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先说说“传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如果要把这个“道”字讲清楚，可能得写一本书来解。并且这个“道”用英文翻译，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单词来与之相通。简而言之，“道”按照现在学术界的解释就是自然规律，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观点。至于我对“道”的解释，呵呵，卖个关子，这里先不说。按照现在学术界的解释，“道”大自然的规律、法则。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通向“彼岸”自由世界的道路。当然有一马平川的高速公路，也有凸凹不平的上山下坡，也有九转回曲的羊肠小道，有河流，也有大川，有桥梁，也有隔断......这些都人们去努力发掘并掌握运用。

　　“传道”，就是传给人们通往“彼岸”自由世界的真理，这是“大道”。也可以理解为老师传给学生一条道路，一个方向，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 “授业”，“业”可以理解为事业，即人们的求生存的技术与能力。可以理解为“七十二行”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知识。 “解惑”，“惑”疑问，疑惑，即人生历程中的困惑。

　　对于“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当然只是比喻，不是等同。 “传道”就是传给学生一条道路，指明一个方向。 “授业”就是教给学生在这个方向，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方法与技巧，可以是走路，也可以是坐船，也可以是乘车，乘机，坐宇宙飞船。当然前提是老师要有宇宙飞船。 “解惑”就是当学生在行走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大雾迷茫，遇到了河流隔断，天堑相横等这样阻挠的时候，老师给以点拔、提醒，或是帮助。

　　“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是老师教授学生所必备的三项任务，缺一不可。

　　大家都知道，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一直对老师都很崇拜，把老师作为神供在了神坛上。这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老师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历来是需要老师的，中国五千年的发展仍然是有老师的。

　　当我们把目光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站在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与作用的视角上，对中国五千年中国之师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思维角度。以史为鉴，也可以给今天中国的改革方向，提供一个思考借鉴。

　　在三皇五帝时期，由于受自然力的约束，中国人具有一定的天神意识，可以认为是中国人早期的宗教意识。这一时期，“传道”体现为按“天神”指示前进的道路，巫医、法师们的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扮演着老师的角色。

　　随着中国“阴阳八卦”与“太极”思想理论的成熟，逐渐取代了中国人早期的宗教意识。“阴阳八卦”与“太极”理论成为了中国人通向彼岸的“大道”理论。但这是一个“神”、“理”合作的时代。既有“神”的宗教思想，又有以“理”体系的科学思想。以精通“阴阳八卦”理论的黄帝和周文王为代表的大思想家，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的首领，他们既是人民的领袖，也是人民的导师。由于他们自身的伟大，扮演了双重角色。从此，中国进入了“以帝为师” ，“以吏为师”的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文化思想根源一直影响到今天。 （这可能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中国人信“理”，信老师。）

　　到了周朝末期的天子，由于对于“阴阳”理论理解与掌握的弱化，甚至是不学无术，“神”的力量逐渐与“理”的力量分离开来，国家慢慢的走向了分化瓦解。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最辉煌和鼎盛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学术上的分歧，“道”、“儒”、“法”、“墨”、“名”、“农”、“兵”、“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相继担当了“老师”的任务，扮演了“老师”的角色。

　　春秋战国末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由其学生李斯等人将其发扬光大，辅佐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这时“法”家思想理论担任了中国的老师角色。

　　正是“法”家“重奖酷罚”的思想，既成就了秦国，也毁灭了秦国。正所谓“民不畏死”法有何用。因此激起了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起义。后来以刘邦为首的政治集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汉朝。由于刘邦集团中的高级参谋萧何、张良等人运用“道”家的思想，成就了刘邦集团。因此，“道”家顺理成章的担任了当时中国的老师，起着对国家发展“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也正因为“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使汉朝得以休养生息，当时中国逐渐走向强大，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物质逐渐丰富，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欲的不断膨胀，出现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等人，借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精髓，从实际操作层面入手，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形成了一套以帝王天子为核心，把“天神”与“理”有机结合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建立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伦理规范的封建等级秩序。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二千多年导师，指导着中国发展与进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家思想这一套封建伦理等级秩序，虽然能有效化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资料分配不公的分配问题。但同时也把中国人的发展理念，引向了一个按等级分配财富，不思进取与发展的封闭怪圈，扼杀了中国科技发展力。

　　经过两千多年，到清朝末期，中国一直沉浸在以“儒”家为师的殃殃天朝梦中时，西方国家经过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逐步走进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西方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的老师，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的作用，一个是把中国引向了自然财富如何分配的道路，一个是把西方引向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供人们分配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遭受19世纪以来，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百年耻辱。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也因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醒了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让中国从沉浸于“儒”家老师指导的等级分配体制中清醒过来。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从此中国人拜了西方人为师，运用“拿来主义”，向西方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这“洋老师”一当就是上百年，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就拜了马克思这位德国人为导师。不过这一时期，不同于以往的老师是一个，而是把“传道、授业、解惑”的三项工作分给了三个不同的老师。马克思主义承担了“传道”的任务，前苏联人承担了“授业”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承担了“解惑”的任务。最后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这一现象持续到了中国的“反帝反修”时期，中国进入了，独立自主，封闭锁国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成为了全中国人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字字句句闪金光”就是这一历史现象最好的描述。

　　到了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路线后，中国人的老师又换了角色。在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的康庄大道上，拜了西方发达国家为师，让他们担负了“授业”的工作。结合中国实情的中国特色理论，正确处理了西方与中国实情不相融的矛盾，担当了“解惑”的任务。

　　现在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传道”、“授业”、“解惑”这三个职能应该由谁来担当？应该怎么分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