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乡寿因寺及遗碑

　　良乡寿因寺及遗碑

　　李瑞祥

　　遗址位置及现状

　　寿因寺位于良乡城东北三里多的塔湾村，建于明万历中期，曾名三教寺、十方院，清康熙时重修改名寿因寺。民国时期，塔湾村因其紧邻梅花庄，村又过小，所以并入梅花庄为一个行政村。

　　寿因寺遗址位于梅花庄原村址西北角，村委会原办公楼北侧。2002年，村里在遗址位置建起了温泉游泳馆，馆前广场上原地竖立两块古碑，寺庙踪迹全无。古碑周围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建游泳馆时为保护古碑而雕制的仿古石栏板碎块。广场大门外是原梅花庄村里一条南北向的水泥路，自北向南沿着遗址曾经有过的东院墙，到东南角向西拐了一个小弯，经过大门口又折向南去，直奔昊天塔西侧。据村里老人讲，这条水泥路就是覆压在古代京城通往南方的“九省御道”上修建的。查清光绪十五年（1889）《良乡县志》，有古良乡县辖区地图。图中寿因寺紧邻“京师大道”西侧，东侧是塔湾村，位置在昊天塔北略偏东；而当时的梅花庄位于昊天塔东，现该地是梅花庄村耕地，已无民居。清光绪《良乡县志》印行仅八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国已开始分段并举修建京汉（北京至湖北汉口）铁路，两年后即1899年1月良乡火车站建成运营。车站建在遗址西侧，现车站内共铺轨10股，经实测，最东侧钢轨距遗址内最西侧古碑仅42米。想来当年铁路是从寿因寺院墙外擦肩而过。

　　两块古碑坐北朝南，一东一西。

　　东面的碑螭首方座，碑身两面的四周浮雕有十条小龙和火球围成的长方形边框纹饰，碑座上也浮雕有龙。碑首高118厘米，宽118厘米，厚45厘米；碑身高223厘米，宽108厘米，厚40厘米（碑侧平面厚38厘米，加浮雕凸出部分厚40厘米）；碑座高30厘米，宽165厘米，厚90厘米。据村委会干部说，碑座原本更高，修建游泳馆广场时，地面垫高加上铺砖，所以碑座被埋入土中一部分。此碑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夏落成的“寿因寺碑”，距今已286年，一直在此竖立。但风化明显，碑文有模糊不清之处。碑阴几乎看不出文字。

　　西面的碑也是螭首方座，但碑身四周没有浮雕龙形边框，且明显比东面的碑矮小一些。碑首高100厘米，宽100厘米，厚40厘米；碑身高196厘米，宽94厘米，厚32厘米；碑座高30厘米，宽138厘米，厚76厘米。碑座因上述同样原因，降低了不少。此碑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5月落成的“三教寺碑”，距今已397年，比东面的清康熙碑早了111年。但碑文字迹清晰，没有模糊风化的地方。原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此碑被推倒埋入地下。村里修建游泳馆时，挖出来按古碑原来位置重新竖起。除碑身底部插入碑座的石榫部分已损坏外，余皆完好。看来埋入地下这三十六年反而因祸得福，得以保留完整清晰的碑文内容。

　　除这两块碑外，在游泳馆广场西南角民居墙外，良乡火车站铁路工区院内曲折的夹道里，还有一块古碑，即前面提到的遗址内最西侧古碑。此碑也是坐北朝南，面对村里一家开饭店的民居后墙的西北角，碑与墙间距离仅152厘米。碑身周围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旧砖瓦和钢轨配件，地方逼仄。紧挨着古碑，蓬勃生长着一棵椿树，在本就阴潮的小夹道里，为古碑挡风遮雨，与古碑相依为伴。这块古碑也是螭首方座，碑首高102厘米，宽102厘米，厚35厘米；碑身高170厘米，宽92厘米，厚28厘米；碑座被碎砖瓦覆盖，仅露出轮廓。此碑为寺僧墓碑，因风化严重，文字模糊并多有缺失，不能确定准确的年代。

　　碑文

　　明万历“三教寺碑” 碑额篆书：“三教寺碑”。碑身楷书，全文如下（碑文断句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良乡三教寺十方院碑记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经筵曰讲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掌院士西京王图篆

