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佛指舍利真伪考
法门寺佛指舍利真伪考
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于2004年5月26日抵达香港,展出十天吸引了近一百万名香港市民及海内外信众诚心瞻礼,盛况空前。6月5日,佛指舍利结束瞻礼,身穿海青的数千善信和市民纷纷唱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跪拜恭送佛指舍利,场面感人。
此前,法门寺佛指舍利曾于1994年11月29日赴泰国供奉,泰国广大佛门信徒瞻拜了85天。泰国国王和僧王都前曾往瞻拜。泰国总理川·立派,副总理占隆·西蒙,空军司今西里蓬上将和专程到北京迎请佛指舍利的泰国外长他信·西那瓦,前空军司令、佛指舍利迎请委员会主席恭·披曼蒂上将等各界代表上千人参加了迎请仪式。
2002年2月23日,法门寺佛指舍利由西安启程赴台湾地区供奉37天,分别在台北台大体育馆、台北县金光明寺、高雄佛光山寺等公共场所和寺院安座供奉,前来佛指舍利座前瞻礼朝拜的信众有400余万人次,沿途迎奉的群众也有数十万人。
自1987年法门寺佛指舍利出土的新闻轰动全球,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显要们纷纷前来瞻拜。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曾亲到法门寺观瞻。
然而,对于这枚轰动世界的“佛指舍利”的真伪却从未有人进行过认真的考证。人们纷纷人云亦云,笃信自己膜拜的乃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然而根据史料和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虔诚的信徒和祈福的政要们顶礼膜拜的实际上并非“佛指舍利”,那只不过是一个赝品!本文试图从历史记载和发掘现场情况逐步分析,揭开“佛指舍利”的神秘面纱,还原其真貌。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笔者辩明此一“佛指舍利”的真伪对于佛教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博大的处世哲学并无丝毫贬低之意。恰恰相反,通过佛指舍利的辩伪,人们更应该理解佛理所说的佛法直指本心,本無須外求,更非崇拜外在偶像而能到達涅槃的境界。在金剛經中,如來佛就明白告訴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有相皆是虛妄,何況是一佛指舍利。更不要说假借伪佛指舍利来诱惑大众,甚至散播迷信邪說,牟取自身的利益,这不是敬佛,而是对佛陀的最大不敬,佛祖有知,断断是不会同意的。
1、佛指舍利来源之谜
万事都有源头,法门寺佛指舍利也应有其来历。可是法到现在没有人能拿出确切的物证或记录来证明法门寺舍利来自佛祖正源。在目前见到的所有有关研究文献和文章中,都把法门寺佛骨的来源归溯到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弘法时期。例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就写道:“我国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内的佛陀指骨真身舍利,系印度护法名王阿育王遣使造塔供奉于此,是天上人间独一无二的佛指舍利”。而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佛教典籍里的记载的一些传说和故事。根据佛学界和法门寺研究学者广为引用的唐释道宣辑成的《广弘明集》记载“东方竺国,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神,散起八万四千塔,遍阎浮提。我此土九洲之内,并有塔焉。” 另据《菩萨处胎经》所述阿育王散发舍利时,“南瞻部洲界内,今华夏天下,分得一十九所。法门寺为五也。”
佛书《法苑珠林》具体列出了阿育王在中国为供奉佛祖舍利所建的19所塔名和立塔地点:1.西晋会稽鄮县塔。2.东晋金陵长干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秦河东蒲扳塔。5、周岐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6.周瓜州城东古塔。7.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周洛州故都西塔。9.周凉州姑臧故塔。10.周甘州删丹县故塔。11.周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 隋益州晉源縣塔 15 隋鄭州超化寺塔。16.隋怀州妙乐寺塔。l 7.隋并州净明寺塔。18.隋并州榆杜县塔。19.隋魏州临黄县塔。
