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金佛教寺院建筑特色

　　略论辽金佛教寺院建筑特色

　　温静

　　中国的辽金时期佛教兴盛，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有很多遗构保留至今，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实例，也为辽金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地位的判定提供了依据。对于辽代统治者来说，信奉佛教是其吸收汉地文化，借以统治汉人的工具。因此，辽代皇帝研究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佛教在辽统治地区曾兴盛过100多年，朝廷采取了若干保护与支持佛教的活动，支持寺庙兴建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圣宗之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私宅（辽南京即今北京西南地段），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现存著名辽代寺院建筑中与皇室有关者不乏其例，如蓟县独乐寺、大同华严寺、应县佛宫寺、庆州白塔寺等。当时的一些权贵富豪也效仿皇室，支持佛教的发展。因此辽代统治虽短，领域不过华北、东北地区，在其统治地区内兴建佛寺数量却相当可观，现存的著名辽代塔寺就有几十处。金代在入主中原以前，已从高丽、渤海国方面传入佛教。在其以武力征服辽、宋之后，便确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统治策略，皇室出资兴建佛寺。例如太宗在金天会年间（1123－1137）为海慧大师在燕京（中都）建寺，此寺熙宗时命名为大延圣寺，世宗时改名为大圣安寺。熙宗还命僧海会（？－1145）为他在上京会宁府建大储庆寺。世宗在中都为玄冥禅师建大庆寿寺，并赐沃田20顷，钱2万贯。重建昊天寺，赐田百顷。修建中都郊外之香山寺，并改名为永安寺，赐田2000顷，钱2万贯。同时世宗还在辽阳建清安禅寺。后来其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于清安禅寺别建尼院，由内府出资30万贯。并施田200顷，钱百万。

　　由于辽金两朝长期占据中国的北部疆域，导致辽金建筑因袭隋唐之制，又发展出了许多具有辽金地域特色的建筑。与此同时，宋代在中原所兴建的建筑已经发展成熟，并有专为施工提供的著作《营造法式》。在辽代中后期，随着边疆地区与宋王朝战事的缓和，辽与宋的文化交流渐渐频繁，汉工匠进入辽疆带来的宋式建筑技术，对辽的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至金代，在金军不断吞并宋朝疆土的同时，在各地的金代寺院建筑中继承辽的特色以及与宋式的融会贯通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个例。可见辽金建筑的历史伴随着诸多变迁，在建筑史上是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

　　在此，本文将从建筑布局形式与营造技术两个方面探讨辽金寺院的建筑特色及其演变。

　　寺院布局

　　在印度，早期佛教并无寺院。佛教徒依佛陀制定的“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之制，白天游方说法，晚上回山林禅定。后来摩揭陀国的频毗沙罗王，布施伽蓝陀竹园，才出现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寺院在印度被称为“僧伽蓝摩”，略称“伽蓝”。僧伽蓝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舍式，一是支提式。精舍式伽蓝，中设殿堂及佛塔，周围建僧舍。支提式伽蓝，是依山开凿的石窟。这两种式样的伽蓝先后传入我国演变成了宫塔式寺院和石窟。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当时的布局，就是以一个大型方形木塔为中心的宫塔式布局，在其四周有廊庑门殿围绕。

　　宫塔式布局与院落式布局的根本区别，在于宗教空间的变化。宫塔式寺院以塔为中心，是围绕中央浮屠，具有向心性氛围。这也许与原始佛教时期，餐风露宿的修行方式一脉相承。而院落式的兴起，表明了宗教空间逐渐转向了室内，院落空间只起联络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住宅空间更为相似，可看出佛教寺院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世俗化。

　　在历史上，辽代寺院的布局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以塔或者高阁为平面中心的宫塔式布局。如建于公元984年的辽代蓟县独乐寺，由体量宏大的观音阁为中心组织寺院布局，是典型的宫塔式布局。又如辽清宁二年（1056）建造的应县佛宫寺，在木塔后面曾建有九间大殿，但主体建筑仍然是矗立于中央的释迦塔。再如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是金代重建的大殿，其中供奉的三圣像与后面大雄殿里的五方佛难成体系，且三圣殿距大雄殿的距离远远超过距山门的距离，这些现象引发了一些专家大胆推测：在辽代三圣殿基址上很有可能曾存在过一座恢宏的楼阁。此外，由为数众多、分布甚广、且艺术水平极高的现存大量辽代砖塔也可以推测，在很多辽代寺院中，塔仍然是主要建筑。这一时期的寺院布局，因时、因地、因宗派的差别而产生了多种类型，类型极其丰富。

