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密宗与道家的渊源
佛家密宗与道家的渊源
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的宗教。不过前者主要由印度密教和西藏本教融合而成,形成地为藏区。后者主要继承了内地的古代宗教与文化,形成地主要为汉族地区。表面看,二者根源不同,流行的地域有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
一些印度学者发现,《度母秘义经》、《风神咒坦多罗》、《摩诃支那道修法》、《弥曼山坦多罗》、《梵天坦多罗》等几部婆罗门教梵文献,都提到印度密教中与救度母崇拜或独结母崇拜有关的"女人道"(Vamacara)来自中国,印度密教中奉行的"五真性"供养也与中国有关。《度母经》和《风神咒坦多罗》还提到在公元4世纪时,伐湿斯塔(殊胜,Vesistha)曾亲赴中国向道教徒学习"摩诃支那功"。印度学者雷易(P·C·Ray)教授在他的《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一书中说,印度泰米尔文文献记载,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中国人,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Bogar)和普里巴尼 (Pulipani),他们于公元3世纪时去印度传播道教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等,博迦尔曾带弟子回中国学习,学成又回到印度[1]。
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有一段经文与印度文献相呼应。该经凡20卷,各卷非撰于一时。撰于东晋时期的第20卷曰:"道言:自今至辛巳年,当有赤人。赤人长三尺七寸,三亿万人,居东海水中,亦有学仙道士。南海有八十万人,人身长九尺。亦来中国受道,时人或不识之矣。水人在海中曲山上,亦有男女,居在水中。时出九曲山上。有学道人,多端正,天下无有此比矣。水中人王三百夫人,夫人悉受道法,天人、玄女之仙化之。三洞大经布流于西海。亦有人,长一丈七尺。亦有夫妇之道,行道异于中国之人矣。王方平、麻姑日日往彼化人。此国亦有水人,身长一丈六尺。多有女人,少有男子。王身长二丈九尺,及三千夫人,各有三十六王子。不食五谷。天人亦往来水下,作金玉七宝之室。人身亦衣金玉七宝之衣,中国人得亦不能别之。行则乘风而驾雨,亦有自然之道qì炁矣。此之水人等,居在水下,水在上流耳。海中大虫,非世人所知。亦有大马大牛,如大马人头。百亿万种,不以一物,也无可比之者矣,世无所此也。"[2]这些神话,光怪陆离不如《山海经》,记实成分的比例则过之。
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四海,不同的古籍、不同的时代所指不同。《尔雅·释地》将中原周边地区泛称为四海,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太上洞渊神咒经》将四海移到境外,用它泛称中国周边地区。
东海和北海与本文关系不大,本文只对南海和西海感兴趣。《太上洞渊神咒经》将中国的疆域大致确定在汉代强盛时期的范围。其卷20曰:"中国,长安是也。东至海隅,南至吴楚之外郊,西至jì罽宾,北至沙漠,悉是中国之名也。"
据此我们很容易知道它说的南海和西海的范围。南疆外,从东南到西南横着看过去,南海当包括西南端今天的孟加拉湾、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印度西部等。唐代僧人义净赴印度取经,写了一部书就命名为《南海寄归内法传》。西疆外,从西北到西南竖着看下来,西海当包括西南端今天的阿拉伯海和印度东部等。总之,南海和西海的范围将古印度包括了进去。
所谓"水人"或"水中人",当指渔民、船民以及水下采珠工人等。他们生活在岛上、船上或水边,善于游泳,以水为生,故《太上洞渊神咒经》称之为水人或水中人,并加上了"居在水下"、"往来水下"之类的神话描写。印度东面为孟加拉湾,西面为阿拉伯湾,大陆上流淌着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不乏"水人"。
《太上洞渊神咒经》说西海也有夫妇之道,行道异于中国之人。印度婆罗门教主张满足爱的情感或性欲,方法与道教房中术不同。
总之,《太上洞渊神咒经》说南海人来中国受道,三洞大经布流于西海,神仙去南海、西海化人等等,大概描写了晋代印度有人来中原学习道教,道教经典传入印度,道士赴印度传道等事实。天人和玄女是道经中常见的夫妻神。尤其是玄女,作为房中女神可谓大名鼎鼎。王方平是著名的男性神仙,女神仙麻姑在古代也家喻户晓。《太上洞渊神咒经》让他们出双入对,显然也赋予他们共同教授房中术的使命。这两个神话是将道士的行为神化的结果。
有学者苦心寻觅道教功法于历史上传入印度的交通路线。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博士推测,金刚乘所吸收的道教的东西,当是经阿萨姆邦从中国传入印度的[3]。中国学者张毅研究员说道教是经由滇缅线传入东印度的[4]。
二
