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义僧隐元、心越东渡看禅宗济、洞之诤在日本的延续

　　从清初义僧隐元、心越东渡看禅宗济、洞之诤在日本的延续

　　清顺治十一年（1*）禅宗临宗济、曹洞两宗围绕《五灯严统》一书引发了一场禅宗史上的大斗争。禅宗大鉴慧能有两大弟子，一为南岳怀让，一为青原行思。南岳一派出临济、沩仰两支，青原一派出曹洞、云门、法眼三支，这就是禅宗的两宗五派。北宋时，有人依据丘玄素伪碑，说除荆州天皇寺道悟是南岳让弟子马祖一的弟子，他弟子则为龙潭信。这样一来，就把云门、法眼二宗都归入南岳、马祖一支了。到了清初，临济宗的费隐通容，鉴于《五灯会元续略》偏重曹洞宗语录的辑录，为强调“只有曹洞宗属于青原系，其它宗派均属南岳系”的论点，乃编纂著《五灯严统》廿五卷，以解明禅门五家法灯相承的系谱。《严统》前二十卷的内容，大致与《五灯会元》相同，叙述七佛及西、东天诸祖的列传；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五卷，则收录《五灯会元》之后诸僧的列传，截至南岳下三十四世报恩通、青原下三十六世百文明雪等为止。而书中承认天王道悟之存在，将云门、法眼二宗归属于南岳下，以及认为无明慧经、无异元来等嗣承未详诸点，引来了巨大争论。“前二十卷悉本《五灯会元》，仅将天皇悟以后各代，及云门、法眼二宗，《会元》所标为青原下几世者，改为南岳下几世；又将卷六末未详法嗣，移置卷十六后，而著无明慧经、无异元来等于其中，即谓之《严统》。如此著书，亦太易矣，顾与重重刻《会元》一次何异，而乃以‘严统’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訑訑之声，尤距人千里，诤乌得而不乎！”“然当时之诤，不尽在天皇之改属，而在列无明慧经于未详法嗣，及谓湛然圆澄来源无据，大伤洞上之心。洞上显学，莫觉浪盛、三宜盂苦，盛为无明之孙，盂为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为原告，费隐为被告”。（1）结果《五灯严统》被毁版。但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原告觉浪道盛卒；十八年，被告费隐卒，济、洞之诤，才算真正告一段落。此后，由于清初大批中国僧人东渡日本，济洞之诤也波及日本。这种情况，过去未为治清史，佛教史及中日关系史学者所注意。本文以旅日临济宗高宗隐元隆琦（1592－1673）、曹洞宗高僧东皋心越（1639－1695）为中心，同时以日本国宇治市黄檗山万福寺及水户市寿昌山祇园寺所藏隐元及心越信件为主要材料（2），对此作一论述。一隐元隆琦，福建福清人，俗姓林。青年时在黄檗出家，后从临济三十四代高僧密云圆悟于海盐金粟寺。密云高足费隐通容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亲承记荆，得临济正传，其实隐元比费隐还年长一岁。隐元长期主持黄檗万福寺，至顺治十一年（日承应三年，1*）应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僧人逸然的再三邀请，以六十三岁高龄东渡日本，先后住在长崎兴福寺、崇福寺。次年由海路至摄津（即今大阪、兵庫），住在富田普门寺。顺治十五年（日万治元年，1658）至江户（即今东京）面见江户幕府四代将军家纲。次年，家纲赐地于山城（即今京都）宇治，创建寺院。隐元按照中国式样，在此地建寺，仍名黄檗山万福寺，以示不忘本，以此在日本开临济下的黄檗一派。四年后，隐元因年老，退居该寺松隐堂，将寺事都托付给弟子木庵性瑫。隐元于康熙十二年（日延宝元年，1673）圆寂。隐元在日二十年，影响极大，曾得到水尾法皇持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但倘若以济洞之诤来解释隐元的东渡，则未免过于武断。