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的石刻文字

　　房山的石刻文字

　　薛宝华

　　房山区历史悠久，域内文物遗存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是散落在山间田野各时代的石刻，已作为一种新兴的边缘学科，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它的历史内涵，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资料。

　　房山区共有89项、300余处石刻，可分为二大类：即文字石刻与石雕作品。文字刻石是指以石为原料，在上刻上文字。其中又因内容的需要和时代的不同刻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别，如：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石刻法帖等。

　　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人称为“天然之石”，为刻石的一种。它的分布很广，遍布全国各地。摩崖刻石出现的时间众说不一，有的说在夏商时期就有了，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西周，还有的认为在秦代，但全都缺乏史料，无可证实。目前有实物和记载可考证的摩崖，应在东汉时期，而且数量较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汉以后各时期也续有镌刻。除在万佛堂孔水洞内的石壁上发现摩崖造像龛，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比隋朝时期更早的摩崖刻石。洞内共有造像六尊，其石龛应是隋代所雕。此龛高1米，宽2．5米，人字形龛楣，边刻立柱。龛内雕刻一佛二胁侍。主佛结跏跌坐，神态安祥。高由髻，脖颈细长，双耳长垂。其座上刻净瓶1件。左右胁侍侧身而立，左手持于胸前站在莲台上，龛门两侧分饰二力士，左手持兵刃，身穿长服，另饰披巾，自肩下垂，至腹前交叉后，搭于臂腕之上，脚下踏卧鹿。这种披巾方式明显带有北朝特点，与河南巩县石窟中一龛门两侧力士的雕刻极相似，但体量较大。佛龛没有文字，但根据主佛所着衣纹的刻划已没有了北朝时期的波浪和垂落于宝座之上若幔帐般的袍襟，再加上岩石下的隋大业年间题记，专家认定虽有北朝风格，但仍是隋朝时期的作品。

　　另外在万佛堂孔水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了隋代刻经。关于万佛堂孔水洞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二“圣水”条：“圣水出上谷……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者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如精物陷隐，尝篝火寻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穴经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穷深。其水夏冷冬暖，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而返，人有采捕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两穴嘉鱼之类也。”这段记载说明，在北魏时只有天然的孔水洞存在，还未开始在洞壁上凿龛雕像或在洞上建佛堂，但已经有佛教徒开始注意这个神秘的洞穴了。到了隋代，郎蔚之的《隋州郡图经》内，有两则关于孔水洞的记载：一则是“防水，在良乡县，有石穴东北洞开，春秋有白鱼，珍美非常味”。一则是“防山水有仙人玉堂”。《房山县志》卷三·古迹条内认为“仙人玉堂石穴即今孔水洞”，据以上文献及文物工作者在七十年代的田野调查，从孔水洞洞壁上发现的刻经和隋代雕像来看，说明孔水洞在隋代时就已有人凿龛刻经了。孔水洞原是一个喀斯特溶洞，洞之前依山势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大约20米，内通孔水洞。就在溶洞入口处凹进的岩石上刻了隋大业十年“大殿涅槃经寿命品”，“如来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刻经的右侧还有“山陵北垂□大房古刹金佛殿应□□□大定庚子廿年……吏部尚书附马都尉乌林□题曹河西完颜疙疸侍行题记。”这些刻经和题刻有1/3浸没在水中。这一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最早刻经的时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探讨房山云居寺石经镌刻缘由、发展脉略提供了信息。

　　唐代摩崖艺术无论从水平、技艺上都超过前代。如张坊镇大峪沟村东的山腰上面摩崖造像，从风格到人物的雕刻与万佛堂石雕有相似之处。龛高88厘米，宽98厘米，人字形龛楣，中央释迦佛坐于花台之上，面相丰润，背有项光，外饰火焰纹，两侧刻祥云托起飞天，左右各一。主佛左右侍立着阿难和迦叶，他俩的侧前方为二菩萨，身披薄纱，腰系丝裙，背有火焰项光。再前为两位身穿铠甲手持利器的天王。造像面积不足一平米，但雕刻人物众多，布局严谨，错落有序。龛内右上侧刻文“照一天下八月二十四日佛放光曰豪”。虽无年款，但从人物风格断为唐代，可称为北京地区唐代摩崖造像中小而精的典范。