就是根据以上记述,学者和佛教徒们得出了法门寺佛指舍利是阿育王时期来自印度的结论。然而这些记述即使剔除其中明显的不合理的神化说法(如遣鬼日造84000塔、舍利分做84000份等),剩下的记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祖上为首陀罗种姓的阿育王统治印度孔雀王朝的时期约在公元前269—236年,正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根据我国史书记载和文物考古,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时佛教的传播区域还远没有到达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有不同看法,但为学术界认可的最早的年代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而更为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始传来中国(法门寺网站即取此说)。一般略谓: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理惑论》说:“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不管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还是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都大大晚于印度阿育王在位的期间,那时阿育王已经去世2、3百年了。 在佛教进入中国2、3百年以前,阿育王怎么能够在中国修建起护卫佛祖舍利的19座寺庙呢?况且这十九所寺庙虽有延续至今者,但无一能找到始建于公元前2、3百年的物证。有关阿育王分骨建塔的传说仅见于佛经和佛书,历代史书均无记载,故而作为宗教的神话传说来看并无不妥;但把未经考证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实来看待,进而推断出法门寺为佛祖舍利瘗葬之地就未免有失轻率。根据史料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20-490年前后,现寺内尚存的北魏千佛残碑就是立塔建寺后不久树立的。当时虽称“阿育王寺”(或“无尤王寺”),但从时间上判断,此时已距阿育王播散佛祖舍利700多年了,因此不可能是为存放阿育王所遣“鬼神”送来佛祖舍利而修建的。从科学的角度看,虽不能就此完全肯定法门寺佛指舍利为伪,但至少不能以阿育王建塔来作为佛骨舍利来源的证明。也就是说,法门寺佛指舍利从根本源头上来讲就没有靠得住的根据。
2、拓跋育发现舍利之谜
根据法门寺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也就是说在元魏二年(公元555年)由岐州太守拓跋育在此地建塔,开始供养佛祖舍利。
自阿育王到拓跋育中间隔了7、8百年,即使从汉哀帝算起,时间也过去了500多年了。在这50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十六国等多次的改朝换代和长期战乱。尤其是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采纳崔浩奏言,禁佛教,毁经像塔寺,坑杀憎人,据记载阿育王寺(法门寺)也遭到"断佛道经像毁场"的劫难。
阿育王遣人“送来”的佛指舍利如何在这长期的动荡岁月和毁佛劫难里幸免毁于兵燔匪燹,而能流传到拓跋育手里,绝非简单易事。但是如此壮烈的舍利流传史实却是丝毫不见于经传。甚至连详细记载了许多同期的佛教传说的佛经典籍里也找不到痕迹。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拓跋育是否真的“发现”了佛祖舍利。
很有可能拓跋育是根据前人有关阿育王的传说而在法门寺“自我发现”了佛指舍利。如果阿育王“役使鬼神,散起八万四千塔”仅仅是虚构的话,那么拓跋育的“发现”也就只能如同是水中月、镜中花般的虚假了。
拓跋育为什么要凭空“发现”佛祖舍利呢?这就要从此人的为人说起。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了北魏,就是魏道武帝。拓跋育出身北魏的皇族宗室,世受恩宠,在北魏时,官封大将军、淮安王、岐州牧。北魏末年,他追随魏孝武帝元修一同入关,西魏时成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到北周,又受封小冢宰之职。鲜卑是北方游牧民族,彪悍好斗,族内也常常喋血厮杀。北魏历经14帝,竟有9个皇帝被自己人谋杀死于宗室皇位之争,可见皇族内部争斗之残酷。而拓跋育却能在如此株连甚广的血腥争斗中不仅幸免于难,还官运亨通,连仕三朝,手腕不可不谓高超。如此聪明之人,利用佛祖的传说,在己任上“发现”佛祖舍利完全可以理解。一来这可以在不得罪皇族其他人的情况下固恩邀宠,因为与佛祖结盟可免结党营私的嫌疑;二来也可以披上佛祖保佑的护甲,在残酷的官场杀戮中多一层保险。因此,尽管拓跋育的“发现”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佛祖舍利为真(很有可能他本人根本就是造假的策划者,后文将进一步论述),他仍要不遗余力地“发现”舍利并修建佛塔供奉佛祖舍利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另外十八个阿育王建塔地点也有类似拓跋育这样的精明官僚,很可能留下的佛祖舍利就不止法门寺一家了。
3、唐代舍利重现之谜
拓跋育之后,北周武帝(560-578年)又一次灭佛,法门寺再遭劫难。到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的郡守李敏“继开灵趾,咸存香花”,重修寺院,启塔奉佛。此后,终唐一朝又有七次供奉佛祖舍利的盛举。其中典籍记载舍利出土较为详细的是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第二次供奉。摘取极受佛教界推崇的唐麟德元年释道宣撰集的《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有关描述如下: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即给钱五千绢五十疋。以充供养。。。。。。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厉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桶合成帐盖。。。。。。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枚。。。。。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周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疋。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
