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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寺塔“七政宝”砖雕图案探源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4日
来源:不详   作者:郭露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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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定寺塔“七政宝”砖雕图案探源

  郭露妍

  内容摘要:修定寺塔上的砖雕装饰图案来源于北齐时期有关弥勒信仰的佛经。塔壁上的主题图案是佛教法器“七政宝”,在菱形格的壁面中整体呈横向排列,其中轮宝位于中心,臣相宝、玉女宝、白象宝、绀马宝、摩尼宝和将军宝分列两侧,多用于帝王崇佛的宗教环境中,象征四方归一。

  关键词:砖雕图案 佛教法器 七政宝

  在安阳市西北32公里处,太行山余脉清凉山东南麓的台地上,屹立着一座华丽壮观的古塔,名曰修定寺塔①。该塔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是我国最早的以雕砖饰面的单层方型浮雕砖舍利塔。古建专家罗哲文曾赞誉:“此塔甚为重要,可算是一件华丽壮观的唐代雕刻艺术品。尤其是早期佛教艺术中采用大量非佛内容的雕饰,甚为罕见,值得做进一步研究。”②罗哲文所指这些非佛内容的雕饰除了跳胡腾舞的胡人形象、力士外,还有一直被疑为道教因素的真人、童子等③。然而把这些“真人”同其它图案联系起来,却发现是保存至今的成套佛教法器“七政宝”雕砖图案,在塔壁四周上下共镶嵌有二十余组。

  一、塔壁现存“七政宝”图案概述

  “七政宝”砖雕图案镶嵌在宝塔飞檐之下菱形格壁面中,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清晰可见。它们在四壁中均占据中心位置,分别以独立的形象横向排列在塔壁上。其中轮宝位于正中,呈圆形放射状,周围祥云环绕,四周又以伎乐舞人四块雕砖相环绕,呈上下飞动之态。臣相宝、玉女宝、白象宝、绀马宝、摩尼宝和将军宝分列两侧。臣相宝头戴小冠脚穿云头履,上穿右衽宽袖上衣,下着裙式下裳,丝带束腰两周并与腰前十字打结自然下垂,白眉白须,一手执物,一手指向身旁,身乘祥云飘然而至。玉女宝圆脸高髻面带微笑,也是上衣下裳脚穿云头履,外穿上臂及下摆皆呈褶皱状上衣,内穿宽袖长裙并以长带束胸,一手托物一手轻拂飘带,脚踩祥云衣裙飘飘。白象宝高大壮硕,六根象牙挂在嘴边,额头宽大,背驮宝珠身佩饰品,高贵典雅。绀马宝身佩马鞍,四蹄腾空风驰电掣,身驮宝珠做回首状,似在等待召唤。摩尼宝圆润饱满,光芒四射,似能冲破层层云雾,放射异彩普照大地。将军宝为一武士形象,手持利刃身穿铠甲,神态威严警觉,像在时刻准备带领将士冲锋陷阵。排列在七宝之后的为天王、龙、狮及降蛇力士。整个壁面以横排图案为母体,上下重复排列六层,间以每壁垂吊下来的六条力士衔环团花银玲彩带相穿插,附以雕花的四根蟠龙角柱,形成了繁缛密致、精巧绝妙的整体壁面形象。

  二、“七政宝”的含义及来源

  “七政宝”属于佛教法器,又称七宝,也有人把它作为佛教中七珍八宝中的七珍。转轮王是古代印度传说中的圣王④。据佛典记载,在转轮圣王出现时,自然会有七宝出现,以辅助该王教化百姓,行菩萨道。佛经中关于这七种宝物的描述主要有《佛说弥勒下生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及阿含部中的《佛说轮王七宝经》(宋施护译)等。

  弥勒,名阿逸多,又称慈氏,即我们常说的未来佛、弥勒佛,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人,与释迦牟尼同时代,也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修行出众却先于释迦牟尼去世,弥勒心慈向善,慈悲为怀,开创了佛教不食肉的先例,故也称慈氏。他在佛教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大乘信仰他,小乘也信仰他。这一论述可在大、小《阿含经》中略见一斑。佛经中曾讲弥勒被释迦世尊指定为未来之佛,作为释迦世尊所嘱托的未来一切众生的大皈依主,其信仰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信徒众多,堪称释迦世尊后之最。弥勒在死后及成佛前称为弥勒菩萨,也称一生补过处菩萨,在兜率天宫讲法,当释迦世尊佛界灭度以后再过若干亿年,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天宫下生为佛。在未来成佛的世界里,统治世界的国王为转轮圣王,是一个具足德行及福报的圣王,治世有方,天下太平,国家安定,民生乐利,无有匮乏。转轮圣王之所以能够得以统治世界,得益于他所拥有的七种宝物,即金轮宝、摩尼宝、玉女宝、臣相宝、白象宝、绀马宝和将军宝,只要出兵征战,敌国见之望风而降,所以转轮王可兵不血刃而一统天下。这七种宝物也作为辅助圣王统治宇宙的神奇法器而被历代帝王所喜爱。

