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续》研究成果鉴定的前前后后

　　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续》研究成果鉴定的前前后后

　　牛达生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9册，约10万字，是1991年9月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发现的西夏文献之一。经笔者研究考证，并经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确认，这部佛经“为西夏后期(12世纪下半叶)的木活字版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此，1996年11月14日，宁夏文化厅举行新闻发布会，隆重宣布了这一重大成果。1997年6月19日，新闻出版署又授予笔者印刷最高奖“毕升奖”。这一次次活动，将西夏木活字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推向世界，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添了色彩，也使我获得殊荣。它激励我更加努力，多作奉献。

　　跨入另一学科——印刷史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这个搞考古的跨人另一个学科——印刷史，是有一段复杂的过程的。

　　我第一次和印刷史界的人打交道，是1992年秋天的事。当时，《中国印刷》编辑田玉仓同志由京来银，参加有关出版印刷方面的会议，顺便约稿。经宁夏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原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陈忠介绍，田到考古所找到了我。当时，我正在搞《本续》有关问题的研究，其中也涉及版本学、印刷史。我向田介绍了《本续》发现和研究的情况，并第一次提出《本续》可能是西夏木活字版印本的看法。田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并一定要我写稿。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印刷》1993年第5期发表的《新发现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刻本特点和版本价值》。

　　让我真正和印刷史界打上交道的是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我所以被邀参加会议，当然与田玉仓先生的推荐有关。我很感激新上任的刘长宗厅长，他果断地支持了我，批准我参加这次会议，从而给我创造了条件，使我对西夏印刷的研究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在印刷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取得了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成果。参加会议的成员，大部分是印刷行业搞印刷史研究的专家，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首都高等院校、文献图书和自然科学史界的专家学者。我这个搞考古的几乎无人知晓。按会议规定的15分钟，我宣讲了论文《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要点。我注意到人们对我这个外来户的异样的目光，加上我天生的笨嘴拙舌，我的宣讲似乎并未说服多少人。加之传统说法木活字是元代王祯发明的，从人们思想上的惯性来说，接受一个新的说法也是需要时间的。况且学者们还没有时间读我的文章，而会议上又没有安排讨论的时间。但是与会者的反映是强烈的，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西夏木活字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它的确立，意味着对一些传统说法的修正。

　　在印刷史的研究上，我毕竟是刚刚起步，我是抱着小学生的心态参加研讨会的。尽管会议只有两天，我还是主动向一些先生请教问题，有些先生看到我展示的资料后，也主动地向我提出一些问题，如安徽科技大学的张秉伦教授提出《本续》中有上下两字连笔、交笔的现象，按说活字是独立的，在活字本中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这对我的启发很大，促使我进一步观察思考，终于发现这种现象是出现在笔画简单的汉字数码上(《本续》页码大多用汉字标出)，是将两个数字刻在一个字丁上形成的。这说明《本续》在活字印刷操作上的不成熟、不规范，这不仅不能否认《本续》是活字本，而且为《本续》是早期活字印本提供了新的依据。这种现象，在活字研究中从未见过，为古代活字研究增加了新知识。这些新的知识，都反映在我会后发表的论文中。

　　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宿白先生改论文标题的事。原题是《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新出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木活字辨》(初稿)。“辨”字是一种不肯定的口气，意在不把话说死，留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宿先生是北大著名教授，特别是在考古界有崇高的威望，曾多次应邀到宁夏指导工作。会后，我走访了宿先生，先把论文初稿呈上，话题重点是木活字。在交谈中，宿先生不时提些问题让我回答，看来我的回答宿先生是满意的。谈到最后，宿先生指着论文标题说：“《本续》就是木活字，还‘辨’什么，去掉‘辨’字不是更明确更干净吗!”已发表的论文标题，就是根据宿先生的意见改定的。

　　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结束不久，所有提交会议的论文，都发表在《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上。《中国印刷》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主办的专业刊物，以探讨、研究现代印刷的经营管理、技术改造为主，还留有一定篇幅刊载有关印刷史的文章，在印刷行业有广泛的影响。

　　一般说来，一篇论文的发表就意味着有关问题讨论的暂时结束。而在西夏木活字的文章发表后，我即感到事情远远未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收集反馈信息。

　　为此，我除注意收集报刊信息外，还主动向国内外印刷史界的著名学者致函征询意见，其中包括美国的钱存训、大陆的张秀民、台湾的李兴才等。他们的回信也提出一些问题供我思考，更重要的是对西夏木活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是对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这里谈谈和钱存训博士的通讯。钱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终身从事造纸史和印刷史的研究，有多种专著问世，最著名的是《纸和印刷》，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分册。拙文发表后，我曾以万分恳切的心情，函请钱老以尖锐的目光和科学的态度，对《本续》是木活字的考证给以严格的审视和评价。由于地位的悬殊和我在印刷史界毫无影响，钱老能否回信，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钱老回信了。从信的内容看，他是认真读了我的文章。看来学问是没有贵贱之分的。钱先生回信说，关于《本续》是西夏的论证“是可信的”，“断为木活字，我也同意您的分析”。钱先生的话是很有分寸的，但对我却是极大的鼓舞。而令我更感兴趣的是，由于拙文中引用了钱先生《纸和印刷》中的一段译文：“发明第一套实用木活字之功，必须归于王祯。”钱先生在信中说，“发明”一词实属误译，并抄录英文本原文。后来，我和潘吉星先生谈起此事，他当即查了英文原本，证明确实是误译。一封通讯，发现了一本译著中的错误，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第一次提出鉴定问题

