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行囊：一位西方佛教信徒眼里的中国禅宗

　　禅的行囊：一位西方佛教信徒眼里的中国禅宗

　　作者： 比尔·波特

　　第一章 不立文字

　　第二章 不见如来

　　第三章 无山

　　第四章 无家

　　第五章 无始

　　第六章 无相

　　第七章 无心

　　第八章 不作，不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

　　第十章 不得闲

　　第十一章 不见桃源

　　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

　　第十四章 不死

　　第十五章 无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第一章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北京城东北部的柳芳南里，取名“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①。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夏泽红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夏居士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梅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

　　《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这本杂志从未在审查方面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把它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他说：“大多数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异能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重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为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们暂时借住在北京的一处公寓楼里。她们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兴建，那里离禅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门口，我们换上拖鞋，跟着比丘尼宏用进了前厅。几位比丘尼在给我们沏茶，是那种放了龙眼和红枣的清真茶。宏用告诉我，她们正在准备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在七世纪中叶由玄奘（602－664）从印度带回并译成中文，它是大藏经中篇幅最长的单篇佛经，是所有讲授般若的经典的老祖宗。念诵法会是净慧组织的，将在两天以后举行。地点是赵州柏林寺。

　　宏用对我说，她希望我能给比丘尼们讲讲般若。我一时无语。出家人请在家居士开示，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确禁止居士开示。我想她大概是出于对远来客人的礼貌，让我简单说几句，于是答应了。宏用站起身，带我们走进客厅，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禅堂。比丘尼们跟着进来，各自在蒲团上坐下。宏用重复了她的请求，我只好就《心经》发表了些看法。《心经》是所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实在讲不出太多，而比丘尼们也慈悲为怀，没有继续为难我。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从音乐会离场的时候，我见到了德伟的妻子懋华。她坐在音乐厅的后排，一开始没看到我们。我们都有点饿，没有坚持到音乐会结束便中途离场，去了附近的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懋华在惠普公司上班，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她总是能同时做两件事——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而是同时跟两个人对话。这会儿她正同时跟三个人对话：她老公、儿子，还有我，而且三场对话之间毫不相干。如果我试着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的魂丢了一半。我一直没能学会那种轮流把三四个球抛向空中的杂技。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当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对了，还有椰子布丁。

　　吃完饭已经很晚，赶回泰德那间热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现实，于是德伟夫妇留我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别墅小区里，这个由一百多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居住区有个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园”。开发商是个台湾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区里，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我们开车经过她门前，看到卧室还亮着灯。懋华低声告诉我：那女人离过婚，而且还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而且还要压低声音。不过他们没让我就地下车——我只能按着他们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开房门，跟女主人搭讪说，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伟家的客房里醒来，跟他一起回到城里。下雪了，北京城一时之间安静了许多。在泰德的公寓门口，德伟把我放下，我上楼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出门打车去找明尧、明洁和比丘尼们。我们乘着由三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北京。司机们在高速路上的车流里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呼啸穿梭。三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赵县的柏林寺。

　　公元858年，从谂和尚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云游生涯，驻锡赵州城弘法，成为禅门一代宗师，世称赵州禅师。赵州就是今天的赵县。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我们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县城南面，恰好路过赵州桥——这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公元600年。关于赵州禅师的公案里曾提到过此桥，有人问赵州：“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这就是我所说的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在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禅门弟子坐在蒲团上冥思苦想，试图领会禅师给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回答说：“无。”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有。”过了赵州桥，我们开上了一条土路，钻进县城里的一片旧城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柏林寺。

　　下了车，就有一名僧人引着我们走过错综复杂的长廊，来到寺院最里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净慧的赏识，2003年，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把我们带进客堂。

　　净慧正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几个富有的施主交谈。他一看见我，就站起身冲了过来，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净慧总是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到处走，就像我奶奶。

　　净慧问我最近在干吗，我告诉他自己刚刚翻译完《六祖坛经》。我还主动提到，译稿参照了新出的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净慧闻言皱起了眉，并且大摇其头。于是，突然之间，我想起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坛经》的书，去年还送了我一册。

　　《坛经》的关键在于一则偈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弟子：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另一名负责舂米的初学弟子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这名目不识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这样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惹尘埃。

　　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惠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他的道场将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突然之间，在我满是尘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圣之旅上尘土飞扬。

　　净慧打断了我的走神。他告诉我，敦煌发现的《坛经》所录惠能诗第三句是错的，正确的版本应该是“本来无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写作此）。这一句是禅宗的根本。但是，让净慧烦恼的是，敦煌发现的两个《坛经》手抄卷子比后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写于惠能圆寂后一百年之内。这里出现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后世佛教大乘空宗与唯识宗之间争论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净慧批评我翻译了“错误”的版本。我一时无语。他却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来，仿佛是在说：“跟你开玩笑呢。上当了吧！”

　　幸运的是，寺院里宣布开饭的斋板突然响了起来。我们全都站起身，向专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轮又去盛第二轮。以前来中国旅行总能让我减肥，现在不会了。饭后，一名僧人领着明尧和我，还有另外两名居士到房间休息。这几个房间通常是给挂单的僧人准备的。时间还早，但是因为房间里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体紧紧蜷缩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庆祝即将来临的般若法会，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明天将会忙个不亦乐乎，早课凌晨三点开始，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我决定行使自己作为客人的权力，睡个懒觉，等到太阳出来，外面暖和了之后，再去参加《大般若经》的集体念诵不迟。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45，明尧把我叫醒。到时间了，他说，法会开幕的仪式就要开始。我不想动，但是作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说“不”的。看见我还在磨蹭，明尧又说，“老和尚”，也就是净慧，特别说明希望我能参加。我赶忙钻出热被窝下了床。我是穿着袜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裤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衬衣和大衣一边穿一边半梦游地向外走。不过刚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气冷得彻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冻得直哆嗦。

　　我扣上衬衫的纽扣，拉上大衣的拉链，跟着明尧穿过一个足球场般大的院子，来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里面已经来了上千人，还有更多人在我们身后陆续赶来。大殿的一端靠墙立着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万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满了所有墙面。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人民币。

　　我很快发现，净慧确实是希望我来参加。佛堂中间放了一百零八张小桌子，每张桌子都铺了黄色的锦缎，上面放着一套三只细致的瓷钵：中间那只用来烧香，左边那只放着檀香粉末，右边那只装着整支的檀香。瓷钵后面是一只木制的读经架。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放了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人名。我被人领着来到一张桌子前面，看见卡片上写着：“比尔”。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仪式。小时候，我痛恨教堂；后来，我痛恨军校；再后来，我痛恨军队。1967年3月，在撤军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军士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差劲的士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喜欢仪式。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虽然也许并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现在，我坐在一万尊佛和数千名也许即将成佛的人中间，向十方神灵祷告，乞求法会得到佑护。我后来听说，佛堂里挤进了三千人，门外还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仪式目的都在于此：聚集更多的参与者，让众人形成一种集体归属感。而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成了集体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夺路而逃的念头——这一定是我前世的业障。

　　一开始还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还在从睡意中醒来。我忙着点燃檀香，把它们插进香炉，然后在上面铺撒檀香末，时不时还要停下手里的忙活，跟着大家一起诵经和顶礼。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檀香像点篝火那样层层叠叠地架起来，好让它烧得更旺些。一名和尚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走过来把篝火扑灭了。仪式期间不准贪玩。

　　一百零八只香炉里升起的檀香烟雾和几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满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说，这么多人的身体应该能让佛堂里渐渐暖和起来，但我的手脚在第二个钟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唯一让人感觉到些许放松的是顶礼的过程。伏下身，让前额贴住蒲团，眼睛盯着蒲团上刺绣的荷花，我的意识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带着荷花的香气慢慢升起，消失在烟雾缭绕的空中。偶尔，我能跟上众人的节奏，念一段经文，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摇摇欲坠地干坐着，等着仪式结束，仿佛一朵夏日将尽时的残荷。经过漫长的三小时，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但只不过是中场休息。接下来是一小时的早饭时间。

　　早饭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开始念诵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我匆匆跑去卧室，穿上我的秋裤，又匆匆跑回，刚好赶上钟板敲响，法会正式开始。至少这回不会被冻僵了。

　　放在我面前读经架上的《大般若经》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边几张桌上放着跟我同样的经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如果有人走神，诵经不至于中断。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读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几段，它们在标准版《大藏经》里位于第604页的最下方：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常，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

　　我反复读了几遍，特别是最后一行：“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的无相的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佛祖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语言。如果佛祖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胜义”来教导我们的话，他必定不会使用语言，那样的话，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将一无用处，佛堂里也就不会有数千名想要成佛的听众。这一切不过是某人茶杯里的幻影。很可能是赵州禅师的茶杯——赵州禅师不仅修建了柏林寺，还把茶引入了禅。

　　就这样，在我们用世俗语言表达胜义的集体诵经声中，世俗与神圣融为了一体。接下来的一段按规定是众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着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势，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没过多久，默念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喃喃自语声越来越大，很快，佛堂里喧闹起来，仿佛变成了宠物店。念诵《大般若经》的进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两小时便已结束。不过接下来又念了一小时，念的是为法会捐钱捐物者的名字：“无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后是三鞠躬。数百名供养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报。

　　终于结束了。僧人们鱼贯而出，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搭车回了北京。

　　第二章不见如来

　　尝试过以语言体悟佛心之后，接下来该试着感受一下具体的形象了。这项任务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见识一下中国人迄今为此所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佛祖曾经问他的弟子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金刚经》）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对弟子们来说，观瞻佛祖真容远比观照内心要容易得多。面对佛像，弟子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也拥有了种种妙相：金色的皮肤，整齐的仪容，目光清静，光照身而行——对外表的执著不仅令普通人烦恼，也同样烦恼着那些想要从欲界红尘中解脱出来的修行者。佛陀入灭后一千两百年，禅门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临济义玄如此教导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和佛祖没什么过节，我不介意见到他。北京以西约三百六十公里之外，长城脚下的边塞古城大同是我这次打算探访的地方。

　　我考虑过坐火车前往。但是在中国乘火车总是麻烦多多——并不是火车旅行本身，而是买票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张座位票的话。长途汽车的票价要贵一点，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适，班次也更多。北京城里的长途汽车站有六七个之多，我打过问讯电话，找到了正确的那一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但我发现，从泰德的公寓到六里桥，要穿越半个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没通地铁。出发前，泰德带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旧货市场，花八十块钱买了部旧手机，又充了八十块钱话费。跟泰德道别时，我祝他好运——他正打算拍一部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然后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了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司机选择走三环，因为这样虽然绕远可速度快。他说的没错，我们开到六里桥只用了半个钟头，但车费达六十元之巨。

　　车站刚刚翻修过。它的表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了起来，而内部的装修更是气派，售票处已经是电脑联网的了。不到一分钟，我买好了车票，十分钟以后发车，刚好还有时间上趟洗手间，再买瓶茉莉茶饮料，一包花生。开往大同的长途车每小时一班，票价不过八十一块钱。

　　与车站相比，大巴的崭新程度不遑多让。尽管是周末，车上却只有十来个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中国能遇上一辆空荡荡的大巴实属难得，一辆崭新而又空荡荡的大巴则无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后排座位都空着，我走过去坐下，几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紧接着，我抬眼看见了前方高悬的车载电视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个座位都安装了微型扬声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发，电视里就开始播放电视剧，但总算老天有眼，司机把音量开到足够低，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公路上传来的噪音迅速淹没了它。

　　大巴从三环的西段开向北段，然后拐上通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张家口拍摄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开始蜿蜒起来，八达岭长城在窗外闪现。旅游部门统计过，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都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我在车里胡思乱想着。经过过去几天的奔波和一场小感冒，我的身体还没从疲劳中恢复。大巴驶过八达岭出口，我试图读一本中国佛教造像史方面的书，但很快便告放弃。最后，我拿出国航赠送的小枕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没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随者何时开始为他们的导师造像。根据一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佛教早期大众部传本的佛经记载，佛陀成道后，曾升至须弥山顶的天界，为他的母亲说法三月。在此期间，附近的两位国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两躯，以此稍解弟子们内心之中因佛陀的短暂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与不安。两座佛像均与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头旃檀木雕就，另一座为黄金铸成。（《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383年①，而《增一阿含经》修成于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其中所述事迹真假难辨，但不管怎样，我们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多么重要。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被用来象征佛陀的并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佛陀于菩提伽耶成道时为他遮阴的那棵无花果树，说法时趺坐其上的狮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着八根辐条的法轮，装有佛骨舍利的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离尘世的脚印等等。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的工匠们才开始逐渐从这些含蓄的象征转向直接刻画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们也在公元一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分别步上犍陀罗的后尘。

　　在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头盖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画为螺发盘旋的肉髻，耳轮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双臂颀长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状则像莲花瓣一般。佛陀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着而不是坐着，右手施无畏印，仿佛在跟众生打招呼。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类人性化艺术造型的文化渊源（是印度本土的还是源自希腊？），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陆的造像仅限于刻画地方神。尽管《增一阿含经》这类早期大众部经典中记述了为佛陀造像的事迹，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导中，教法是比导师本人更为重要的。我们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经，比如《相应部》之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对偶像的回避态度——佛陀对弟子跋迦梨说：“见法则见我，见我乃见法。”（上座部巴利藏经《相应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然而佛陀还告诉弟子，在他入灭后五百年，佛法的追随者们就会从教法本身转向对形象的痴迷。他说对了，而且他们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就在他们的棺材和钱币上浮雕了释迦牟尼的形象。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秣菟罗地区又涌现出更为精致的石雕佛像。

　　这一切并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于大夏、犍陀罗和秣菟罗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一派的佛教徒倡导通过积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艰苦的修行，最终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很快开始资助这种新兴的、向世俗开放的佛教运动，佛陀的形象也随之变得典雅高贵起来。到了四、五世纪，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神，而是作为宏伟而万能的超级偶像出现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已经化为齑粉，佛教徒早年为佛祖树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还能一窥究竟。我一路向着它飞驰而去，直到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叫醒。

　　开出北京两小时之后，大巴停在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让乘客下车放水。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开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垄断着华北市场，不过它的加油站总算也开始提供抽水马桶了。在过去，厕所的全部只不过是一道墙围着一条沟。同车的乘客们都抓住机会向厕所冲去，我换了个姿势，打算接着做梦，但没能成功。通常，长途汽车中途停车，会至少给乘客留出一根烟的时间，可是人们刚刚从厕所冒出头来，这辆车的售票员就大喊着把他们赶回了车上。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时候，我们离开京张高速，进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驶去。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①，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统。无论收费几何，我相信物有所值。当然，那些超载的大货车一刻不停地摧残着这些高速路，但普通公路的状况更糟，常常满布陷阱。以前在中国乘车旅行，平均时速能达到四十公里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轻易就能开上九十公里，而私家车常常时速超过一百公里。虽然高速公路让旅途少了几分探险的乐趣，但同时也的确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靠谱。

　　继续前行，公路将泥河湾盆地干枯而广袤的地表撕开，横穿而过。在最近几年里，这里成了古人类和古生物学家的乐园，对于学者们来说，泥河湾已成为比周口店更为重要的地点。就在这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考古学家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出现时间前推至一百七十万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万年，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高速公路与路旁的景致同样荒凉。路上甚至看不见一辆大货车。一片死寂。偶尔，窗外冒出一两条河流，它们出现在这不毛之地让人感到惊讶。河水还没化冻，黑白两色的喜鹊在冰面上蹒跚跳跃，寻找着冰层的裂缝。在一条河中央，有个老头把冰面凿了个洞，坐在马扎上垂钓。过去曾经啸聚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对于开春的第一场渔获非常重视。吃了一冬天的羊肉，这时候能来条鱼当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黄的视野里仅有的变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后农田里残留的秸秆和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了。进入大同之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点绿色的东西。那是一片绵延数公里的松树林。它看上去简直不合时宜。驶过松林，我们又重新回到枯黄的世界。

　　自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切入欧亚板块，将中亚抬升起来之后，季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这片土地。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干旱，但这并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还没变成沙漠。它位于一片曾经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游牧民族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同时觊觎着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黄色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的财富。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关系史。

　　游牧民族并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采猎者演化而来，他们形成于成熟的文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化动物，开始豢养家畜，而马、牛和羊这类家畜的饲养需要广阔的草场放牧，游牧民族由此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他们却又互相依赖。游牧人需要文明世界出产的谷物和诸如织物和金属器具一类的产品，文明世界则渴望获得游牧人拥有的马匹和皮革，但他们更渴望得到的则是游牧人的军事技术。游牧民族正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才从农业居民那里掠得物品和财富，而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国人也同样依赖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与敌人抗衡——他们的敌人不仅来自北方草原，也来自农业文明内部。

　　公元前三世纪，当中国在秦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结成统一的政体，它的游牧邻居也缔造出了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亡，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也经历着分分合合——匈奴之后是鲜卑，鲜卑之后还有突厥 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的王朝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拓跋鲜卑首次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不仅攻破了农业文明的防线，并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王朝——北魏。拓跋氏的鲜卑人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在其故地，鲜卑人的遗产依然有迹可寻。离开北京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拓跋鲜卑王朝的故都。

　　走出大同汽车站之前，我先在车站里找人打听了下一个目的地——五台山的发车班次。先把退路找好，这是我老早就养成的习惯。售票窗口里的女士说，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车，早晨七点半出发，上车地点在另一个车站。我把这些都记在小本上，出了车站，把背包扔进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告诉司机：给我找间像样的旅馆。旅途才刚开了个头，我的内心正豪迈得不行。

　　大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上次来访时还是1989年，那会儿的人们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做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车身上都刷着诸如“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向前”之类的大字标语。

　　出租车司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实力。他带我去了花园大饭店——他眼里的“像样的旅馆”。这家四星级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我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对此大感惊讶，不过她们依然热心地帮我联系了云冈宾馆——三百六十元，还是太贵。最后，她们带着几分不情愿，向我推荐了泰和春，但又忧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她们几乎要为让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价格，它位于大同城的东边，不过反正城市也没多大。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办完入住手续，我回到车上拿我的行李，然后跟司机商量包他的车。最终谈好的价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约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块的房间相当超值，连地毯都是干净的，一个烟疤也没有。饮水设备已经和中国的大多数旅馆一样，不再是从前的暖瓶，换成了电热水壶。恭喜过自己之后，我用水壶烧了点开水，一边等水开，一边打开行李，拿出茶具：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壶，两只小瓷杯——一只给我自己，一只留给客人，或者两只都给我自己。茶叶是一包台湾乌龙。除此之外，还有我从西雅图对面的班布里基岛上一家两元店里淘来的圆形手工木托盘。盘底上刻着一座山，山上立着一间俯瞰瀑布的小亭子，还有一首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的日文诗。做这只托盘的人大概和我一样，总在幻想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旅馆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奢华。

　　第二天早晨，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并准备好去见识拓跋氏鲜卑人的成就。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着萨满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游牧民族一样，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僧侣的活动，更宣称“皇帝即如来”，以此牢牢控制了笃信佛教的子民。

　　但这种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侣和寺院因为免于征税，成了许多人逃避赋税的避难所，而那些没有选择逃避的人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终于，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忍无可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寺院被捣毁，没来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强迫还俗。然而就在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孙子，继位的文成帝立刻掉头开始修复那些被他祖父毁掉的寺院。他还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这片名叫云冈的山崖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寻找神迹的地方。文成皇帝则在这里用石头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迹。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昙曜负责筹划，这一方案包括开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拥有的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满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因为石窟由皇家出钱开凿，于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别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没能当上皇帝的父亲的容貌雕刻。正所谓“皇帝即如来”，这些造像用石头重申了鲜卑人的主张。根据皇家的记录，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参与了工程，招募的工匠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工程开始于460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年，云冈的峭壁上已经被凿出五十多个洞窟，里面雕满了五万多尊佛像。到了唐朝，来自中原的工匠又为云冈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弥陀佛造像，其他都无法与拓跋氏的成绩比肩。

　　第三章无山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六点刚过，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七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五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带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50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三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以前在军校里学过的汽车机械常识，自从我逃出军队之后就全忘了。我曾经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吉普车机械学校当过汽车兵。培训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帮半大小子就要上阵杀敌了，而敌人都是些看起来比隔壁邻居还要安详的人。同学们为此表现出的热情让人难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电视里还没开始出现大批尸体袋被运回的镜头。那年春天，我刚从大学里退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退学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是两年，而我主动要求多待一年，条件是把我派到德国去。在当年，服兵役是可以谈条件的：只要答应多干一年，就可以挑选地点和专业培训项目。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个越南，之前谈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废。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本宁堡基地，那天刚好是发饷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饷在当时是七十八美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头两个月的节余，足够我逃出佐治亚州，搭顺风车横穿美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一场车祸、一次拘留和一个女色狼的骚扰之后，我被八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风雪中一辆车也看不到。最后，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镇，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局里的号子每间有两张上下铺，上铺已经有人了。我在下铺安顿好，转头要跟室友攀谈，结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吓得差点越狱。那是个已经几乎不成人样的流浪汉，他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划伤、淤青和肿块。铁路警察把他从一列全速行驶的货车上抛了下去，后来，有人在铁轨边发现了他，于是送到警察局。医院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警察开车把我送到蒙大拿州东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迈尔斯城。接下来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上，最坏的情况就发生在迈尔斯城监狱，那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排铁架子。运气好的话，你能找到几本杂志当枕头。这儿的人都不喜欢流浪汉。过了一个星期，军方才派人来把我领出去。那是无比漫长的一个星期，整整七个寒冷难捱的漫长夜晚——每天晚上你都会被监狱对面射击场上的枪声惊醒——和七个无所事事的漫长白天。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兼职做枕头的杂志，里面尽是些关于怎样打猎、垂钓和到海底寻宝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军队，定要如此享乐一番。

