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方名山佛国净土

　　上方名山佛国净土

　　杨亦武

　　上方山位于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境内，距市区约70公里。山下有个小山村叫圣水峪，自圣水峪西北行，进入一道狭长的山峪，行程一公里，一道依崖贴壁从天而降的云梯，把你引上一处远隔尘嚣的世外净土——这就是上方山。

　　上方山为千古名山，这里森林茂密，山峰奇秀，洞穴深奥，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在这里你可观赏松柏、银杏、古愧、树中之王等珍奇古树，千年古刹、石雕佛经、前朝壁画、摩崖石刻，无不闪耀着岁月沧桑的辉煌。云水古洞，多姿多态的石花、石幔、栩栩如生的石象，令人目不暇接，高达38米的石笋，居亚洲第一，还能听到石琴、石鼓、石锣演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历代文人把上方山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相提升论，在世人的心目中，上方山是北方的一处人间天堂。

　　一

　　天下名山僧占尽。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东魏时期，上方山就有高僧结庵而居。一千多年来，上方山更替了一幕幕繁华，成为北京西南著名的佛教名山。

　　上方山传说中的开山祖师，为华严慧晟。明确记载华严祖佛于上方山开山立寺的，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的《重修上方山兜率寺塔记》。上方山塔院庵有一座古塔，习惯称为华严祖师塔，相传华严慧晟就葬于塔下。嘉靖十二年（1533），明庭官员刘鉴捐银五十两、米一百石，修缮此塔。同年，立《重修上方山兜率寺塔记》于此塔的南侧。碑文提到华严祖师来上方山开山，死后建塔葬于此地：“盖闻上方古刹，形胜之地也!在邦之百里之中，东连沧海，西抵紫荆，北援居庸，南控涿鹿，乃华严祖师由天开寺至此所立也。祖师已逝时，又立浮图，以为藏□之区，欲使后人瞻仰不忘。”

　　其实，塔院庵内的古塔并非东汉的华严祖师塔，而是辽代的忏悔上人塔，塔身嵌有《六聘山天开寺住持忏悔上人坟塔记》铭文为证。看来明碑的记载是根据俗传而来，以讹传讹，不足为凭。

　　到了清乾隆年间，华严祖师开始有了慧晟的法号，传为中印度梵僧，有关记载甚至载明了此僧来中土的时间和到上方山开山的时间，华严祖师开山的神话传说也因此产生。

　　乾隆早期，上方山黄龙庵住持水月禅师声称，修缮塔基时掘得石幢。按照此僧所述的幢身铭文的记载，华严慧晟是中印度梵僧。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34），随西域诸大菩萨入理圣人来到东土，建武二十六年（50）春至上方山。后来，所谓“水月禅师发现华严塔幢事”载入乾隆本《上方山志》，被视力华严开山的铁证。民国十九年（1930）溥儒重纂《上方山志》时，已经辨正其谬：“本朝水师修塔筑基掘得石幢，载云：‘维开山第一代华严慧晟禅师者，系中印土之梵僧也。东汉光武十年岁在甲午，西域诸大菩萨入理圣人，庚戌春驾莅斯山，因驱龙索水。此上方开轫之源也云云。’因录之以证博。览其幢，乃《百咏南禅师道行之记》。”由此可见，水月禅师所说的石幢，根本不是华严慧晟的，而是《百咏南禅师道行之记》，而百咏南禅师另有其人，于是华严开山的记载不攻自破。

　　熟悉佛教史的人知道，我国佛教的华严宗是公元五、六世纪才出现的。那么早于公元一世纪，在华严宗尚未出现前，华严宗僧人慧晟来上方山开山是不成立的。可见，上方山的开山祖师不是华严慧晟，上方山的开山史也就不会始于东汉。