  三、修定寺塔与弥勒信仰

  修定寺塔始建于北齐,由北齐僧统法上法师所修。据《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⑤所云 :“次有沙门法上者汲郡朝歌人也,业行优裕,声闻天朝。兴和三年(541年)大将军尚书令高澄奏请入邺,为昭玄沙门都维那,居大定国寺,而充道首。即非所好,辞乐幽闲,不违所请,移居此寺。澄又别改本号为城山寺焉。魏历既革,禅位大齐,文宣登极,敬奉逾甚。天保元年(550年)八月巡幸此山,礼谒法师,进受菩萨戒,布发于地,令师践之,因以为大统。既见二水寺前合流,又改为合水寺焉。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仍给武官兵士,守卫修营。三时视觐,四事无阙。师以杂物余积,拟建支提。有一工人,忽然而至,入定思虑,出观剞镌,穷陶甄之艺能,竭雕镂之微妙,写慈天之宝帐,图释主之金容。虽无优之役龙神,无以加也。”北齐统治者笃信佛教,广置佛寺,尊法上为大统,掌管国内僧尼二百余万,皇帝、后妃、重臣也皆受菩萨戒,并尊法上为国师。北魏末年至北齐时期,邺城取代洛阳逐渐成为中原佛教的中心,位于邺之西山由大统师法上主持的修定寺在当时全国佛事活动中地位显赫,颇受隆遇,不但享受国家供养而且皇帝还要每年三次亲往山寺进行觐拜。法上法师重视弥勒信仰,据唐代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记载 :法上在“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所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另《唐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称,修定寺“又有龙花瑞塔,降于忉利;雀离仙图,来于天竺”。可知修定寺原有两座塔 :一为龙华塔,一为雀离浮图。即指现存修定寺塔及东五十米处的石塔(现已不存)。所谓龙华乃指弥勒于龙华树下成道,三会众生之事,故龙华塔应是由供奉弥勒佛而得名。《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又称“写慈天之宝帐”,《大宋天城山修定寺奉敕存留记》亦称“慈氏宝帐,异事奇工,乃法上之修也”。所谓慈氏即指弥勒,“慈氏宝帐”应是针对塔的形制和塔内供奉的主尊弥勒像而言。法上深信弥勒,在寺中造龙华塔和弥勒堂也比较符合他的宗教信仰,塔上现有的七政宝图案也从侧面印证了此塔与弥勒信仰的关联,因此修定寺塔可能是专为供奉弥勒而修,这在中国古塔建筑史上是十分少见的⑥。另外,从七政宝中臣相宝及玉女宝的服饰特点及造型特征来看,修定寺塔的建造年代应为北朝晚期,特别是玉女宝的服饰与龙门宾阳中洞东壁帝后礼佛图中皇后身旁捧香仕女衣饰相雷同,后世虽又多次修复,但依然保留了初建时的原貌,似未大动。

  对弥勒佛的这一信仰,从释迦世尊涅后就逐渐得以传播和弘扬。先从古印度传至阿富汗、中亚各国,又从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人们对弥勒的信仰就已达到空前的高潮。据统计,仅北魏一朝的弥勒造像就多达四十四尊,仅次于释迦世尊的四十六尊。弥勒造像的高度也仅次于释迦世尊。

  “七政宝”并非普通的装饰图案,它多用于帝王崇佛的环境中,在平时并不多用。北齐各代帝王信奉佛教极为虔诚,邺城附近佛寺多至数千。据《辩证论》卷三记载 :“东魏、北齐帝王素奉大法,皇室立寺四十三所。”《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记:“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帝筑坛具礼,尊为国师,后妃重臣皆受菩萨戒。“可见当时举国上下佛教崇信程度之盛。现今七政宝图案也只能在我国政教一体的藏传佛教中看到,但由于民俗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在造型上与修定寺塔上的略有差别,但主题含义相同。藏传佛教中还常以七政宝为题材,绘成卷或雕铸成像加以供奉,更多的则是做成立体的供器陈列于供桌之上,来象征权势的显赫和富庶。

  结语

  修定寺塔壁上的砖雕图案,是依据有关弥勒的佛经,经艺术创造雕刻后,镶嵌于编织纹菱形格中,设计巧妙,布局特别,描绘了弥勒成佛时未来世界的美好与祥瑞。“七政宝”的发现不但确定了该塔的佛教主题,同时也诠释了壁面上耐人寻味的编织纹菱格的意义,既然“七政宝”作为金轮圣王统治世界的神奇工具,那么对于壁面上菱格的解释,应该是寓意广大疆域世界中的千山万水,是依照佛教宇宙观中世界的形状而创造的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⑦。这两种图案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宇宙一统的主题,来象征佛法世界的博大。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北方历经战乱,人们饱受流离之苦,自然渴望能有圣王治世,使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佛教适时地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理想国,来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并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此塔“七政宝”图案不但表示佛法,同时还表达了来自尘世的愿望。

  注释:

  ①参考《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所述修定寺塔的初建年代。关于该塔的年代问题,虽有推断建于唐乾元元年至宝应元年(758至762年)和建于唐乾元元年至咸通以前(758至860年)以及唐开元七年至会昌灭法前(719至845年)之说(参见李裕群:“安阳修定寺塔丛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第443页,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但碑刻及文献资料都没有确切记载,因此对于该塔的年代仍需作进一步研究。/②杨予川:“安阳修定寺塔”,《中州今古》,1998。/③陈明达:“珍贵的实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安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安阳修定寺塔·序言》,文物出版社,北京,1983。/④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第1083页。/⑤《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唐开元七年(719年)僧玄仿所立。转引自李裕群:《安阳修定寺塔丛考》注释:可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1册,拓本115、116,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1年。/⑥李裕群:“安阳修定寺塔丛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⑦史晓明先生和张爱红女士在解释克孜尔石窟菱格画时曾提出过相同的观点,详见“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敦煌研究》1991.4,第26页。

  郭露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出自: 《装饰 》 200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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