　　带我出去的人来自附近的一处空军导弹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因为我是主动自首，所以军方也懒得专门派人过来押解我。四五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宁堡，向我所在的小队报到。军士长问我为什么擅离职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即使后来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儿郎当也没为难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干了一个月，接着又去接受文职培训，然后就被派往德国的一个医务营总部服役。我的汽车机械知识也就此停留在开小差之前的水平：变速箱、连杆，不是变速箱就是连杆。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条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着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

　　我们正聊着，另一个蒙古族人走了过来，递给老汉一瓶白酒，老汉又递给了我。我笑着把酒瓶推了回去。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况还是在车上。另外，中国白酒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酒精饮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浑身一激灵。把酒还给老汉之后，我走开去和旁边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个人站在路边，手里默默转动着念珠。僧人来自五台山的宝华寺，几天前到大同的华严上寺见了一些同修，现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宝华寺在北台的山脚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诉他我去过碧山寺，但从来没听说过宝华寺。他解释说，宝华寺里僧人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少香客——清静的道场好修行。他邀请我到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也许下次吧，我说。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破烂不堪的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阿弥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梦幻泡影组成的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明显出现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将近八小时。但不管怎样，总算到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和尚和半大小子们。

　　出了网吧，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饭馆的老板娘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当她听说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话说她的一个朋友有辆越野车，可以明天一早来接我。包车的价钱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谈。两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随她们的方丈、还有六十五个来自内蒙的居士一起，步行朝遍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毕竟她们是夏天去的。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第四章无家

　　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唤醒时，我们已开出太行山，行驶在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扇上。这片平坦的冲积平原西起太行，东到渤海，北达北京，南抵洛阳，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完全由黄河中的泥沙堆积而成。一百多万年以前，青藏高原的猛烈抬升造就了黄河，从那以后，它每年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入海，最终填成这块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无人看管的消防水龙，它以每年十亿吨的速度向大海喷射黄泥浆。公元前3000年左右，华夏文明就在这稳步扩张的泥浆帝国之中诞生。

　　车子开进了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穿着蓝色制服的售票员宣布，下车放水的时间到了。我跟着她下了车，外面刮着漫天黄土，加油站看起来如同一部火星电影的外景地，又像是在做梦。我低下头，眯起眼，跟着售票员的黑色高筒靴向洗手间走去。

　　一个钟头之后，也就是离开五台山八个钟头之后，石家庄到了。我曾经多次乘车穿过这座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却从没想过要在此停留，这次也不例外。石家庄只是我前往赵县柏林寺的必经中转之地，但此时天色已晚，我渴望着回到暖和的房间，洗上一个热水澡。我出了车站，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我在河北省博物馆附近找间旅馆。每次路过石家庄，我都会冒出访问省博的念头，但从未付诸行动，这次机会来了。出租车开到了石家庄国际大厦，硕大无朋、装满河北省各种奇珍异宝的博物馆就盘踞在它对面的广场上。

　　国际大厦是一间四星级酒店，它那满铺着大理石的大堂令人望而却步，不料价钱却格外公道：二百九十块人民币。房间里甚至还配了台电脑。我试了试上网，没能成功，但好歹也算是见识了四星级的待遇。除了电脑之外，四星级的享受还包括一套细瓷功夫茶具和一只电茶壶。我立刻拿出乌龙茶，为它们找到了用武之地。正在烧水的时候，服务生敲门进来，送了我一盘水果。这种事情在我通常下榻的那些低星级甚至没星级的旅馆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我手端茶杯凭窗眺望，为自己终于逃离尘土飞扬的室外感到欣慰。但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八个小时的长途车貌似让我的后背发生了点故障，我没办法挺直腰杆，只能弓着身子行动，而且必须咬紧牙关才能做到。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能踏实的休息。我出了门，下楼向门童打听附近的盲人按摩——这是中国盲人最为擅长的行业，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街上汇聚着一群长于此道的盲人，但不幸的是，石家庄的盲人按摩一条街离国际大厦太远了，门童给我推荐了附近一家普通的按摩中心。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穿过大街，向北走了几个街区，看到一块写着“健康洗浴”的招牌。推门进去，五个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女人正挤坐在一张橘红色人造革沙发上。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看起来像个妓院。我问她们“有没有按摩”的时候，自己先心虚起来。“当然有”，女人们回答道。真是明知故问，难道她们会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按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推说我不想让女孩子给我按摩，便要转身离开。其中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对我说她们不是女孩子。她说话的样子好像这事很可笑，于是我又回过头问价钱。她说按摩一节四十五分钟，十五块钱。我对自己说，这个价钱只可能是按摩，不可能是别的。给我报价的女人掀开一块白色门帘，把我带进房间，里面是四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按摩床。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掏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板凳上，然后脱鞋上床趴下。我向按摩女简单报告了后背肌肉痉挛的病情，接着她便投入了工作。

　　我们聊了几句。她的口音听起来与众不同，不像普通话那么硬。她说她的家乡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城。我问她为什么到石家庄来，她不肯说。按摩女的按摩手法极其娴熟，她看起来将近四十岁，绝不像刚入行的新手。她说做这行已经七年了。我开始琢磨，七年前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让她走上另一条谋生之路？最先想到的是婚姻失败：她和老公一起来石家庄打工，离婚，于是不愿意再回家乡。但这也太烂俗了。我又突发奇想：会不会是牢狱之灾？那也太惨了点。而且她看起来性格开朗，不像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我又重新回到婚姻失败的小事故上，继续推演着。

　　终于，按摩女打破沉默，把我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她问我是哪儿人。我本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看来并非如此。当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时，她十分激动，立刻把她的四个同事都叫了进来，让她们猜我的身份。她们全都说“新疆人”。我再一次被误认为维族人，这都是那把大胡子的功劳。按摩女得意地笑起来，说她们都猜错了，我是美国人。她们不肯相信，直到最后付钱时，我拿出护照给她们看过方才信了。这家按摩中心离国际大厦咫尺之遥，我以为肯定曾有其他外籍人士光顾过，但她们说我是头一个。她们还特别留意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五岁。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的按摩，我感觉浑身骨头大轻。弯着腰进来，挺直着出去，老夫焕然回到了四十五岁。

　　出门之际，我请按摩女推荐一个吃饭的地方。她跟我一起走到门外，隆重推荐了按摩中心隔壁的饭馆。那儿看上去挺干净，还铺着地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说明饭馆很靠谱。它看起来像是家新装修的餐厅，以前可能只是个面馆，而现在则供应各种炒菜。屋里放着五张橘红色桌面的饭桌，一对年轻人占用了其中一张，一个小姑娘坐在另外一张前面做作业。小姑娘的母亲就是饭馆的老板娘，她站在柜台后面。我挑了张桌子坐下，她拿来了菜单。

　　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在中国饭馆里点菜了。哪怕是街边的小吃店，也能拿出一本密密麻麻好几页的菜单，所有的菜名都让人眼花缭乱，只有熟客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懒得一道道菜问过去，就让老板娘建议几款。她推荐了一道煎蘑菇和一个青椒腐竹。听上去不赖。

　　老板娘下单去了，她女儿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今年十岁，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她的词汇量还不足以向我发问，但并不因此胆怯。她用中文问我从哪儿来，在中国干什么 几乎什么都问到了。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对我感兴趣。我很享受这样的谈话，巴不得饭菜慢点上。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菜很快端了上来，小姑娘也乖乖地回去继续写作业了。

　　老板娘的推荐棒极了，尤其是煎蘑菇。我向老板娘致敬，而她则向我传授了秘诀：她用的是特别适合油煎的双孢菇，而不是香菇。一盘煎蘑菇、一盘青椒腐竹，加上一碗米饭，一共十五块人民币，跟按摩的价钱一样。

　　已经节约了一晚上，现在该奢侈一把了。在国际大厦楼下，我走进一家哈根达斯，挥霍掉当日预算中省吃俭用出的二十八元人民币，换来一个抹茶口味的冰激凌球。我一面享受着这豪华的自我犒赏，一面恭喜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五台山来到此地。我的腰板挺得很直。接下来的热水澡和我想象的一样热气腾腾。更有甚者，我终于又能洗衣服了。我是个快乐的旅行者。

　　次日醒来我依然快乐，腰板依然挺直。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幸运：这个时代的朝圣之路上，有按摩，有热水澡，甚至还有冰激凌球。喝完例行公事的早咖啡，又在马桶上写了日记——旅行者的一日之计全在其中了——我下了楼，穿过大街和广场，来到期待已久的河北省博物馆。

　　广场中间，一群系着红腰带、挥舞着红绸子的人正整齐有致地扭着秧歌，旁边还有一个人敲着一面大鼓为他们伴奏。中国各地的城市广场上都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除了扭秧歌，还跳交谊舞，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气功反倒日渐式微了。不过，与气功类似的太极拳如今还有市场。此刻，博物馆广场上的秧歌队旁边就有两群打太极的人，其中一群看起来敷衍潦草，另一群则气定神闲，一招一式慢得简直让人难以卒睹。

　　博物馆建筑是典型的苏联风格，类似的建筑盘踞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它们体量巨大，充满压迫感，设计者的意图显然是要令外来者心中产生这样的印象：房子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闲人勿扰。就此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设计——博物馆里除了保安和我之外就再没别人了。我在各地旅行时曾经一再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想看的那座石碑、造像或是石棺已经被文物部门移送至省博物馆保存起来，看来今天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很不幸，我的期待落空了。河北省博的底层被“今日河北”所占据：这里展出着从摩托车到拖拉机，从化纤到电器的所有事物。我把它们抛在身后，径直向二楼的“古代河北”走去。看得出来，这里也是经过精心布展的，但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省级博物馆。要知道，河北处在中国古代世界的核心地区，紧挨着那个巨大的喷射黄色泥浆的水龙头。而它的省级博物馆就只有这点东西？出门的时候，保安为我解惑：所有我想看的东西都在库房里藏着，要等到若干年后新博物馆建成才会展出。原来相见恨早。

　　回到酒店，正式与四星级享受作别。退了房，重新回到火星般的天空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再去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是决定赶路要紧。天气已经比前几天暖和了，但天空完全被黄土笼罩。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华北的三月，我本以为漫天沙尘只是暂时的气候现象，但事实上，一直到我几天之后离开黄河冲积扇，进入洛阳地界，才彻底告别了黄色的天空。

　　我从国际大厦楼下打车去汽车南站。五分钟之后，上了一辆去赵县的公交车。赵县在东南方向，距离石家庄只有四十公里。我热爱中国的公交系统，它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当然，这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不管怎样，它是我喜欢在中国旅行的原因之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每个人都想买辆车。另外，原来那些自行车怎么都不见了？幸好公交车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公路也修得更多更好了。从国际大厦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进了柏林寺的山门，沿着东廊向客堂走去——要想在寺院挂单，必先去客堂报到。

　　第五章无始

　　在客堂背后的停车场，明海帮我把行李塞进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然后介绍车里的其他人给我认识。我们再次道别。“一路平安。”明海说。黑色轿车径向万丈黄尘中飞驰而去。

　　扬尘的天气已经持续了许多日，而今天干脆不辨东西了。我们仿佛身在蒙古。如果不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我大概连上下也分辨不出了。眼前的能见度不超过百米，但司机毫不在乎，他轻车熟路找到了高速入口，然后立刻提速飞奔，轻快得如同一匹驰骋在蓝天之下碧草之上的骏马。我坐在后排，左边是名穿黄色袈裟的僧人，右边是个佛协的干部，两人把我紧紧卡在中间。我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鼻腔里像是在开闸行洪。这可比长途车遭罪多了，但我又怎能拒绝方丈的好意呢。

　　坐在我左边的僧人四十岁上下，身体粗壮。他来自北京附近的一座寺院，这次来柏林寺是和明海商量一些与世界佛教论坛有关的事情。一个月之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杭州举办，据说将有数百位来自海外的僧侣参加。他希望能和他们探讨在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思路。只在中国恢复佛教是不够的，他说，我们要把佛法传向海外，传向世界。他准备在杭州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广传教法的最佳途径是修建寺庙，他还准备在论坛上发起一项募款的倡议。

　　僧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正被出了问题的鼻子折磨得不知如何是好，顾不上礼貌，便直接告诉他这是在浪费工夫——在西方，修庙只能吸引到一些发烧友和好奇的人，还不如派遣一些会讲英语的僧人到西方传法，场所并不需要太隆重，在私人住宅或者公寓里也没什么不好，气氛要随意，同时也方便僧人们熟悉西方人的特点，找到他们的需求。我甚至觉得开世界佛教论坛还不如组织西方人来中国打禅七有意义。我还对他说，中国的僧人向西方传法时，不注意变通，往往执著于其固有的外在形式，所以对西方人无法产生吸引力。但这位僧人显然主意已定，我说了半天丝毫没能影响他。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河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高士涛。他刚才一直在听，这会儿我转过头来，开始对着他唠叨：如果中国僧人去美国修庙，对美籍华人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倒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他们原本想吸引的西方人来说，则依然没有解决门槛高企的问题，即便这些西方人有脱离苦海的想法，文化壕沟和语言吊桥依然令他们不能得其门而入。令我惊讶的是，高士涛居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也觉得如果要把佛法传到外国，必须先尽可能地清除文化上的障碍。西方人需要佛法，但不一定需要中国的寺庙。于是我又转过头对僧人说，如果他决定去外国修庙，最好建成没有院墙的那种。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正合我意。

　　在大货车之间像穿花蝴蝶般钻进钻出了九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从邯郸出口下了高速，沿着一条省道向东又开了约二十公里，到了成安县城附近，司机在一座外墙刷成粉蓝色的基督教堂门口拐上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驶出不到二百米，把车停在匡教寺的山门外。

　　我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就是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驻锡弘法的地方。中国佛协的前任会长赵朴初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把禅带到中国，慧可正是他的衣钵传人。可惜我们对禅宗二祖的生平事迹所知极为有限。关于慧可，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载说他于公元487年出生于洛阳以东大约一百公里外的荥阳。慧可的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则从小熟习儒家经典，立志走上仕途。然而父母的突然亡故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慧可从此对世俗功名无心恋栈，开始转向佛教。

　　公元519年，三十二岁的慧可皈依佛门，依止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宝静大师门下学法。当时在此地流行的北朝佛教，是一种混合了小乘佛教和一些早期大乘教法的修行流派，慧可对自己所学并不十分满意。跟随宝静八年之后，慧可决定离开香山寺寻找新的启示。他并没走太远。听人说，嵩山少林寺里有位印度来的高僧菩提达摩，而著名的嵩山就在离香山寺两天脚程的地方。于是慧可向少林寺走去。

　　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流传最广的版本出自唐代僧人法琳于公元634年所撰《慧可碑》碑文：慧可沿着少林寺后山的小径走到菩提达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请求祖师传授教法。达摩祖师对他完全不予理睬，于是慧可便站在山洞外面等待。他一连等了几天。山中下起雪来，他依然站在原地等着。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献给达摩。祖师见此壮举，便问慧可所来为何。慧可说，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师的帮助。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慧可闻言，幡然有所悟，从此成为达摩的弟子。

　　慧可跟随达摩学法六年，到了公元534年，得传达摩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宗二代祖师。达摩还传给他一部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嘱咐他将所学禅法发扬光大，然后便遣他下山自去了。

　　其时已是北魏末年，中国北方正陷入一连串大规模的动乱之中，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起事，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就在慧可离开嵩山的这一年，朝廷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终结了北魏王朝，篡权的两股势力将北中国一分为二：一支鲜卑人势力控制了长安，以此为中心占据西部，史称西魏；与之相对应的东魏由汉人统治，出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他们将都城从洛阳迁到了离邯郸不远的邺城。

　　兵荒马乱之间，菩提达摩继续留在洛阳，直到两年后圆寂。慧可的下落则莫知其详。有记载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几年方丈，后来去了邺城，在城中及附近各地传法达三十多年，但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都在具体的纪年上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慧可在邺城传法时，招来了当地僧人的仇恨。这名少林寺来的和尚所传之法，在邺城的僧侣看来简直迹近左道邪术，荒谬无伦。他居然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佛？人人都知道即使精进虔诚也要轮回许多世才能求得解脱，而他居然说一念之间便可证得涅？更令他们恼羞成怒的是，如此不可理喻的教法居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跟着慧可跑了。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慧可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事实上，根据唐代高僧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慧可正是在离开嵩山来到黄河以北的邺都附近时，因为遇到盗贼而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而不是像法琳《慧可碑》所说，自断左臂。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很有可能，所谓的盗贼不过是那些妒火中烧的邺城僧侣雇来的杀手装扮的。此一时期，以崇尚苦修、咒语和神通为特征的北朝佛教仍大行其道，初露头角的禅宗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举步维艰。强调实修，重视果报的北朝佛教徒无法理解看上去“空空如也”的禅宗，在他们看来，禅宗即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疯狂的。而禅宗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则在于：它质疑了北朝佛教徒对佛法的理解，使他们自诩的“解脱代理人”地位受到了威胁。据说，公元536年的达摩之死，就是仇家第六次投毒并终于得手的结果。刺杀行动即使在宗教界也是家常便饭。

　　南北朝的乱世还在继续。在西北，西魏为北周所灭，而在邺城，则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境内禁佛、道二教，三年之后，北齐也被北周所灭，这场迫害运动遂推广至整个中国北方。在邺城传法的慧可这时意识到，北方已经不能再待，于是逃向南方，到了长江流域。此时的南方，已进入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南陈（557－588）的统治时期。

　　公元580年，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的北周大将杨坚推翻了北周的统治，并理所当然地终止了灭佛运动。他建立隋朝，定都长安，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对于佛教徒和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逐渐开始好转，于是慧可重新回到了北方。所有的佛教文献对慧可的这段经历依然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渡过黄河，重新回到了邺城，而邺城已经在北齐亡国时化为一地瓦砾。不过，他当年的弟子有的还在，于是慧可决定留下来，继续传法。

　　从邺城废墟向东北行进六十里，便是匡教寺所在之地。一日，慧可来到匡教寺，意外地受到该寺僧众的热情款待。住持方丈甚至决定为他建造一座讲经台，以便向大众传法。慧可的传法大获成功，却遭到了一名僧人的嫉恨，这名僧人法号辩和，他向邑宰进言，说慧可以妖言邪术惑乱众听。其时隋朝虽已大局初定，但地方上仍然法度混乱，官员草菅人命之事时有发生。据说，在慧可听说有人陷害自己时，以及后来获罪临刑之际，都毫不为所动，坦然而受。公元593年，已是一百零七岁高龄的慧可被处以极刑。与他的师父达摩一样，慧可也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乃至死亡视为不容回避的业障而怡然顺受。所幸他在南方时已将禅宗衣钵传给了弟子僧璨。这位禅宗的第三代祖师一直留在南方，将禅法发扬光大。那是后话了。

　　第六章无相

　　到了该跟新聚和酒店那些快乐的服务员说再见的时候了。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走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我决定再用一次老杨的车，作为临别时的小小答谢。在中国，有一个可靠的当地司机做向导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洛阳这样的地方更尤其如此。这座曾经做过十二朝皇都的历史名城，交织了太多悠远的时空轨迹，常令我陷入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而老杨和他的出租车就好像我的月光宝盒，每次都能让我安全返回。

　　我在长途汽车站门口和老杨告别，进站买了车票。开车时间尚早，左右无事，我又回到车站外面，站在路旁东张西望。清晨的空气里渐渐浮现着暖意，有微风拂动，但已吹面不寒。这是旅程开始之后最温煦的一天，破天荒地，我在室外拉开了大衣的拉链，待了一会儿不见异常，干脆把大衣脱了下来抱在怀里，忐忑而又兴奋地体会着这初春时节乍暖还寒的微妙滋味。正在我开始反思不穿大衣是否太过冒险的时候，老杨又回来了，他按了下喇叭，把我从愣神中唤醒，然后摇下车窗，递过一包零食：那是我落在车后座上的。我立刻心中大宽——护法神已经到岗，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该上车了。下一站是七百公里之外的合肥市，从洛阳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只有早晨九点钟这一班。通常每天只开一班的长途车总在早晨六七点钟发车，而对于七百公里的漫长旅途来说，九点钟出发晚了点，但我宁愿这样，省得天还没亮就要爬起来赶路。眼下，长途车赖在停车场里迟迟不愿动身，车门大开着，希望能等来更多乘客。可直到终于出发的时候，车上还是只有六个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我早已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永远都在迁移的人口洪流 可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这滚滚人潮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隙：三月上旬，这无疑是来中国旅行的最佳时机。

　　除了车载电视里枪声大作的香港警匪片之外，前往安徽的旅途堪称愉快。长途车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而整个车厢的后半部分由我一人独自享用。我四仰八叉地倒在最后一排座椅上睡了过去。沙尘过敏已被药物击溃，过去两周以来不断累积的疲惫也在这长达四个钟头的昏睡中渐渐消退。终于醒来的时候，午饭时间到了，长途车开进了一座新建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巨大的停车场上至少停着二十辆大巴，自助餐厅里至少挤着五百人。考察了餐厅供应的饭菜之后，我决定还是靠自带的零食打发掉这顿。按照中国的规矩，午餐时间大巴上是不能留人的。我只好坐在餐厅门外的台阶上边吃边等。