　　上方山开山祖师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百咏南禅师。

　　东魏孝武帝天平二年（535），百咏南禅师来上方山结庵清居，这是上方山建寺之始。由此推算，上方山建寺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上方山志》载有北齐后主隆化元年（577）范阳人张昆所撰《百咏南禅师塔记》，此记详实记载了百咏南禅师的生平和来上方山开山建寺的史实。百咏南禅师（498—576），原名赵广度，字指南，邺水人（今河北省大名县人）。百咏南禅师为东魏、北齐时期的名僧，由于他来山禅栖，上方山在北齐时期就很有影响。

　　隋唐时期，上方山佛寺已经初具规模。文献记载，上方山诸寺之首的兜率寺就始创于隋唐时期。另外，兜率寺西南的地藏殿，兜率寺南的下佛殿，兜率寺东南象王峰脚的普贤殿，在唐代已有寺庵建筑存在。上方山塔院，在唐代也已起用。唐代，上方山有一位僧人号拙崖蓝和尚（675—763），此僧籍贯姓氏不详，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五月来到上方山，向当寺住持求一片容膝之地。住持答应了他，于是他在莲花峰右的山崖下结茅居住下来。诵经之余，采条编筐以磨性情，放于路边，任人取用，所以人们称他为拙崖蓝和尚。

　　说到上方山辽代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天开寺。天开寺，全称六聘山天开寺。因为辽代上方山寺院是天开寺住持居住的地方，是天开寺的上方寺。上方山现存辽天庆五年（1115）《六聘上方逐月朔望常供记》，六聘，是六聘山天开寺的简称；上方，即指上方山寺。

　　天开寺位于上方山东南五公里处的六聘山。六聘山，因晋代大教育家霍原隐居此山讲学而得名。据元代碑刻记载，天开寺始建于东汉时期，但是天开寺有确切证据的历史则启于隋唐。辽代天开寺形成三院，一是六聘山下天开村内的天开寺，一处是作为天开寺住持居住的上方山上方寺，一处是天开寺与上方寺之间的中院寺。

　　辽代，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曹守常（1010—1070）住在上方山的兜率寺主天开寺法务。上方山是因为山上的佛寺为天开寺住持所居而得名。佛寺住持居住之处称为方丈，又称上方，因此六聘山天开寺住持居住之寺就叫上方寺，上方寺所在之山便称上方山。可见，上方山是因为上方寺而得名，而上方山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辽代。曹守常圆寂后就葬于上方山塔院，现在他的坟塔尚存，名为“忏悔上人塔”，这是上方山现存的最早的一座古塔。塔身原嵌有辽代的《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因此有人误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在辽代，上方山不仅和天开寺有不解的渊源，和佛教圣地云居寺也有密切关??六年（1106）云居寺刻经僧人善锐曾到上方山的云水洞造佛像一尊，刻雕佛像的吴世和为云居寺刻经工匠之一，《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铭文的雕刻石匠也是当年云居寺的刻经工匠。这说明，上方山与天开寺、云居寺属于房山西部的同一个佛教文化圈，它们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

　　金代“上方山”名已经见于石刻，当年的上方山寺仍是天开寺的上方寺，金代石刻称为“天开寺上方”。

　　金代是上方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说隋唐时期上方山寺初具规模，那么，金代则迎来了上方山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上方山不仅著名于中都地区，而且产生了几位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高僧。辽金交替，上方山似未受什么影响。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金兵功陷燕京（今北京），翌年也就是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北宋以每年一百万贯代税的代值，从金人手中换得了燕京的管辖权，设立燕山府。是年辽代高僧六十四岁的空寂大师（1059—1166）就来到上方山住锡。二十多年后的金天德年间（1149—1153），八十多岁高龄的空寂应金帝海陵王之诏到金朝的国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开坛讲经，金王朝对他礼遇优厚，特在内宫供养他，金帝海陵王还拜他为师。他在上京逗留三个月，返回燕京上方山，海陵王赐他遐龄益寿禅师的封号，并赋诗相赞。空寂圆寂于上方山，海陵赐银遣使葬之。

　　金代上方山，有两位房山本土的僧人。一位是度公，一位是崇公。

　　度公（1031—1155），今房山窦店人。名陈思度，晚空寂大师两年来上方山。是与空寂大师同期的上方山僧人，他自天会三年（1125）来山，贞元三年（1155）圆寂。