据桂林宗琛于元禄十三年（1700）以“花园无名子”出版的《禅林执弊集》，（3）说中土临济的费隐与曹洞永觉因宗趣之诤诉之于官府，临济诸僧为官法所屈，其徒失志，于是才远来日本。但是，济洞之诤主要是在费隐所在的江南，当时尚未波及到福建，隐元是到日本之后才得悉此事的。费隐通容编《五灯严统》在顺治八年（1651），并于十一年（1*）刻成于杭州径山寺。而曹洞宗三宜盂，觉浪盛讼《严统》也在是年，也就是隐元东渡的同年，我们不能断定隐元当时是否已见到《严统》，但东渡日本之后，隐元却参与了这段斗争。根据宇治万福寺现藏费隐通容致隐元的信札中，有两通信札提及到此事。第一通写于顺治十二年（1655），信中说：“老僧自旧岁孟夏为法门担忧，不安一年。及季冬葛藤悉断，遂出径山以应琴川众乡坤”云云。其中“为法门担忧”即指《严统》被毁版之事。费隐随信还托人带给隐元一部《五灯严统》。隐元并没有辜负费隐所望，于顺治十四年（日明应三年，1657）在日本重刻《五灯严统》，他在《重刻〈五灯严统〉跋并赞》中说：“余小子遨游海外，不知吾师担荷法门之忧，其歉何如。”但此时隐元尚未在山城建寺，而是住在富田普门寺，《五灯严统》的刊刻工作，实际上是由邀请隐元赴日的兴福寺逸然完成的。所以隐元在跋中说：“一日过知浴寮，偶阅老人示逸然偈有‘流通法脉腾今古，无限风光令远思’之句，彻见师心片片。谓逸然曰：‘子知之乎？’然少顷感悟密嘱之意，欢然承领。… …启板于季春，不满百日，其工已竣。”（4）《五灯严统》虽在中土遭毁，但在日本却大放异彩，当时幕府大老酒井忠胜、老中稻叶正则等臣僚，赠送金帛的很多。宽文三年（1663）更承将军意旨，在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法会，各宗的高僧都相携赴会，隐元借此大扬黄檗禅风。而与此同时，费隐也在中土为“法门担忧”作不懈的努力。而此前的明应三年（顺治十四年，1657），费隐便致信隐元：“故邦法道滥觞之极，尤望急来扶树宗纲，绵远慧命，”实际是要求他回国参加与曹洞宗的斗争。（5）但隐元拒绝了。万福寺藏费隐致隐元的另一封信则道出了一个期望，信的开头说：“幸得今上国主隆重济宗，自古以来无比。屡召善知识，如报恩玉公，天童木公及法孙憨璞公。相闻亦欲召老僧。不知法契之缘何以一听之龙天也。”其中“报恩玉公”指玉林通琇，“天童木公”指木陈道忞，“法孙憨璞公”指憨璞性聪。憨璞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面圣，玉林于十六年（1659）二月面圣，再召在次年七月，木陈也于十六年九月面圣。费隐在信中对于顺治帝连连召见自己的同门及徒孙，可谓抱有极大的期望。而至于顺治帝“亦欲召”费隐，《憨璞语录》所载《复福严费老人书》云：“屡请知识参对，不缘江风有恙，老人早被遇矣。”这里的“江风有恙”乃指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克南京，清廷震动，陈垣先生则认为这是憨璞的托词而已，――据憨璞的《进五灯表》，他于顺治十六年曾利用召对的机会，将已毁版的《五灯严统》上呈顺治，期望籍此为《严统》翻案。他在上书表中说：“伏祈皇上钦定部集，敕谕入藏颁行。庶正宗借以久传，道统因而广播，法门幸甚，世道幸甚。”但顺治帝始终都没有召见费隐，也没有敕谕《严统》入藏颁行（6）。济宗在中土的遭遇，无疑是隐元最终留日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7）隐元的《臣农即事篇后序》:“余读臣农即事篇。乃知百草头边，泣露吟风；淋漓感慨.撼动人地；鬼神擎起，赤胆忠心；至于林峦草野，莫不咸皆号呼长太急者矣。于戏.有国有家有禅林者，苟无这段骨气者付肝肠，而能成立其事，又乌可得乎？然则臣农老翁并荷儒佛有年，今己遁迹于桑梓。”（8）此序作于1*年底崇德县福严寺，在当时，隐元已经抱有这种终归禅林的决心。。