　　一个捡啤酒瓶的老汉从我眼前经过。他停下来搭讪，问我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我回答说饭菜不对我的胃口。他立刻点头称是，说这儿的餐厅的确档次太低，比他们家差远了。老汉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破衣烂衫，嘴里缺了几颗牙，看起来很是犀利。我俩四目相对，仿佛心照不宣似地嘿嘿乐了起来。

　　食不厌精的拾荒老汉继续寻找啤酒瓶去了。过了一会儿，食客们陆续从自助餐厅鱼贯而出，回到大巴上继续赶路。开了没多久，司机驶离高速，上了一条乡间公路，沿途出现许多摆卖草莓的农民。我突然意识到，就在我埋头昏睡的时候，长途车已经驶出了黄河冲积扇的势力范围，沿着慧可当年南下的道路进入淮河流域。

　　当年二祖可大师与弟子们南行避乱时，很可能是沿水路前进的。离开邺城之后，他们应该先南下至嵩山少林寺，与决意留守的达摩祖师告别，然后便沿着发源于嵩山东麓的颍水一路向东南行去。在淮南以西颍水入淮的地方，可大师与众弟子渡过淮河继续向南，又沿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淠河上溯，来到它的源头大别山脉。这条逃难之路的终点就是大别山中的司空山麓。他们在此避世隐修，直到北方的动乱过去。长途车正沿着这条禅宗南传之路前行，不过它的终点是合肥，到了合肥，再换车去司空山就很方便了。

　　合肥曾经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域性农产品集散地。1949年以后，安徽省的省会从安庆迁来此地，合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六十年间它的人口增加了十倍，长成一座工业化的省会城市。由于制造业的勃兴，它的人口数量现在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农闲时节，打工人口从全省各地的乡村涌入，峰值可达六百万；而到了农忙季节，则又回落至四百万左右。从外人的角度看，合肥与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如同一只只破土而出的幼蝉，头角峥嵘，急于摆脱陈旧的躯壳。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匆忙堆起的漫画一般的新房子，和它们急于拆掉的旧躯壳基本上一样惨不忍睹。

　　好在天已经黑了。七点钟，我们终于开进了合肥市长途汽车站。已经是打尖住店的时间，但当务之急是先把去司空山的行程安排好。车站的售票员说，离司空山最近的长途车站在岳西县，而从合肥去岳西的班车都在西门汽车站发车。我打车直奔西门汽车站，下了车，抬头看见车站对面一座二十二层的酒店鹤立鸡群，招牌上写着丰乐国际大酒店。它看起来很是招摇，估计价格不菲，但是我已经坐了十个钟头的长途车，犒劳自己一下也不算太过分。我走进大堂，理直气壮地要了间房。房间颇为奢华，而要价也不过二百块人民币。

　　放下背包，我下楼去找网吧。酒店的门童周到至极，他领着我出门，穿过一条窄巷，把我一直送到网吧门口。上网查了邮件，很不幸，依然没有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消息。每年三月是古根海姆基金会向基金申请人发放赞助的时间，现在三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我递交的申请仍然音信皆无。这已经是我第七次申请了。我倒不在乎被拒绝，反正白日梦做做也无妨，讨厌的是每次申请都要到处托人写推荐信，有时候甚至为此找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头上去。

　　古根海姆已经拒绝了我一长串申请：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一个把广播节目改编成书的项目（我曾在一家香港电台长时间连播过中国旅行的经历），《佛本行经》英译本（以诗体叙述佛陀行迹的古印度经典，这个项目申请了两次），四卷本《楞伽经》英译本（就是菩提达摩传给慧可的那部佛经），唐代诗人韦应物诗集的英译本。最近的一次申请就是关于现在这本书的，看起来运气依然不佳。可是除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其他的机构就更没可能赞助我这些项目了。我决定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

　　回了几封邮件之后，我在网站上看了看水手队①的近况。球队到凤凰城春季集训去了。最近这帮人有点不靠谱，跟我一样，老是幻想些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出了网吧，我走进一家路边店吃了碗炒面，然后回房间洗澡。在浴室里，我惊喜地发现皮肤起了变化。之前在北方旅行了十几天，皮肤每天都极其干燥，碰到水就觉得痛。这才刚到淮河流域，情况已明显好转。我终于可以用上酒店里配备的浴液了。洗完澡，穿上酒店配备的浴袍，我在靠窗的一张逍遥椅上滋润地躺下——没错，这真是家奢华酒店——从弧形的落地大窗望出去，一轮明月正爬上中天。如此良辰岂能辜负。我打开千里迢迢从美国带来的波尔图酒举杯邀明月，下酒的是去年万圣节时剩下的小包装“士力架”巧克力棒——我们家住在山顶上，万圣节的夜晚根本少有人来，可那也得准备着，结果剩了不少。不过等到跟月亮道晚安的时候，波尔图酒和巧克力棒差不多都被我消灭光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西门汽车站根本没有去往岳西县的班车。这就是问路太草率的下场，我已经吃了好几堑也没长一智。又四处打探了一番，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乘车地——合肥火车东站旁边的新亚汽车站，从这里开往岳西的班车每小时一趟。买票上车，几分钟之后，我上路了。

　　班车在市区里转悠了一个钟头才终于开出城外。一进入乡间，触目皆是清新的绿色，当此美景，再想起枯黄沉闷的北方，简直不堪回首。班车在国道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在舒城县附近拐向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朝着西南方向的山区驶去。山路蜿蜒向前，掠过两旁缀满松树和杉树的缓坡，竹林掩映的山岭和汩汩流淌的清泉，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吸引了车上所有乘客的眼球，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凝神望向窗外，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

　　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表现得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严格地执行了车厢内禁止吸烟的规定，而当我试图在座位上横躺下来时，也被他们坚决制止了。售票员解释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山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弯道会车，需要格外小心。她说得没错，接下来我们的确经历了几个惊险时刻。当班车终于开出这片山区，重新回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国道上之后，我才松了口气。最后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从繁花似锦的果园中穿行而过，远处的山地茶园绿浪起伏，间或还能看见形单影只的农人在梯田间松土。春天已在安徽降临。

　　离开合肥四个半小时之后，班车开进了岳西县城。从我上次来访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这座沿着两条交叉的公路发展起来的小县城又长大了不少，像样的街道已经有十几条了。从这儿到司空山还有七十公里，长途车站没有这条路线上的班车，不过站外尘土飞扬的停车场上趴着一排本地小巴，车窗前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县城周边各个村镇的名字。我找到挂着“店前”牌子的小巴，它正好还差一个人才肯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钻进车门，小巴立刻出发了。

　　前往司空山的道路比之前更为曲折。山路上的之字形转弯比比皆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妇女开始晕车，好在有热心人给了她一片姜，让她放在嘴里咀嚼，似乎很管用。愈向山中深入，车窗外的景色愈发迷人。经过亿万年剥蚀作用形成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在道旁次第展开，时不时还可以看见球状风化的岩浆岩巨石悬在半空，有生命力顽强的松树扎根其上，迎风傲立。

　　两小时之后，小巴开进一道狭长的山谷，店前镇到了。这是个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司空山就在镇外西北方向屹立着。乘客们都在镇上下了车，我另外付给司机五块钱，请他把我直接送到司空山脚下的无相寺。小巴出镇向西，继续开了两三公里，停在无相寺的山门前。

　　一名上了年纪的比丘尼坐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穿针认线。我穿过院子，走上前去向她打听方丈的所在。我拿出七年前来访时为僧人们拍的照片，她看了一眼，说这些和尚们都不在了，现在住持无相寺的是一位法号能文的僧人。能文也没在庙里，他到岳西县附近的法云寺主持法会去了，估计得下礼拜才回来。

　　赶了七百多公里路，没想到扑了个空。我是带了一堆问题来的，本以为方丈可以为我解惑。禅虽然发源于中国北方，但如果不是慧可当初避难于南方，它很可能早已被北周武帝消灭。司空山就是禅宗逃离北方之后最初的落脚点，二祖可大师在此居留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准确的记载。本地的文献里说他在北齐（550－577）年间来此，这意味着他逃出邺城的时候，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还未开始。更晚些时候的史料则认为他在550年前后来到司空山，而在灭佛运动开始之前便已回到北方。两种说法都有疑点，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北周武帝灭佛，慧可长途跋涉到大别山区来隐居就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小巴已经开走了，除了在此过夜别无选择。比丘尼把我领到上次住过的一幢两层的建筑，打开一间客房，朝里面望了一眼，立刻又把门关上，继续向前走去。这座僧舍七年前就已经是一座需要修缮的老屋，现在更加破败了。最后，比丘尼决定让我住在方丈的房间里。整个寺院里只有他的床上配备了全套卧具——铺着床单的木板床，两床棉被，一只以谷壳为填充物的枕头。它们看上去很久没洗过了，但既然方丈能睡，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再说有地方睡就不错了。

　　很显然，今天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我重新捡起在家时的好习惯，睡了个午觉。这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个午觉，感觉很是奢侈。小睡醒来，依然想不出起床能干什么，于是靠在枕头上开始写日记。刚写了几句，就听见比丘尼在外面敲门。我下床开了门，看见她拎着两只暖瓶站在门口。喝茶是个好主意。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到一边，拉出板凳请她坐下，然后开始沏茶。

　　比丘尼是岳西县人，法号仁明，今年六十三岁，但看起来至少有七十三岁。我猜想她的一生一定相当坎坷。她从未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她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就好像是在说她脑子有问题，没人愿意娶她。我习惯性地点着头，装作表示理解。但其实就算脑子有问题的人也能结婚生子吧。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她没说，我也没问。

　　我问她学的是哪种佛教。仁明回答说，她虽然当了十年尼姑，但其实从来没学过佛教。她提到佛教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姑姑波琳。波琳从小在阿肯色州的农场长大，她总喜欢取笑我对佛教的热情，说我信的是“佛爷教”。仁明有一种开放而天真的气质，我想不学任何宗教也许对她来说更合适。我们东拉西扯，几乎除了佛教以外什么都说了，不过她的本地方言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但这并没影响我们的沟通。她一点不做作，说着话便常常放声大笑起来，我完全被她感染了。后来她告诉我说，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台湾高山乌龙的确不错，但心境更重要。当你心情大爽的时候，吃东西也会更香。

　　喝过第四泡茶，仁明站起身，说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完剩下的针线活。她回到院子里，坐在夕阳下继续缝补起来，我也趁着落日余晖继续写我的日记。天快黑的时候，一位妇女骑着摩托上山来了。她是住在山下村子里的女居士，每天来寺里给僧人们做两顿饭，饭后还跟僧人们一起做功课。一小时之后，手脚麻利的女居士已经准备停当，敲响了斋板。今晚用斋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晚餐由白菜、萝卜和野山菌组成，原料都是女居士自己带来的。我向来以为，野山菌原本是仙界的私房菜，要不是当年神仙搬家离开地球时不小心落下几粒孢子，我们这些俗人如今恐怕无福享用此等美味。

　　斋毕，我跟着比丘尼和女居士一起走上水泥台阶，到大殿里去做晚课。这座佛殿刚建成不久，但看起来和其他的中国寺庙也没什么两样，建筑材料虽然用了现代的水泥和砖瓦，样式上却依然在模仿明清时期的官式建筑风格。中国人对待外在形式的态度有时候会显得极端保守。我一直期待着看到有人设计一种不需要投入大量钱财建造的佛殿——毕竟，大兴土木并不能体现佛陀的根本教诲，它体现的只是善男信女们贪婪而执著的心态。不过，在大兴土木蔚然成风的今日中国，我的期待显然还难以成为现实。

　　仁明在佛坛前点了几炷香，然后又烧了些纸钱——前者是晚课的规定动作，而后者却是她自己的发明，这也许是为了她的父母，或者哪位去世的施主烧的。并不是每一位逝者都需要“冥国银行”发行的这些钞票，按道理说，地府里的一切都应该是免费的，烧纸钱也许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纸钱的火焰慢慢熄灭了。比丘尼仁明走到大殿的一角，开始敲钟。大钟悬挂在一座木架上，上面镌刻着“无相寺”三个大字；和它对称的另外一个角落里放着同样的木架，上面摆着一面鼓。和着钟声，女居士也使出浑身力气开始击鼓。一百零八记鼓声代表人类的一百零八种烦恼，而象征着解脱的无相之钟同样鸣响了一百零八次。两位女士发出的声音摇撼着十方世界，令山谷里的每一位修行人警醒。烦恼与解脱。二者总是相伴而行。钟鼓齐鸣中，我靠墙坐在地板上，随着两位女士一起念诵叩钟偈：

　　闻钟声，

　　烦恼轻，

　　智慧长，

　　菩提增，

　　离地狱，

　　出火坑，

　　愿成佛，

　　度众生。

　　晚课结束，女居士骑着摩托下山去了，仁明带我缓步走向僧舍，回了各自的房间。我拿出仅剩的波尔图酒，对月又浮一大白，饮罢上床，倒头便睡。

　　第七章无心

　　很不幸，寺院的客堂已经客满止单了，三祖寺的方丈宽容禅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明天将有超过一千名来宾齐聚三祖寺，参加为期两天的观音菩萨诞辰法会，其中的一百多人要留在寺院过夜，因此他建议我在附近的潜山县城栖身，等到明天下午的法会结束之后再去找他。宽容方丈甚至主动帮我订好了房，又在电话里说了旅馆的名字，一切都已安排妥帖。我很庆幸自己有打电话的先见之明，否则到之后才发现找不到住处岂不糟糕？

　　站在公路边没等多久，就拦一下了一辆长途车。前往潜山的路程不过五十公里，我们先往南行，然后折而向东，沿着一条名叫潜水的湍急而浑浊的河流驶出了大别山区。出山的公路恰从三祖寺门前经过，透过车窗看着它那挤满各种车辆的停车场，我再一次感到庆幸。进入平原，河水的流速立刻缓慢下来，长江已经不远了。

　　长途车是开往安庆的，路过潜山县城，它放下几个到站的乘客，又拉上几名新的，然后继续上路。下车的地方，路边排着一溜人力三轮车——显然，汽车文明还没有彻底改变这里的公共交通业。我跳上其中的一辆，告诉车夫：去“潜阳国际饭店”。听着这几个大而无当的字眼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忍不住乐了。

　　三轮车夫看起来足有七十岁，遇到稍微带点坡度的路面就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我犹豫着要不要下来自己走，但那样一来，老汉就挣不到这三块车钱了。斗争了一番，我决定还是留在车上。我的背又开始疼了，天上还飘着点雨丝，带雨篷的三轮车慢悠悠地拉着我往旅馆行去。

　　国际饭店的前台已经提前得知了我要入住的消息。宽容方丈不仅订好了房，还为我争取到了一天一百六十块的特别优惠价，相当于门市价格的五折。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满天神佛的眷顾。酒店开业只有两年时间，条件远远超出了我对潜山这座小县城的预期，房间也很安静，远离嘈杂的大街。我放下背包，上街去买零食，并很快在离酒店不远的一家小干货店里发现了一种好吃的——干货店老板称其为“南瓜饼”，但它绝不是普通的饼——这种精细的油炸甜食外表撒满了葵花籽，里面裹着南瓜馅，跟浓缩咖啡简直是绝配。

　　例行的午睡之后，我就着南瓜饼一口气喝了两杯浓缩咖啡，然后出门去找饭吃。路边尽是野味店，店门口的招牌上，产自大别山区的鹿、野鸡和野猪们在照片里东张西望着。我选了一家看起来最干净的小店，进门点了一盘木耳炒鸡蛋，一盘野山菌。野山菌美味至极，厨师必须受到表扬。离开之前，我向老板和厨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敬意。

　　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波尔图酒已然告罄，于是踱进路旁一家杂货店，选了一瓶本地产的猕猴桃酒。从前来中国寻访山中隐士的时候，我常看到野生的猕猴桃，却没想过有人会拿它来酿酒。它的酒精度只有百分之七，还不及波尔图酒的一半，但味道相当不坏，有点阿蒙蒂拉多雪利酒的意思。泡在蓄满热水的浴缸里，不知不觉一大杯已经下肚，爽得不行。我忍不住又给自己满上一杯。出浴之后，写过几页日记，我早早上了床，关灯睡觉。

　　这是一个漫长而离奇的夜晚。我见鬼了。房间里有声音。重物落地的声音，纸片哗哗作响的声音，还有刺耳的挠墙声。我打电话给前台投诉，他们说这不可能，我的房间前后左右上下都空着没人住。我翻身下床搜索，结果一无所获。声音从房间的各个角落响起，倏忽来去，我能肯定不是老鼠。它时而钻进床底，时而爬过椅子，上了桌子，时而又躲在窗帘后面，有时还漂浮在半空中。仿佛时空在此发生了扭曲，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不知怎么传送到我房间来了。一直折腾到三点，我终于精疲力尽，昏沉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在中国我还从没起过这么晚，不过好在上午也没什么要紧事。拉开窗帘朝外看，雨已经停了。出了门之后，发现天气也明显暖和起来。从北京开始就一直缠着我不放的冷空气貌似终于撤退了。尽管空气还很潮湿，但云开雾散必在顷刻之间。我再一次脱掉了大衣。

　　方丈嘱咐过，不要太早赶到三祖寺。我于是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女儿来信告诉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大信封终于到了，里面装着我的申请资料，还有一封短笺：“感谢您寄来申请”。没关系，被拒绝了这么多年，我早已学会了坚强。不就是日子过得紧巴点么，不就是用好几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么，有什么呀，谁还没过过穷日子啊。我三心二意地开始盘算回国后去是不是应该试着买点彩票，说不定能撞上大运呢。当然，自己心里其实明白这纯属痴人说梦，可上一个白日梦刚刚被可恨的古根海姆叫醒，总得找点别的念头缓冲一下，别管它有多不靠谱。

　　我一边天人交战着，一边走出网吧，来到县城中心，上了一趟去三祖寺方向的小巴。沿着泥沙俱下的潜水河上行了十公里之后，车子开到了天柱山脚下。饭馆里那些鹿、野鸡、野猪和野山菌们都出自这里，三祖寺在此开山的历史也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了。我下了车，看见三祖寺门前的停车场上依然塞满轿车和旅游大巴，于是决定不急着进去。山门东边有道山谷，很适合散步，三祖寺最初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切得从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说起。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天柱山（当时叫霍山）封为中国的五座神山之一，也就是五岳中的南岳。汉朝皇帝崇信道教，因此当时五行观念深入人心。天柱山为南岳，五行属火，汉武帝曾在山谷上方不远处设坛祭拜，举行封禅仪式。不过，到了589年，天柱山就失去了南岳的头衔——这一称号被隋文帝改封给了衡山。

　　被尊为南岳的天柱山当年吸引过许多隐士和修行者，宝志和尚（417－514）就是其中之一。高僧宝志以行止怪异著称，他曾触怒南朝的齐武帝萧赜（483－494年在位），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投入了都城南京的大牢。直到二十年后改朝换代，梁武帝萧衍（502－550年在位）登基，宝志才遭大赦。

　　此时的宝志和尚已经八十五岁了，但身体依然健康，行动无碍。出狱之后，他云游天下去寻找理想的修行道场，最后选中了天柱山，但不巧的是，著名的白鹤道人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两人相持不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同时在山上修行，这也许反映的是两种宗教之间的竞争。总之，最后两个人去找梁武帝评理，梁武帝不愿意扮恶人，就让两位高人斗法，谁先在天柱山立下自己的标志，道场就归谁所有。白鹤道人遣坐骑白鹤从南京直飞天柱山，而宝志和尚则祭起法器锡杖飞空，最后，锡杖赢了，于是宝志在天柱山麓选了一处洞窟修行。几年之后，有何氏兄弟三人入山隐居，在洞窟附近的山谷建起一所茅篷，后来兄弟三人舍宅为寺，请宝志住持弘法，梁武帝赐名山谷寺，这就是三祖寺开山之始。

　　这位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他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出资兴建了四百八十所佛寺，自称“皇帝菩萨”。菩提达摩入华之初，首先进入的正是梁武帝的领地广州。据说他曾上南京面见武帝。武帝问达摩：我修建这许多佛寺，有多少功德？达摩回答说：无功德。武帝一怒之下，将其驱逐出境。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因果，达摩才不得已而北上，将禅的种子播撒在少室山中。

　　我在山谷里踯躅前行，时不时停下看两眼前人在路旁石壁上留下的题刻。为了方便游人阅读，三祖寺的方丈特意让人把这些摩崖题刻刷成了红色。我读到了宋朝宰相王安石（1021－1086）的一首六言诗：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尽，

　　坐石上以忘归。

　　还有一首宋朝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

　　隆隆山木风。

　　炉香四百六十载，

　　开山者谁梁宝公。

　　黄庭坚的算术可能不太好。1080年，他被贬谪出京，赴江西上任途中游天柱山写下此诗，而这时距山谷寺开山已经大约五百六十年了。和他身前身后许多访问山谷寺的人一样，黄庭坚来访的目的也是为了拜谒《信心铭》的作者，禅宗三祖僧璨。

　　僧璨延续了他两位前辈的低调风格，其行迹在后人的记录中就如雪泥鸿爪，凌乱破碎且夹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据推测，他于519年生于开封，俗家姓向——这仅仅是推测，而前提是我们认定前文提到的那位写信给二祖慧可的“向居士”就是僧璨。关于僧璨的生平，唯一一则较为详细的记录里提到了他年届四十之时与二祖的初次见面。

　　当时的僧璨还是一名白衣居士，他礼敬二祖并有所求：“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弟子忏悔。”慧可回答说，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悔。他想了很久，说：“觅罪不可见。”慧可答道：这样说来，我已经帮你忏过罪了，以后你最好皈依佛法僧三宝。