　　碑碣

　　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作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后在上雕刻文字，歌颂人的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刻字碑时期。实用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使用时间长、用途广泛，而且还有独特的形制。这种碑出现后，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延用到西汉，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死后，在下葬时下棺和放置器皿用。二是置于王室、诸侯宫庙庭院门前作为栓马的拄子，或当作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柱子。三是在宫殿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到西汉晚期出现了石刻字碑，刻字碑出现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因此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记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以及事迹，如一些颂扬和悼念铭词，形成传记性的文字。使过往行人读后，可了解墓主的身份。这些碑称做墓碑。如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上文字，使人看后知道建筑物的情况及受祭者的业绩、道德、行为，这种碑称作祠庙碑。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还只有墓碑和祠庙碑两种，这两种刻字碑均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正因为这种特点，所以当时人们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悼念和怀念。唐代早期大学者徐坚对碑字的解释为“碑”所以悲事也。唐代晚期陆龟蒙解释为“碑者，悲也”。这种刻字碑按内容可分为：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前进，北京地区碑碣发展到了多种多样。如墓碑、会馆碑、寺庙碑、进士题名碑、记事碑、功德碑、墓志、刻经等。

　　由于房山文化起源很早，再加上石材资源丰富、坚固易得，应用广泛的特点，因此地面上保存下来的石刻文物、种类、内容十分广泛。

　　墓碑

　　墓碑遍布全区数量较多。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是1964年石景山区永定河出土的汉“秦君神道柱”，其次就是我区南尚乐镇广禄庄的唐光启四年(公元888年)“孙士林神道碑”，后被移到张坊井台作捶石用，八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将其运至云居寺保存。该碑之座已佚，螭首，额题“唐乐安郡孙士林神道碑”。八十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金代陵墓调查中于周口店车场村龙门口处发现了金世宗政变上台后为追封其父完颜宗辅睿宗的灵碑。碑汉白玉石质，螭首龟跌，碑高2.1米，宽0.86米，厚0.25米。碑阳镌刻双勾体“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扁字填朱砂，镀金粉，为碑中之精品。此碑是北京地区近年重要发现。

　　1991年又在石楼村发现“杨瀛神道碑”，碑汉白玉质，高2.23米，宽0.86米，厚0.17米。碑载：“……大安三年岁次辛未四月壬午朔十六日丁酉立己”。

　　位于岳各庄乡皇后台村的伊桑阿墓雕刻很有气派，地面上存有华表、石狮、石碑坊、墓碑等。碑刻“原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碑”，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立，此墓已列入区级保护单位。以上三种墓碑为研究房山古代陵墓石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石经

　　我国古代刻写大部头经典，要属儒家最早。儒家大宗刻经才有七种。宗教石经要属我区《房山石经》为最大，镌刻时间为最长。石经始刻于隋朝，兴盛时期为唐、辽、金，终刻于明代末年，历时一千余年，所刻佛经1022部、3500余卷、刻石14278块，分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地穴中。石经不仅数量大，镌刻精美，而且还有过去从未著录过的经典。并刻有大量“题记”约7000余条，其中有明代近1500条。这种世界罕见的文化工程，有极高学术价值。尤其对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提供了可贵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其中辽代刻经的发现，使恢复《契丹藏》有了范本。1981年石经山雷音洞内又发现了隋、明两代藏佛舍利，隋大业十二年石函、银函，明万历年石函、玉函，是研究房山石经历史的重要实物。除了大宗的刻经外，还有辽金时期的石碣，呈八角形或六角形，一般为前后题记。著名的有云居寺天庆八年的《涿鹿山续秘藏石经记》。

　　墓志

　　墓志，即埋藏在墓室中的一方石，其上镌刻墓主人的生卒年月、生平、埋藏时间、地点和颂铭等。房山区现有墓志16种、30块。其中隋二盒共4块，唐9块，辽、金、元各1块，明12块，清2块。

