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在秋水花树间

　　禅在秋水花树间

　　喻中

　　秋水与花树，正是十月的美景。如果在这个季节去九寨沟，既可以看到秋水的极致，也可以看到深藏在山间的花树。面对寂静的秋水，拈花微笑，禅就是那枝花，禅就是那汪水，禅就萌生在那一片秋水花树之间———这个意思，还可见于日本13世纪的著名禅师道元的名句:“君不见，竹声中悟道，桃花中明心。”15世纪更有名的禅师一休也有类似的道歌:“且问心灵为何物，恰似画中松涛声。”

　　秋水既是一汪水，也是庄子笔下的名篇。在《秋水》中，庄子写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　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稍后，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我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在无际涯的大海面前，河伯醒悟过来了。

　　把河伯进一步唤醒的大方之家是北海若，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北海若向河伯宣讲的“大理”，其实就是庄子念念不忘的“道”或“至道”，就是永恒性的真理，就是被层层迷雾遮掩起来的本来面目。

　　如果把“秋水”看做庄子之道的一个隐喻、一个由头，那么，“花树”则可以看做阳明心学的一个符号。《传习录·卷下》记载了有关王阳明的一则著名典故: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句话，形神兼备地描绘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心外无物。

　　“花树”与“汝心”一同“寂寞”，又一同“明白”，意味着花树与汝心之间的同一性，甚至是一体性。所谓“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所谓“致良知”，所谓“知行合一”，其实都可以从那棵“花树”中映照出来。见花树而知心学，恰如见落叶而知秋色。

　　庄子通过一河秋水，表达了道家的精神;王阳明凭着一棵花树，阐述了心学的旨趣。从庄子的道家到王阳明的心学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无形无象的中介，那就是禅。虽然都说达摩是中国禅的一世祖，但是，真正为禅赋予中国心灵的，其实还得数慧能。虽然，在中国思想史的座次表上，慧能的地位似乎没有庄子、王阳明那样显赫。但是，在骨子里，在境界中，慧能是可以与庄、王比肩而立的。慧能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上接庄子的心灵自由、无所期待，下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天理良知，实为一种性格相似的中国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显现。他们三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关注心灵的三个里程碑式的高峰。

　　如果以外物与内心作为区分的标准，那么，中国思想史上有两种潮流:留意于外在秩序的一派，譬如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都属于这个流派;留意于内心秩序的一派，譬如庄子、慧能、陆象山、王阳明，就属于这个流派。如果说前者的影响，主要在于政治与伦理，那么，后者的影响，主要在于心灵与艺术。单就后者而言，要说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心性世界的影响力，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庄子;作为轴心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家，庄子的巨大影响确实有目共睹。明代以后，随着1508年的龙场悟道，随着心学的勃兴，王阳明掀起的思想波澜也是极其壮阔的。然而，我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他的《坛经》，为中国人的心性世界拓展了更宽的空间，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源泉。正如法学家吴经熊所言:“《坛经》并不是一本绞尽脑汁的学究之作，而且出自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喷出的泉水一样，凡是尝过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它的清新入骨，都会衷心地体验到它是从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认识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德性，知道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佛性。”

　　吴经熊的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是，还不够，还没有全面展示慧能对于中国的意义。我认为，慧能的贡献，不仅是在心性思想体系中所起的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一种从西方传过来的异质文化，全面地融入到中国人的血脉里，实现了两种文明在化学层面、分子层面、原子层面上的有机融合。

　　在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主张“佛教征服中国”，但是，在陈观胜看来，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转化了佛教。中国转化、吸纳佛教的标志，就是中国禅宗的诞生。纯正的中国禅宗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就是慧能。这就是说，中国转化了佛教，但这种转化最终是在慧能身上实现的。因而，慧能才是中国成功地转化佛教的象征性、符号性人物。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如果说中国文化转化“西天”来的佛教差不多花了400年的时间，那么，自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另一种来自“泰西”的、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文化，已经扎根中国170年了。在经历了170年的试探、摩擦、碰撞之后，这种不同于佛教的西方文化是否“征服”了中国?抑或是中国文化像转化西天佛教那样，再次“转化”了这种新的西方文化?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尚为时过早。相对于上一次的400年，这一次的170年也许还显得过于短暂。不过，170年来，像唐三藏那样，到西天取经的中国人多如过江之鲫;像菩提达摩那样，把真经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也所在多有。但是，谁像慧能那样，把一种来自异域的西方文化极其妥帖地融入中国血脉、中国心灵?如果把禅宗作为中西文化第一次化合融会的硕果，那么，在中西文化第二次化合、第二次融会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第二个慧能的到来。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