大意是:显庆四年九月(公元659年)智琮、弘静和尚进宫对高宗说:法门寺塔需要维修。又说:佛祖舍利三十年一出,贞观年间出现过,现在又到期了。高宗即拨银两五千、绢五十匹给他们去操作此事。智琮到法门寺塔内专精苦行,就是不见舍利放光。在手臂上按放炭火,燃臂烧香,忽然听到振裂之声,寻声看去,但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佛像各放异彩。祥光异彩合为帐形。次日早晨获得舍利一枚,光明鲜法,仔细寻看,又获七粒。高宗令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并造帝等身,阿育王像。所余修缮寺院。此后才在塔内得到如小指的合利,骨长一寸二分,内孔呈正方形,外形也方,下平上圆,内外光洁。小手指正好能插入孔内,我戴上举示大众。至显庆五年春三月,有旨请舍利往东都洛阳入宫供养。又有人献佛顶骨至京师,高五寸宽四寸,呈黄紫色。高宗令将舍利和顶骨向大众展示。武后捐出私人衣物约合绢一千匹为舍利打造金棺银椁,极尽奢华。舍利于龙朔二年送还法门寺。
简单分析一下上文,可以看出,从贞观年间(631年)唐第一次奉佛到显庆四年(659年)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期间,佛祖舍利就需要“燃臂烧香”才能得见。而拓跋育发现的舍利历经了500-700多年的密藏,不知要燃什么才能得见啊。
第二点就是智琮进宫的目的如果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是在搞立项目要拨款这一套。高宗求佛心切,就满足了智琮的请求。批给了他银绢。
第三,智琮搞到的下拨经费可能不足以应付各项应酬和开支,从而使得舍利的发现格外“艰难”,闹到智琮要炭火燃臂才能见光。这些功夫也不是白费的,高宗果然又拨了三千匹绢给智琮
第四,也许是看到智琮搞舍利项目发了,有来自周王(李显,高宗第七子)封地的人不忿,就有样学样地“发现”了佛顶骨,进献给高宗。不知这个人换到了多少银子,但从高宗准予佛顶骨和佛指舍利一起向大众展示来看,不会比智琮少到哪里去,甚至会更多(佛顶骨终究要大过佛指骨)。不过此后佛顶骨下落就不明了。
第五,智琮以及以前包括拓跋育等发现者所挖到的舍利没有任何证明能表明那就是阿育王所埋的佛祖真身舍利,这就使人有理由怀疑那些智琮们在找不到真舍利(如果有的话)的情况下,为了向上交差或者其他目的难道就不会造一个赝品来应付当权者和大众?至少在智琮之前没有看到详细描述佛祖舍利的记载,这就给有心作伪者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很可能有人指责笔者以今天的小人之心去度古代的君子之心。以为千年前的古人应该不会象今日的现代人那样卑劣,连政府发行的彩票都能作假。然而,汉末牟子所写的客观地反映了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状况的《理惑论》中就提到“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紿,此乃世之大伪”。也就是说在汉魏时代的少数佛教败类就已经是“专行诈紿”,更惶论有唐一朝了。
4、佛陀指骨之谜
1987年法门寺佛祖舍利出土后,考古和佛学界众口一词的将其称之为佛指骨舍利。赵朴初先生写道:“我国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内的佛陀指骨真身舍利”“是天上人间独一无二的佛指舍利”。更有许多文章具体指明,此乃佛祖左手中指指骨。台湾弘度法师就称:“佛指舍利是佛祖釋迦牟尼入滅荼毗後留在人間的左手中指指骨,全世界僅此一顆。”
可是从人体骨骼结构学分析,这枚舍利不可能来自人体的手指部位。
法门寺共出土四枚舍利,四枚舍利外形和尺寸都极为相似,呈方形或圆形中空管状。今日所谓的真身舍利为骨质,长40.3毫米,宽在17至20毫米之间,其他三枚影骨的大小也与此相近。这与释道宣所描写的“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十分相符。然而正常人的中指指骨直径只有10毫米左右,内孔不会超过5-7毫米,根本无法像释道宣描述的那样在内孔里插入小指,正常人小指的外径超过10毫米,大多超过中指指骨的外径,更不要说进入内孔了。因此这枚舍利不可能是来自正常人的中指指骨。具有如此粗大指骨的人,按照骨骼比例手掌要比正常人粗大一倍以上,按照比例估算,身高则会超过三米。同时“佛指”舍利那种方形外形也非人类指骨的正常外形,从另一面说明这枚骨质舍利并非来自人类指骨。
但佛祖即然是非常之人,是否手指骨也异于常人呢?根据佛经记载,佛祖有三十二大人相(异相)和八十种小相。《坐禪三昧經卷》中详细列出了佛祖身体的这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小相。其中对手相的描述计有:手指纤长、指间有缦网、垂手过膝、手文长而不断等。但是并无手指异常粗大或身材巨大的记载。因而佛祖的手指骨应该与常人的相差无几,而在法门寺出土的舍利远超出正常的指骨尺寸,绝非佛祖手指骨舍利。在人体206块骨骼中只有上下臂或腿部的骨骼可以达到这样的尺寸或形状。