除了专门来华学道和专门赴印传道者外,来华印度僧人融会佛道、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亦功不可没。黄心川教授从史传中统计,自公元2世纪上叶至8世纪中叶,即纯密形成之前,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来汉地的僧侣中谙熟杂密法术的共计39人[5]。可以想象,名不见经传者更不在少数。39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印度人。这些人不仅身怀妙术,而且个个通达权变。为了传播印度佛教,他们尽可能采用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甚至学习与吸收中国宗教的一些思想和方术。黄心川教授指出,在这些人身上,"集中表现了印度婆罗门教、中亚萨满教、西藏的本教和中国先秦两汉道教的巫术、魔术、占星术、方术、谶纬、神咒等等之大成"。这种现象是释道融合与斗争的具体表现。
仅举北魏时来华的中印度僧人昙无谶为例。《魏书·沮渠蒙逊传》曰:"始jì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训杀之。"[6]
《北史》综合北四史而成,其卷 93《僭伪附庸传》由《魏书》全录此事,自不待言。僧传的记载与《魏书·沮渠蒙逊传》不同。梁代僧yòu祐著《出三藏记集》卷14有《昙无谶传》,说是蒙逊担心足智多谋的昙无谶为北魏重用,于己不利,遂将昙无谶秘密杀害。《法苑珠林》卷79《冤魂志》为昙无谶鸣不平,说蒙逊的左右常白日见昙无谶持剑击蒙逊,蒙逊因此病死。《出三藏记集》卷36《李顺传》又说魏世祖的使者李顺受蒙逊贿赂,遂听任蒙逊杀死昙无谶。《魏书·李顺传》也如此记载。苏晋仁教授根据僧传的记载,断定昙无谶绝无教授男女交接术之类的秽迹,是李顺受贿赂而将蒙逊的诬陷之辞谎报世祖,《魏书·沮渠蒙逊传》遂误记[7]。
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的宗教。不过前者主要由印度密教和西藏本教融合而成,形成地为藏区。后者主要继承了内地的古代宗教与文化,形成地主要为汉族地区。表面看,二者根源不同,流行的地域有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
一些印度学者发现,《度母秘义经》、《风神咒坦多罗》、《摩诃支那道修法》、《弥曼山坦多罗》、《梵天坦多罗》等几部婆罗门教梵文献,都提到印度密教中与救度母崇拜或独结母崇拜有关的"女人道"(Vamacara)来自中国,印度密教中奉行的"五真性"供养也与中国有关。《度母经》和《风神咒坦多罗》还提到在公元4世纪时,伐湿斯塔(殊胜,Vesistha)曾亲赴中国向道教徒学习"摩诃支那功"。印度学者雷易(P·C·Ray)教授在他的《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一书中说,印度泰米尔文文献记载,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中国人,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Bogar)和普里巴尼 (Pulipani),他们于公元3世纪时去印度传播道教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等,博迦尔曾带弟子回中国学习,学成又回到印度[1]。
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有一段经文与印度文献相呼应。该经凡20卷,各卷非撰于一时。撰于东晋时期的第20卷曰:"道言:自今至辛巳年,当有赤人。赤人长三尺七寸,三亿万人,居东海水中,亦有学仙道士。南海有八十万人,人身长九尺。亦来中国受道,时人或不识之矣。水人在海中曲山上,亦有男女,居在水中。时出九曲山上。有学道人,多端正,天下无有此比矣。水中人王三百夫人,夫人悉受道法,天人、玄女之仙化之。三洞大经布流于西海。亦有人,长一丈七尺。亦有夫妇之道,行道异于中国之人矣。王方平、麻姑日日往彼化人。此国亦有水人,身长一丈六尺。多有女人,少有男子。王身长二丈九尺,及三千夫人,各有三十六王子。不食五谷。天人亦往来水下,作金玉七宝之室。人身亦衣金玉七宝之衣,中国人得亦不能别之。行则乘风而驾雨,亦有自然之道qì炁矣。此之水人等,居在水下,水在上流耳。海中大虫,非世人所知。亦有大马大牛,如大马人头。百亿万种,不以一物,也无可比之者矣,世无所此也。"[2]这些神话,光怪陆离不如《山海经》,记实成分的比例则过之。
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四海,不同的古籍、不同的时代所指不同。《尔雅·释地》将中原周边地区泛称为四海,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太上洞渊神咒经》将四海移到境外,用它泛称中国周边地区。
东海和北海与本文关系不大,本文只对南海和西海感兴趣。《太上洞渊神咒经》将中国的疆域大致确定在汉代强盛时期的范围。其卷20曰:"中国,长安是也。东至海隅,南至吴楚之外郊,西至jì罽宾,北至沙漠,悉是中国之名也。"