　　崇公（1116—1184），名田善崇，今房山南韩继村人。皇统二年（1142）登进士第，厌于官场，翌年受具戒。正隆元年（1156）上方山空寂大师圆寂，二年（1157）崇公来上方山，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圆寂。他是继空寂大师后的上方山僧人。

　　金代还有一位高僧值得一提，这就是靖公禅师（1172—1213）。靖公早年曾修静于上方山，后来到了金中都，成为中都名刹竹林寺的第十六代住持。靖公处金代期末，当年蒙古人军屡攻中都，中都已是风雨漂摇，大安二年（1211）九月到十二月，蒙军连续四个月功打中都，在中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蒙军久功不下，被迫撤退，中都暂得保全。在长达四个月的中都保卫战中，靖公帅领竹林寺僧人投身抗敌，受到了金帝卫绍王的褒奖。崇庆元年（1212），卫绍王下旨，赐钱钞二百贯，麦四百石，粟一百袋，盐一百袋。靖公厌于世乱，同年退竹林寺住持位，归隐上方山，翌年二月辞世。

　　上方山寺为金代为中都名刹，加之山老林幽，清净绝尘，又有名僧住持，许多僧人都来此山修静退老，如上文说过的靖公。不仅如此，一些其他寺院的僧人和民间信女死后也多择上方山为神栖之所。

　　金代晚期，社会动荡，影响到上方山。《奉先县禁斫截林木榜》反映了这一史实。奉先县，就是上方山所在地今天的房山区西部。该文记载，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周围的村民在“东至望海岩、南至神仙峪、西至紫云岭神仙洞、北至龙虎峪”寺院所属的山林内大肆砍伐树木。住持僧善惠向寺院所在的中都万宁县（房山区西部境）告状。因六聘山是“自古名山”，而朝廷有法令“名山大川，禁其樵采”。而且上方山与大房山相邻，大房山是金皇陵所在，早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就册封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严禁在山内樵采打猎。为此，万宁县令发布公告，严禁村民在寺院所属山林内乱砍乱采。

　　时隔二十一年，金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附近山民哄伐上方山森木的事件再次发生。不得已，善辛大师再次到奉先县告状，奉先县为此义重中明吕二年的禁令，并且给以文据作为凭证。善辛大师因而立下碑以明示众人。

　　金元之际上方山下的天开寺及所属的观音院、龙王寺、中院寺均毁于兵燹，上方山也遭到一定破坏。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1273）应公禅师任六聘山天开寺住持，重建天开寺、天开寺的龙王寺、观音院、中院寺，以及栗园寺、设济寺。当年上方山寺仍隶天开寺，为大开寺上方。所以，应公禅师同时也是上方山住持，当年应公修缮了上方山钟楼、山门等建筑。应公，今河北省涿州市张村人，俗名赵普应。他住持天开寺期间，一直清居上方山。至元二十七年（1290），世机忽必烈特赐圣旨护持天开寺（其中也包括上方山）。应公圆寂后，葬于天开寺西北的六聘山下。现在其寿塔尚存，名“应公长老寿塔”。应公圆寂后，其弟子赵显仁继之宗主天开、中院、设济、上方诸寺。

　　元代是上方寺的恢复发展期，为明代上方山寺的鼎盛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明代，天开寺日益败落，上方山寺却迎来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形成自立山门之势。因此，上方山寺不再是天开寺的属寺，而是独立于天开寺的寺院。当年上方山寺庵发展到一百二十座，全盛时住僧二百有余。