　　《本续》是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成果的鉴定，早在第一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来了。会议领导和部分专家认为：西夏木活字在印刷史上是个重要问题，如果鉴定确认，可使个人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成果，无论写书、展览都可以此为准。此事很重要，希望宁夏有关方面组织鉴定。

　　为此，我在1994年夏，多次以口头、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提出组织鉴定西夏木活字的问题。令人不解的是数月过去了，始终没有结果。宁夏的“冷”与北京的“热”形成强烈的反差。

　　后来，我明白了，版本鉴定比一般文物鉴定专业性更强，就我们宁夏来说，尽管也有人在版本学、印刷史上有较高造诣，如原自治区图书馆高树榆馆长，原出版社徐庄副总编，但要组成一个鉴定委员会，显然人力不足。如果勉强鉴定通过了，又有多大的权威性呢?当时没有鉴定，难免让人不快，但却为以后的鉴定留下了空间。

　　文化部接受鉴定要求

　　光阴如梭，一晃就到了1996年。这一年对我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印刷史界盼望的、更是我个人所盼望的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鉴定终于变成了现实。

　　199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中国印刷博物馆(简称“印博”)落成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出席庆典仪式并剪彩，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建设印刷博物馆的支持和关怀。“印博”坐落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北京印刷学院东南角，是一座高5层、总面积5900平方米、融民族特点与现代风格为一体的高大宏伟的建筑，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博物馆。据说，德国、美国、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的印刷博物馆。作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发源地的我国，虽说印刷博物馆来得晚了些，但总算来了，而且后来居上，这是值得骄傲与庆幸的事情。

　　在举行落成庆典的同时，又在新馆宽敞明亮的会议厅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我和出版社徐庄应邀参加了庆典和研讨会。与第一届研讨会不同，许多专家都是老朋友了，在对待我的木活字的问题上，再看不到怀疑的目光，不少学者如潘吉星、张树栋、郑如斯等都对我十分关怀，表示诚挚的祝贺，认为是了不起的贡献。会上，有关领导再次提出木活字鉴定的问题，并说如能组织鉴定，“印博”将全力给以支持和帮助，包括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从北京返银后，徐庄同志亲自找刘长宗厅长谈了“印博”领导和学术界的意见，认为西夏木活字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文化厅组织鉴定。徐庄的建议引起领导的重视，并将这一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由文物局具体操作。刘厅长亲自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于8月6日、10月9日先后向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发

　　出关于西夏木活字版印本研究成果鉴定的请示。在此期间，并派我赴京联系这一事宜。文化部科技司童明康、谢锐二位副司长详细听了我的汇报，并征询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等专家的意见后，认为这是印刷科技史上的重大研究成果，当即决定将其列入部级鉴定，并根据文化部《文化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有关规定，由部科技司组织这次鉴定工作。文化部的决定使我惊喜万分。这项重大的决定，从我第一次登上文化部的门进行汇报，到他们作出决定，只有两天时间。

　　准备鉴定会工作

　　鉴定会的准备工作，涉及资料准备、确定会议时间和地点、会上后勤服务等，而以落实经费来源、组织鉴定委员会两事最为重要。没有经费，寸步难行，而鉴定委员会组成情况，更是关系到鉴定成果权威性的重大问题。文化部的决定很快变成我们文化厅的行动。刘长宗厅长亲自挂帅，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根据文物局雷润泽局长的意见，很快落实了经费问题，并决定由李进增副局长负责具体工作。刘厅长的高度重视，使一些具体问题很快得到落实，为北京的鉴定创造了条件。

　　根据文化部科技司的意见，鉴定委员会人选首先由我们提出，然后由他们选定聘请。鉴于我的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对首都学术界的情况比较熟，初选任务只能由我承担。为了搞好这个初选，我先拉了一个30多人的名单，其中有我认识的，也有仅慕其名而未谋面的。在这个基础上，几经协商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我区3人)，经厅领导批准上报。科技司认真审查了这个名单，最后选定了15人组成鉴定委员会。

　　鉴定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任：

　　俞伟超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副主任：

　　潘吉星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郑如斯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

　　委 员：

　　徐荣芳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史树青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

　　冀叔英 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史金波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树栋 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编审

　　魏志刚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印博”副馆长

　　罗树宝 “印博”副馆长、印刷工业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

　　王志高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徐 庄 宁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编审

　　新闻出版署科技司司长高永清、文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童明康、国家文物局一处处长晋宏逵同为鉴定委员。