　　居士于是问：“但见和尚，则知是僧，未审世间何者是佛？云何为法？”

　　慧可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如知之乎？”

　　居士闻言，忽有所悟，于是说：“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如其心然，法佛无二也。”

　　慧可看出这名居士根器不错，于是为其剃度后收在门下，并给他起了法名：“汝是僧宝，宜名僧璨。”（引自《祖堂集》）

　　此后僧璨便追随二祖在华北各地传法，直到574－580年间的灭法运动迫使他们南渡。在这六年时间里，北部中国有超过五百万名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而逃往南方的信徒们则躲过了这场劫难。慧可带着弟子们在司空山待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北方之前，他把禅宗法嗣传给了僧璨。

　　590年，僧璨也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南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虽然刚刚被摘了南岳的帽子，但天柱山的魅力未减，照样吸引着大量游人和朝圣者。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三祖僧璨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决定将禅大力推广开来。在人迹罕至的司空山，你最多只能跟偶然碰到的采药人聊上几句；而天柱山则完全不同，这里游人络绎，山脚下还有高僧宝志开创的山谷寺，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弘法道场了。

　　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僧璨并没能如愿吸引到大批追随者。三祖寺里的历代碑刻上都提到，他其实只收了一名弟子，而且还是个小孩儿，但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592年，未来的禅宗四祖道信依止在僧璨门下之时只有十四岁。虽然年纪尚小，但他的悟性令三祖璨大师刮目相看。一天，他问三祖：“如何是佛心？”

　　僧璨反问他：“汝今是什么心？”

　　道信对曰：“我今无心。”

　　僧璨于是说：“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师徒二人接下来的对话基本上重演了当年慧可在达摩洞前与禅宗初祖的问答：道信向僧璨请教解脱束缚的法门，于是僧璨问他：谁缚汝？

　　道信回答：“无人缚”。

　　僧璨道：“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于是言下大悟，成为三祖的传人。（《祖堂集》）

　　在另外一则记载中，僧璨对道信说：“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楞伽师资记》）

　　除了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铭》，僧璨的确再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教法。

　　公元60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从八十二岁的僧璨手中接过禅宗衣钵，成为第四代祖师。如今的三祖寺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山洞，据说僧璨当年曾在其中修行，而这场传宗接代的仪式据说也是在那里进行的。

　　尽管年事已高，也或许正是因为年事已高，僧璨决定离开天柱山。他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来到广州附近的罗浮山。通常的说法是，三祖前往罗浮山意在弘传佛法，但我常怀疑这趟艰苦的旅行与长生不老的仙药有关——罗浮山正是道教炼丹大师葛洪（284－343）炼成金丹大药，得道飞升的地方——否则即便要离开天柱山，周围可以传法的地方所在多有，为什么偏要大老远地跑到岭南去？

　　不管怎样，僧璨在罗浮山待了两年之后，又令人不解地回到天柱山继续传法。也许是因为金丹大药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灵验罢。再过了两年（606年），三祖僧璨在山谷寺“为四众广宣心要”之时，突然在大树下合掌而终。圆寂之后，他的不坏肉身供奉在山谷寺中，直到唐朝天宝年间（745年）被当地官员火化，得五色舍利三百颗，地方官遂在寺旁建舍利塔一座收藏供养。这塔至今犹存，人称三祖塔。

　　僧璨唯一留存后世的教法《信心铭》，其真伪曾被学者激烈争论过。有人坚称它的作者另有其人，至于是谁，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最近几年中国的学者似乎又倾向于认为它的确出自僧璨之手。而另一方面，早在唐代就有禅宗僧人在说法时引用《信心铭》教导弟子了。

　　《信心铭》的第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僧璨的教法：“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它提示了禅从北地南来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佛教入华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一种艰深的宗教，证得涅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而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掌握的各种神通也都来之不易。只有极少数具备慧根的人可以通过苦修一窥佛教的高深境界，而大多数人只能望佛兴叹。僧璨的两位前辈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达摩祖师在山洞里面对石壁一坐九年；慧可在雪地里一站好几天，最后还砍下了自己的胳膊——这才是大师风范，一般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

　　然而自从禅宗来到了南方，便再也没有面壁苦修，没有断臂自残。三祖僧璨所开示的修行法门，适合于每一个普通人：你只需要放下分别之心，见到自己的本心，即能成佛。分别之心是人与佛的唯一差别。这种教导人们放弃选择，放弃对立，放弃差别的教法达摩与慧可也都分别向自己的多位弟子教授过，他们中间也一定有人获得证悟，但禅宗在北方始终没有打开过局面。禅的真正繁荣始于南方，始于三祖僧璨将衣钵传给四祖道信之后。至于个中原因，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且容我在拜访道信时再行展开。

　　看罢前人题刻，我沿着一条分岔的小径向山上树木幽深处走去。山路在密林中蜿蜒了一阵，行至一处峭壁。俯瞰山下，三祖寺尽入眼帘，我对面前的风光很是满意，于是找了块平坦的大石坐下歇息。俗话说得好：好吃不如饼子，舒服不如倒着——掏出昨天吃剩下的南瓜饼，大快朵颐一番之后，我躺在午后的阳光里惬意地睡着了。

　　第八章不作，不食

　　出门在外，没个跟班的确实麻烦。临睡前洗好的衣服一觉醒来还是湿的。这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气候潮湿的长江流域。背包旅行讲究的是轻装前进，所以我只带了两套衣服，一套每天换洗，另一套绝不轻易动用，以备不时之需。现在这点小状况还算不得什么，没到启用应急装备的程度。我决定穿上湿衣服回到床上，用体温把它们一件件烘干，同时通过写日记来打发时间，分散注意力。

　　写完三祖寺的现状，袜子干了；与宽容方丈的谈话烘干了T恤；最后，在裤子阶段，我翻开了宽容在韩国僧侣代表团到来之前送给我的那本《信心铭》。书中所收的三种评注都相当精彩，很值得翻译。我开始憧憬出版商找上门来的情景，仿佛看到了书稿预付款，信用卡账单终于可以还清了 做起白日梦来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工夫，裤子就干到只有我自己知道它还湿着的程度。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将会奇怪地发现床单是湿的，但她不会在意的，反正床单也要换了。或许她们会认为是鬼干的。

　　退房之后，我出了旅馆，上了一辆机动三轮。我想尽快赶到长途车站，因为据酒店的前台说，从潜山去黄梅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班。已经十点了，我开始担心是否还能赶上那班车，可到了车站，才发现发车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照理来说运气还算不错，但我一点没觉得。早知如此，蛮好再多睡会儿，让衣服再干透些的，而日记也可以不必写得这么匆忙。事已至此，抱怨无济于事，但我可不想在车站傻等三个钟头，必须另想办法。在中国，当主流的交通工具出了问题时，你通常总是能找到一种非主流的替代工具。我调头向外面走去。?

　　把我送来车站的三轮车夫还在。我问他有没有路过潜山去黄梅的班车。他回答说，长途车现在都走高速公路了，所以不会有过路车从城里经过，但是由此向南五公里，高速路边的篱笆有个缺口，当地人都从那儿上高速。很好，我们也这么办。十分钟以后，三轮车夫在高速公路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把我扔下。就像他说的那样，有人用钢丝钳在篱笆上弄了个缺口。我把背包从篱笆上扔了过去，身体挤进缺口，艰难爬上路堤。路堤极陡，多亏了忠心耿耿的手杖，我安全抵达路堤顶端。是谁说的来着，“君子不携美酒、手杖，不游也”？而我是宁舍美酒不舍手杖的。

　　爬上路肩，高速公路上死气沉沉，老半天看不见一辆车经过，也许是因为这条高速公路刚开通，知道的人还不多。十分钟之后，一辆大巴驶过，欢欣之余我连忙招手，司机也礼貌地挥手致意，但完全没有停车的意思。又来了一辆，司机遥遥招手，依旧弃我而去。下一辆还是。终于，一辆去长沙的大巴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售票员问我去哪儿，我说“黄梅”，车门重新关上，扬长而去。此去长沙尚有五百公里之遥，途中将经过黄梅，但路程只有一百公里多点。售票员显然觉得拉上我不划算。就在我开始体会到搭车客的绝望之时，又一辆大巴停下了。它去武汉——武汉在西面二百公里之外，这笔买卖就显得划算多了，售票员热情地说：三十块，并招呼我赶快上车。车上居然还有一个座位空着。

　　长途车继续风驰电掣，但是十公里之后又慢了下来。因为修桥，向西方向的道路变窄到只剩下一条车道。经过正在施工的立交桥时，三个在路边等车的人突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向我们招手。司机赶紧一个急刹把车停下，等跟在后面的卡车反应过来，已经没时间踩刹车了，卡车司机猛打方向盘冲进了工地，接连撞翻一串隔离墩才停下。三名乘客上车的时候，只见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挥舞着一根轮胎撬棍冲了过来。长途车司机赶紧关门，猛踩油门绝尘而去，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那辆卡车。

　　一小时以后，黄梅出口到了，我提醒售票员放我下车。他说不急，到前面下更好，如果我在黄梅出口下车，要步行很久才能到收费站，然后再走更长一段路才能找到当地的交通工具进城。更好的方案是在两公里外的黄梅服务区下车。他显然对此地很熟。

　　在服务区，人们下了车，鱼贯进入卫生间。售票员让我往回走到刚才经过的岔路口去搭车。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我发现路堤底部的篱笆上同样有一个缺口。应该有人编一本高速公路缺口指南，我心想。翻越护栏的时候，我的手滑了一下，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这本指南上需要增加一则警告。戴双手套会是个好主意。靠，为什么不把钢丝钳也带上？站在原地喘了一会儿（一边琢磨，人的脑袋和肺到底是怎么交流的？），我小心翼翼爬下路堤，挤出篱笆，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稻田和鱼塘，终于再次回到公路。一分钟以后，我上了辆面的，它沿途不停地拉客，直到挤得连门也打不开。好在面的开得飞快。十分钟之后，我们进了县城。

　　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至少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十公里，往西走旧公路，转眼即到。

　　四个男人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他们的摩的。带人上山是他们的生计。我问其中的一个，到庙里去要多少钱。他看了看他的同伙，然后说十五块。我还价：四块。他最终同意降到八块，但这仍然是去年价格的两倍，而我并不着急。时不时地，我会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得付出双倍代价。我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为什么要跟五十美分较劲，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公路上拐了过来，停在路边一家干货店门口装货。我走过去和司机搭讪。他拉了一车农产品和罐头正要去庙里。他说：上车。

　　路况不错。它让我回想起1999年和山人大卫第一次来四祖寺的情形，那次的经历几乎让我从此放弃陆上旅行。这条路在当时到处是泥泞和深深的沟坎，深到根本不该在上面开车，步行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而且我们也愿意步行，可我们当时的司机是五祖寺的监院，他刚刚搞到驾照和一辆崭新的越野车。不到十公里的山路开了一个钟头。

　　此一时彼一时也。轻松行驶了十五分钟之后，司机把我放在四祖寺的山门外。跟弥勒佛和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云水楼，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开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在洒满阳光的浴室里，我享用了下午咖啡和背包里最后一块南瓜饼。凭窗远眺，外面是双峰山松竹掩映的青翠山坡。

　　一块南瓜饼显然不够。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到兜售香烛和零食的小商店里去找南瓜饼。南瓜饼没找到，却发现了一本旧版的四祖寺简介。晚饭时间还早，坐在廊桥里的长凳上，我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

　　廊桥是当地的著名景观，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佛教的同义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

　　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想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净慧还是一名年轻的比丘时，就做了虚云老和尚的侍者。从那时起，佛教在中国逐渐恢复其影响力，而净慧也逐渐卷入到佛教政治中去。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股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喜欢佛教徒。他们平和，劝人向善，而寺院基本上是今日中国仅存的互助组织。

　　除了担任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的方丈，净慧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女居士说着话。他看到我时没有起身，也令我有些惊讶——以往相见时，他常常跳起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方丈与访客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过去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许多细节都必须由他亲自过问。?

　　水陆法会是所有佛教仪式之母，1500年前由梁武帝开创。武帝是个在积累福报方面善于创新的人，他请高僧宝志——宝志正是三祖寺的开山祖师——编排出一套高明的法事，好让法界之内的一切众生都能感受到解脱的力量。水陆法会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水”和“陆”暗示着法事的效力无远弗届。水陆法会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法事，它需要一百名僧侣和数百甚至上千名居士共同参与，在七个坛场齐声诵念佛经如《法华经》、《楞严经》、《无量寿经》和《华严经》等。水陆法会连开七天，每天从凌晨持续到深夜。如此法会必定耗费惊人，因此少有寺院会轻易尝试。法会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也是唯一的部分，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纸人纸马被付之一炬，浩浩荡荡开赴冥界拯救众生的那个时刻。

　　净慧说，法会是专为黄梅地区的信众举行的。四祖寺不久前刚刚重修完毕并招募了僧人，所以法会其实相当于四祖寺的亮相演出，它旨在告诉住在附近的人们：如果想要为来世积累福报，去四祖寺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寺庙的首要功能，就这一功能而言，寺庙间也有高下之分，人们似乎认为有的寺庙与来世保持着更为良好的关系。不管怎样，水陆法会在吸引眼球方面的功效是无可替代的——前提是寺庙不要因此而破产。

　　净慧问到我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禅宗早期祖师们的材料。我问他是否有空接受我的采访，他对这个提议不太感兴趣。关于禅，他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他说，我可以自己去读《楞伽师资记》。他还让侍者送给我一本书，内容是他历年冬天来四祖寺打禅七时的开示，其中有些内容谈到四祖道信和他的禅法，也许对我有用。他看起来很疲倦，健康状况也不佳。年龄的增长和身居高位的压力看来都加重了他的糖尿病。

　　谈话之间，斋板响了。净慧站起身，邀我一起用斋。我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从前慢了许多，一面依靠侍者的搀扶，一面还要拄着手杖才能行动。我和明基走在净慧身后，可以听见他在叹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过得去那七天的法会。

　　这正是僧侣生活中令我望而却步的那一部分。我曾不止一次想要跟红尘世界说再见，但我真正喜欢的僧侣生活是它的精神层面，而一想到那无穷无尽的仪式，我就从白日梦里醒了过来。我知道，仪式包含在一切文化之中，我也知道它有不可思议的效力。仪式还让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或者强化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人们都这么说。可是，大概是因为业障未消，我还是更愿意站在佛堂之外，俨然是修行界的托尼欧?克洛格①。清风明月才是我心之所向，时不时来块儿南瓜饼就更好了。我总在想，佛陀当年举行过什么样的仪式？我不记得自己读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佛祖饭前难道也念供养词吗？

　　我以为净慧会带我们到斋堂或者供访客使用的小餐厅用饭，可他把我们领到了厨房的后门。厨房里支起一张可以坐下十二个人的饭桌，所有人都围着它坐了下来，净慧和他的侍者，明基，另外几位年长的僧人和几名住在寺院里的居士，还有我。

　　没有人念诵供养词。大家一坐下就开始动筷子。吃到一半，净慧突然停下，开始抱怨美国人。我想他很少有机会如此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美国人的意见。在外国人面前，他通常需要保持礼貌，这是由他的地位以及中国人的礼节所决定的。但我是他的朋友，从他的角度看，我还是他的消息来源和使者，负责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我的同胞和我们那个满脑子错误思想的领袖②。美国人把事情弄反了，他说。美国人只注意外表而不是内在。他们充满攻击性，随时准备发动战争。

　　我没打算为美国人辩护，美国的政策也并非无懈可击。我对净慧说，我们都投了票，结果那个战争贩子赢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也许下届大选，我们就能把那杂种赶走。至于把事情弄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并非每个美国人都弄反了，接着我又补充说，美国人的“业”和中国人的是不同的。我觉得最好就此打住。幸运的是，净慧没有追问下去，他把话题转向了飞机：它是地狱的化现；还有原子弹，它比飞机更地狱得多。最后，他用筷子指了指盘子里的炒南瓜。南瓜凉了，他说。多亏南瓜凉了，我得救了。饭后回到房间，明基来邀我参加晚间的禅修，他说会派人过来领我去新建成的禅堂。引路人始终没有出现，天色已晚，寺院里的夜间照明降至最低限度，我不可能凭自己的本事摸到禅堂，却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如此充实的一天之后，我很愿意早点上床。

　　第九章无镜亦无尘

　　我在清晨醒来。寺院里一片静谧，教授们大概还在梦乡之中。衣服差不多干了，我穿戴完毕，打点好行囊，去向主人告别。下一站是东北方向的五祖寺，距此地直线距离只有十五公里。我轻叩明基的房门，他已经在等我了，不过说再见还为时过早——他正好也要去五祖寺，我们可以一起上路。

　　明基需要时间收拾东西，我趁此机会去向净慧辞行。他看起来好些了，脸上多了些活力。刚来的那天本来有件事要向他打听，不巧被开饭的斋板打断，现在旧事重提，我问他是否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禅宗的尼众寺院。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尼众道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修禅宗的，但我好奇的是它们是否能靠互助劳作养活自己。净慧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寺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个尼众寺院在南昌附近，离我要去的地方并不太远。老和尚再一次帮助了我。我谢过他，又祝愿他下周的水陆法会圆满成功，便告辞了。

　　四祖寺的停车场上，三个年轻和尚和两名中年女居士已经在等着了。他们是来参加水陆法会的，趁法会还没开始，也想顺便去拜访五祖寺。几分钟以后，明基出现了，我们跟着他钻进寺院的越野车。明基和司机坐在前排，三个和尚坐后排，我和两名女居士坐中间。

　　车子开下山，很快到了黄梅。这次，我们没有驶向西北方向的苦竹村和未来的山区度假胜地挪步园，而是往正北方向进入了GPS导航系统中的另一片空白区域。身边的女居士和我攀谈起来。她是从北京飞来这里参加法会的，她问我在这儿干吗。我告诉她，我在为一本关于禅的书收集素材，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传统的书，现在这本可以算是续篇。她又问我那本书的名字。我说，中译本的标题是《空谷幽兰》。她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抓住我的手不肯松开。她告诉我，这是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我本以为她不过是出于礼貌作此表示，不料她立刻开始复述书里的两段访问，而且几乎一字不差。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得到赏识而感激涕零，可同时又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写完东西拿去出版是个错误的决定。对我而言，每次写作都是享受的过程，然而一旦出版，感觉上就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这就好比你有一好朋友，突然死了 这事比较复杂。

　　从黄梅到五祖村的路程是八公里，从五祖村到五祖寺五公里。刚过五祖村，山路立刻变陡，路的一侧就是悬崖，前方的山峰消失在云雾之中，能见度不超过十米，仅仅能够让司机分辨出路边的岩石和松树。然而司机只是稍微减了减速，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同车的几位看起来也毫不在乎。幸好对面一直没有来车。

　　当寺庙的院墙终于出现时，司机按了下喇叭，一个僧人打开了侧门。越野车开进寺院，停在一片玫瑰花圃旁，明基下了车，跟众人约好一个小时之后集合回去。大家纷纷散开，各自进大殿参观朝拜，明基引着我去见五祖寺的监院惟道。我本想拜访一下方丈，但明基说方丈这两天不在。

　　方丈的法号是见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监院。那是1999年，我和山人大卫结伴而行。那也是大卫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之前他拿着一张有效期两个月的旅游签证在台湾待了十三年，刚刚被驱逐。他打破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鲍勃?本森保持的最长签证超期纪录——七年。他们都不愿意去应付签证延期和申请居留许可所必须面对的官僚程序。对于鲍勃和大卫还有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台湾是个理想的避世之地，一旦来了就难以离开。

　　有人曾经向一位西藏上师请教获得证悟的方便法门。他给出的答案是：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外国人可以使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习以为常或引以为傲的东西，并选择一些新鲜的、不那么消磨意志的事物来搭建自己的生活。我选择了中国古诗和佛经，乌龙茶，还有午睡——都是些明显无害的东西。

　　我还跟大卫一起选择了台北市北面的七星山。我住在靠近山顶的南坡，一个叫竹子湖的地方。我在的时候，湖水早已被抽干，湖床里是一片白菜和马蹄莲的海洋。从我租住的农舍向窗外看去，整个台北盆地一览无余，到了晚上，台北市的万家灯火在眼前展开，就如一扇珠宝店的橱窗。蒋介石的避暑山庄就在我的住处下方一箭之地以外。此地海拔八百多米，夏天是台湾北部唯一的避暑地，冬天则是唯一会下雪的地方。每到下雪的日子，有生意眼光的计程车司机就会开车上山，在发动机罩和车顶堆上尽可能多的雪，然后开回城里，在台北火车站前出售这种闪闪发亮的稀罕事物。那个时候，大多数台湾人从来没有见过雪。现在他们早已成群结队地去阿尔卑斯滑雪了。

　　住在山上的好处不仅仅是气候宜人。七星山是座火山，当地的农民拼凑了一条管道，把山顶附近的一个火山喷气孔和我住处附近的一家简易澡堂连接起来。在冬季，我一天要去澡堂洗上两三次，以此犒劳我那因为打字而冻得僵硬的手指。一次沐浴通常可以暖和几个小时，足够翻译一首寒山的禅诗，或者一首石屋禅师的偈颂。澡堂从不关门。躺在烛光摇曳、水汽氤氲的浴池里，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自己有朝一日会回美国去。不幸的是，澡堂如今已经不在了——因为违章营业被关闭——这片土地现如今成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当地的农民把他们的房子和棚屋改造成餐馆，向那些来自平原的观光客招徕生意。