　　由于明庭太监的参预，上方山寺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创造了上方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早在明初的成祖永乐年间（1368—1398），内官临太监向福善就资助上方山僧人然义修缮了上方山云梯，并在云梯之上创建了接引弥陀殿，也就是云梯庵。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兜率寺住持常文、僧人昌义、信士陈普寿等募化重修云梯庵。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正月，御用监太监王瑞奉旨到房山云居寺、上方山等寺院布施。见到上方山“天梯”（即“云梯”）崎岖陡峻，攀行艰难，联络宫中太监募化重砌，四月初开工，十一月初告竣。这是明代第二次修缮上方山上山要途云梯。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司礼监太监李中轩修缮上方山主寺兜率寺，在寺中增建了天王殿、伽蓝祖师殿、弥勒阁。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明庭权宦总督东厂官校办事提督两司房掌司礼监御用监印提督礼仪房太监冯保施财，第三次修缮云梯。同时还修缮了云梯庵、静夜堂、创建了永亨庵，并于上方山下的孤山口村创建了规模宏大的普济寺。翌年（1577），冯保又于兜率寺主殿雕刻《四十二章经》嵌于后壁。万历末，惜薪司太监李志义重建文殊殿。

　　明代太监除出巨资在上方山修缮、创建寺庵外，还曾两次奉明版《大藏监李中轩在修缮兜率寺，增建弥勒阁的同时，奉佛经四柜藏于弥勒阁中，这是明代太监第一次向上方山赠官修《大藏经》；第二次是万历四年（1576），司礼监太监冯保，创建永亨庵，奉《大藏经》一藏，计五千零四十八函，全部经函用蓝绢包裹，共安置八个经柜，分别藏于永亨庵正殿、两夹殿，以及专设的经殿中。可见，当年创建永亨庵，就是为了奉藏《大藏经》。明太监两次奉藏了上方山的《大藏经》分别为明代的《南藏》和《北藏》。《南藏》为永乐时期（1403—1424）南京印本，《北藏》为正统五年（1440）印本。文革时期，这两部大藏经被送到北京国子监保藏，后来辗转流于房山云居寺。现在这些《大藏经》仍存于云居寺内。

　　明代上方山有一位颇有影响的禅宗大师，这就是天香禅师（1506—1579）。天香禅师，名宗连，字天香，今河北省武清县人。其塔记称赞他：“勤参苦究，洞晓真宗，京师人民悉蒙教益。”足见天香禅师当年在明都北京颇具影响。天香禅师晚年来到上方山，居于朝职洞面壁、参经，万历七年（1579）圆寂于朝阳洞。

　　孤山禅师是明代另一位有作为的上方山僧人。孤山禅师原名李进寿，今河北省武清县人。与天香为同乡。早年供职内庭银作局，后来于少林寺山家，法号圆银。几年以后，来到上方山，万历四年（1576），得到冯保的资助在孤山口创建了普济寺。后来普济寺成为一方名刹。

　　明清交替，社会动荡，上方山开始走向衰败。一方面，战乱直接对上方山守庵造成破坏；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导致寺院建筑年久火修，所以清初，上方山寺庵倾圮过半，到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上方山寺庵不过恢复到七十二座。康熙三十一年（1692），消人费密游止方山时，上方山寺庵便是七十二座，他在《游上方山》中写道：“禅院七十二所，悉种牡丹”。其实，当年所说的七十二庵是将延寿洞、九环洞、白牛洞、西方洞、背阴洞、观音洞、金刚洞等七洞算在其中的，除去七洞，上方山寺庵实际上仅存六十五座。

　　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太监未涉足上方山事物。在清代，上方山得到皇帝和亲王们的关顾。其中有三位皇帝为文殊殿御书匾额：顺治皇帝为文殊殿首题“别有天地”，雍正帝继题“福”字，乾隆帝再题“慧海慈航”。果王、宁王、肃王、显王、宝王、懿王等王公朝贵也分别为兜率寺、文殊殿、观音阁、兴隆庵、摘星峰、观音殿等寺庵题匾书联。恭亲王和肃亲王还在舍利殿的画廊，亲自为云水洞洞景重新题名。

　　民间的施助活动，构成了上方山清代佛教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上方山现存清代有关施助活动的碑刻十三方，分别记载了自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光绪二十年（1894）一百七十二年间社会各阶层施地舍财的史实。