据此我们很容易知道它说的南海和西海的范围。南疆外,从东南到西南横着看过去,南海当包括西南端今天的孟加拉湾、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印度西部等。唐代僧人义净赴印度取经,写了一部书就命名为《南海寄归内法传》。西疆外,从西北到西南竖着看下来,西海当包括西南端今天的阿拉伯海和印度东部等。总之,南海和西海的范围将古印度包括了进去。
所谓"水人"或"水中人",当指渔民、船民以及水下采珠工人等。他们生活在岛上、船上或水边,善于游泳,以水为生,故《太上洞渊神咒经》称之为水人或水中人,并加上了"居在水下"、"往来水下"之类的神话描写。印度东面为孟加拉湾,西面为阿拉伯湾,大陆上流淌着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不乏"水人"。
《太上洞渊神咒经》说西海也有夫妇之道,行道异于中国之人。印度婆罗门教主张满足爱的情感或性欲,方法与道教房中术不同。
总之,《太上洞渊神咒经》说南海人来中国受道,三洞大经布流于西海,神仙去南海、西海化人等等,大概描写了晋代印度有人来中原学习道教,道教经典传入印度,道士赴印度传道等事实。天人和玄女是道经中常见的夫妻神。尤其是玄女,作为房中女神可谓大名鼎鼎。王方平是著名的男性神仙,女神仙麻姑在古代也家喻户晓。《太上洞渊神咒经》让他们出双入对,显然也赋予他们共同教授房中术的使命。这两个神话是将道士的行为神化的结果。
有学者苦心寻觅道教功法于历史上传入印度的交通路线。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博士推测,金刚乘所吸收的道教的东西,当是经阿萨姆邦从中国传入印度的[3]。中国学者张毅研究员说道教是经由滇缅线传入东印度的[4]。
二
除了专门来华学道和专门赴印传道者外,来华印度僧人融会佛道、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亦功不可没。黄心川教授从史传中统计,自公元2世纪上叶至8世纪中叶,即纯密形成之前,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来汉地的僧侣中谙熟杂密法术的共计39人[5]。可以想象,名不见经传者更不在少数。39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印度人。这些人不仅身怀妙术,而且个个通达权变。为了传播印度佛教,他们尽可能采用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甚至学习与吸收中国宗教的一些思想和方术。黄心川教授指出,在这些人身上,"集中表现了印度婆罗门教、中亚萨满教、西藏的本教和中国先秦两汉道教的巫术、魔术、占星术、方术、谶纬、神咒等等之大成"。这种现象是释道融合与斗争的具体表现。
仅举北魏时来华的中印度僧人昙无谶为例。《魏书·沮渠蒙逊传》曰:"始jì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训杀之。"[6]
《北史》综合北四史而成,其卷 93《僭伪附庸传》由《魏书》全录此事,自不待言。僧传的记载与《魏书·沮渠蒙逊传》不同。梁代僧yòu祐著《出三藏记集》卷14有《昙无谶传》,说是蒙逊担心足智多谋的昙无谶为北魏重用,于己不利,遂将昙无谶秘密杀害。《法苑珠林》卷79《冤魂志》为昙无谶鸣不平,说蒙逊的左右常白日见昙无谶持剑击蒙逊,蒙逊因此病死。《出三藏记集》卷36《李顺传》又说魏世祖的使者李顺受蒙逊贿赂,遂听任蒙逊杀死昙无谶。《魏书·李顺传》也如此记载。苏晋仁教授根据僧传的记载,断定昙无谶绝无教授男女交接术之类的秽迹,是李顺受贿赂而将蒙逊的诬陷之辞谎报世祖,《魏书·沮渠蒙逊传》遂误记[7]。
印度纯密究竟融合了多少道教内容?道教对于印度纯密的形成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一课题还需要深入做下去。几位学者的共同意见是,印度纯密的确融入了道教内容。我想,至少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
公元8世纪,莲花生(藏文bad-ma-vbyang-gnas,梵文Padmasambhava)大师接受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 bt-san)的邀请,翻越喜马拉雅山,将印度密教带入吐蕃。不言而喻,被包裹着的道教内容也就不请自来,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了藏传佛教。
四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srong-btsan sgam-po)开始兴佛之前,笃本(brdo-bon)和洽本(vkhyar-bon)时期,本教是西藏上层和群众主要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及社会心理等等,无不受本教左右。
