析，填补了北朝均田赋税制的某些空白；又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科等问题的讨论，大大丰富了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 还集中收入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均田制度篇》（1968）、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制研究》（三卷，1974——1977）、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等。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件中，找出了从府兵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历史方面，藤 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洲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941——1943）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59）、《吐蕃统治时 期的敦煌》（1961）、《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敦煌历日谱》（1973）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还有上山大峻通过对吐蕃统治时期前后佛教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详细研究，大大丰富了敦煌佛教史的内容。而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 晚唐以降敦煌佛教社会的真相。在文学方面，入矢义高对王梵志诗、敦煌变文俗语词及敦煌曲子词，都有比较精辟的研究论学。金刚照光也就敦煌变文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川口久雄则把敦煌文学和日本文学加以比较研究，成绩卓著。

　　八十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 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再加上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方面进一步发 展，尤其是北京、伦敦、巴黎藏卷及其他一些藏卷的全部公开。使得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大成的著作得以产生。如1978和1979年出版的大渊忍尔《敦煌道经ω目录编》和《图录编》，就是敦煌道教文献的著作。1979年出版的兜本正亨编《敦煌法华经目录》，则是专门整理《妙法莲花经》的结果。同年出版的池田 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概观和目录两部分。概观是对中国古代籍帐的全面研究，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籍帐、差科簿等文书300多件。1981——1989年出版的牧田谛亮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汇集了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方面的研究论文。1982年出版的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也是作者的论文集，其中有《敦煌的僧官制度》、《关于敦煌的寺户》、《敦煌出土“社”文书的研究》三篇论文的修订本。这三篇论文在敦煌僧官、寺院经济及社文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1983年出版的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对敦煌文书中的禅宗文献进行了全面校订。1990年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书，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汇辑起来，共2623条，按时代录文，是敦煌写本题记资料的集大成著作。1987年出版的福井文雅《般若心经的历史的研究》一书，对已知各地收 藏敦煌写本中的《般若心经》及各种注疏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注记，并对该经的名称和各种写本内容的异同，以及《般若心经》在中日历史上的变迁过程，都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在专精的研究方面，正在陆续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丛刊可视为典范。该丛刊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 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一卷为《法制文书》，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二卷为《籍帐》，是籍帐、户口田地簿及差 科簿文书写本的集大成者；第三卷为《卷契》，由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第四卷准备刊布社文书。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如上山大 峻、山口瑞凤、木村隆德、冲本克己、原田觉等人，对中原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利用汉、藏文写卷内容，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1983年4月，日本关西 地区（京都、大阪）的五位对敦煌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即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武内绍人、古田丰，组成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他们利用敦煌文献， 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准备合作刊布汉、藏、粟特文、蒙文本《善恶因果经》。与此同时，1987年8月，白须净真、关 尾史郎、片山章雄、町田隆吉、荒川正晴五位青年学者在龙谷大学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该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对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 研讨。为了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发表本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该会还创办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

　　还有从1980年开始编纂， 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讲座敦煌》，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编纂的。全套书由冢本善隆、榎一雄、入矢义高、秋山光和监修，金田照光、池田温、福井文 雅任编辑委员。原计划出版13卷，后因时间过长合并为9卷，至1992年全部出版，即《敦煌的自然和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与中 国道教》、《敦煌汉文文献》、《敦煌胡语文献》、《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佛典与禅》、《敦煌的文学文献》。该书给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确 实是一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的多卷本巨著。(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尹雁)

　　本文参考书目：

　　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

　　大谷光瑞：《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施萍婷译：《有关大谷探险队的答问》 《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6月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8月

　　刘进宝：《敦煌学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