这在隐元回复兴福寺逸然的邀请可以看出，隐元在信中指出：“夫悬一祖灯于扶桑，朗耀百千万劫，福国庇民，无躬无尽，诚非细事。他日载之史曰：某朝请某和尚开禅宗之始，可谓君圣臣贤，并传万古，则庶几不负灵山付嘱矣！”关于隐元在日本弘扬佛法，开创黄檗宗的经过，以及他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贡献，已经有许多专著专论，日文的论著更是繁多，但都未曾涉及这场济洞之诤在背后的作用，隐元书信的发现，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脚注。隐元创立黄檗宗，是日本佛教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佛教大势已衰的江户时代，隐元的黄檗宗犹如一股新鲜的血液，刺激了禅宗的另外一大宗派――曹洞宗的发展，――在隐元东渡二十三年、圆寂四年之后的康熙十六年（日延宝五年，1677）曹洞宗的另一位大宗师东皋心越，也东渡来到了日本。而这时，在中国，济洞之诤的高潮已过，但在日本则方兴未艾，可以说，是济洞之诤在日本的延续。二东皋心越，法名兴俦，俗姓蒋，字心越，号东皋，浙江浦江人。心越八岁时在苏州报恩寺出家，在江浙一带寻师学道。康熙七年（1668）心越谒曹洞宗阔堂大文禅师于杭州皋亭山显孝寺。次年得师印可，住在杭州永福寺。据祇园寺所藏心越手稿，心越曾参加南明抗清的斗争，而且他的东渡，是与斗争失败有关的。这在他到日本后所写的诗文中有所显露。如《东渡述志》一诗中有“大事冰消矣，顾命自潜踪。数年徒碌碌，空与别人争”的句子，实是失败后的自叹。（9）康熙十五年（日延宝四年，1676），东皋心越应长崎东明山兴福寺住持澄一道亮之邀请，离开杭州，东渡日本。但由于战乱关系，心越在舟山一带滞留了数月之久，直至次年正月才抵达长崎。但心越搭乘的中国商船一到岸，便受到了严格的盘查。因为日本早在宽永十六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实行“锁国令”，禁止与外国进行贸易，只允许中、荷两国在长崎通商。而据心越自述：“丁巳正月十三日而到长崎，即有通事查点客人贷物，并有南京寺托请僧二位。彼时通事查问来历，几时出家，曾从何处受法等情。此事合船客众尽知曹洞嗣法之人，亦不妨其所问，以直言之矣。自幼披剃吴门报恩寺，乃觉浪和尚派，住杭州永福禅院。当时通事不悦而言，南京寺只要请住持之僧，那个要汝请付法的和尚来。… …承澄老师之言，既到此地，接待常住之事，必要师徒相称，方堪可托。越即共同船知己客众商量，此事为可为不可？众曰：既到此地，且暂相承。况唐山嗣法到此，一时谁与张扬，就有因缘，必须时节。以此设斋集众，始成师徒之礼。不日即有人言，昙瑞师上木和尚书言，越洞宗嗣法之人，不可留在日本，宜作速禀王发回唐山去之语。但木和尚有言：‘不论临济、曹洞、只要法门兴便了。’此乃铁牛师之徒北溪到长崎来说，亦非假造。数日内又着通事到寺查问端的，要改名列临济之派。予言唐山贱名闻之京省久矣，今到日本，改名却也难改。任凭处置，名是不改也。”（10）于是，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与临济、曹洞两宗之诤这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便纠缠在一起了。心越到达长崎时，因为身份是僧侣，所以要查问他的宗派，当得知他是曹洞宗时，通事所以不悦，是因为“唐三寺”（11）要请主持之僧，必须是临济宗之僧。在这种情况下，心越为了能顺利居留下来，只好与邀请他的兴福寺住持、临济宗僧人澄一道亮以“师徒相称”、“成师徒之礼”，后来还要他“改名列临济之派”。“昙瑞师”即千呆性侒，千呆为福州长乐人，师事隐元弟子即非如一，是隐元的法孙，后东渡来日，住长崎崇福寺，振扬黄檗禅风，被称为是崇福寺中兴第二代。“木和尚”即隐元弟子木庵性瑫，木庵为福建泉州人，拜隐元为师，并得其法嗣。