　　（1）以塔为主体

　　自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佛塔始，这种布局一直流传着，最早的例子可以用大同北魏云冈第2窟、21窟的中心塔柱说明之。到了10世纪以后，一些辽代寺院仍然选择这种古老而传统的形式，例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的山西应县佛宫寺，便是以释迦塔为主体的寺院，塔后建有佛殿。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的内蒙庆州白塔（释迦佛舍利塔），现仅存一塔，当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的锦州大广济寺，是以一座砖塔为寺院主体，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据《全辽文》卷十载，辽南京大昊天寺在九间佛殿与法堂之间添建了一座木塔，此举更能说明当时在辽代统治区喜用以塔为主体的佛寺之模式。

　　这些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据考古可知，平面布局较完整的是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佛寺。山门之内即为大塔，周围有廊庑环绕，塔后为佛殿。院落成竖长方形，塔与山门的距离几乎与塔的总高73.2米相等，塔与佛殿的距离比塔高还要大些，约80米。而塔与两侧廊庑的距离只有20米。主要塔院后部尚有若干佛殿，分列于中部与西部两组院落之中；中部院落依然就塔院中轴线延伸，有佛寺中殿与后殿；西部院落就中殿东西轴线转折后，作前后两进，西前院单独设门出入。由于此寺建于辽代庆陵所在地，据此推测中部塔院及佛殿院落为主要礼佛场所，西院可能是专为皇室使用的建筑群组。

　　这个时期的木构佛塔仅存应县木塔一例。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一例，却证明着当时中国建筑所达到的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它不仅造型完美，而且技术先进，它采用的筒体结构，使其经受了7次大地震而能岿然屹立。

　　砖石塔的遗物留存较多。不但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外观有密檐式、楼阁式、花塔；而且结构技术水平高超，出现了薄壁单筒、厚壁单筒、双套筒、筒中柱、实心砌体、砖心木檐木平座、下砖上木结构等不同的结构形式，建成了中国造塔史上最宏伟、最高的砖塔——高达84米的定县开元寺了敌塔。

　　为解决登塔的问题，有塔心柱的采用穿心式楼梯，厚壁者采用穿壁绕平座式或壁内折上式，双套筒者于两筒之间布置塔梯，这些充分反映了造塔匠师们的聪明才智。砖石塔的塔身立面多有雕饰，并以此来表达造塔之人或时代的思想及审美情趣，借以感化信众。

　　（2）以高阁为主体

　　在这一时期的寺院中，以蓟县独乐寺为代表，但遗憾的是独乐寺辽代建筑只存山门、观音阁，佛寺全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从文献记载中找到与独乐寺平面布局相关的例子，现存辽代奉国寺即属此类寺院。据金、元碑记等文献资料可知，辽代的奉国寺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以及四圣贤洞120间（即围廊）、伽蓝堂一座、前三门五间，以及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对照寺址现状，可知其原在山门内有观音阁，阁后为七佛殿、后法堂。辽代佛寺中这种前高阁、后佛殿的寺院，以供奉观音高大立像的楼阁为中心，与辽代皇室尊“白衣观音”为家神的信仰不无密切关系。

　　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更多的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佛殿居中心，这中心位置比作人体的心。在佛殿内部空间处理上，企图扩展礼佛空间，是辽金佛殿的普遍追求，因此出现了移柱或减柱的作法。最甚者在七间殿宇中，前内柱只留两棵，余皆取消，使殿内空间豁然开朗，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这种功能上的追求，促进了结构技术的探索，在佛殿构架中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而一般宋代佛殿柱网排列齐整，不作减柱移柱，表面上看似乎偏于保守，但可理解为追求结构体系的完美；对于佛殿内部空间的扩大，采用四出抱厦一类的方法加以弥补。

　　（3）佛阁与楼阁

　　佛阁是指寺院中位于中轴线上的楼阁，体量高大、宏伟。例如文献记载，辽宁义县奉国寺的正观音阁，是一座七开间的楼阁。当时大型寺院在中轴线上建造高大的楼阁建筑绝非少数。遗憾的是，这类楼阁的现存遗物仅有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其规模虽稍小，仅为面宽五间，进深四间，总高23米的中型楼阁；但其所采用的筒形构架，并于外柱间施用柱间斜撑，故曾抵御了28次地震的袭击，因其结构的坚固性、体系的科学性所产生的长寿效应而享誉世界，成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楼阁之一。另一类在寺院中轴两侧的楼阁，规模较小，最多使用大三间，如正定隆兴寺慈氏阁；有的还只有小三间，如善化寺普贤阁。就楼阁的功能性质来看，寺院中还有钟楼或藏经楼，也与佛阁夹杂布列。纵观中轴两侧所置楼阁，有以三乘阁与弥陀阁对峙者，如奉国寺；有以文殊阁与普贤阁对峙者，如善化寺；有以慈氏阁与转轮藏对峙者，如隆兴寺；有以钟楼与经藏对峙者，如大相国寺，“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南宋五山寺院也如是。但唯独不见钟楼与鼓楼对峙之实例。