笃本、洽本二者和道教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宣扬天地人三界说,盛行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使用驱鬼巫术等。这些相同点在其他原始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全面比较笃本、洽本二者和道教之间独特的相似点是比较困难的事。初步比较,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本教垒石为坛祭天的做法,令人想到中原地区自先秦开始的巫祭和封禅之坛。巫祭和封禅之坛被道教继承为斋醮之坛。
第二,本教贵数字"九",认为天和地皆有九层,创世之神有九位。本教经典《伏藏》中的主要体系之一是《九乘经论》,即将教义分为九乘。这令人想到中原文化自古贵"九"。按照中原文化的阴阳说,偶数为阴,奇数为阳,"九"为阳数,故《周易》八卦的阳爻称为"九"。"九"在个位阳娄种数值最大,故贵阳思想将"九"视为极阳之数,视为最尊与大吉之数。引申开来,"九"则表示顶端、终极、极限等意。如汉语中的"九天"一词,即形容天的最高处。本教的九层天、九层地,也是表示层数极多、天极高、地极深之意。而九神、九层经论则显示尊贵,并满足追求吉利的心理。
第三,本教宣称人体内附有战神(dgralha,在人的右肩)、阳神(pho-lha,在人的右腋),他们是人最重要的保护神。此外人体内还有阴神(mo-lha)、舅神、家神、生命神等,说法不一,也是负责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这令人想到道教存思人体内各部位、各器官众多的神灵并服气的方术。
第四,"参"被本教说成是女神向大地吐下的药物唾液,具有万能的解毒的功能。本教用"参"为信徒去污治病,净化心灵。这令人想到道教修炼方术和祈禳法术中对叩齿、咽唾液和噀水的重视。
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即吸收了当地氐羌族的原始崇拜和巫术,并为氐羌群众信奉,且传入云南和川西一带。目前还没有发现本教和道教直接交流的痕迹。但可以推断,存在着二者通过云南和川西相互产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几乎继承了中原古代文化的所有方面。笃本和洽本也吸收了中原文化不少内容。所以说,即使五斗米道没有对藏区产生任何影响,笃本、洽本二者与道教之间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本教形成的时间,说法不一。时间最早的说法说笃本形成于聂赤赞普(gnya“-khi-btsan-po)时期,即大约公元前117年前,相当于西汉武帝执政时期(前140-前87年)。据说洽本是止贡赞普(gri-gum-bts-dn-po)时,即大约公元一世纪,相当于东汉初年,从jì罽宾、勃律、象雄三地传入的。
郭沫若据史料考证说,炎帝后裔"有一部分曾下到了今山东地方。更多的是散布在今陕、甘、青、藏以及四川和宁夏的广大地区,称为氐羌或消羌戎"[8]。《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秦献公时(前384-前361年)羌人首领爰剑之孙叫作áng昂的,率自己的部落,迁居到赐支河曲(今青海东南部)西数千里的地方。其后子孙独自发展,有的成为máo氂牛种,即越xī雟羌。《新唐书·吐蕃上》称之为"发羌"和"唐牦",说是吐蕃之祖。《旧唐书·吐蕃传上》说:吐蕃本汉西羌之地。这些说明笃本兴起之时,已有羌族在西藏生活。
罽宾为古西域国,汉魏六朝时在今咯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勃律也是古西域国,在今克什米尔境内。象雄,西藏境内古国,即今阿里地区。据任乃强教授考证,这些国家皆为羌人所建[9]。这表明洽本也来自羌族。
《旧唐书·吐蕃传上》又记载,原居南京(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一部分)的樊尼(应为羌人,一说鲜卑人),于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率众逾积石(今青海南境),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群羌归之如市。这说明在洽本发展时期,仍不断有羌人迁居西藏。
西藏远在大约五万年前就是古人类生活的地方。1958年以来,西藏各地相继发现多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表明西藏地区也是古文明发祥地之一。 áng昂、樊尼等部落带去了羌族原始宗教。这一民族迁徙时期,正是本教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藏民族形成的时期。日本学者羽田野伯猷说本教在本质上是以"yuán羱羝"式的宗教为基础的[10],这一判断一方面说明笃本、洽本是牧民的原始宗教,一方面说明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羌族与中原地区一直关系密切,áng昂、樊尼等部落带去的羌族原始宗教中,自然而然地融有中原古代宗教的许多内容[11]。这是笃本、洽本二者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的根本原因。