隐元到日本后的第二年，木庵应师之召也东渡来到长崎，此时正继隐元之后为黄檗宗本山万福寺主持。千呆因心越为曹洞宗，于是建议木庵禀明幕府当局将心越遣返中国，但木庵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尽管心越得以长崎安顿下来，但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作为济洞之诤曹洞主将之一觉浪道盛的法孙心越，却对当前这种被迫与临济宗禅行师徒的局面，感到非常无奈与苦恼。心越所期望的，是尽快与日本的曹洞宗取得联系。日本曹洞宗，自道元希玄（1200－1253）于南宋宝庆三年（日安贞元年，1227）自中国回返日本，并随后在越前建永平寺始，至心越抵日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当时曹洞宗余弊百出，宗风不振，“我邦三百年来，法眼瞎却，正统失传，禅林洪规惟存其名，尽失其实。近年黄檗一派盛行于世，我曹洞之禅客亦随学唐步，盖以洞上无宗师也。”（12）“今洞上一宗，虽人不乏，其传甚久，风范渐衰。”（13）可见，对于心越的到来，曹洞宗僧人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的。“幸逢肉佛降现，颇类盲龟逢浮木，逝儿得慈母，欢喜曷胜。”（14）“寿昌新派所系在大师一人，法身无疆，幻躯难期，冀早扶树法噇，挽回祖风，则岂非法门盛事也。”（15）但由于济洞之诤的影响与波及，对于心越的到来，临济宗人态度不一。木庵、澄一对心越是持友好至少是宽容的态度的；但另一些人则将心越视为宗门的仇敌，百般阻挠。而心越本人直到东渡之后的第三年，延宝七年（1679）夏，才有机会与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家臣今井弘济会晤。德川光国是是幕府“御三家“之一，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孙子。今井弘济是德川光国的家臣，彰考馆编修，从朱舜水学，通中国语。今井弘济与心越在长崎兴福寺会晤，“言及宰相公（指光国――引者注）崇儒重释，倘延师（指心越――引者注），可见赴否？”（16），心越当即表示同意。但当时的外国人要离开长崎到日本其它地方去，必须得到幕府的批准，严格非常。用朱舜水的话来说，可谓“比之登龙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难十倍”。（17）为此，心越同今井以及澄一的弟子素文设计了一个方案：“在腊月上京，恭祝黄檗和尚古稀大诞，诞日乃二月三日也。过此以后，竟至东都来揭瑞圣铁牛师然后即趋候教也。”（18）“京”是指京都，“黄檗和尚”是指黄檗山万福寺主持木庵，心越到日本之后曾数次与他通信。心越致木庵的信虽然没能留下来，但木庵致心越的三封信仍保存在水户祇园寺。从木庵的信可知，心越曾向他诉说东渡赴日的原因：“故国兵戈，避秦无地，赴于东明，庶脱樊笼。”木庵在信中一再请心越上黄檗山：“自吾侄孙到崎，今经三霜，未得与之面谈个事，不能无悬企矣。苟夏末寺事闲暇，可来一叙何如？”又说：“前铁心（指木庵弟子铁心道胖）有书到黄檗，谓贤侄（孙）意气甚锐，欲当个事。今正是时，可速来一晤。老僧素不辜负有志之士，惟莫趑趄，则见格外汉子也。”（19）值得注意的是，木庵在信中一再称呼心越为“侄孙”、“贤侄孙”、说明他是将心越当作临济同宗晚辈而不是曹洞宗人来对待的。（20）所以心越才有以祝寿的名义先至宇治万福寺，然后再到江户瑞圣寺会晤铁牛道机，再应德川光国之请的计划。经长崎奉行的批准，心越于延宝七年（1679）十二月离开长崎上京，并在次年正月抵达大阪。沿途心越受到了部分临济――黄檗宗僧人的强烈敌意。他的到大阪后，上黄檗山前给木庵的信中说道：俦此行为和尚大诞，乃宗师（指澄一――引者注）之命特意前来。但俦在崎未举足之间，只闻议论纷纷，令人胆俱寒矣。如蒙和尚慈犹，粉骨碎身，恩亦难酬。