　　清代有案可查的，上方山所得施地一千五百八十三亩，有些施地缺乏数量记载，没有计算其中，如果算上这些没有数量记载的施地，上方山所得施地总数应在两千亩以上。这些施地几乎遍及当时房、良两县（今房山区）各地。 因此清代上方山的香火地分布颇广，东达永定河畔的窑上一带，西南达长沟、南尚乐、秧房等村。房山城东的饶乐府，城南的坨头、次洛等村，以及上方山附近的上、下中院、孤山口等村，都有上方山的香火地分布。上方山的香火地在外县也有分布，如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的杨胡屯，直隶大城县（今河北省大城县）的北辛张村，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的南廊冢等地。

　　清代广泛的施助活动，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还反映了清代上方山僧人的生活状态。当年，上方山僧众主要靠社会施助的香火地地租维持生活和宗教活动。

　　但是总的来说，清代上方山僧人生活非常困难。即便在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据碑刻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方山僧人收入不足，不得不以募缘为生计。乾隆末年，北方一带闹灾荒，上方山僧众无以为生，落到要下山逃荒的地步，情非得已，寺院住持将本山香火地典当以度灾年。由于生计艰难，直到嘉庆初，也无力赎回典当地亩。迫于生计，上方山住僧日减，道光二十五年（1845）完颜麟庆游上方山时，住僧仅存八十。

　　晚清时期，上方山僧人出于生计考虑，改变了单纯以香火地维持生活的状况，开始涉足商业，在四周的商业重镇开设商号，当年长沟镇的“天泰成”商号，就是上方山僧人经营的。

　　民国伊始，旅游畅兴，上方山僧人开始旅游接待和经营，上方山兜率寺成为房山历史上最早的旅游经营单位，上方山僧人成为最早的旅游经营者。

　　民国以后，上方山进一步败落。到民国八年（1919）蒋维乔游上方山时， 由于口粮不敷，住僧仅剩三十几个。当年各庵僧众每年都要向兜率寺领口粮，每人铜子二十吊，米一石二斗。年景日艰，僧人不得不被迫将香火地典当。

　　民国十年（1921）吴其辕游上方山时，上方山香火地仅存数顷，每年收入地租不过二百余石；上方山诸寺分为八家七十二茅庵，均在兜率寺统辖之下，无私产，僧人们每年到兜率寺领口粮。八家僧每人每年小米三石六斗，银币八元。茅庵僧仅能领到小米一石二斗，银币八元。口粮不足，僧人们还要自己劳作，艰难的糊口。

　　所谓七十二茅庵是沿袭清代的说法，当年七十二庵已圮废近半，山腰岩壑，往往见颓垣败瓦，而保存完好的只有十几处了。后来虽经修复，也不足三十座。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侵占房、良地区，地方武装蜂起，当年最有影响的一支为“抗日救国同盟军”，号称十路大军，其中的“三路”胡振海部就驻防上方山，山寺惊扰，僧人四散。新中国成立后，仅存于接待庵两三位僧人或老死，或入村谋生去了。

　　历年来，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对上方山寺庵进行了修复。

　　1985年，修复了兜率寺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等。1993年，修复了兜率寺山门、瓣香庵、云梯庵。2001年修复了红桥庵、舍利殿、毗卢殿，2002年，进行了兜率寺大雄宝殿抢险工程。

　　而今，上方山保存基本完好的寺庵有：云梯庵、兜率寺山门、瓣香庵??配殿、舍利殿、毗卢殿、向阳庵（大悲庵）、华严庵、法华庵、藏经阁、退居庵、斗泉庵、钟楼。

　　二

　　作为一座历史名山，上方山旅游观光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萌发于明代。 明代最早来上方山旅游观光的是大画家徐渭，这位绝世巨匠，不得志于官场， “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间来到了素有“幽燕奥室”之称的上方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上方山记》，在游记中他以画家的视角这样描述上方山： “庵寺复精绝，莳花修竹，如江南人家别墅。”由此衍生出上方山“南有苏杭，北有上方”的美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代诗文家曹学亻全游历上方山，写下了《游房山记》，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游历上方山，他们把游历见闻收入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