印度密教自传入之日始,就十分注意吸收洽本的内容。在佛教前弘期,洽本曾顽强地抵抗佛教的传入。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任何宗教都不欢迎其他宗教分享自己的领地。吐蕃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权力之争,将佛本斗争也卷了进来,佛本此消彼长,斗得难分难解。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不打不相识"。斗争使印度密教更加认识到融会本教的重要性。印度密教融会了本教,这就使它增加了与道教的相似之处。同时,洽本也吸收佛教的内容,逐步演变成觉本(bsgyur-bon)。
公元11世纪阿底峡(Atisa)进入古格(今西藏阿里地区),印度密教开始在西藏确立优势。西藏上层和群众,最终选择了印度密教。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首先,佛教在理论和仪轨的系统性和精致方面,大大超过原始的本教,更适合封建社会的需要。其次,印度密教走了一条本教化的道路,受到认同。除此之外,大概还有第三条重要原因,那就是信仰本教的藏族上层和群众,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也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自松赞干布时起,汉地佛教开始向西藏传播。尽管藏族上层和群众选择了印度密教,但是藏传佛教仍然吸收了汉地佛教的内容。汉地佛教也融有不少道教内容。
五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萨伽(sa-skya)派教主、国师八思巴(“phags-pa)担任总制院院事,常管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的事务,西藏地方政权开始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尽管八思巴没有真正掌权,但这种制度在名义上已是正式形成了。
这一制度对于元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都是新举措。当时世界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有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以及罗马主教在意大利中部建立的教皇国。但这些国家都不是在世俗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地方政权。这样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就是东汉末年张鲁自号"师君",以五斗米道教主的身份,在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汉帝封他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承认他对地方的统治。该政权在战乱的年代,保持了近30年偏安局面,实在是难得。
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也需要宗教神学的巧妙解释。
活佛转世的意思是化身再来,与日本神道教的天皇世袭和天主教的教皇选举不同。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嘎玛巴希 (karma pakshi)圆寂前,指示弟子寻找他的转世。他把化身再来比喻为太阳今宵西坠明朝东升,比喻为飞鸟自天而降。他立下了继续调伏众魔、化度有情、发展佛教事业的誓愿。《贤者喜宴》绘声绘色地编述了噶玛巴希夺舍转生的灵异过程。《红史》、《青史》等编述了其他一些活佛乘愿再来,通过投胎或夺舍法转生的神话故事。总之,化身再来的神学依据是佛教的三身说、投胎转生说、夺舍转生说和菩萨说等。
但是,在印度佛教中没有佛或菩萨一世接一世地显化再来的描述。佛本生故事讲述佛前生曾为太子、国王、婆罗门、商人、象王等。这些故事宣讲业报轮回说,劝人修善,与化身再来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世世显化。
世世代代化身再来的神话在道教中却很多。如东汉末年的《老子变化经》、边韶《老子铭》、三国时吴葛玄所著《老子道德经序诀》、六朝时期的《老子变化无极经》等,均讲述老子化身历代降生的神话,即常说的老子81化,每一世皆有名号。唐代的《紫微大帝说玄武本传》又增加了一世,说老子82化为玄武。元代《梓潼帝君化书》说梓潼帝君97化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而《青史》讲述历代转世的神话,则与老子、玄武等神话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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