　　赐进士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袁宏道撰

　　赐进士第广东道监察御史前中书舍人苏惟霖书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过良乡，迟三弟中道不至，寄居东关外。偶同客步小石冈，过塔湾，村店四十余家，墟烟尽处，碧瓦参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声则则，从内出一僧，面癯而黝，发寸余不剪，对客语甚健。问之，曰：“江夏僧体空也。”余因谓：“荒街绝侣，飞埃蔽道，马驴丁丁之声，穷昼夜不绝，喧嚣荒恶，奈何庵此？”僧曰：“余本行脚老头陀，自入燕来，昼则挟册讲肆，夜则墙间树下，剪爪无工，何暇圆室？忆往岁，曾与数开士道出此乡，饥渴困乏，风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饭不得，求一椽暂止亦不得，饥疮内逼，寒鬼外虐，酸苦之际，此愿勃发。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编茶棚半间，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间，赖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蓝。北参南询之侣，至者如归；官邮之使，络绎于门；汤茶之供无宁晷，辘轳之声，从鸣鸡达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计也！”余周视殿庑禅室僧廊，备体而微，凡丛林中所宜有者无不具。因叹曰：贤哉僧也！使天下之为僧者皆如汝，天下之为儒与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中，刹宇相望，贮廪以待饥，空室以伺往来，仁让相先，贫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沟壑之民，有司持筹展转不及也？今道士之纤啬不足论，余儒者也，一钱不与，文曰俭德，但惧伤惠，不恤伤忍。怀市井锥刀之心，背先圣立人之教，沟中之瘠，宁复挂念？嗟乎！余之愧汝多矣。

　　体空名真圆，檀信名例书碑阴不具载。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吉旦。

　　碑阴是建寺时的施主名单，包括钦差守备涿州都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济州卫等多人，本文不录。

　　清康熙“寿因寺碑”碑 额篆书：“敕建寿因寺碑”。碑身楷书，全文如下：

　　重修寿因寺碑记

　　国家久道，化成河海清晏。

　　皇帝于万几余闲时巡

　　畿甸，所以修武事，省耕敛，所无逸也。道路经过，遇招提洞府，间亦流览憩息；或命修造锡名悬额，以为民祈福，凡大小丛林得邀。

　　宸翰则万众观瞻，远近辐辏，坛场香火为之益胜。良乡县北古十方院，肇自明时，历有年所，栋宇倾颓，丹青漫漶。庚子春随驾过此，捐资重修。为

　　皇帝祝厘，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朔落成赐御书匾额，殿曰：“花台止水”，大悲坛曰：“大悲慈航”，易院为寺曰：“寿因”。

　　天章璀璨，凤舞龙飞。佛曰：增辉宗风，丕振于以。祝

　　皇图之巩固绵。

　　圣历于万年，广祗树之福因，登斯民于仁寿者，庶其有助。欤！是为记。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夏六月朔日。

　　皇十六子允禄奉

　　敕谨书（钤印两方）

　　碑阴风化严重，文字几不可识，能辨认出来的只有少量楷书汉字，没有一点满文的痕迹。

　　寺僧墓碑 碑额篆书：“ 公碑铭”。碑身文字为行书，因风化严重，多模糊不清和整片文字缺失，本文不录。碑阴无字。

　　从碑文内容看寿因寺

　　“良乡三教寺十方院碑记”系袁宏道所作。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人称“三袁”，为“公安派”领袖，有《袁中郎全集》传世。此篇碑文收入全集的“游记”部分。

　　文中记叙了袁宏道于庚子八月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因事经过良乡，来到塔湾村，发现了碧瓦参差的三教寺。寺僧体空是湖北武汉人，长得又黑又瘦，头发一寸多长了也不剪，但很健谈。袁宏道奇怪为什么将寺庙建在这样喧嚣荒恶的路边，体空说自己原是行脚僧，来到燕地，经常饥饿困乏，吃住无着。因此发愿，先支起个小茶棚，招待云游僧人和旅途中人歇脚喝水。经过七八年努力，依靠多位为官施主的力量，建起了三教寺。从此南来北往的旅人和官邮之使多了一处休息的好地方，寺里每天烧热水供茶饭忙得没有歇息的时间；井旁摇辘轳打水的声音，从早晨鸡叫一直到深夜响个不停。袁宏道见寺里的殿室僧廊等应有尽有，建造得幽深精妙，完备得体，他不禁感慨：如果天下的僧、儒、道都像体空一样，每个寺庙都贮备粮食以备饥荒，空出房舍以待过往的人，互相谦让，贫富相助，怎么会使灾年死那么多人，使官吏们救灾的事忙不过来呢？

　　碑文记述了三教寺的创建过程，以及寺僧体空在倍受磨难后，不分三教九流，广济十方旅途劳顿之人的慈悲胸怀，这一点从寺名上也已反映出来。

　　下面有几点值得注意：

　　袁宏道游历三教寺是明万历二十八年，当时寺庙建设已很完备。也就是说，该寺建成至今已有410年历史。

　　袁宏道此文应是游历三教寺后不久写成，而刊刻立碑是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此时袁已去世一年，距袁游历该寺已过去十一年。