　　文化部科技司全力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宁夏所做的工作都是根据科技司的要求进行的，诸如资料发放，会议时间、地点的确定，经费落实，委员人选等等。他们的工作很细，每一项具体工作的安排都是在征求了宁夏的意见后才确定的。在会议前20天，仅我个人就接到科技司电话5次。他们也很注意听取鉴定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鉴定日期就是征求了委员们的意见后定下来的。资料的发放时间直接影响鉴定的质量，根据司里的要求，在会议前三周，我们便把材料寄达委员手上，以便他们充分准备意见。

　　“印博”在这次鉴定工作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不仅无偿提供贵宾接待室、会议室，协助解决部分人的交通问题，还承担了全部会务工作、后勤工作。根据文化部科技司议定的会议议程，“印博”周兴华馆长，罗树宝、魏志刚副馆长亲自上阵进行安排，诸如布置会场、人员接送、《本续》原件的保管和展示，照相摄像、会议便宴、甚至端茶倒水、会议签到等，真可谓是事无巨细，都做了周详的安排。“印博”仅有的十几位同志，全都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印博”的几位领导都是专家学者，其中罗、魏两位副馆长是《本续》鉴定委员会委员，他们所以如此投入，无私援助，我认为主要在于他们对西夏木活字成果的高度评价，对这次鉴定会重要意义的深刻理解。他们视这次鉴定活动是印刷史界的大事，也是印刷学术史上的大事。

　　专门为一项研究成果搞鉴定活动，而且是部级鉴定，在我们宁夏文化口来说大概还是第一次吧!参加鉴定的人，不仅学术地位高，而且还有文化部等数个国家部门的领导，这都表明这是一次规格较高的会。

　　最具权威性的鉴定结果

　　我终身不会忘记1996年11月6日上午9时在“印博”举行的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会。

　　会议在宽敞明亮的四楼会议厅进行。

　　会议按时开始。参加会议的除鉴定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外，还有北京印刷学院的田胜立院长、“印博”周兴华馆长、中华书局社长助理张世林、中国文化报记者焦国标、宁夏的李局长等及其他有关人员，总计三十余人。鉴定委员会主任俞伟超主持了鉴定工作，他要求大家对西夏木活字的研究成果，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审视，给以恰当的评价，然后让我汇报研究成果。我大约用了40分钟的时间，先后谈了《本续》的发现，是西夏的依据，是活字的依据，重点谈了是木活字的依据，以及《本续》的重大价值，并要求委员们严格把关，提出问题。

　　鉴定会上如果说没有波澜的话是不实际的，一开始就有人认为木活字的依据不足，大家还在《本续》的刊印时限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对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有些先生对同一问题所谈的看法比我更透彻，对我启发也很大。张树栋先生是既懂现代印刷技术，又是印刷史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对木活字的主要依据隔行“竹片”印痕，结合现代印刷技术谈得更生动更具体。著名版本学家冀叔英先生，她第一个发言就提出木活字的依据不足，当听了别人的发言后，她进一步考查了原件，修正了刚才的看法，说《本续》文字笔锋犀利清晰，不是木活字是不会刻成这样的。古纸权威潘吉星先生说，他对《本续》印本的纸进行了鉴定，从纸上说保证是西夏的。德高望重的史树青先生说，著名版本学家魏隐如先生总结出活字的特点有10条，《本续》的活字本特点有十几条，有所发现，有所成就，很了不起。鉴定会成了讨论会，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充分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一成果有重大价值。最后斟字酌句，修改通过了《鉴定意见》初稿，并在“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相应栏目一一签字。鉴定会圆满告终。

　　11月7日，我们到科技司谈别的事，顺便问问是否能拿上《鉴定证书》。使我意外的是批准的《鉴定证书>早已准备好了。《鉴定证书》上盖着“文化部科技成果鉴定专用章”的朱红大印，批准日期是：1996年11月6日。这给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最后划上了句号。

　　鉴定会结束后，根据刘长宗厅长的指示，李进增、孙昌盛与我三人，马不停蹄地从北京回到银川，准备新闻发布会。经过一周的紧张准备，新闻发布会于11月14日在自治区展览馆隆重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社科院、宁夏大学、出版社、文史馆及文博部门的专家学者，有自治区、银川市和中央驻宁的二十多家新闻单位记者计约六十多人。我区著名学者李范文、吴忠礼、罗矛昆、高树榆、徐庄、王天顺、徐梦麟等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展示了《本续》原件，播放了鉴定会实况录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强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万分别致词并表示祝贺。刘长宗厅长主持会议并发布新闻，宣布考古所研究员牛达生先生关于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的研究成果，经文化部组织专家在北京鉴定得到确认。这一成果不仅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由元代提早至宋代，对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和活字印刷技艺有重大价值，而且对树立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反响。新华社当晚就发布了消息，海内外数十家报纸转发。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美国的侨报(最大的华文报纸)都转发了这条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每日电讯报、中国日报(英文)以及许多地方报纸也转发了。新闻媒介将这一成果推向社会、推向世界，同时也宣传了宁夏，扩大了宁夏的影响。

　　因我在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方面所做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印刷史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经宁夏自治区文物局和自治区印刷技术协会上报，1997年6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署举行的“第五届‘毕升奖’授奖大会”上，我获得了“毕升奖”。这是对我几十年辛勤工作，孜孜探索的最高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