　　清代，揭开了上方山近代旅游的序幕，康熙三十一年（1692）、乾隆元年（1736）、乾隆八年（1743）、道光二十五年（1845），都有游客游山的记载。另外，王公大臣、士大夫游山屡屡有之，王公如果王、宁王、显王、宝王、懿王、肃王、恭王，士大夫如朱彝尊、姜宸英、徐元文等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方山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国游客，这就是平汉铁路局法籍工程师普意雅（G.Bouillard）。这可视为房山境内接待外国游客之端。

　　上方山地处北京西南远郊的深山区，交通不便。早年，从北京城到上方山旅游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或骑乘，条件次一些的只能骑驴，在这样落后的交通工具下，六十公里的路程算是遥途了，而自瓦井入山至上方山下的接待庵的十几里的山路更是崎岖难行。关于这段山路，清明文献多有记述：

　　所过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与山势为升降……过（孤山口），则崇山如环，幽溪如带，时时涉溪，沿壁践苔，扪萝，乃至山麓。（明·曹学俭《游房山记》）

　　循孤山口而西，峰横涧束，涧上侧径如古墙边趾，人如行弄中……十二三里到下接待庵。（明·刘侗、于奕正《上方山》）

　　至孤山口微雨，石路欹侧，车为之摧。同人皆舍车或步或骑，村舍络绎，旁夹两山，十里至接待庵，马病矣。（清·查礼《上方游记》）

　　驱车至孤山口，舍车而骑。绝数涧，马蹄锵乱石中。山势忽陡矗，若路几绝，接待庵在焉。（清·谢振定《游上方山记》）

　　由于路途的艰难，直到清代晚期，有条件来上方山旅游的人并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的落成，改变了上方山旅游行路难的状况，京汉铁路通车后，横穿上方山所在的房山东境而过，在境内设良乡、窦店、琉璃河三站，境内的琉周支线，从琉璃河达周口店， 人们到上方山旅游，从北京乘火车可方便快捷的到达琉璃河站，或转支线到达周口店，然后再转程到上方山，这比原来百里的车驰马驱就方便多了。

　　交通的改善，为上方山旅游开辟了空前的前景，民国建立，上方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上方山的旅游接待历来是由上方山僧人承担的，明清时候，上方山僧人不过是作为东道主招待前来观光的游客，进入民国，僧人们开始把这种接待变为旅游经营，利用寺院接待游人食宿，为旅游提供往来交通和上山导游等项服务，而僧人们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当年，素有上方山第一庵之称的山下接待庵，承担起旅游经营接待的任务。民国初，上方山游人还不算太多，每年不过接待三五次游客，每年的游客总数，不足二十人

　　民国十年以后，上方山的旅游接待渐成规模。当年，来上方山的旅游路线有三条：第一条，由北京前门乘京汉路火车到琉璃河站下车，或乘坐汽车到琉璃河，然后骑驴或乘坐四人轿、或步行二十公里到达上方山。第二条，由北京前门乘京汉路火车到琉璃河站下车，再换乘琉璃河至周口店的火车，行十六公里至周口店站， 自周口店，再骑驴或步行至十几公里至上方山。第三条，由北京前门外香厂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房山县城，再骑驴或步行约三十公里到上方山。这三条路线，以第一条路为主。当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驴和四人轿。来上方山的游客可提前与上方山预定，预定方式是把信寄到上方山在长沟镇经营的商号“天泰成”，告知来上方山旅游的日期，所达车站及到站时间，向上方山接待庵预约乘驴或四人轿。 “天泰成” 及时把信转上方山接待庵，接待庵如约安排驴、轿到达指定的琉璃河、周口店或房山县城接游客。可见，这和当今的旅游公司接待旅游团别无二至。除上方山前来接应的驴、轿外，各站点还有些散户经营驴、轿生意。不过价钱要比从上方山预约的要贵得多。比如，从琉璃河到上方山二十公里的路，事先从上方山预约，四人轿每乘二元，驴每头五角，如果在车站自己雇，就贵多了，四人轿每乘五元，驴每头要八九角。