　　大卫住在七星山背阴的那一面。他的房东是个种植兰花的园丁，平时住在台北市里，贩卖兰花的同时享受城市生活。大卫以替房东照看房子为条件，换取了免费居住的权利。从他的住处四望，目力所及之处再没有别的人家，这正合他的意。大卫是个隐士，他在山中采摘野菜野果为食，每次进城，则要在超市门口的垃圾箱里大肆搜刮。偶尔他会在城里给人做指压按摩或者教英语赚点钱。除此之外，他基本上靠天吃饭。

　　时不时地，警察会上门来找他签证的麻烦，威胁要驱逐他。但大卫一目了然的隐士生活每每令警察不好意思真的这么做，最后总是劝说他去领一张新签证，然后便告辞了事。终于有一天，新警察局长上任，他听说了大卫的故事，并决定拿他开刀扬名立万，这次大卫真的被驱逐了。在离开之前，大卫和警察局长见了面，结果局长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不得不驱逐他深表遗憾，但为时已晚，已经不可能收回成命。于是局长给大卫出主意：只要改个名字，领一本新护照，就可以重新回台湾了。不过大卫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被驱逐的时候，我正要来中国大陆，于是邀他同行。我们一起去香港申请签证，并抽空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做了场讲座，向我的前同行们介绍了我们即将开始的禅之旅。我将这次旅行称为“五十天，五十禅师”之旅。走到五祖寺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拜访了二十个禅宗大德的故地。

　　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见忍的。那次我们相谈甚欢，告别的时候他给我留了手机号码，这让我惊讶不已。手机在1999年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全国大概只有四千万用户。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需要钱的时候随时给他打电话，他可以把钱汇到中国的任何地方。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们当时看上去很缺钱。在我的中国经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做出如此许诺。我期待着再次见到见忍。倒不是因为缺钱。

　　见忍去了武汉。他是整个湖北名气最大的和尚昌明禅师的弟子。昌明住在武汉，他如今年事已高，许多事情要依赖见忍替他完成。1994年，昌明被请去住持五祖寺，他让见忍做了监院。那时见忍只有二十八岁，皈依佛门不过四年时间。七年之后，昌明又把五祖寺方丈的位置传给了见忍。全中国的寺院和尼姑庵如今都在进行类似的交接——老一辈的大师指定年轻有为的接班人执掌局面，以便做到“与时俱进”。

　　明基带我去见监院。他对五祖寺的格局了如指掌，我跟着他穿过迷宫般的长廊——上次来时，我就在寺里迷了路——来到监院惟道的办公室兼卧室。惟道已经在等我们了，他看上去比三十五岁的明基还要年轻。作为一名僧人，他显得有点胖，不过因为长得一脸天真，胖点反倒很合适。一笑起来，他的眼睛便消失了。他很爱笑。

　　明基来访的目的是为水陆法会招募更多的僧人。我们一坐下，惟道就拿出他的手机忙活起来，给附近的寺庙打了一圈电话。他确实擅长此道。明基担任四祖寺监院只有三年时间，他在当地的人脉远不及惟道，并且缺乏惟道的坦率风格。在电话里，惟道言简意赅，一个字都不浪费。他特别说明要和尚而不是尼姑，而且最好是皮肤比较白净的。我能理解对和尚的偏好，中国文化里的男权色彩依然明显。至于对皮肤的要求，我猜是因为白皮肤能给人精于修行的印象，如果皮肤黝黑，容易让人觉得是因为整天从事户外劳作。

　　公元671年，还未成为禅宗六祖的惠能自岭南跋涉而来，拜在五祖弘忍的门下。五祖寺正是他当年获得禅宗衣钵的地方。惠能自幼家贫，长年在山中砍柴，因而皮肤黝黑，当他出现在五祖寺时，甚至被讥为“獠”。如果惠能今天在此，他大概不会被选中参加水陆法会。当然，法会注重的是形象，不是觉悟。

　　惟道忙着打电话的时候，明基给我们沏了茶。喝完第四杯，惟道已经组织好两打皮肤白净的和尚，如果需要，他还能找来更多。明基抬腕看了看表，说他该回去了。我陪他出去，一直走到惟道住处门外的玉兰树下，就此别过。然后，我在树旁的长凳上坐下，等着惟道打完另一通电话。白色的玉兰花瓣落了满地，香气馥郁得令人晕眩，不由想起台湾海明寺里的玉兰树。搬到竹子湖之前，我在海明寺住过一段时间，玉兰花盛开的时节，香气有时浓到我不得不把窗户关上。

　　眼下，没有窗户可关，我等着惟道来救我。他把我带到云水堂，交给石女士。石女士递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安排我住进一个五人间。还没来得及挑选床铺，外面已经响起午饭的斋板。斋堂供应标准的寺院素斋：豆腐、香菇、豆芽、白菜，甚至还有一点辣椒。外加一个馒头，人人都能吃饱。

　　回到房间，我选了靠窗的床铺躺下午睡。刚要进入梦乡，外面来了一群香客。从房间的窗户可以俯瞰山脚下从五祖村附近开始的上山小路。大多数人乘车而来，但这群香客为了积累功德，决定步行上山。可能是想吸引神佛的注意，也可能是为了驱散盘踞在周围的凶神恶煞，他们点燃了几串长长的鞭炮宣告自己的来临，鞭炮声响彻山谷，也驱散了我的睡意。我只好告别午睡，出门向山中行去。

　　与禅宗五祖有关的遗迹在寺院附近的山中俯拾皆是。弘忍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这一带，其中的五十年就居住在双峰山和冯茂山。公元601年，他出生于黄梅城外。624年，当道信在双峰山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禅修中心时，弘忍成为这座寺院最早的僧侣。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651年道信圆寂。

　　在他之前，承继衣钵的禅宗大师全都遵循另立门户的传统。菩提达摩、慧可、僧璨和道信都在得传法嗣之后便离开祖庭。弘忍则一直守在道信的身边直到他圆寂，这再一次说明，禅宗的传统正在从个人修行向互助修行转变。禅逐渐变成一种驻留式的修行方式，并且因此广为流行。道信圆寂时，居住在四祖寺的僧侣达到五百人以上，而弘忍圆寂时，五祖寺的常住僧侣超过了千人。

　　弘忍为道信修建了毗卢塔，随后又在双峰山继续生活了三年——这是中国传统规定的为双亲和师长守孝的时间长度。守孝结束后，他决定另建一所禅修中心。因为是黄梅本地人，弘忍对周围地形相当熟稔，他选择的新道场离道信的寺庙只有半日脚程，周围的地理环境也与四祖道场类似，便于开展互助劳作式的修行。

　　四祖寺只是后人对四祖道场的称呼。道信自己把他的寺庙称为“幽居寺”——这里不仅僻远幽静，而且适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弘忍在冯茂山下选中的道场也有类似的特征。这里当初属于一个叫冯茂的人，冯先生听说弘忍的打算之后，就把这座山送给了他。弘忍为自己的道场取名禅定寺。

　　此后的两百年间，我们看到禅宗的发展之路上一再重现这样的情景：各代开山祖师尽量选择僻远的高山谷地作为修行道场，其中水源丰沛，有足够的农田可以养活成百上千名僧侣。禅宗历史上重要的祖师几乎都以这种方式创建道场。

　　这种为禅修精心选择特定生态环境的做法始于道信在双峰山的试验，到了冯茂山则被确立为禅宗的传统。由于冯茂山在双峰山之东，因此也被称做东山，弘忍在此发展出的禅法也因此被称为“东山法门”。禅定寺开山之后不到六年，当朝皇帝就听到了消息。他宣召弘忍入宫讲法。但是道信与弘忍所传的禅法并不是什么可以向外行宣讲的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弘忍拒绝了皇帝的邀请。

　　有人问弘忍，为什么学佛不在城邑聚落，要在山居，他回答说：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引自《楞伽师资记》）

　　正是这种对道场的选择使互助劳作成为可能，而互助劳作则让修行者将心灵修炼从禅堂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随时随地，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修行。道信将其称为“守一”，弘忍则表述为“守心”。他们教导弟子，当在一切所做所说所想之中守住本心，最终达到所做所说所想之间不再有差别的境界。

　　除了散见于各处的一些语录片段，弘忍唯一传世的教法是《最上乘论》，它的开篇写道：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清净？答曰：《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

　　公元672年，到了要为自己选定衣钵传人的时候，弘忍让他的弟子们每人作一首偈颂来展示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弘忍的大弟子是一个名叫神秀的和尚，他是北方人，十七年前为追随弘忍来到东山。然而他的偈颂在后世成了误解佛法的反面教材：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惠能是另一名追随弘忍的外地人。他来自遥远的岭南，此时刚刚进入禅定寺不到九个月。惠能听说了神秀的大作，于是也作了一首来回应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名皮肤黝黑的新来者真正理解了弘忍所说的“本来清净”，而神秀却没有。于是，弘忍将法嗣传给了来自岭南、目不识丁的“獠”惠能。

　　晚饭后，我在寺院里闲逛。我走进惠能曾经舂米的碓房，他用过的石臼还保留着，仿佛其人只是刚刚离开，到门外去喘口气。我在碓房撞见了惟道，他请我到他房里喝茶。惟道身上有一种全中国的寺庙监院共通的气质：处变不惊，随时准备做任何事情。他还沏得一手好茶。

　　惟道是1975年生人，他的家乡在武汉西北不远的应城。年轻时，惟道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他的第一位师父是家乡附近山里的一名隐士。师父教了他几年佛经和打坐的功夫，便把他送到五祖寺受戒。惟道就此在五祖寺住了下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至今仍不能原谅他出家的决定。时代在变，但在他的家乡小城，变化来得没那么快。

　　“文革”期间，尽管五祖寺并没有遭到毁灭，但所有的僧人都被勒令离开。直到1979年，政府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年僧人们才被允许返回寺院。但回来的僧人并不多。1994年，当昌明被邀请住持五祖寺，并开始重修寺院的时候，寺里只有七八名僧人。也是在这一年，本焕开始重修四祖寺。

　　五祖寺的僧人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七十人，并有望很快达到两倍于此的规模，但是五祖寺目前还没有恢复为一座禅宗寺院。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有六名僧人居住在禅堂中，其他僧人则参加每天早晚两次的坐禅。每年冬季有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禅七。但不是所有的僧人都修禅。有一些僧人是修净土的，他们在一间大殿里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五祖寺还有待于建立自己的“风格”。不过惟道告诉我说，寺院里正在修建一座更大的禅堂，将来五祖寺的主要修行将是禅宗。

　　他说，见忍方丈还打算选一个僻静的地点修建几座茅篷，专供那些不喜喧闹的僧人修行。这些茅篷离禅定寺的原址很近，靠近冯茂山的山顶。

　　由于山顶附近空间有限，九世纪时，禅定寺被移至半山腰，也就是它现在的位置。这次移动使得寺院的施主与香客来往禅定寺更为方便，而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僧人们能够更为方便地管理自己逐渐增加的土地。随着寺院知名度的增加，朝廷开始向它颁赐土地作为庙产。公元763年，唐代宗将冯茂山山脚下的两千多亩土地赐给禅定寺，在这之前，禅定寺还耕种着山后一处二百亩的菜田。后世的皇帝和富人继续不断为寺院添置庙产，以至于到了宋代，五祖寺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三万亩，其中还不包括林地。这片广大的土地多数分布在寺院周围半径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片土地并不由僧人自己耕种，而是租给农民。

　　如此广袤的土地必定产出巨额收入，我不禁想知道这笔钱会对那些从事互助劳作的禅修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笔钱？会不会用它来周济穷人？还是用在修庙上？可以肯定的是，僧侣中一定也有人想过这些问题。既然可以不劳作，干吗还要劳作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僧人中间也一定有人在想这个问题。

　　几杯茶过后，惟道带我去看一座围绕五祖真身塔所建的大殿。弘忍的真身塔初建于他圆寂之前的674年，它原本也在冯茂山上的禅定寺原址，后来随着庙里的其他建筑一起被搬下了山。塔外的大殿被毁坏过若干次，又重建过若干次，佛座上的弘忍像是1938年重修时的泥塑复制品。弘忍的肉身去向不明。根据记载，它可能已经毁于大火。不过惟道告诉我，五祖肉身还在，它被藏在了真身塔下面的地宫里。至少前任监院是这么说的。

　　弘忍对禅宗的影响难以估量。他的弟子们创建了禅宗的南北二宗，并进入宫廷传法。他们是禅林结出的第一批硕果，他们把禅传播到了整个中国。也因此，历朝历代从各地赶来向弘忍致敬的人不绝于途。诗人白居易（772－846）也是其中之一（几天以前，我刚刚在洛阳见过他的后人）。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皇帝，被贬谪到与黄梅隔江相望的九江。期间，他曾到五祖寺一游，并写下一首短诗《东山寺》：

　　直上青霄望八都，

　　白云影里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

　　几个男儿是丈夫。

　　大丈夫弘忍和他培育出的互助劳作传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吸引他们的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不是某种苦行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神奇的东西。吸引人们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怀疑，那些络绎而来的朝拜者心中虽然装着《金刚经》关于“不住于相”的教诲，但脑际更回响着老子的箴言。至少我自己清楚听到了《道德经》的倒数第二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信和弘忍并没有开创这一切。但他们为“道”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集体平台。我点燃几支香，在佛前顶礼三宝，然后谢过惟道的盛情款待。天色已晚，我回到房间，写过日记，便在雨声中安然入眠。半夜，我听到一只夜莺的鸣唱。几个小时之后，值夜僧人敲响了破晓的钟板，司晨的公鸡立刻在山下响应。天亮之后，该继续上路了。惟道已经为我安排了寺院的越野车，它将把我一直送到扬子江边。不必着急，我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然后翻了个身，继续沉入梦乡。

　　第十章不得闲

　　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下了山，长江对岸就是江西省的名城九江。既然有寺院的顺风车把我送到江边，索性在繁华大都市里潇洒一天。

　　越野车始终没有出现。按惯例，五祖寺的司机每天早饭后都会开越野车下山买菜。我坐在床上等着司机来敲门，一直等到八点，门前始终静悄悄的。事后才知，司机今天一反常态，在早饭前就下山去了。

　　无奈之下，我打点行囊出了门，把钥匙还给石女士，然后向惟道的房间走去。门关着，敲门也无人回应，估计是出去了，但也许没走远。我决定守在门口等他回来，便又一次走到玉兰树边，在长凳上坐下。花香一如既往地浓郁，几乎到了刺鼻的程度，我快晕过去了。

　　我正在严肃地思考晕眩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一个电工出现了。他也走到惟道的房前敲起门来。仍然没人应答。和我不同的是，电工有正经事要办，不能像我一样不负责任地赖在长凳上无所事事。他绕到房间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面应该就是惟道的床铺。电工对着窗户大喊起来：“惟道师父！”喊了几声依然不见动静，他又拉我跟他一块喊。我们一起大喊：“惟道师父！”还是没反应。但我们坚持不懈地喊着。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屋里突然有了动静，我们赶紧回到房间门口。门开了。惟道解释说，他正在打坐，然后很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还在这儿。我委屈地说，越野车也没言语一声就提前下山去了。惟道闻言，从容不迫地从僧袍的口袋里掏出手机。一分钟以后，一辆黑色轿车出现了，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这似乎是所有中国寺庙监院共有的一种超能力，他们一定都钻研过法力无边的手机咒语，最擅长的神通变化就是召唤黑色轿车。惟道师父召来的这辆，仪表板上还镶着桃木装饰条。

　　开车的是一位建筑师，他昨晚也在寺院里过夜。惟道介绍说，五祖寺的新禅堂和佛学院都是由他设计建造的。我谢过惟道，坐着建筑师的豪车下了山。可惜，在豪车里只坐了十五分钟，建筑师就把我放在了黄梅县汽车站。这是一座无比破旧的汽车站，我由此判断它一定坐落于黄梅的旧城区。车站里的巴士也无比破旧，我上了其中的一辆，低头看得见车下的路面，它的年龄大概和车站一样老。车开了，我安慰自己：反正九江离得也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可惜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车窗上的大字写的是“九江”，但我没留意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长江大桥”——这趟车的确是开往九江方向的，但只开到江边就不再往前了，甚至连长江都没过。事实上，要过了四公里长的九江长江大桥，才算真正到达九江市。

　　在桥头拦车并不是聪明的选择。过桥的大巴一辆接一辆，我殷勤地向它们招手，可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一辆停下的。终于，一辆本地小巴纡尊降贵停在了面前，而那只是因为恰好有人要在这儿下车。我上了车，小巴刚开过大桥，又停下了——终点站到了，我被撂在了郊区的一大片廉租房旁边。

　　我受够了。改变命运必须靠自己。一辆出租车驶过，我奋不顾身地拦下了它。

　　十分钟以后，出租车停在了白鹿宾馆的门口。这是去年来时住过的酒店，它坐落在老城区里，离江边只有几分钟路程。白鹿宾馆的大堂经理还记得我——肯定是因为我的大胡子——这省去了讨价还价的工夫。房价直接打折到二百六十块一晚，对于我的预算来说，这个价钱还是有点贵，但对于九江来说，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许多世纪以来，九江一直只是长江边上一座普通的码头城市，但是1995年通车的京九铁路改变了它的命运，令其一跃成为中国内陆的交通枢纽。城市开始爆炸式扩张，物价也随之飞涨。不过它的老城区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我放下行李开始出门游荡，先去了趟街对面的网吧，查过邮件，家里人一切平安。转身出来，拐进酒店背后的一条小巷，去找上次来时发现的一家茶叶店。去年在那里买到的铁观音非同凡响，今朝重访九江，自然不容错过。可等我走到记忆中的位置，却发现茶叶店不见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条街，确认自己没有记错，于是再回来一问，原来开茶叶店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女装店。店里的姑娘告诉我，茶叶店确实搬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她也不知道。

　　茶叶店的名字叫茶缘茶庄，铁观音是它的主营品种。这种以菩萨为名的茶叶在制作工艺上属于乌龙茶的一种，三百多年前发源于闽南的安溪县。福建与江西两省相邻，而店主与安溪当地的茶农相熟，于是做起了这门生意。

　　多年来往中国，我培养出一项小癖好，每次都会设法捎点好茶叶回去。茶缘茶庄出售的铁观音是我尝过的最好的茶，就连少林寺的僧值延颖床底下那些极品观音王也比之不如。我还记得茶庄的老板是位女士，姓曹。不料一年之后，已是人去店空，全无觅处。

　　沮丧之余，我在女装店门前呆立良久，左思右想还是无计可施，只得叹口气，转身离去。女装店隔壁是家便利店，我信步走了进去，希望能发现南瓜饼之类的好东西。令人失望的是，货架上所有的零食都包装精美，让人一看就没了胃口。我拿了瓶酸奶，向收银台走去，付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隔壁的茶叶店搬到哪儿去了？便利店老板说它搬去了新城区，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我刚叹了口气，没想到他又接着说，茶叶店老板曹女士和他是老朋友了，他有她的手机号。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五分钟以后，曹女士的弟弟从出租车里钻了出来。

　　我在狂喜之中走进了茶缘茶庄的新店。曹女士满脸微笑走上前，述说着重逢的喜悦。我并不是什么大客户，但货好也要知音赏，我幸好是个识货之人。在树桩做成的茶凳上坐下，面前是一个用巨大的树根加工成的茶几，上面放着功夫茶的一整套用具。曹女士开始烧水、烫壶，准备让我重温铁观音的记忆。

　　今天是3月23日。曹女士告诉我，铁观音的春茶要再过一个月才能开始采摘。她知道我不会对去年剩下的夏茶感兴趣，因为夏季采制的铁观音是品质最低的，而且又隔了大半年时间，观音早已变成灰姑娘了。秋茶是铁观音香气最为馥郁的一种，铁观音特有的“音韵”也正是在秋季酝酿得最为充分，可惜的是，茶庄里的秋茶已经售罄，唯一可供选择的是新到的冬茶——茶壶里泡的正是冬茶，它的品质虽不及春秋两季茶，但总好过隔年的夏茶。我端起茶盅饮了一口，确实还不错。然而，在经历了失而复得的狂喜之后，仅仅喝到冬茶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可是缘分不能强求，也许今年我的“茶缘”就是冬茶了罢。既然如此，买上一点也聊胜于无。我掏出了皮夹，但曹女士看出了我脸上写满的失落，她说等等，然后从货架上无数个巨大的茶叶罐中拿起一个，从里面掏出一包茶。

　　她狡黠地笑了笑，对我说，其实秋茶没有全卖光，她还留了点，不过这是没有经过精制的毛茶。大多数中国茶在采摘时只取嫩芽，而铁观音则还要取顶芽下面连带嫩梗的两到三片新叶。叶梗的出现，在其他茶叶品种中通常是劣质茶的标志，但对铁观音来说则恰恰相反——嫩梗中富含的芳香物质正是成就铁观音的关键所在。必须通过反复的摇制和发酵，叶梗中的芳香物质才能挥发出来（然而不幸的是，铁观音特有的花果香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消退，期限通常不到一年。一般在存放了半年之后，梗叶就开始变苦）。在此之后，大部分市售铁观音还要经过簸选和风选筛去黄片和嫩梗，而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则称为“毛茶”。相比之下，毛茶的风味比精茶更为浓郁。

　　她重新烧水、烫壶，为我泡了一泡秋茶。我们都没有说话。茶壶里飘出不可思议的花果香气，它既强烈又微妙，和五祖寺的玉兰树大不相同。我愿意整日整宿地吸嗅这种香气，我能毫无困难地闻着它入睡。大陆的情况我不太熟悉，但我知道在台湾的茶王赛上，茶叶的得分一半来自香气，而对汤水味道的评价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则要看茶汤的色泽。如果让我做评委，这泡秋茶的香气无论多少分都不够给的，而茶汤的滋味也非常甘醇，没有一丝涩味。

