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理和尚记事

　　仁理和尚记事

　　赵润东

　　仁理，俗名王栋，1924年3月11日出生于岳各庄乡五侯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人除了耕种，在农闲时还要做些棚匠活，所以人们称其为王家棚铺。王栋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王润田在其三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和年迈的祖父母支撑。

　　王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在本村读了6年小学，基础扎实，颇能识文断字。“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疯狂占领中国大部领土，房山境域很快也遭沦陷。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且战且退，自房山附近撤至五侯村时已溃不成军，他们在五侯与南章村交界的土沟(人称南章沟)弃下面粉、枪支和车辆，轻装向南溃逃，老百姓称为中央军退却。混乱之中，百姓们携妻带子背井离乡，四处逃难。13岁的王栋随家人向西部山区逃奔，行至上方山下的中院村，在其表弟张全家住下，时达半年。

　　1938年，为了糊口，王栋到北京鸿庆纺织厂学徒。三年之后转到昌平县清河大成煤站当会计，后又转到顺义煤站。这期间，先后有四年多时间。

　　1946年，已长成人的王栋独自来到北京，在虎坊路西柳树影开了一间刻字店铺，字号为善谦刻字铺。他心灵手巧，不用事先在章料上书写，直接用刻刀操作，而且真草隶篆样样精通。这年，王栋娶妻成家，本来可以享受小家庭的温暖，但不幸的是，半年后媳妇因病逝去，这不能不给他以精神上的打击。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到各乡村征兵扩军。本村保长挨家统计，王栋自然被列入名单。其兄王桐来到北京说明这一情况，让他想想主意。后商定谎称其在北京已当兵。于是就到照像馆，穿上国民党军服照了假照片。其兄带着王栋照片回到村里向保长出示并作说明。但保长不允，说有照片不行，还要有护照，否则说不清。其兄感到不易混过，赶紧又返回北京，让王栋想办法。王栋无奈，为了逃避当兵，只得收了买卖关店铺，与朋友陈精忠一起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到了四川重庆。

　　陈精忠是个买卖人，在成都开有“记时钟表店”。王栋随陈转到成都后在店里搞钟表修理，几天过去倒也觉得安然。在这半年时间里，适应和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于是常去附近的近慈寺听法师讲经，因而有幸与能海法师相识。能海法师时为近慈寺主持。寺内有一照客师姓周名影师，系北京昌平人。谈起话来说是家乡人，倍感亲切。各叙家常志向，由周引见，王栋当了居士，法名定伦。随后的两年内，他经常出没寺院，聆听各位法师讲经说礼。1948年，拜能海为师正式受戒出家，法号仁理。

　　近慈寺位于绵竹县云雾山中，有庙产80余亩，是能海率弟子惨淡经营复其旧观的一处道场。能海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照(1886年——1966年)。生于四川绵竹县汉旺场。其父母早亡，依靠长其10岁的姐姐抚养成人并就近塾书，14岁时入成都恒升通匹头业学徒。“庚子乱后，清政窳败，外侮日亟”。能海弃商从戎，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考入陆军学校速成班，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派赴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任侦察大队长，将一年，升为连长，不久被调赴云南总督胡文南开办的讲武堂任教官。此时，朱德也在校，雅相器重(解放后能海在全国人大开会，朱总司令常关心过问)。讲武堂结束，返川军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旋即辞职返渝。1915年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半年后回北京。此行，对日本佛教颇有感触，于是萌生学佛之念。

　　起初，他于涪陵天宝寺从师于住持佛源法师。1924年，在其39岁时出家，法名能海，字阔初。以后，研习汉译三藏教典，(即以沟通汉藏学为己任)禅教诸宗。“七七”事迹后，他率弟子20余人返川，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其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能海率弟子数十人住寺，苦心经营，不但恢复其旧观，而且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蔚为一大伽蓝。以后，藏僧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规均甚赞叹。