　　民国二十五年（1936），通往上方山的最后一段坎坷山路变成了坦途，瓦井至上方山下的圣水峪间的汽车路开通。捐资修路的是在周口店开矿的商人王毓霖，而首倡修路的则是王毓霖的挚友傅增湘。

　　傅增湘，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平生好游，自称“生平雅嗜山游，三十年来南北名胜，攀陟殆遍，而燕京近郊山水，登览尤频。”民国七年（1918）春天，北洋军阀政府决定安置在华的德奥两国的侨民于房山县的云居寺，为此傅增湘来房山县实地考察。考察期间傅增湘来到了上方山，为上方山悠久的佛教文化和神奇的自然风光所倾倒。此后，上方山成了他的屡游之地，每逢春秋佳日，必策杖登临。

　　傅增湘的好友王毓霖在房山县的周口店经营矿业。这里距上方山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王毓霖也喜欢上方山，经常到上方山观光，因此深以路途险阻为忧。一天王毓霖到傅增湘的藏园造访，傅增湘和他谈及修路的设想。王毓霖经营实业，颇有些钱财，在傅增湘的鼓动下，王毓霖决定出资修建通往上方山的公路。王毓霖亲自勘察所经路线，亲自主持规划设计。王毓霖热心公益，得到了房山县政府和县路局以及当地驻军的支持，当年修路工程十分艰巨，遇山需劈开山体，逢涧要迭砌石桥，经过艰苦的施工，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即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开通了自瓦井至上方山的汽车路，游人可以乘汽车直达上方山下。上方山旅游进一步兴旺起来，上方山游人大增，汽车路开通的当年，仅旅游旺季的四五月份，上方山接待游人就达二百余人，这在当年已经十分可观。

　　在汽车路修通的同时，上方山的第一部旅游读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房山游记汇编》。倡编这部旅游读物的还是傅增湘和王毓霖。当年，傅增??名胜的游记结集出版，定名《房山游记汇编》，傅增湘亲自为书作序，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7月出版。全书共收录有关房山名胜的游记22篇，这22篇中有关上方山游记多达16篇，此外的一些篇目则涉及了房山的云居寺、红螺险等名胜。这些游记不乏周忱、徐渭、袁宏道等一些大家的手笔。游记作家中，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和日本人太田喜久雄。《房山旅游记汇编》出版后，分别在北平东安市场内中华商场的中原书店、北平王府井大街同生照相馆、北平王府井大街五兴照相材料行、北平王府井大街东方照相馆、北平东长安街十五号中内饭店寄售。这是上方山的第一部旅游读物，也是房山区历史上的第一部旅游读物。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上方山结束了由僧人兼营旅游的局面，人民政府加强上方山管理，成立专门的机色，正式开放上方山旅游，投入资金进行交通和旅游环境建设，上方山成为北京旅游的重要景区。

　　建国初期，上方山资产和庙址收归国有，人民政府在上方山设立森林经营所，在接待庵办公。1958年，房山县将全部山林和庙产移交北京市公安局造林队，1965年通往上方山的交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自岳各庄通往上方山下圣水峪的13.55公里的“岳圣路”修通，这段路在民国时期汽车路的基础上，修成了简易柏油路。1970年，上方山为房山县农林局接管，成立上方山护林队。1980年2月，移交房山县文化科，成立上方山管理处，在文物保护的同时，开放上方山旅游，这标志着上方山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旅游经营单位。翌年，上方山管理处又划归房山县林业局。1982年，为改善上方山旅游交通，将“岳圣路”4.3公里的路段改建为三级柏油路。1984年，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投资50万元开辟西路云梯。1992年11月，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建立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1998年，房山区政府成立房山区旅游集团公司，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归属区旅游集团公司。2000年，投资750万元，建设了东西两路登山索道，东路长210米，西路长836米。2001年10月，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归口房山区旅游局管理。

　　上方山作为一座历史名山，其旅游潜力很大。随着上方山诸寺的逐步恢复，上方山将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感受灿烂的佛教历史文化的观光和休闲胜地。

　　作者系区文委文物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