　　另外，辽代寺院的布局特色，还表现在主要殿堂都建在高大宽广的月台上，月台前部往往对称建造小亭，如大同上下华严寺的主殿，善化寺的大雄宝殿。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辽契丹民族的原始拜日信仰以东为上，现存的华严寺遗构由于曾一度作为祭祀辽王祖先的宗祠，其中主体建筑都采用坐西朝东的方位，不同于中原传统坐北朝南的寺院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民族特色。公元1125年金人灭辽，积极吸收了辽在汉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的北疆文化，其中就包括佛教信仰。如金代巨刹朔州崇福寺的弥陀殿和观音殿就为排列在中轴线上的两座大殿，并且都建造在高大的月台上，宛然辽风。在金代佛寺继承发扬辽寺特色的同时，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经兴起了禅宗的热潮，名噪一时的禅宗五山十刹，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佛教禅宗的主流地位，也同时发展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禅宗寺院格局，即禅宗七堂。这种布局形式在当时应该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因为其建筑空间都依据实用功能来配置，拜佛、讲经、坐禅，以及生活起居都被安排在以院落为单位的空间里，禅宗七堂的形式在宗教学上规范了僧人的起居，但在建筑学上却开创了更加自由的院落组合。于是，随着禅宗的推广以及辽金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禅宗世俗化的寺院布局逐渐取代了辽金寺院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所以在后世北方的佛寺中也已很难窥到辽金时期那种颇有北疆之风而恢宏豪迈的寺院了。

　　建筑技术

　　初见辽金建筑，粗大的斗拱用材，往往最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几乎同时期出现在宋朝的施工守则《营造法式》中制定的用材等级，与各地辽代遗构的用材规律相差无几。由此可见，辽宋的建筑都是在继承唐代较为成熟的建筑技术之后发展的。那么造就辽宋建筑技术差异的原因，可以推测为地域环境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差异。通过现存的辽金以及宋代遗构的对比，加上几代建筑学者对《营造法式》一书的研究，学界公认的辽金建筑的技术特色主要有：建筑单体平面中采用的减柱移柱法，建筑结构中大跨度梁的使用，以及斜拱斜昂的技术使用。

　　在辽金遗构的寺院建筑的单体平面，尤其是大殿的平面采用减柱或者移柱造的实例非常之多。减去殿内的若干金柱或者向后移动前排金柱，其目的是获得更大的佛坛前的空间以及避免柱列遮挡礼佛视线。金代殿堂中被称作大额的大跨度梁的使用，使得梁下金柱的有无与位置更加灵活，以致于金代遗构无一例外都使用了减柱造或者移柱造。这种调整佛殿内部空间的手法，在宋代《营造法式》中完全没有记载，在宋式的建筑实例中也十分罕见，可以确定为是辽金建筑的独特手法。推测是由于辽金时期统治阶级，亲佛崇佛，动辄举办大型法会对殿内大空间的追求升级，于是采取了减柱造或移柱造以扩大佛坛前的礼佛空间。

　　此外，斜拱斜昂是辽金建筑的一大创新，不同于普通斗拱的出拱与梁枋成垂直方向，迄今为止在辽金遗构中发现了与梁枋成45度或60度的斜拱或斜昂，如独乐寺观音阁、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45度斜拱，崇福寺弥陀殿的45度斜拱与斜昂，以及善化寺普贤阁的60度斜拱，还有出现在善化寺三圣殿的极其复杂的三重斜拱。这类型的构件在宋式建筑中并未出现过，《营造法式》中也只字未提，并且除山西境内的一些地区外，这种形式的斗拱在辽金之后基本绝迹。可以说这种构件伴随辽金王朝的出现而出现，又随辽金的没落而销声匿迹。由此笔者推测，斜拱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住居中的某种成角度的支撑构件，结合了中原本来的斗拱做法而最终形成的。这种构件结构作用非常简捷有效，如建筑立面较大的开间处，宋式建筑往往需要两朵补间铺作来支撑，而同等条件下辽金建筑只用一朵斜拱即可胜任。

　　对崇福寺弥陀殿以及善化寺多处斜拱的配置方式进行考察之后，发现斜拱在辽金建筑中往往具有标示性的含义，比如运用在大殿重要入口的上方，或者用来区分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并且从弥陀殿到三圣殿，可以明显看出斜拱逐渐繁复化，装饰性越来越强，以至淡化了其最初直接明了的支撑作用，可以看作是斜拱作为建筑结构构件的退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也许与辽金两朝与游牧生活的渐渐疏远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是金不断吞并北宋疆域，使得汉地建筑的影响越来越强烈，最终淘汰了这种民族特色的建筑构件。

　　另外，辽金建筑技术中许多细微的变迁，如插昂的渐渐推广，耍头形式的变化等，都是受宋式影响的明证。所以，辽金建筑受宋式影响的演变过程事实上也可看作一部辽金王朝与宋王朝的技术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