　　我问曹女士这秋茶她还有多少，她说只剩下一斤半了。我又问价钱，她说一千块一斤。我想都没想，立刻说全要了。曹女士闻言又笑起来，她说我是老顾客了，而且这茶叶已经放了四个多月，干脆给我打个折，一共只收五百块。这下可好，我嘴皮子没动一下，反倒成了讨价还价的高手。曹女士还贴心地把一斤半茶叶分装成十五个真空小包装，我计划着，到了夏天每星期享用一包，那将是一整个夏天神仙般的日子。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用一本合适的书来跟如此高雅的茶般配——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我一直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现在总算有理由开始了。

　　曹女士忙着分装茶叶，我忙着憧憬夏天，这时，她弟弟又出现了。我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几句，我随口提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访问禅宗寺院。曹女士的弟弟闻言，转头和姐姐说了句什么，然后立刻掏出手机打了两个电话。显然，他也是精通手机咒语的那类人。两分钟以后，一辆崭新的越野车出现在茶庄门口，车主人是曹氏姐弟的叔叔。曹女士的弟弟说，他认识一名庐山上的僧人，想介绍给我，而他叔叔的司机可以开车带我们去。谁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收起包装好的茶叶，我向曹女士告别，然后上了越野车，和她弟弟一起直奔庐山。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风景胜地，以云雾、瀑布和难以知晓的真面目闻名于世，在历史上还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但现在则每天都挤满游客。好在越野车没有走进山的主路，它沿着庐山东麓外缘的公路一路南行，朝星子县方向开了十七公里，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狭窄水泥路，从土坯房组成的村庄和盛开的油菜花田野中穿过，向着庐山最南端的山峰开去。天上开始下起小雨。开了没多久，水泥路到头了，前方只剩下乱石和烂泥，越野车勉强又开了一段，我们全都下了车，跟在车后面，偶尔推它一把，就这样走完了最后一百多米。在土路的尽头，一座小水库边上，出现了一座寺庙。

　　这座质朴的山寺以石料砌墙，板瓦铺顶，另有两座纯以木材构筑的钟鼓楼，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围成一个院落，四周没有围墙。这种就地取材的作风配合着松竹掩映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简约脱俗的风格。与此前我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千篇一律的寺院建筑相比，实在是种可喜的变化。我们朝院子中间走去，这时，一名年轻和尚从石头房子里走了出来。

　　这位年轻和尚也是个爱茶之人。曹女士的弟弟和他结识，正是因为茶的缘故。相互介绍过之后，和尚带领我们穿过佛殿所在的石头房子，来到对面用做接待、办公和休息的另一座石头房子，围着桌子坐下。他拿出一张古琴唱片放进CD唱机，然后摆上功夫茶具，开始泡茶。今天这泡是丹霞山的金毛茶，他介绍说，这是一种功夫红茶。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红茶，但这泡金毛确实不一般，它散发着一种花蜜般的香气，汤水的味道则与台湾的名茶东方美人有些相似。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金毛茶，曹女士的茶庄也没有这种茶。我问和尚是怎么得到它的。

　　和尚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在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进修过，而出产金毛茶的丹霞山就在韶关北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金毛茶的。我恰好也去过云门寺，于是两下一对时间，发现2001年11月我拜访云门寺的时候，他就在寺里。当时我是随同一个美国佛教徒访问团一起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寺庙的柑橘园里曾经碰到一名穿着藏红色短袈裟的僧人在摘柑橘。后来得知，这名僧人是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当天下午他在云门寺有一场讲座。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买了下午的火车票，只能与他的开示失之交臂。不料，年轻和尚对我说，那天下午一行的讲座很没意思，错过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聊下去，我能看出，他对我这么个外国老头子跑来掺和他们中国的佛教也很不以为然。谦抑平和的禅师见得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倒也挺有新鲜感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这么好的茶。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下午一行禅师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令他如此失望。他说，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他只记得这个越南和尚不停地使用辩证式的比喻，而且还把证悟说成是可以通过次第修行达到的境界。他又补充说，云门寺的僧人都比较客气，没有提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记不清楚了，而是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年轻和尚谈到，出家之前他在一所大学念书，学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毕业后决定出家，并进入云门寺佛学院。从佛学院毕业后，他正式受戒，然后便来到庐山住了下来。很显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好在茶香稍稍缓解了这种不适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台湾的经历。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上哲学课。当时我刚决定从寺院里搬出来，因为大家在寺院里都不太讲话，我的中文口语进步太慢了。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哲学系研究生们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坐公交车下山，然后换一趟车穿过整个台北市，去上一个叫孔德成的人讲授的国学课。孔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系长孙，国民党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特地带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以此象征国民党仍拥有中国文化的正宗。孔德成后来饱读孔门诗书，成为台湾著名儒者，对于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上过孔德成的课，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哲学的。

　　我对孔门之学抱有崇高敬意，于是便请班上的同学代我去向孔德成申请加入他们每周日的聚会。然而，孔德成对此回复说，一个外国人不可能领会如此深奥的学说。于是，每个星期天，我只好和坐在我后面的女生一起去听谢幼伟教授的怀特海哲学讲座。谢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师从怀特海，并精研罗素。时隔多年，怀特海说了些啥我早已忘记，倒是一起上课的女生让我对儒家精神有了切身体会：这名女生爱上了一个老外，而她的父母考虑了整整七年，才同意让她嫁给这名无法领会儒家思想的外国人。

　　眼前的这位年轻和尚和孔德成一样，相信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一开口，肯定是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用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想法，但他是个例外。他一点不加掩饰：中国文化太古老了，你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你把不同的宗教都弄混了。你肯定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修道的吧？你连和尚都不是，怎么可能理解禅呢？我无话可说，只好闷头喝茶。

　　我的同伴告诉他，我刚从五祖寺来，接下来要去 去哪儿来着？我赶紧接茬：“去大金山寺，那是中国唯一的禅宗尼众寺院，离南昌不远。”和尚回过头去对着我的同伴说：“他太不了解中国了吧。”他甚至懒得亲口对我说，“中国有很多禅宗尼姑庵。”

　　我问他能否具体指出还有哪些，他却只是一再说，肯定还有很多。我试图跟他解释，我的确碰到过不少修禅的比丘尼，但她们要么是独自在房间里修行，要么是住在山中的茅篷里，专供比丘尼集体修行的禅宗道场据我所知只有大金山寺一处。但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平心而论，他的口才很好。我的同伴问他，佛教都有哪些不同的修行流派。他回答说：“修行随心而定。如果念佛名号，就是修净土；如果参话头，就是修禅。学佛的路有很多条，但修行的时候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深入下去。现在想修禅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接引指导别人修禅的人太少了。想要教别人，自己先得修到境界。

　　“佛祖当年拈花开示的时候，在场的弟子有五百人，然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领会了佛祖的教诲，破颜微笑。佛祖于是嘱告迦叶，我有正眼法藏，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付嘱于汝。这次传授是禅的真正源头。佛陀同时还把象征法脉传承的衣钵传给了迦叶尊者。佛祖衣钵如此代代相传，最后由菩提达摩带来中土，又历经六代，传至六祖惠能。六祖之后，由于佛法已传遍神州大地，衣钵到此就不再传承，禅宗一脉相承的谱系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学禅就是修禅，”他说，“不过它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觉悟。要在静虑中修行，获得觉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修建禅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禅堂里修习入定，你的妄念慢慢地就会离你而去，自性的智慧就会渐渐生起。这种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貌，是我们的本性。”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虽然听起来很像在上课，不过确实还挺认真的。而且茶确实是好茶。

　　谈话又提到我，提到我翻译过一些佛经和佛教文献。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西方的语言很难传达佛陀的深邃思想。古代的高僧把佛经译成中文是很严格很准确的，现在再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僧人现在读佛经还经常碰到不懂的地方。一个西方人，而且还不是出家人，怎么可能去翻译佛经呢？”

　　我只好说，翻译是我的修行方式，重点并不在文字上。于是他不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赶紧说，打扰你这么久真不好意思，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谢过他的款待，我们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站在院子里道别的时候，我顺便夸奖了寺院的建筑：我很欣赏它的用材和风格，中国太缺少这样清新质朴的寺院了。他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他的寺庙看起来太寒酸。他解释说，这两座石头房子和钟鼓楼都是临时性的，他正在筹划兴建一所规模宏伟的寺院，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我再次无言以对。

　　第十一章不见桃源

　　收拾好东西，退了房，我打了辆车直奔九江长途汽车站。车站其实很近，步行可达，但我的背包却是再一次变得沉重不堪，除此之外，还多出一只装满了书和茶叶的购物袋。

　　从九江发往南昌的大巴半小时一趟。下了出租车，刚好赶上八点发车的那班。大巴驶出九江城区，上了高速，沿着庐山的西坡向南开去。车窗外，庐山的群峰依旧笼罩在云雾里。我来过庐山很多次，只有一次有幸见到云开雾散后的“庐山真面目”。那是1992年的秋天，当时我正在庐山南麓的温泉村探访陶渊明（365－427）晚年的居处。2005年春天，我跟朋友托尼?菲尔班再次来到温泉村，庐山又不见了。我们打算去拜谒陶渊明的墓地，然而诗人之墓所在的地方属于海军的一处靶场，1992年来时我就被拒之门外，这次再去，依然吃了闭门羹。到了村里，我们想去拜访陶渊明的最后一位嫡系后人，找到了那户人家，却发现他上礼拜刚刚去世。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村民又说，附近有个地方，是当年陶渊明饮酒会友之处，也许值得一看。听到这话，我们重新打起精神，请村民带路，前去一探究竟。

　　他领着我们出了村，经过一座因违章建设而被查封的温泉旅馆，沿着溪水进入到一片丘陵地带。这是一条荒僻的山路，路上只见到寥寥的农夫、水牛，还有蛇。与蛇遭遇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犹在眼前：村民弯下腰，满不在乎地抓住那条盘踞在路边的眼镜蛇的尾巴倒提起来，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又一把捏住了它的七寸。这条蛇如果拿到星子县，至少能卖五十块，村民说。我和托尼立刻回答：如果你把它放了，我们现在就给你五十块。他像看疯子一样瞪眼看了我们一会儿，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身，把蛇远远地抛进路旁的草丛。眼镜蛇落地之后，立刻直起身子，似乎是在表达它的不满，随后便钻进长草之中消失不见了。我们拿出五十块钱递给村民，然后继续赶路。沿着溪水蜿蜒上溯，终于到了一处瀑布，下有水潭，旁边是几块巨石。村民说，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陶渊明常常邀一帮酒友来此豪饮。这还真不是他瞎编的。就在瀑布旁的巨石上，留有宋代大儒朱熹1180年云游至此留下的题刻。八百多年的风雨已经剥蚀了大部分字迹，但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落款中朱熹的名字。

　　陶渊明并不是佛教徒，但若要论及对禅宗的影响，恐怕再没有哪位诗人比他更重要了。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道家的理想，而他在幽居岁月中写下的诗篇，则启发和影响了所有后代的隐士。在他临终前撰写的《自祭文》里，陶渊明总结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没有学会生活的人是不能学禅的，而生活方式越简单，进入禅修之门也越简便。尽管陶渊明并没有修过禅，但后世所有的禅修者都领受过他的惠泽。没有哪位禅师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常常引用他的诗句，他们心中也都装着一个桃花源。

　　在中国，我曾经碰到过至少不下十处自封的“桃花源”，最近又听说有学者考证出桃花源的原型就在这条瀑布的上游山中。此刻，坐在长途车里远眺莫须有的庐山桃花源，我想起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大巴上，乘客们都在观赏车载电视播出的《古墓丽影》，几乎没人注意到，车窗外的高速公路上一队装满活猪的敞篷卡车正浩浩荡荡与我们擦肩而过，看起来就像肥猪国的群众在向南迁徙。前方，南昌市的四百万人民大概正在欢迎它们的到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肉食的首选。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七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古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猪，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崛起的主要物质基础。后来，道教出现和佛教传入无疑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更多素食的成分——豆腐的发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国。中国人每年消费猪肉超过五千万吨，平均每人将近八十斤。

　　我试图把这些数字具体化：假设一头猪重三百斤，五千万吨猪肉就是四亿头活猪。再假设每头猪身长五尺，四亿头猪排成一队，就是六十万公里，可以绕赤道十五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贪婪的吃豆人，每年沿着赤道吃十五圈，平均每天得吃一千六百多公里。换句话说，它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一刻不停地吞噬肥猪，每秒钟吃十二头——我被自己想象出的画面震住了。幸好没遇到运输活鸡的大货车。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离开了杀气弥漫的高速公路，驶进南昌市汽车站。我打车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邮局，去把累赘的行李统统寄走。检查、装箱、打包、填写包裹详单，处理掉十二斤重的书和茶叶，总共花去了十分钟时间和一百七十块人民币。

　　卸去辎重，后腰立刻舒服了许多。邮局门外不远就是火车站前的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开往省内各地的长途班车。一辆去抚州的车正要走，我赶紧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从到达到离开，我在南昌前后停留了不到半小时。

　　车上有一半座位还空着。按老规矩，司机在城里转悠着四处拉客，等到他终于驶上一条出城的公路时，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但司机仍不满足，只要看到路边有人招手立刻停车。有人上车，售票员就从座位下面抽出小凳子，让他们坐在过道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身披挂的年轻的牛仔服姑娘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她的手腕上戴着镯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粉红色的塑料项链，头戴一顶贝雷帽，上面写着“Smile”（微笑）。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衣锦还乡的打工妹，要让乡亲们见识一下大城市的时尚。她一坐下来，就跟着车载电视里播放的MV哼个不停——大概都是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怎样，她浑身洋溢的快乐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半小时后，金山寺到了，售票员喊我下车。巧的是，牛仔服姑娘也到站了，我们一起下了车。这是国道旁的一个岔路口，岔路通向山里的大金山寺，附近只有两三家路边小店。长途车抛下我们，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转头问姑娘去哪儿。我本以为她是去庙里找人的，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也不是什么回家探亲的打工妹，我完全猜错了。姑娘家住南昌，但她丈夫的老家就在附近，面前的路边小店中有一家就是她的公公婆婆开的。每到周末，她常会回来帮婆婆照看这家杂货店。

　　路口距离大金山寺还有一段路，我正发愁找不到交通工具，姑娘走进她婆婆的杂货店打了个电话，眨眼之间，从山上下来一辆摩托。开车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说去庙里要八块钱。这价钱比他的脸还黑，但既然是牛仔服姑娘好心找来的，也只能忍痛接受了。我跨上摩托的后座，向三公里外的大金山寺飞驰而去。

　　红墙碧瓦的大金山寺看上去气势不凡，同时又有着一种柔和的腔调。寺院的后山上矗立着始建于公元八世纪的金山寺，它几经毁建，早已不复当年面貌。但由于山顶地势逼仄，所以如今的规模与唐朝时相比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它最多能容纳一百名比丘尼，而对于雄心勃勃的方丈来说，这个局面太小了。作为金山寺的扩建工程，山脚下新建的大金山寺如今已经有常住比丘尼二百人，等到工程全部完工之时，更将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这比现今中国最大的寺院还要大上两到三倍。大金山寺工程的主要资金来自一个香港的服装公司老板，他是净慧的重要施主之一，《禅》杂志的主要资助者，柏林寺的重建他也有份参与。

　　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关系网——金山寺方丈印空法师的师父是本焕禅师，而本焕和净慧都是湖北人，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至五十多年前，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在广东韶关先后恢复了两座禅宗祖庭——南华寺和云门大觉禅寺，并将南华寺的住持之位传给了本焕。不久之后，净慧就在云门寺受戒，做了虚云的侍者。这两座寺院都在韶关附近，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两寺的僧人必定经常来回走动。所以，后来本焕重修了四祖寺之后，就请净慧前来住持，而净慧又将香港大施主介绍给本焕的弟子印空。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关系，任何人在中国都将寸步难行。我也不例外。

　　我在寺院里四处溜达时，遇见一名比丘尼，她领着我走进一座带院子的四层建筑。这里是金山寺尼众佛学院的所在地，一层是厨房、食堂、会客室和办公室，二三层是比丘尼的宿舍，顶层则是教室。我们进了会客室，见到知客妙为，她让我稍候，说要去找监院来和我相见。趁她去找人的工夫，我和带我来的比丘尼聊了起来。比丘尼名叫顿慧，是北京人，现在佛学院教授书法。她的入门师父是净慧。这样说来，我也算是同门师兄了。

　　我正跟顿慧套近乎，妙为引着监院顿成进来了。她把我们带到隔壁的一间大会客厅，在一张大会议桌的一端坐下。顿成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然后说，我拜访过净土宗的尼庵，但尼众禅院则是第一次来。我想知道她们选择禅宗的原因。

　　顿成说，每个人的原因肯定是不同的，但都跟缘分有关。拿她自己来说，她是广东人，出家的机缘是在广州遇见印空法师，并被深深折服，于是便一直依止在印空门下，并已继承了印空的法嗣。1985年，她随印空从广东北上，来此重修金山寺。我没问她的年纪，不过她看起来大概有四十五岁。

　　我又问尼众禅院的修行与僧众道场有无区别。她回答说，僧尼在修行上没有差别。一切都围绕着禅堂进行。山顶的金山寺里有一座可以容纳八十人的禅堂，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全寺比丘尼只能轮流入堂禅修。不过，一座新禅堂正在大金山寺的宿舍后面兴建，将可容纳二百人。云居山真如寺的僧人们帮她们制定了禅堂规约，如今，真如寺和金山寺已结成了“兄妹禅院”。

　　金山寺所有的比丘尼，无论有无职事，每天至少要入禅堂坐香一次。对于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因为课业繁忙，基本上一天也只能进一次禅堂。而大多数常住比丘尼则每天多次坐香，最多者可以达到十四次。虽然听起来很多，但既然是禅宗道场，如此高强度的禅修也是应有之义。

　　顿成又介绍说，每年冬季还有一次为期七周的禅七，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到来年一月中旬农历新年前夕为止，除少数有重要职责在身的比丘尼之外，全寺尼众都要参加。也有比丘尼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不过，因为禅堂空间有限，众人只能轮流参加。

　　禅七期间，每天的坐香次数从十四次增至二十四次，每支香持续的时间不等，由长到短依次为六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和二十分钟，这四节为一单元，循环六次。每两节坐香之间是十分钟的跑香，除此之外还有用餐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之中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如此强度的修行接连持续四十九天，堪称魔鬼训练。但这也正是禅七的目的所在——惟其如此，才能破除我执的迷障。禅七期间，禅堂的班首每周会为各人的修行进展作一次评估，而印空方丈也会为大众做一场开示。

　　顿成说：“要论干体力活，比丘尼可能比不上比丘，但说到打坐，男女是毫无分别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皈依净土宗、念佛名号修行的比丘尼还是比修禅宗的多很多，因为修净土有阿弥陀佛护持，修禅宗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修禅宗的比丘尼一直都很少。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有很多比丘尼出于好奇来到我们这儿，她们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禅修，进了禅堂坐过几支香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和禅有特殊的缘分。除了打坐，我们也读经，主要学《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和《楞严经》，还有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

　　“有些比丘尼知道我们这里是禅宗寺院，她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禅修。还有些是来寻求一般性的教诲，但接触了禅之后开始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开办了尼众佛学院，让比丘尼们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禅，然后再进入实修。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禅有关。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僧伽制度与规约。我们使用的规约是云居山真如寺创立的。”

　　我问她佛学院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她回答说：“学佛的进展不能简单地依靠考试成绩或者时间长短来衡量。我们通常会这样考验学生，让她去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看她如何处理。通常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各人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境，而那些不用功或者用错功的人就很容易被挫折影响。所以我们会经常观察学生的修行，倾听她们的感受，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具体地指导她们。有的人一点就透了，有的人怎么都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告诫学生要耐心。修禅是不能着急的。”

　　她还提到，现在对禅宗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上过大学的越来越多。”这似乎有点矛盾，因为知识和教育往往是觉悟的障碍（知见障）。于是我提出了质疑，顿成回答说，这是两回事。这种趋势反映的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在修行道路的选择上会有所不同。整体而言，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禅宗，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多地选择净土宗。

　　“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一旦开始修行，早晚都要学习经典以及历代祖师留下的言教。我们鼓励比丘尼学习这些经典和言教，但是不要忘记，学习它们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内心。要点是修心，而不是修文字。有人读了佛经之后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是盲目。我个人最喜欢的经典是六祖《坛经》，读过之后领悟很多，但它代替不了修行。这就好比你在书上看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很想去。想去就得迈开两腿走路，而不是继续读书——不管读多少遍，你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修行就是这个意思。要行，而不是坐在那儿看、想。”

　　我问她，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尼众禅院。她说吉林的磨盘山好像还有一处，不过她也是道听途说，至于是有一群比丘尼在那里修禅宗，还是有一座比丘尼禅宗道场，她也不太清楚。

　　我又问是否能拜见一下方丈。她回答说，印空方丈到抚州去了，不知何时能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失望，顿成已经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电话通了，顿成说了我的来历，印空在电话里让她安排我先住下，等她晚上回来。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一群女居士，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告别之前，顿成送了我一本关于印空方丈的小册子，还有一本介绍中国禅宗比丘尼的书。