　　能海法师为保护名山大寺文物终生奔走，不遗余力。先后在成都近慈寺、重庆真武山、绵竹云雾寺、峨嵋慈圣庵、山西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场，共开建道场6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1950年，解放军代表来近慈寺询问进藏事宜，能海都详细告之，并选弟子隆果、弥悟为翻译，协助与西藏地方交涉洽谈，旋即亲往北京，会同喜饶嘉措等共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电西藏地方当局，申明党中央眷顾西藏、宽士为怀的诚意，努力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和平统一的伟大使命。这期间，仁理跟随师父苦修钻研，深得师父的教诲，不但懂得了较深的佛礼，掌握了一定的藏语知识，还学到了师父明察时势，积极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四处奔走的进步思想。同年，能海法师离川进京，与仁理分手，仁理仍留四川。不久，他下山住进云雾山寺附近的茅棚坐禅修行。

　　1951年10月，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之后，来到五台山，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自食其力。自此，能海法师定居中台下2．5公里处清凉桥内。1953年，仁理离开四川回到北京，在琉璃河镇开“新时钟表店”修理钟表，时间约有1年。后来，仁理到五台山找能海法师，师父劝他回来。仁理同意，并于1955年来到五台山。半年后，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仁理陪同师父赴北京参加大会。会议期间，仁理根据党和政府关于宗教方面政策，建议能海在北京建一处佛家道场。能海同意，地点定在上方山。会后，能海和仁理与公安部门联系，经批准，仁理上山看寺。同时，师父又派来二人，东北来二人，仁理在上方山上与其它四位僧人耕作之余，在集市时到长沟、琉璃河两镇上收揽些破旧钟表修理，换回零用钱作为五人生活费用。1956年，根据组织安排，仁理调到云居寺参加培训，主要学习拓经技术。1957年正式开始锤拓历代石经。

　　仁理精通钟表修理和篆刻，经过系统学习，很快又掌握了拓经技术。他居住在石经山藏经洞旁边的山崖下面，认真锤拓经文。1958年4月28日，突然来了公安人员将他逮捕，原因是涉嫌反革命罪。当时，房山的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但剿匪清特工作始终未停。社会上流传仁理是美蒋特务，因为心灵手巧，能用洗脸盆制造电报，盛满水即可发报。说他在上方山时经常与台湾联系。本次逮捕，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在社会上散布反革命言论，被定为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后来得知，检举人就是其姐夫。当时，其姐夫蒋有林在公私合营单位工作，准备单干在长沟镇开蒋字铺饭店。于是筹备资金向仁理借款200元，同时，劝仁理还俗为他记帐。仁理讲自己身为出家人，没有资金。另外，现在都要公有，你自己搞不好，目前的政策是变化多端。其姐夫对此十分不满，一是怨他不借钱，二是阻止他继续工作。于是到公安部门检举仁理诬蔑党的政策是“诡计多端”，由此便导致了仁理一场牢狱之苦。

　　仁理被判刑后，为了清除宗教迷信思想，先在狱中写了半年交待材料。1962年以后开始与曾经留美、英、法等国专家一起在科仪厂搞科研项目。如我国飞机、军舰等所需高精密150型直流发电机，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供应紧张。国家为解决这一问题，将研制任务交给科仪厂。仁理当时担任压装下线工序。经反复试验，解决了换项器工艺加工改革，与专家们一起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的产品，从而取代了进口发电机。接着，仁理又研制塑料制品工艺技改。当时，塑料凉鞋刚问世不久，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对扉边问题也无法解决。仁理对此提出技改建议，很快得到领导同意。他研制出的塑料凉鞋无边模具一年可节省400余人工，节约修边费达18万余元。之后，他又研制铝制品加工工艺。如椭圆形铝制品卷边工艺，当时国内是个老大难，仁理仅用两个月时间，采用滚轮轨道技术试制成功，其工艺与日本产品完全相同。从此，全国各铝制品厂都来参观。据不完全统计，仁理在狱中搞技改项目一百多项，为科仪厂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由于改造表现比较突出，仁理提前一年释放。当时的军管代表坚持要他留下，许诺给他长二三级工资，仁理因此又留厂二个月，于1972年出狱，到东北继续研制塑料制品。后来，仁理研制的管道防腐材料、万能注头等被国家批准为发明工艺专利产品，为国家有关项目填补了空白。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