其实,唐朝以前的典籍中,并无文字载明法门寺舍利是佛指骨舍利。记述唐朝最后一次供奉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也将舍利称为“金骨”而不提“佛指骨”:“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虔拜瑶函,若灵山之旧识;一瞻金骨”。由于唐释道宣的记载中说:“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并曾将舍利套在手指上示众,也许是受道宣说法和做法的误导,在唐朝末年逐渐有些民间流传的说法提到佛指骨舍利。最早见到佛指骨舍利说法是唐末康骈记录民间神怪传说的《剧谈录》,其中有"佛中指节"的提法。及到宋朝,佛祖舍利瘗埋日久,各种流言以讹传讹,将佛祖舍利误为佛指骨舍利的说法逐渐滥觞。
太平兴国七年(982)北宋赞宁撰写的《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三》(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就有记载说:“(息)尘闻凤翔府法门寺有佛中指骨节真身。乃辞帝往岐阳瞻礼。”
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载;“贞元六年(庚午,公元七九零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
於绍兴二十七年(1157)成书的邵博《闻见后录》则载:“(法门)寺有古塔四层,瘗佛手指骨一节,唐宪宗盛仪卫迎入禁中。”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所记载的贞元六年的诏书中的佛指骨很有可能是司马光根据宋朝的习惯而顺笔写下的记录,并非唐德宗的诏书原话。唐朝七次迎奉舍利,均无将其称为佛指骨的记载,因此德宗诏书中将舍利写为佛指骨的可能性极低。此点权且存疑,留待行家考证。
自宋以降,法门寺埋有佛指骨舍利的说法就几乎称为定论。西北大学历史系柏明教授,在l984年陕西省历史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法门寺调查记》的报告就提到: “现在的半壁残塔,倾斜有度,裂缝明显,势难久存。……据文献记载,塔下地宫内藏释迦牟尼手指骨一节和其他文物,…。”
总得看来,佛指骨舍利的误传,起源在唐末,流传在宋朝。如果要正名的话,则应称为“佛指状骨舍利”方可以避免误导视听。
5、影骨灵骨之谜
1987年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四枚佛祖舍利,按照发现次序,依次将其称为第一枚到第四枚佛祖舍利。其中仅有第三枚为骨质舍利,其他三枚为玉质,因而专家们认定,骨质舍利为佛祖真身舍利,是为灵骨。其余三枚皆为后人仿造的影骨。
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发掘过程,发现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从供奉的隆重程度上看,古人明显是把第一枚“影骨”放在首要地位来供奉的。而我们今天看作“天下独一无二”的佛指灵骨却是四枚中最不受重视的一枚。
法门寺地宫仿照佛教庙宇,从前到后依次分为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四重结构。专家今天认定的三枚影骨分别位于前、中、后各室的中心位置。最为显赫的后室中心位置供奉的是第一枚舍利,由八重宝函盛敛,左右各有一位天王雕像护卫,十分庄严隆重。足以表明该舍利在整个地宫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和第四枚也分别被隆重地供奉在前室和中室。并分别有石雕阿育王塔和汉白玉灵帐罩护。而今日被认做“灵骨”的第三枚舍利却仅仅装在五层宝函内,独独被埋在后室墙下的泥土里,不能堂而皇之地享受供奉。根据佛教庙宇的供奉习惯,可见,古人所供奉的“灵骨”应该是第一枚舍利,而不是第三枚。
另外,舍利的椁藏方式也更加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枚舍利安置在唐懿宗所赐、用红锦袋盛装的八重宝函内。最外层为银棱录顶檀香木宝函,发现时已经腐朽。二重为鎏金盝顶、四大天王宝函,四大天王图案,生动威武。第三重是素面盝顶银宝函,十分雅致。第四重为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第五重是纯金盝顶宝函,四周装饰六臂观音造像。第六重为金框宝钿珍珠宝函,顶端四面有八簇宝花,中心为一大簇宝花,四周每面有七片瓣花,围积成一朵大花,三重叠罗,制作精美绝伦。第七重为金框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第八重为最里一重,是一座纯黄金塔,四面塔门畅朗,金简瓦盖顶,顶部有金质莲花朵,捧托金珠顶,塔座是纯金方台,每部位都有花纹绸缕,维妙维肖,华贵庄严。塔内有一柱,佛指骨套在金塔基的银柱上。