　　在佛教的历史上，比丘尼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群体，关于她们的资料少之又少。顿成送给我的这本书叫《禅林珠玑?比丘尼篇》，它收录了十二位古代比丘尼的传记，其中七位是清朝人。这本书曾于1994年在台湾出版过，不过我在台湾时没见到过。也许印数很少，早已绝版。

　　我跟着顿成回到客堂，然后妙为领着我去了客堂后院的贵宾接待室。这是一间摆满桌椅沙发的巨大厅堂，在房间的一角有两张床，旁边还有个带淋浴的卫生间。这就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虽然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金山寺平时恐怕很少接待男性访客。

　　我躺下感受了一下，床似乎还不错，至少睡个午觉没什么问题。小睡之后，冲了杯咖啡，我拿出顿成送的书，准备读上几页。暖瓶里的水是温的，咖啡很是失败。翻开《禅林珠玑》，刚看了题目，还没来得及翻页，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来人是妙为和另一名比丘尼。她们受顿成的委派，要带我去游览山顶的金山寺。我自然恭敬不如从命，跟着两位向导出了门，沿后院的走廊走到贵宾接待室的背后。这座院落的唯一入口居然开在房子的背后，显然，这是为了避免闲人乱闯而特别做的设计。

　　出了院门，旁边就是正在施工的新禅堂工地。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突然被脚下的泥土吸引了。这是一种深褐色的土壤，经过前几日雨水的浸泡，它黏性十足，踩在脚下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来中国前，有个艺术家朋友请我帮她带点黏土回去。她收集世界各地的泥土，把它们倒进浴缸，放水冲刷，然后用相机拍下泥土在浴缸里冲淤出的肌理。她对泥土的唯一要求是越细越黏越好，对于挖泥的具体地点倒无所谓，只说我觉得合适就好，我也没有多问。现在，脚下的这片烂泥看起来又细又黏，显然符合要求，而且将来这里会建起一座尼众寺院的禅堂，从地点上来说也再合适不过。我立刻从背包里掏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夹链密封袋，蹲下身子，抓起地上的烂泥，装了满满一袋。两名比丘尼停下脚步，看着我像神经病一样玩着泥巴，不过她们什么也没说。

　　走过禅堂工地，一道通向山顶的石阶出现在眼前。拾级而上，山中满目苍翠。我们在途中休息了两次，还不时地在山道旁驻足闪避，为下山的比丘尼让路。她们扛着扁担，一趟趟地往山上挑日用品。山居固然清幽，但也无疑是辛苦的。

　　十几分钟后，山顶到了。这是一片并不宽敞的空地，拥挤地矗立着过去二十年来逐渐扩建而成的金山寺。在寺庙的夹缝里，还能看见几座地方神的神龛，它们很可能在佛教徒来到山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山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着沟通天地的重要角色，而金山是附近方圆数十里之内唯一的山岭，古人选择此地作为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是很自然的事。占据山头的神灵可能不知道换了多少拨了，但看上去他们都能和谐相处。

　　我们进了客堂，妙为请来知客和首座与我相见。知客介绍说，1985年，地方政府请印空法师来此重兴金山寺的时候，原址上只有一地的瓦砾。如今，二十年过去，山顶已经挤满了房子。这大概是印空法师始料所不及的。山居虽好，但空间毕竟有限。所以方丈后来改变了计划，将来大金山寺最终建成之后，所有比丘尼都搬到山下常住，山顶的金山寺只作闭关修行用。

　　首座比丘尼的法号是道悟。她问我想不想参观禅堂。通常情况下，寺院的禅堂是不向外人开放的，我要是想看必须小心提出请求，并且不是每次都能获准。由此可以想见，金山寺的比丘尼很以她们的禅堂为荣。我当然不会拒绝如此盛情，于是跟着道悟出了客堂，穿过重重院落，来到一座平面八角形的四层建筑前。禅堂在它的二层。

　　金山寺的禅堂看上去和其他禅宗道场没有任何不同。禅堂里悬挂的钟板一望而知是临济宗的形制：长方形，上边削去两角。道悟告诉我，印空方丈是临济宗第四十五代法嗣，金山寺自然用的是临济钟板。钟板形制的不同，在我看来是禅宗各派之间唯一的区别。

　　我们又上到第三层，这层是一座佛堂，中心佛坛上供着一尊卧佛。在中国的寺院里表现佛祖涅相的卧佛并不常见，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死亡，中国人视之为“不吉利”。但金山寺的比丘尼们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她们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直面生死，试图从中得到解脱。这座佛堂是给居士们做法事用的，如果每年交六十块钱，你可以得到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挂在佛堂的内壁上，如此一来，佛堂里举行任何法事所积累的福报，你就都能分到一杯羹了。纸牌的颜色也有讲究，红色祈求长寿，黄色超度亲人往生。佛堂四壁上挂着数百块红黄两色的纸牌。

　　我们继续向上，来到顶层的佛堂。这里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佛堂的四周沿墙摆满了佛龛，里面供奉着上千尊一尺高的镀金木雕佛像，一眼望去非常壮观。但这些还不算稀奇，真正稀奇的是佛堂中心悬挂着的一盏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它的设计极为精巧华丽，估计到了晚上，一定流光溢彩灿若星河。吊灯的下方是四尊镀金木雕大佛，每尊足有四米高，端坐在木雕的莲座上。更为神奇的是，莲座是可以转动的，这真是个有想法的设计，不过很不幸，转动的装置已经坏了。

　　第十二章不辨东西

　　斋板响了，我躺在床上没动。为了节约时间，旅行中我一般不吃早饭，顶多在床上喝杯咖啡了事。但是，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比丘尼隔着门告诉我：“您的早饭准备好了。”如果她说的是“早饭准备好了”，我大可婉言谢绝，但她明确指出那是“我的”早饭，我只能乖乖下了床，穿戴整齐，回到昨晚吃饭的餐厅。

　　“我的”早饭已在桌上恭候：一大碗小米粥，一盘红辣椒炒芥菜，还有一个大白馒头。我根本没做好如此大吃一顿的思想准备，可是昨晚那位笑容可掬的厨师又开始不断地鼓励我多吃，所以我只好把它们全都消灭掉了。打着饱嗝回到房间，困意又上来了——要不怎么说旅行中不宜吃早饭呢——于是躺回床上，再睡了一小觉。当然了，吃完早饭还能再睡一觉，这也是一种福分，一种上班族们难以享受到的福分。

　　睡罢“晨觉”，已是九点来钟。我下了床，收拾好行囊，去客堂向比丘尼们告辞。妙为听说我要走，立刻给印空方丈打了个电话。几分钟以后，老法师出现了。她让我再多待几天。我看得出她不是客气，但我也还有任务在身。我说，我真的该走了，但以后还会再来的，我很有兴趣拜访她正在末山兴建的禅修中心。于是她说也好，那就尽快再来吧。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趁着咱们都还没死。”然后，她提议我们去寺院里的观音像前面合影留念。这种建议从来都是由客人提出的，但印空方丈是个主动的人，大概每个来访者都曾向她提过这个建议。她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出了院子，拾级而下，向大雄宝殿走去。

　　我们边走边聊。我发现，金山寺周围茂密的山林似乎保护得很好，便问方丈附近是否有野兽出没。印空回答说，她1985年回到这里的时候，山里还有老虎，还是最原始的虎种华南虎，其他的虎亚种都由它进化而来。华南虎的体形较小，但比狼大，也比狼更危险。印空说，现在老虎已经没了，但山里还有野猪，而且它们比老虎更危险，因为野猪掠食时通常集体出动。

　　我又问她附近为什么没有农民开垦耕地。她说这是政府的功劳，是为了让金山寺保持幽静的环境。印空与当地政府协商，最终政府同意在寺院的周围留出一大片受保护的山地。可以想象，印空法师在和官员们打交道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对她说个“不”字。她也是有任务在身的人。

　　我们终于走到大雄宝殿前面，侍者接过我的相机，为我们拍了合影。我又为印空单独拍了一张。赶巧有辆寺院的卡车正要下山，我钻进驾驶室坐下，卡车打着了火，向山下开去。车窗外，印空站在路边不停地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视线之外。

　　卡车把我在国道边放下，然后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到杂货店里去跟牛仔服姑娘告个别，最后决定还是算了，去告别估计又要被留下吃饭。

　　我站在路边拦车。过路的长途车虽然不少，但今天是周末，每辆车都装得满满的。它们呼啸而过，看都不看我一眼。终于有辆车停下了。它艰难地开启了车门，里面的人并不比其他车少，但我哪有心情挑剔，赶紧挤上车，做好了当沙丁鱼罐头的准备。没想到车刚一开动，售票员就转过头去，让一个年轻姑娘给我让座。那姑娘居然也就同意了。我惊讶不已，赶紧推辞，但老实说，推辞得并不坚决。推辞不掉之后，我一边往座位上挤，一边寻思给我让座的原因：因为我是外国人？还是因为我的灰白头发和大胡子？中国人素有敬老的美德，这传统尤其在乡间依然保持得不错。我正琢磨着，那姑娘突然喊司机停车。原来她到站了。也就是说，售票员知道她快到了，所以让她提前把座位腾出来。我立刻感觉好多了，同时也感觉年轻多了。

　　继续开了没多久，车子抛锚了。但我毫不在乎，反正我有座位。奇怪的是，车上的其他人看上去也毫不在乎。至少有一半人掏出了手机，趁此机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海聊起来。这么多人同时煲电话粥，感觉就像几十个人一起挤进了公用电话亭。与此同时，司机掀开发动机罩，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是油管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这款车的设计缺陷，因为司机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座位后面掏出一把金属管，比画了一番，挑出一根长度最合适的，然后弯下腰去，换掉了发动机上那根出问题的油管。换好之后点火发动，汽油立刻喷得到处都是，但司机看起来很冷静，他再度弯下腰，紧了紧油管和发动机的连接螺母，然后盖上发动机罩，继续上路了。

　　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公路都是收费的。我走过不计其数的收费公路。但这一次，我们的司机玩了点我没见过的花样。在距离收费站大约一百米的地方，他停下车，让所有坐在过道小板凳上的乘客下车，然后大摇大摆开过收费站，在站口的另一侧等着那些板凳乘客走过来，重新上车。显然，这里的收费站对乘客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尽管经历了抛锚和收费站的小插曲，回到南昌也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长途车停在南昌火车站外，我下了车，打车赶往长途汽车站，然后买了张去武汉的车票。十五分钟以后，我又上路了。

　　许多人大概还不太适应高速公路带来的乘车体验。司机刚开上高速路，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就开始呕吐。这种情况显然时有发生，所以每个座位上都预备了呕吐袋。我们向北开了两个小时，再次经过了依然被云雾笼罩着的庐山，车载电视也像凑热闹一样又放了一遍《古墓丽影》。我们再一次驶过九江长江大桥，然后在黄梅附近拐上西向的武黄高速。一切就像电影回放：几分钟之后，黄梅服务区到了，司机把车开进服务区停车休息。几天以前，我曾在服务区外面的高速公路边徒手翻墙，而且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今天故地重游，我安静地站在服务区的停车场上，等着重新回到车上。一队大雁从天空中掠过，施施然向北飞去。夏天快要来了。

　　四个钟头以后，武汉快到了——严格说来，武汉是一个你只能“快到了”，但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三座城市：长江南岸的武昌，以及地处江北并隔着汉水对峙的汉口和汉阳。我们先开到武昌，下了一些人，然后从长江二桥过江，在汉口放下另一批乘客。我在汉口的天安假日酒店附近下了车，开始寻找今晚的落脚之处。

　　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忙找个三星标准的住处。他带我去的第一家店索价二百三十块，但是卫生间里没有浴缸；第二家的房间倒是中规中矩，但住一晚要三百五十块，性价比太低；第三家看起来很不正经。于是我们回到第二家（这家的名字叫循礼门饭店），开始讨价还价。饭店的前台解释说，今天是周末，周末的价格自然要比平时高些。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给我一间豪华标间，房价则降到了二百七十块。这无疑是个令人满意的价格，为了表示感谢，我把早餐券还给了前台。

　　在房间稍歇了片刻，我下楼走进武汉的万家灯火之中，并立刻被晃得睁不开眼。上一次看见这么多灯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赶紧躲进附近的一条窄巷，找了家小馆子，吃了碗地道的炒面。饱餐之后，我失去了继续探索武汉夜生活的勇气和兴趣，于是踱回酒店，踏踏实实地泡了个澡，并洗干净所有的衣服，然后早早上了床。入睡之前，我在日记本上草草记了几笔，其中一些句子如今读来颇为费解，比如这句：“河流，语言，以及佛法之存在，先决条件是世界的失衡。”我写道，“没有高下之分，就不可能产生运动，没有运动，就不可能产生道。”那天大概是累糊涂了。还有一句：“长途车上要是再放《古墓丽影》，我也要吐了。”

　　第二天早晨，把我吵醒的不再是比丘尼的敲门声，而是酒店服务员在走廊里吸尘的声音——毫无疑问，我再次回到了红尘世界。翻身下床，我冲了杯咖啡，然后查看了一下日程表，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了，居然比计划的行程足足提前了五天。于是，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

　　我下楼去了大堂，跟前台小姐说要再住一天，然后向她打听最近的火车售票处在哪儿，她说解放路上就有一家。售票处并不难找，而且居然没什么人。花了不到两分钟时间，我就买好了第二天一早去当阳的硬座车票，还有一张三天以后去韶关的软卧车票。按照过去的经验，要想搞到软卧车票你必须得有通天的本领，可谁知道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已得手，这让我激动得都快找不着北了。我一头扎进售票处旁边的烟酒店，买了瓶“原汁山葡萄酒”以资庆祝。然而事实证明，头脑一发热，就要犯错误。当晚泡在浴缸里的时候，我不幸发现，这瓶所谓的山葡萄酒寡淡如水，酒精度还不到百分之五。酒瓶的标签上介绍说，这种酒以长白山区的野生山葡萄为原料，并调入长白山野蜂蜜发酵酿制而成。长白山——我突然想起，顿成好像说过，那儿也有禅宗的比丘尼道场。

　　第十三章不分南北

　　一觉醒来，腰果然不疼了。遵医嘱，我给张健民挂了个电话报告病情进展。他很满意，我也很满意。谢过大夫，我挂上电话，把冲好的咖啡灌进旅行水壶，然后退房出门，打车去了江对岸的武昌火车站。开往当阳的火车是一列崭新的硬座车，每排四个座位，分列在过道两侧。座位两两相对，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这是我向来讨厌的格式，因为桌子下面的空间永远不够宽敞，对坐的四条腿总免不了为了空间的割据磕磕碰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等到列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居然全坐满了。

　　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座位在靠窗的一侧，坐乏了好歹可以歪在车窗上打个盹。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女大学生，在南昌大学学国际贸易。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宜昌的三峡大学看朋友。宜昌是长江三峡大坝所在地，也是这趟列车的终点站，东距武汉三百公里。我要去的当阳则是倒数第二站。车开了，大学生朋友拿出几块小蛋糕与我分享，我推辞不掉，只好接了过来。蛋糕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拿出旅行水壶，用咖啡把它们冲下肚，女大学生也在一罐酸奶的帮助下解决了它们。

　　对面坐着一个和女大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上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可能她的父母特别交代过，独自出门时别跟陌生人说话。我几次看到她欲言又止，把已到嘴边的话生生咽回肚里，然后扭头望向窗外。沉默的姑娘旁边坐着一个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他花了一个钟头，细细读完了一份报纸上关于最近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美的长篇报道。隔着小桌子，我能毫不费力地看清报纸上的字迹，小伙子看完那篇文章时，我也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在ICRT制作的最后一期节目就是采访马英九。当时我也跟他聊起，做完那次采访，我就将辞掉工作去大陆寻访隐士。他闻言大摇其头，说中国大陆连真正的和尚都没剩几个了，更何谈隐士。那是1989年，其时坊间刚传出马英九即将出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的消息。我采访他也是因为这个消息。我本以为，既然他被选中执掌“陆委会”，对大陆应当颇为了解，但现在看来他大概是上任之后才开始用功的。

　　看了一会儿报纸，我把注意力转向车窗外的景色。在旅程的第一个小时里，窗外纷至沓来的尽是典型的水乡风光，河汊纵横，池塘密布，除此之外便是连绵不尽的农田。水稻田已经开耕了，水牛在田间辛勤劳作，油菜花和桃花怒放着。所有的画面都是一闪而过。突然之间，远处出现了一个流浪汉，他肩扛铺盖卷，正在田间独自跋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开始在中国旅行的时候，这样的人曾经有很多，有男有女，他们沿着铁路线扒货车四处流浪，但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能看见他们了。可能是因为货运列车越来越多地采用集装箱运输，也可能是货场的管理越来越严，谁知道。但偶尔你还是能在乡间看到这样衣衫褴褛的流浪者，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旅程进入第二个小时，大洪山开始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水乡平原逐渐演变成丘陵山地，稻田和水塘纷纷让位给交错分布的密林和梯田，人烟稠密的乡村也被孤零零的农家代替。

　　沉默的姑娘在钟祥站沉默地下了车。列车继续前行，跨过汉江，开始转向西南方向。读报的小伙子在荆门站也下了，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女大学生于是过去坐了他的位置。起初我以为她是为了看车窗外的景色，但没过多久便意识到她这么做是为了看我。这让我觉得既奇怪又别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把一只胳膊撑在小桌子上，托着下巴，就这么盯着我看了四十多分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大胆。再和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跟心虚似的躲避着她的目光，老是不自觉地向窗外看。

　　两个小时之前，当我还在吃着她那几块难吃的小蛋糕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下个月学校有一次很重要的英语考试。然而整个旅途中她连一个英文词也没跟我说过。后来，当邻座纷纷下车之后，她又向我倾诉了她对美的热爱：她喜欢旅游，喜欢追求美的事物，而且当她说到这些的时候，还奇怪地压低了声音（尽管这完全没必要，但好像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她还说，到了宜昌，她会跟朋友一起去看新建成的三峡大坝，并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我婉谢了她的邀请，并告诉她，我在当阳约了几个和尚见面。她对佛教一无所知，但又觉得佛教一定很有意思。她想知道我看起来这么愉快，是否跟佛教有关？我回答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而且遇到麻烦时知道绕着走（上学的时候，我最擅长的运动就是闪避球）。终于，在离开武汉四个小时之后，当阳到了。我跟女大学生互道珍重，然后下了车。

　　下车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返回武汉的列车车次。我已经买好了两天后从武汉去韶关的火车票，所以必须及时赶回去。不幸的是，去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而且时间不好。如果后天走，将赶不上去韶关的火车，而明天走又太早，留给当阳的时间太少。所以，我不得不考虑坐长途车回去。

　　出了火车站，外面空空如也。没有建筑，没有路牌，除了一片空地之外一无所有。好在空地上还有两三辆等着拉客的黑出租。我走过去，问一个坐在车里的司机愿不愿意跑一趟长途汽车站。他说没问题，八块。我上了车，问他当阳出什么事了。他说当阳没出什么事。这座火车站是新建的，它的周围一无所有是因为政府决定把火车站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这样居民就不会被火车的噪音打扰。我心里油然升起对当地政府的敬意。

　　当阳市区在火车站以南三公里处。到了长途汽车站，我顺利买到两天后回武汉的车票。去武汉的班车几乎每小时就有一趟，我选了早上9:20的那班，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比较人道。出了车站，黑出租还在，我又请他把我送到玉泉寺去。寺院距市区也就十公里出头，司机开了个离谱的价钱——三十块，但我懒得再纠缠，便上了车。当阳是个小城市，我们不一会儿就出了城，一路行驶在刚开耕的稻田和盛开的油菜花之间，朝着西南方向的玉泉寺驶去。

　　玉泉寺以山得名，公路一直延伸到玉泉山脚下的山门前。因为寺院正在重修，外来居士只能在寺外的旅社歇宿。在距离山门还有一箭之地的路边，我下了车，朝一家以前来过的家庭旅馆走去。进了门，我发现前台居然站着一名僧人，便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僧人回答说，这家旅馆现在已经归寺院所有了。玉泉寺是整个湖北省名气最大的寺院，但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衰败的状态。两年前，玉泉寺的前任方丈延请净慧长老接任住持。僧人告诉我，自从净慧到来，玉泉寺就接管了山门外所有私人开办的小买卖。在净慧的主持下，玉泉寺正在逐渐恢复禅宗寺院的格局。僧人还提到，当地政府把寺院周围的一部分山林和农田也划归寺院使用。听罢此言，我对当地政府又平添了一分好感。

　　这家被寺院接管的旅店包括两幢三层小楼。僧人和我现在待着的这幢楼是给短期访客使用的。隔壁那幢则专为来此长期修行的女居士提供住宿，这会儿那里面住了三十多位。填好住宿登记表，僧人把我领到三楼的一个房间，便离开了。我倒在床上，困意很快袭来，但很快又不幸被窗外的嘈杂惊扰四散。原来，隔壁的女居士们把小楼底层的大厅改造成了一间佛堂，我躺下没多久，午斋后的课诵便开始了，吵醒我的不是女居士的诵经声，而是随之而起的钟鼓声。

　　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拿着小半壶路上没喝完的咖啡出了门，来到旅馆门前的晒台上。一位女居士正在那儿晾刚洗好的床单。她告诉我，所有住在隔壁楼里的女居士都自愿在旅馆里帮工。她们轮流值班，担负着旅馆的清洁工作。今天正好轮到她值日，所以她没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午后课诵。但她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去佛堂课诵、禅堂打坐，还是下厨、打扫旅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是修行。她很感激净慧长老为她们开辟的这块小天地，使她能够有机会实践净慧倡导的“生活禅”。女居士晾好床单便回楼里去了。我在晒台上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一边慢慢啜饮，一边翻看刚才从旅馆前台拿来的一本介绍玉泉寺的小册子。