俦以承遇一宗，惟此本心难昧，万望和尚洪慈，保全此事，恩愈父母，生死不忘，则佛祖慧命幸甚，而法门之光耀幸甚。此事恳和尚主持则可，休得听愚人之言，以乱法门之纲纪。和尚若不主持，连上山亦是恐惧。至期生变，谁能保全耶？专望赐示，以免惊惧之念也。（21）从信中得知，心越当时的处境是相当险恶的。那么，信中提及令他“心胆俱寒”的纷纷“议论”又是什么呢？他恳求木庵“主持”、“保全”的又是指什么呢？从心越致曹洞宗万松寺住持的信中可知，临济宗部分僧人“欲置俦嗣法临济，如不然，即挥折之而发回唐山”。（22）也就是要求心越改宗临济，否则就向当局报告，将他遣回中土。这对心越来说无疑是“丧身失命”的。（23）于是心越向木庵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希望既能够保存自己的宗门，同时也不要向当局报告。正月二十九日，心越终于上了黄檗山，向木庵祝贺七十寿辰，并“剖明嗣法根源”，木庵表示，“既是老侄嗣过曹洞，至此更好”。（24）当晚，心越下山并下榻德川光国在京都的别墅，静候消息。但是，心越最终未能前往江户，反而被勒令返回长崎。从祇园寺所藏的信札中我们得知，破坏心越此行的，主要是铁牛道机和千呆性侒。铁牛是木庵弟子，江户白金紫云山瑞圣寺主持。瑞圣寺为青木端山所建，并请木庵前往说法。延宝三年（1675），铁牛继木庵之后任瑞圣寺第二代主持。铁牛与木庵门下慧极道明、潮音道海三人合称“门下三杰”，经他所创的寺院有相模绍泰寺、武藏弘福寺、骏河瑞林寺、奥州大年寺、下总补陀寺等。心越在离开长崎之前曾致信铁牛，铁牛在回信中说：“承谕腊月中将登黄檗，祝我本师老人稀诞，又来东都而扣蔽室。是虽雅情，不能领谢。吾国制法素禁唐僧滥入东都。前年黄檗南源和尚适谒远州，独湛和尚径来江城，公议严赖，事酷涩滞，因之瑞圣、海福二刹共系官议，瑞圣亦处同犯重禁之罪。况公是长崎住僧也，非有公事，官何以许容之乎？其或有事将入东都，长崎运使达之官府，亲得公许而后来此，庶几事无阻隔。不尔，则恐不遂也。揆公未谙国法，徒动此念也，所以缕缕晓之而已。但黄檗事毕，宜回东明，镇重俟时，馀不敢赘。”（25）从信中的语言不难看出，铁牛并不希望心越到江户来，但倘若是仅此而已，我们只能说铁牛态度消极，但仍不失光明磊落。但据事后今井致心越的信，在这件事中，铁牛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兹有铁牛者，千忌万猜，献邪策乎权门，抱祸心而窥歈，事之涩滞，关严此矣。… …渠见师德将振，而洞僧影从，察连鸡之势，而摘乔木于两叶耳。始欲以抵瑞圣为名，而渠拒不受；又从而游说，使当路人起猜疑之心。”除此之外，此次计划的失败，曹洞宗诸僧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洞宗旧招提龙泰、万松等，志存兴洞派，闻师东来，喁喁诵说。于是远近洞僧雷同满街，是檗山之徒怏然不怿之大本也。密计既为渠见知，洞僧且袒右，则渠安肯不勃然哉。… …师惟孤身东来，淡然无声，则渠不起此嫌疑也。”（26）心越东行受阻，遂返回长崎，并于七月初四被长崎奉行勒令闭关（27）。而心越这次仅是被勒令闭关而已，并没有被驱逐出境。这大概同德川光国的多方保护有关。次年（天和三年，1683）正月十七日，在光国的干预之下，心越恢复了自由，并移居皓台寺。同年六月，在光国的请求下，幕府终于批准心越离开长崎，前往江户，并在光国的别墅中住了一年多，之后又迁到光国藩封所在地水户，一住八年半，期间还曾到长崎会晤自中土前来的二兄蒋尚卿。元禄四年（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心越入住水户岱宗山天德寺，并于次年正式开堂说法。而此时离他抵达日本，已将近十六年了。值得一提的是，心越还是一位著名的琴僧，被尊为日本琴学的发韧者，对日本的琴学发展，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