　　三教寺客人中“官邮之使，络绎于门”的热闹景象，除寺僧体空周到的服务让“至者如归”外，该寺所处的地理位置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古代自汉朝始，每隔三十里设驿站，良乡距京城中心约七十里路，距广安门约六十里。古人远行以畜力为主，牲口跑累了也需饮水喂料，良乡正是出入京都一日路程该歇宿的地点，有名的“固节驿”就在良乡城内。而三教寺建在京师大道旁，无疑更为方便。

　　另外，自隋至清，驿站一直隶属于兵部。三教寺的大施主多是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都指挥使和锦衣卫指挥使，也就不奇怪了。

　　以古碑实刻文字为准，对比《袁中郎全集》中该文，不计开头撰文和楷体篆体书写者名录，以及末尾立碑年月，正文共有五处不同，即换字、添字、错字、颠倒字位等，总体意思基本无大碍。

　　“重修寿因寺碑记”系康熙皇帝的第十六子允禄奉命所作，并以楷体书写，文末郑重钤印两方。

　　文中记叙了康熙皇帝于日理万机之余到京郊巡视，庚子春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春，允禄曾随同康熙帝到十方院来过。当时寺庙的房屋失修，佛像和壁画的彩绘已经褪色脱落，决定捐资重修。竣工后康熙帝为寺庙亲笔题写了匾额，并将原“十方院”改名为“寿因寺”。

　　这篇碑文可以和清光绪《良乡县志》中关于寿因寺的记载一起看。县志中“寿因寺”条全文如下：

　　在县北三里许塔湾村，明万历中僧人达空募建。原名十方院，国朝（笔者注：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版《良乡县志》中，此二字改为“前清”）康熙庚子庄亲王随驾过此，捐资重修易今名。颁赐御书匾额二，正殿曰“花台止水”，大悲殿曰“大悲慈航”。寺内院宇幽深，花木繁盛，往来星使多驻节于此。

　　根据碑文和县志的记载，下面几点值得注意：

　　庚子春康熙帝来良乡路过十方院，入内“流览憩息”，此时距袁宏道庚子八月游历该寺，已过去整一百二十年。这时寺里“栋宇倾颓，丹青漫漶”，所以决定重修。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来良乡十方院时已是老人，两年后即去世。

　　寿因寺重修后，“寺内院宇幽深，花木繁盛”，环境更加优美。“往来星使多驻节于此”，说明重修后寿因寺已升格为接待朝廷使者的寺院。

　　明万历“三教寺碑”和《袁中郎全集》中，募建三教寺的僧人都记为“体空”，而清光绪《良乡县志》中却记为“达空”（民国《良乡县志》照载）。“体”字和“达”字的繁体字形（體、達）并不相近，“体”字也与清代各皇帝的名字年号没有相同的字而需避讳，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关键的错误？

　　为了更准确严谨，笔者又查阅了《光绪顺天府志》，其中关于良乡寿因寺的记载全文如下：

　　寿因寺在县北三里许塔湾村，明万历中僧人体空建，原名十方院。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庄亲王随驾过此，重修，乃易今名。有碑在寺内。院宇清幽，花木繁盛，往来使者多驻节于此。

　　看来，是《style="TEXT-INDENT: 21pt; LINE-HEIGHT: 28pt">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光绪顺天府志》将康熙帝来寿因寺记为五十一年（1712），而“寿因寺碑”和《良乡县志》都记为“庚子”，即五十九年（1720）。笔者认为应以碑记为准，因为碑文中不仅说到康熙帝是庚子年春来的，还记载了重修工程两年后竣工的年月，以及书写碑记的年月。