参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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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枚佛指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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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王护卫的第一枚舍利八重宝函发现现场(第三枚舍利即埋在天王背后的墙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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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藏第一枚舍利的八重宝函(第一重木质已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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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六重的金框宝钿珍珠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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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重纯金宝塔宝函
第二枚安置在地宫中室汉白玉檐灵帐内。灵帐为708年所造,通高一六四厘米,体积巨大,上有铭文“大唐景龙二年,法门寺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灵帐内置一盝顶铁函,内有丝绸包裹的鎏金双凤纹银棺,佛舍利即置于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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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舍利
第三枚藏于地宫后室地下一铁函内。共有五重宝函。铁函内为鎏金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银函,函上铭:“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函内又有一重银包角檀香木函,木函内为嵌有黄,蓝色宝石的水晶棺一重,内为贮有佛指舍利的白玉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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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枚佛指舍利(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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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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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棺
第四枚,安置在地宫前室,四铺菩萨阿育王石塔之中,塔内有单檐铜精舍一座,舍利就安置在精舍内一个用罗面绢包里的鎏金伽陵频伽壶门座银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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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枚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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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伽陵频伽壶门座银棺
可以看出,第一枚舍利包装豪华无比,共有八重精妙绝伦的宝石金银宝函保护。尤其是最后一重的纯金宝塔具有特别意义。“塔”又名“塔婆”、“浮图”、“浮屠”,俗称“宝塔”,是一种高耸的佛教建筑,它的概念和形制导源于印度的“窣堵波”。窣堵波是专为供养佛陀的舍利和遗物而建造的。由此可以显见,法门寺黄金塔内供奉的第一枚舍利才是唐人所七次迎入京师,万人瞻礼的佛祖灵骨。
同时,第三枚舍利的装椁形式也和第二、第四枚一样,是置于棺状物器之内,而不能享受专为佛骨造的浮屠宝塔。宝函材料也仅是铁、银、木、水晶和玉石。不见古人极为崇拜的黄金宝函。同时,第三枚舍利连盛放第二枚和第四枚舍利的汉白玉灵帐以及石雕阿育王塔都没有,可见在古人的眼中,这枚专家认可的灵骨还没有其他两枚影骨来得重要。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中对佛祖舍利的记载为:“色白如玉,少青。”这与第一枚舍利完全相符。而第三枚骨质舍利则颜色发黄,与白色带青的描述相距甚远。也足以说明古人描述的灵骨应该是第一枚舍利。
另外根据《志文》碑中记载:“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纹),文不并彻”来看,佛祖舍利孔中带有痕迹,二角处有纹,这些都与第一枚舍利完全相合,而不同于第三枚。再者说,第二枚和第四枚舍利也都是仿照第一枚舍利而打造的,连外表的刻痕都是一致的,在主面的两角和中间共有三条刻痕(纹)。而独独第三枚骨质舍利在主面上只有一道裂痕(纹)。难道古人打造影骨时弃灵骨而不用,偏偏仿照另一影骨不成?