　　房山区早期墓志的出现是1998年10月，韩村河镇曹章村出土的4块隋代墓志，一盒是汉白玉石质，方形。盖、长、宽各0.50米，厚0.10米，盖覆斗形，中间篆书“韩□墓志”。志楷书，方界格“君韩□字子括燕国良乡县称乡流里人也……始年五十有三……大隋国开皇九年(590年)廿日已酉立。碑文书法秀劲典雅，结构峭劲匀稳，是隋代之精品。一盒是青石质，方形。盖、志长宽各0.55米，厚0.12米。盖覆斗形，中间刻文“韩君墓志”，志载：“隋良乡县司功韩君墓志……良乡县人也……死于仁寿元年(601)享年五十六。”这2盒墓志的发现对研究当时房山区的地理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墓志现存共有9块。占墓志总数的1/3，年代价值比较高。它的特点是方形，出现的形式是一盒，采用汉白玉的石料。盖覆斗形，中间篆书刻成。四面刻十二生肖，四角雕刻莲花纹。但因年代不同，十二生肖的样子也不同。如史光墓志雕刻的生肖人身兽首，这种做法属于唐早期。而蔡君墓志的生肖是人身胸前抱有十二生肖，这种做法则属唐中、晚期。

　　石刻法帖

　　石刻法帖是石刻的又一种类。即指摹刻在石上的书法。经捶拓、影印、装裱而成可供人效法或欣赏的作品，是我国书法流传的形式之一。它具有“欣赏性”和“可效法性”，这种石刻起源于何时名家说法不一。现在可见最早的法帖是北宋刻的《淳化阁帖》。北京自古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帝王中也有颇善书法者，如乾隆皇帝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书法则是刚劲有力，潇洒自如。他的代表作是“懋勒殿法帖”，被后人们所效仿、欣赏、赞颂。他的御笔在房山地区有许多遗存，最著名的御笔应是镶嵌在原长沟小学教室内的28块石刻，这些对学习书法之人提供了实物资料。

　　石雕

　　所谓石雕，是用天然石块，通过能工巧匠之手精雕细刻，使之变成石刻艺术品。前人留下来的大批石雕艺术，多年以来始终得到考古学界、艺术史学界一致的重视和研究。

　　石雕就北京地区而言可分三大类：即陵墓雕刻，建筑装饰雕刻，宗教雕刻。这三大类又包括圆雕、半圆雕、浮雕、浅浮雕和阴、阳线刻几种，在房山前二类都有体现。而后类在北京地区则更有名气，这就是坐落在万佛堂殿内墙壁的巨幅浮雕，多少游客到此都为它的精湛雕刻艺术赞叹不已。

　　浮雕是由三十一块汉白玉雕板所构成的《万菩萨法会图》。该图总长23.8米，高2.4米，石质洁白，质地高雅，殿壁左则镌刻铭文“大历五年”，得知浮雕应是唐大历五年(770)所造。此殿明万历年间重修，殿内壁画亦全部拆下修补，现存壁画的中部为明时后补。主要内容是释迦佛传播佛法，使众生皈依。中心主题图案为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金刚力士同聚一堂，释迦佛向众生说法。主图周围在海水波纹、祥云飘渺中雕刻众多信徒头像，他们则全神贯注侧耳倾听。在主图两侧，分成不规则几个小部分，以菩萨为中心传讲佛法，并有乐伎持各种乐器演奏于侧，烘托出一派祥和气氛。

　　该图画布局错落有致，人物众多却不显杂乱，以图画的形式宣传佛法早在十六国时期已出现，在敦煌北京时期壁画中可得证实。而且，石雕形式如此大规模创作，在北京地区实属罕见。同时又充分利用本区盛产汉白玉石的便利，雕刻新颖别致，乃是唐代石雕之精华。

　　综上所述，房山地区的各种石刻都是石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文物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有很高价值，还是房山文化瑰宝。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