　　两部《良乡县志》都全文收录了“重修寿因寺碑记”，与古碑实刻文字对照，有丢字、添字、换字、错字和个别词字的顺序变换等十几处不同，但总体意思基本无大碍。

　　记忆中的寿因寺

　　笔者自2008年3月至7月数次去梅花庄寿因寺遗址，除测量、照相、抄录碑文外，还访问了村委会负责人和两位老人：纪士忠（男，82岁）和李淑琴（女，63岁）。

　　综合两位老人的回忆，民国时期的寿因寺有三进殿宇，深灰色砖墙，房顶覆以深蓝色琉璃瓦（袁宏道文：“碧瓦参差”），寺院的围墙是灰砖黄瓦。前殿大门东侧有一株老槐树，正殿大门西侧是一株高大的柏树。寺院内有一口大铜钟，声音宏亮，方圆十里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钟声。寺院的匾额都是石刻的，佛像都是铜的。正殿的如来佛铜像为坐姿，一只手掌心向上，向前平伸出来，整个铜像高约两米多，端坐在约一米高的汉白玉石雕莲花台座上。佛像两边各立一尊童子像。另外，老人们听祖辈说，前殿有十八罗汉像，后殿有观音菩萨像，但从他们记事时就没有了。寺院的西南角是僧人墓地，墓地中间有一座祭祀用的小庙龛，大小不一的墓塔排列有序，大多是砖砌的，南端最高的墓塔两边立着两块古碑。寿因寺大门紧邻京师大道，门外不断有拉骆驼的、赶马车驴车的（袁宏道文：“马驴丁丁之声，穷昼夜不绝”）和挑担步行的人经过。

　　寿因寺里原来驻有部队，炮八旅、国民党二十九军都驻过。当时寺庙建筑是完整的，门窗都不缺，庙门有时关着，也有时开着。后来日本鬼子打过来，二十九军撤走后，庙里的门窗、佛像就开始逐渐丢失。抗日战争后期，日本人打算把大铜佛运走，已经把铜佛弄下莲花座准备装车了，为此铜佛的脖子后边还被他们刮开一条大口子，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好多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铜佛就是搬不上车。日本人无奈，最后只能放弃。当日本人仓皇走后，村民们把被丢在地上的铜佛抬上莲花座归位时，感觉很容易，没费多大力气。这时大家都很惊异，认为是佛祖显灵，不让日本人掠走。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青年军打着修建铁路沿线碉堡炮楼的幌子，公然把寿因寺拆了。寿因寺遗址的一片瓦砾中，只剩下四块古碑和莲花座上孤零零的铜佛，以及几株高大粗壮的古树。至此，有着三百五十年历史的寿因寺遭到毁灭性破坏。

　　解放初期，大铜钟被政府运到良乡西门外，供良乡县人民法院使用。后来转归良乡某街大队，文革中被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破四旧”高潮。秋天村里正准备割芝麻时，良乡某技校的红卫兵把铜佛和白玉石雕莲花座砸碎，“三教寺碑”被推倒。推倒的“三教寺碑”就地挖坑埋入地下；西南角的两块寺僧墓碑，东边的由于村民常在碑旁割草，致使地面松软塌陷，古碑倒地摔断，也被埋入地下，位置应在现铁路工区院内。建设铁路工区时，寺僧墓塔被拆平。还有一个寺里喂牲口饮水用的大石槽，现埋在游泳馆广场地下。后来村里又把古树锯了，整个遗址只剩下孤零零的古碑，没有一点原来寺庙的痕迹了。

　　据两位老人回忆，文革之前，村里的小孩经常在寿因寺遗址处玩耍，淘气的小孩捉迷藏，总是四、五个人一块儿挤进铜佛肚子里。夏天乘凉，小孩们总喜欢爬到铜佛平伸出的一只手上坐着玩。这都说明铜佛的体量高大和铸造的精致坚固。

　　寿因寺最后一位住持僧人叫康芝，民国时期在京城去世，后来把尸骨运回寺里安葬。

　　朝廷的使者往来不入县城驿馆住宿，不惊动打扰地方政府，除了方便、安全、保密等原因外，良乡县很贫困，老百姓税赋、徭役负担过重也是一个原因。明代蒋一葵著《长安客话》中说：

　　良乡疆域甚狭，复有军屯者三，宫勋子粒十二，山水冲没者七，起科地不满三千顷，而民无后占者仅六百丁，其实不及大县一里。乃当天下朝贡首冲，差使浩繁，供亿甚夥，民不堪命矣。

　　朝廷使者住在大道旁的寺庙里，方便固然方便了，但安全怎能跟住在良乡城里比呢？其实不然。上面《长安客话》引文里提到良乡县有三处屯军之地，从古良乡县辖区地图中可以看出，塔湾村北就有一处兵营，其余几处位于良乡城南的大南关到十三里一线路西。这就是说，紧邻寿因寺东北就有军队驻防，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最后，根据两位老人对寺僧墓地形制的回忆，笔者以为，位于铁路工区夹道内的墓碑，毫无疑问应是体空的墓碑，那么年代也应是明万历年间或以后。袁宏道游三教寺见体空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当时体空“面癯而黝，发寸余不剪，对客语甚健”，甚至“纤啬”，即有些琐屑、悭吝。这些话除了反映出体空的性格特征外，也透露出那时体空至少已是中年人了。万历帝在位48年，之后是泰昌和天启治理7年，直至崇祯。不知三教寺的创建者体空活到了哪一年？如果被埋入地下的墓碑能够出土的话，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