对于佛祖舍利的描述,释道宣文和《志文》碑都认为“内孔正方”,“髓穴方大”,而第一枚舍利的内穴恰恰呈正方形,证诸第三枚舍利却基本上是圆形内孔。在在说明,第一枚舍利才是古人眼中的佛祖灵骨。
至于说到第三枚舍利曼荼罗银函上的铭文:“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中的“真身”应该并非指的是“佛祖的真正身骨”。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和法门寺学者梁子虽然认为第三枚舍利是“灵骨”,但他们认为“真身”一词是晚唐泊宋文士僧人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特称。也就是说,那句铭文的意思不过是“为皇帝敬造法门寺佛祖舍利宝函”,因此这不能作为区别“灵骨”和“影骨”的根据。
第一枚玉质舍利是如何成为佛祖灵骨的,可以有多种解释:
一、 由于古人对于佛祖的崇拜,完全可以相信佛祖的玉石舍利是佛祖真身烧化炼成的。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还会有众多信徒毫不犹豫地接受佛祖灵骨化玉的说法。
二、 《志文》碑中记载:“洎武皇帝荡灭真教,毁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也就是说在武皇灭佛期间,曾经有毁灭佛骨舍利的旨意,执行者砸碎了影骨以敷衍圣命。以当时执行人的见识,很可能像第一点所说的将貌相不扬的骨质舍利误作影骨碎殄,而留下了色白如玉的玉质舍利。
三、 从拓跋育到智琮的“发现者”人人都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或者高尚(弘扬佛法),或者卑劣(谋求官职钱财),而伪造玉质舍利号召天下。
无论是那种可能性,唐朝乃至唐前人们作为佛祖灵骨舍利供奉的是第一枚玉质舍利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供奉佛指舍利属于圣物崇拜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是有违原始佛教义理的。而后来在中国兴起来的禅宗则敢于呵佛骂祖,就是要打破偶象崇拜,回复佛祖的原本教义。
唐皇迎奉佛骨的目的,于公来说是想保国护民,平安富裕;于私则是求福延寿,要佛祖保佑自己皇位永祚。同时,这些供奉舍利的主事者们则可以名利双收,从而皆大欢喜。
但历史颇具讽刺意义,除了第一、二次,其余五次唐朝奉迎佛骨都是发生在局势动荡之时,并且多数皇帝迎奉佛骨后也未能得到佛祖护佑。武则天二次迎佛骨的当年即被迫让位于李显,很快就病死;中宗以发代身送还佛骨,同年便被妻女毒死,一命呜呼;肃宗在迎奉佛骨的次年驾崩,驾鹤西归;而宪宗更是在迎奉佛骨的当年误吞金丹,死于非命;懿宗亦于迎奉佛骨三个月后去世;再其后不过三十年,数百年的唐朝便灭亡了。可惜历史的启迪至今还不能让人深省、顿悟,引以为鉴,仍有人在拾取古人的余唾,不知是在祈福呢,还是在招祸。。
佛祖释迦牟尼创始佛教,教义博大精深,其对社会和生命的阐饱含深刻的哲理。佛教传世的魅力不会因一枚舍利为真而增色,当然也不会因其为伪而稍损分毫。但愿那些假借佛祖名号,实谋一己私利的小人能有畏佛之心,不再行虚妄之事,则佛门幸甚,社会幸甚。
佛祖所立佛教戒律以欲、盗、杀、妄语为四大戒,犯此四者即摈出僧籍。本文即是遵照佛祖“戒妄”之嘱,为求取佛祖舍利真相而作。
(文/京城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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