　　玉泉寺以山得名，而玉泉山之名则得自山下的一眼名泉——珍珠泉。珍珠泉水品质上佳，向为本地茶客称道。第一个来到玉泉山住山修行的僧人，便把他的茅篷建在珍珠泉之畔。如今的玉泉寺也在珍珠泉涌出的溪流下游不远处临水而建。那位活在公元三世纪初的僧人名叫普净，他并不是禅宗僧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佛教传入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禅宗要到三百年后才会出现。但普净在修行时也会打坐入定。公元219年的一天，他正在珍珠泉边的茅篷外打坐，关羽突然在他面前显灵了。而就在几天之前，关羽刚刚在当阳东南不远的地方被敌军斩首。

　　普净和尚与关羽早有交情。多年以前，他曾经在汜水关救过关羽一次，所以这次关羽又来向和尚求救。他的灵魂显现在普净面前，哀求和尚帮他接头续命。和尚不为所动，反向他念诵那些随他一同战死或被他所杀的将士的名姓。听到这些名字，关羽突然领悟到自我的虚幻，刹那之间，他的灵魂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当地人则坚信，关羽的灵魂并未消散，他一直留在当阳护佑当地百姓的福祉。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了十几个世纪的关帝信仰，就是从当阳开始的。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关庙就修建在普净和尚的茅篷边上。后来，当阳城外又建了一座更大的关庙，关羽的无头尸体也被葬于其中（他的头颅则被葬在了洛阳）。随着时间流逝，祭祀关羽的祠庙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处集镇和每一座大城之中，他的香火之盛，崇拜者之多，即令观世音菩萨也无法比肩。他还一度成为中国所有民间社团和众多行业组织的保护神。不论是警察局还是黑社会，不论是资方还是劳方，也不论是赌棍还是大善人，士兵还是学生，佛教徒还是道教徒——简单地说，只要是忠诚和义气受到推崇的地方，就有膜拜关羽的中国人。

　　普净的茅篷成了后人纪念关帝显圣的地方。与此同时，玉泉山中也开始零星出现其他佛教徒修建的茅篷和小庙。但作为佛门重地，玉泉山的转折点出现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这一年，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天台智（538－597）来到山中。智是当阳本地人，但他十五岁时便出家为僧，履迹江南各地求法，中年后入浙江天台山创立伽蓝，终成一代宗师，被隋炀帝尊为“智者大师”。592年，已经五十四岁的智者大师受到皇家的资助，回到故乡开山创建了玉泉寺，并住寺三年，集中讲授他的佛学思想。弟子将他讲解《妙法莲华经》要旨的论述和关于止观修行法门的教诲分别笔录下来，辑成两部书，这便是天台宗的两部根本经典《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

　　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住寺讲法的关系，玉泉寺得以位列中国佛教四大丛林之一，也因此历代屡经重修扩建。如今的玉泉寺里，唯一一件从隋朝流传至今的东西是一口公元615年铸造的大铁镬，而其尺寸足以说明当年寺院的规模：这只大锅煮出的饭足够五百名和尚吃的。两年前，也就是净慧刚刚接掌玉泉寺方丈之位的那年，我曾来访，净慧长老带我看过那口铁镬。不过这次，我约了见面的是玉泉寺的监院。第二杯咖啡喝到一半，监院来了。监院和尚法名宽祥，他开着寺院的越野车从重修度门寺的工地赶来。他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招呼我上车。他要带我去看重修一新的玉泉寺。

　　重修以前，玉泉寺的大部分殿宇已经破败不堪，只有二十五名僧人住在寺里。宽祥说，等到重修工程全部结束，玉泉寺将会成为整个湖北省最大的寺院，足以容纳二百名常住僧人。这项工程的最大金主依然是那位与净慧过从甚密的香港老板。

　　宽祥把越野车开到寺院大门外停下，我们下车进寺，穿过山门和座座殿堂，沿着一条小径向后山爬去。半山腰上残留着一座石台，据说就是当年智者大师讲经的地方，几座新修的佛堂正围着它拔地而起。

　　公元593年夏天，智在这座讲经台上花费九十天时间，详细阐述了《妙法莲华经》的要旨。他并没有对《法华经》作逐句的经义阐释，因为六年前在南京的光宅寺，他已经做了这项工作。①这一次，大师的讲解着重于透彻解析经文奥义。他从七种不同途径层层深入，详尽解说了莲华妙法的五重玄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在同一地点，详细教授了息心禅定和入境观行的修行法门。

　　智对佛法和修行的这种条分缕析的解说方式，正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弟子们避之唯恐不及的。

　　禅宗大师们总是强调“心”，避免“说”，即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智者大师则正相反，他把佛法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地说。在智和达摩身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分别引出了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天台宗和禅宗。禅宗后来分出南北二宗，分歧点也在于此。

　　宽祥带着我到处参观。我惊奇地发现，讲经台周围新建的佛堂全部以花岗岩为主要材料修筑而成，柱子和栏杆是花岗岩的，连精雕细刻的门窗也是花岗岩的。这些石材都从遥远的福建运来。

　　工地上的几十名工人也是福建人。宽祥解释说，这是因为白蚁在玉泉山十分猖獗，木构建筑往往难以耐久，维护成本也十分高昂。此外，当地潮湿多雨，对木材也是一大考验。花岗岩的好处是不怕虫蛀，当然也不怕雨淋。

　　第十四章不死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迈克?莱恩，我那位一周以前在台北自杀的老朋友。他的尸体躺在一个水池里，周围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像是在举行鸡尾酒会。人们看见了水底的迈克，但他们表现得无动于衷，只是站在岸边指指点点，并没有别的反应。我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在梦里，说话是件极其费力的事情。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却在张嘴的一刹那突然醒了过来。隔壁楼下的早课开始了，钟鼓齐鸣中，声声佛号再一次从窗口飘了进来，充满房间。

　　又该上路了。我喝掉最后一袋速溶咖啡，收拾好背包，去玉泉寺向宽祥告辞。走近寺院，山门外赫然出现了一头双峰骆驼，一对守在旁边的夫妇显然是它的主人。看我停下张望，老板娘热情地说，我可以骑在骆驼背上跟它合影，只收五块钱；如果穿古装，再加五块钱。两套戏装挂在骆驼身边，男装是关羽，女装据说是唐朝的公主。老板娘似乎能一眼看穿我在想什么，没等我开口，便回答了我的问题：骆驼是从甘肃买来的，加上运费，一共花了九千块。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心里嘀咕，足够买辆二手面的跑出租了。老板娘再一次看穿了我的心思，并解释说：这头骆驼今年才八岁，至少还能活十年。一辆二手面的可开不了那么久，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人家比我想得周到多了。

　　我拒绝了爬上骆驼照相的邀请。事实上，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骑到任何一头动物的背上去。记得上一次这么做还是十五年前的事。

　　1991年，在王文洋的资助下，我终于踏上了沿黄河追溯华夏文明的旅程。抵达青藏高原的时候已是5月。就在离河源不远的某个地方，雇来的越野车彻底坏了，我只好扔下司机，并留下一名向导跟他一起想办法修车，自己跟着另一名向导徒步前行。我们走了一整天，耗尽了浑身的力气，终于找到一群中国探险者在河源卡日曲留下的石碑。几年前，他们从这里下水，以漂流的方式走完了黄河全程，途中不幸有多人遇难。卡日曲附近的海拔超过四千八百米，一天下来，向导和我的体力都已严重透支，更糟糕的是，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从河源往回走，我们决定就近前往来时路上看到的几户藏族牧民的帐篷。这时，向导突然从肩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并挥手示意让我躲在他身后。我完全懵了。向导也不多说，伸手指着远处让我仔细看。只见前方的帐篷附近出现了一排小黑点。小黑点冲着我们所在的位置快速移动着，越来越大，眨眼之间变成了十几只凶悍无比的藏獒，咆哮着冲了过来。眼看藏獒到了身前，向导举枪朝空中放了两枪，藏獒受到震慑，止住来势，围着我们开始转圈。紧接着，向导用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一捆一头坠着金属重锤的长绳，在头顶上挥舞起来，很快荡成一个大圈，并逐渐放长半径。凶悍的大狗们在重锤的呼啸声中一步一步向后退着，最后竟被逼出了十米远。有了这段足够的安全距离，向导带着我，在流星锤的护佑下缓缓朝帐篷走去。终于，帐篷里的牧民发现了我们，于是喝退藏獒，向导也收起了手枪和流星锤，上前寒暄。

　　牧民掀开帐篷的一角，邀请我们进屋做客。我跟着主人钻进帐篷，在厚厚的地毯上坐下。帐篷中央的火盆里烧着干牛粪，不一会儿，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向导对主人讲述了我们的遭遇，主人没说什么，起身在门口放着的酥油桶里舀了一大勺，投进灶上的茶壶，然后又放进去一块砖茶。

　　喝完滚烫的酥油茶，向导终于开口说明来意：我们想租两匹小马，骑回到越野车抛锚的地方与同伴会合，估计那时候车也修得差不多了。没想到牧民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眼下冬天刚过，这个季节是马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说，马是牧民最重要的财产。然而，经不住我们反复的哀求和纠缠，牧民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借马了。他牵出两匹马给我们，另有一名牧民骑马同去并负责把马带回来，谈好的价钱是二百四十块。

　　三个人骑行在青藏高原的冻土带上，一路无话。这时，我突发奇想，决定把我会唱的唯一一首西部牛仔歌《小牛快跑》教给我的两名藏族同伴。这首曾经长年回荡在得克萨斯大草原上的民歌在我的即兴改编之下变成了这样：

　　清早出门兴致高，碰见个小伙儿实在俏。他骑着马儿满山跑，佛珠手中握，毡帽脑后飘，一边跑来一边叫：无比太哎哟①！小牛快跑！掉队可不好！无比太哎哟！小牛快跑！跑到西藏咱们就到家了！

　　唱了几遍之后，牧民和向导已经基本能跟着哼哼了。虽然要想教会他们前半部分的歌词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但是到了那句“无比太哎哟”，两人都立刻亮开嗓门加入了合唱。接下来，牧民唱了几首藏族牧歌，向导也跟着唱了起来，此时我便只有跟着哼哼的份儿了。

　　西藏马是一种高原小型马。它的短腿能很好地适应地形坑洼的高原冻土带，而且步伐相当敏捷稳健。天黑之前，我们顺利回到了越野车抛锚的地点，路上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司机已经设法暂时修好了车，虽然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好歹可以让我们脱困。一路上我不得不用手按着蓄电池上的电线，好让车灯保持正常工作。就这样在荒原上颠簸了大半夜，我们终于在凌晨时分赶到了最近的集镇。下车时，按住电线的那只胳膊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所以说，如果形势所迫，我并不反对找只动物来当坐骑代步。但玉泉寺并不在青藏高原上，我也没有累得走不动道儿，所以我谢过老板娘的盛情，离开骆驼，向寺院里走去。

　　宽祥在客堂里正忙着，我简单聊了几句，便向他辞行。他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下次多待几天。他把我一直送出山门，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巴驶来，在门口停下，放下几名香客。宽祥挥手让我赶紧上车，并往司机手里塞了点钱。小巴掉头朝当阳城开去。

　　到了汽车站，离发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火车上那位学国际贸易的女大学生给我发了封信。我给她回信：“今天要回武汉了。我会怀念你的小蛋糕和微笑的。”我不太会用中文输入法，所以信是用英文回的。这位自称爱美的姑娘其实很少笑，但我觉得自己应该鼓励她。不笑哪儿来的美呢？

　　第十五章无终

　　我的朝圣之旅差不多要结束了。行程表上还剩下最后一页：广州。杨司机送我们到韶关上了一辆大巴，三小时后，我和丹妮艾拉已身在人声鼎沸的广州汽车客运站。车站外，汹涌的车流和人潮就如随时会吞噬一切的洪水。我们抓住机会上了一辆出租车，夺路而逃。

　　出租车往南开去，不多时来到沙面。那原是珠江水道中冲积出的一片沙洲，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法国将它强占去，做了两国在广州的租界。他们在沙面修堤筑坝，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公共设施齐备的人工岛，岛上领事馆、教堂、商行、医院、银行、酒店一应俱全。沙面遂成了殖民地官员和商人们在广州停留期间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岛上仍然保留着几十幢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座还被改造成了旅馆。我在小岛南端的沙面宾馆下了车，丹妮艾拉的目的地则是珠江对岸中山大学的青年旅舍——毫无疑问，青年旅舍比殖民地风格的旅馆更符合她的无产阶级品位。分手之前，我们约好了第二天早上碰头的地点：华林寺。那是达摩祖师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走进旅馆大堂的一瞬间，我闻到了胶水的味道。酒店正在重新装修，虽然还在营业，可谁愿意忍受装修的噪音和气味呢。我转身出来，才发现街对面就是著名的白天鹅宾馆。尽管我从未来过沙面，但白天鹅的大名早有耳闻：它是广州最早开业的豪华酒店，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合资经营的酒店，其合资方来自香港，市场定位则完全针对国外旅行团。酒店周围进出的大巴上，人行道的树阴下面，路旁的酒馆和纪念品商店里，到处是成群结队、体形壮硕的西方人。要不是看见他们，我都快忘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块头有多大了。走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是在和一群海豹一块儿游泳。

　　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在中国内陆的乡下混迹了一个多月，现在我需要找个不那么喧嚣的地方慢慢适应广州（多亏沙面宾馆在装修）。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转到相对安静的沙面岛北端，住进了胜利宾馆。宾馆老楼的房间价格颇为公道，二百八十块一晚。宾馆隔壁就是一间专卖洋酒的商店。纯麦威士忌太奢侈了，但一瓶波尔图酒只要一百一十块。今夜，伴我入眠的不再是禅院的钟声与课诵，而是红宝石色的酒浆和久违了的热水浴缸。

　　次日清晨，我打车前往华林寺与丹妮艾拉碰头。这座昔日达摩居停过的梵刹，如今坐落于繁忙的长寿路与康王路路口，周围是鳞次栉比的珠宝玉器商行和“华林玉器广场”。

　　根据中国古代的佛教文献记载，菩提达摩可能出身于五世纪时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帕拉瓦的统治疆域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南端东部、沿孟加拉湾分布的狭长地带，在其境内有一座名为摩诃巴里补罗的著名港口，是往来于南印度与南中国的各国商旅必经之地。菩提达摩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的。在他的老师般若多罗的鼓励下，达摩搭乘一艘商船从摩诃巴里补罗港扬帆出海，沿着海岸线绕过中南半岛，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三年终于抵达南海（即今天的广州）。据唐朝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载，达摩到达广州时，正值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具体时间有人考证为公元475年。后世的汉传佛教典籍则有的将达摩入华时间推迟到了公元520年，为的是让他能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历史上相遇，因为后者要到502年才初登大宝。不管怎样，达摩来过广州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在广州期间，他的栖止之地便是华林寺，而且在此一住三年。

　　站在如今的广州街头，已经很难想象华林寺一千五百年前的景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比现在大得多。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广州一直是一个人口和文化都极为多元的国际性港口。据当时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推测，居住在广州城的外国人大约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以当时的人口规模而论，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而且，这是一群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商人和水手，从来居无定所，一刻不停地往返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南半岛的各个王国之间。

　　华林寺所在的位置正是当年朝廷为外来人口在城南开辟的居住区“番坊”一带。很有可能一开始它只是印度僧人在广州的临时落脚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城的四大佛寺之一。它最初的名字叫“西来庵”——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从哪来的。“西来”二字后来成了禅宗公案里最常用的典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迟至十七世纪的清朝初年，西来庵才改称华林寺，其名得自当时寺院周围种植的数百棵果树。遗憾的是，“华林”如今早已不见踪影。近代以来，华林寺的地皮大幅缩水，已经变成一座可怜的城中小庙。据说，寺院方正在努力与各方斡旋收回庙产事项，但在地价飞涨的广州城，针对每一寸土地的谈判都极其艰难。

　　今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为数不多的阳历节日之一，时在春分日之后的第十五天。上香的善男信女们挤满了华林寺的大小殿堂，争先恐后地焚烧香烛纸钱，整个寺院都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为了躲避浓烟，我们走进了寺院最后面的五百罗汉堂，这是华林寺里硕果仅存的前朝遗物，它建于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的那年。与大多数中国寺院的佛堂不同的是，五百罗汉堂的平面是一个由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回廊构成的巨大“田”字形，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罗汉铜像便供奉在这些回廊里。“罗汉”或者“阿罗汉”，是梵语“arhat”的音译，原意为“离欲”，在佛教中被用来称呼那些了断一切嗜欲，解脱了红尘生死的修行者。修成罗汉果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华林寺的罗汉似乎比别处标准更宽松些——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位新当选成员，马可?波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可?波罗弄不好真的修成了罗汉果位也未可知。至少他也是“西来”的。

　　出了佛教名人堂，我们穿过院子里的重重迷雾，又一头扎进新建成的初祖达摩堂。佛堂之中供奉着一尊高达七米的达摩趺坐像。如此巨大的铜像，造价想必极昂，而且工艺其实颇有水准。但是在看过了其他真人大小的祖师和罗汉之后，这尊过于雄伟的造像，以及那些前仆后继的信徒，反倒让人觉得有违禅理。达摩不是自己也说过么：“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引自《菩提达摩论》）

　　在一旁照看佛堂的僧人告诉我，等到周围民居的动迁完成，华林寺还将建起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大殿，用于供奉华林寺的镇寺之宝佛祖舍利。说来也巧，这批佛舍利的由来也和动迁有关。1965年，政府决定搬迁华林寺原址上的一座白塔，无意中在塔基下发现一具石函，舍利便藏在函中。据说，这具石函是1655年由顺治皇帝秘密送来华林寺的，但是，与舍利一同出土的文字资料里既没有解释顺治帝从何处得来这批舍利，也未说明他为何要将其放在华林寺。唯一可知的是，石函中的木匣上写了“佛舍利”三个红字。这批舍利原有二十二颗，但出土之后历经辗转，其中一颗已经神秘地消失了。我猜想，当时满洲人刚刚入关不久，将至宝舍利送来帝国南疆，也许有抚远定边、驱邪镇妖的用意。不过，我们很难说顺治皇帝的选择是明智的：佛陀本人就是一位西来的“外国人”，用它的遗骨镇守边疆恐怕很难灵验。离开之前，我和丹妮艾拉也点燃了几炷香，为寺院上空的滚滚浓烟添砖加瓦。

　　达摩祖师离开广州北上之后又过了二百年，惠能来了。公元676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华林寺北边不远处的法性寺。那天，正逢方丈印宗法师开示《涅经》，可能是在讲课的间歇时分，忽有阵风吹过，堂前旗幡招展，两名僧人因而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风在动，另一个说是幡在动。惠能听见了他们的争论，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见宗宝本《坛经?自序品第一》）

　　法性寺到了明代改名为光孝寺，并一直沿用至今。被风吹动的旗幡早已不在了，但旗杆还在。我们走进光孝寺，走过这根著名的旗杆在地上投下的影子，进了大雄宝殿。大殿的内墙上挂满了黄纸，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位逝者的名姓，地上摆满了供奉给死者的鲜花果品。光孝寺的前任方丈本焕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禅师，他为了提倡坐禅，把大殿里原来供人磕头用的拜垫全都撤去，换上了几百个用于打坐的坐垫。由于是清明节，大殿里“座无虚席”，当然，没有人是在打坐。大家都是来祭奠墙上的亲人灵位的。人们低声交谈着，仿佛是在等待会议的开场，领导还没来。

　　这样的场合不太适合我们俩加入，于是我们悄悄地退了出来，去看殿后的瘗发塔。来到光孝寺之前，已经得到黄梅东山法门传承的惠能一直都未正式剃度出家，而在那场“风幡论辩”中语出惊人之后，印宗方丈得知了他的身份，于是就在寺中亲自为他剃发授戒，并将剃下的头发埋在一棵菩提树下。之后不久，埋头发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塔。

　　有人在瘗发塔前的香炉里投进数以捆计的纸钱，顿时烈焰腾空，继之而起的浓烟朝着头顶的菩提树冲了上去。光孝寺有些古树的树龄已在千年以上，除了菩提树，还有广州的市树木棉。这种原产于印度的外来树种大约是和达摩同时来到中国的。眼下正是木棉树的花季，有人在树下捡起凋落的花瓣，然后细心地一一展平收好。这种橙红色的椭圆形花瓣晒干后可以入药，在中医眼里具有清热去湿之功效。

　　木棉树后面，几个僧人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为重修观音殿募集善款。全中国的寺院都在重修扩建，光孝寺自然也不甘人后。而且，因为可以借助本焕禅师的影响力，它的进展要比华林寺顺利得多。本焕禅师年轻时曾和我的师父寿冶老和尚共同主持五台山碧山寺，1948年始南来，应虚云大师之请前往南华寺接任住持，从此留在南方。1958年，本焕被打为右派，在劳改农场度过了十五年难熬的岁月，出狱之后，他做过多所寺院的住持，光孝寺也在其中。他还住持修复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佛教丛林。佛教在今日中国能如此繁荣，本焕实在功不可没。我第一次见到本焕就是在光孝寺。不过，年届百岁高龄的本焕长老如今已经离开广州，搬到深圳东郊的一座僻静山寺里去了。

　　离开光孝寺前，丹妮艾拉和我也为观音殿捐了一百块钱，并在一片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