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对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影响——徐仪明

周敦颐以理学开山而名世，但其在创建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却受到禅宗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已为学者所论及。例如徐荪铭教授在其所著《湖南佛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就提到了周敦颐《爱莲说》与佛教的的关系，分疏甚为细致，启人心智。然而，笔者以为，禅宗对周敦颐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主静无欲”与禅宗的参禅入定、“寻孔颜乐处”与禅宗的“明心见性”说，等等。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禅宗对周子之影响做一些申论，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一 .“主静无欲”说与禅宗的参禅入定

周敦颐所生活的北宋时期，禅宗思想发生了甚为显著的变化，此时的禅师不仅与平民百姓继续有所交往，而且开始周旋于文人士大夫乃至官僚阶层之间，使得禅学与儒学得以融会交流。由于唐五代以来，“儒门惨淡收拾不住人心”，而禅宗却出现了十分兴盛的局面，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因此，儒学中人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无不借鉴禅宗的学说与修为，周敦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青年时期的周敦颐曾居住在镇江鹤林寺，而驻锡于此的禅师寿涯和尚即成为他学习禅宗学说和修为的第一位师傅，以后他又相继追随惠南、东林、佛印诸禅师，因此其受到禅宗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 ，这在他所著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关于《太极图说》中的禅学思想，不少专家已经有所论及，比如说《太极图》源于《阿黎耶识图》，最初由国一禅师传于寿涯禅师，又经过五六个环节才到了周敦颐之手。而《太极图说》中的以“诚”“理”来阐释“太极”则主要来自于东林禅师的教诲等等。但是，这一名篇中的重要思想“主静无欲”说却很少有人论及它的出处，而我认为这一思想观念与禅宗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是需要做一番较为深入的探讨的。

周敦颐 《太极图说》中有：“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太极图》源于禅宗，那么这里的所说的“圣人”显然就不仅是指的儒家的圣人，而且还应包括达摩一系的禅宗圣人；况且主静无欲的认识在孔孟（孟子只讲“寡欲”）那里较难找到出处，但在禅宗的思想体系中却很容易寻找到它的根源。《五灯会元》卷一说：“一日，六祖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 。汝等佛性，譬诸种子，与子沾洽 ，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慧能所说的“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也就是“无欲”，因此方能够“安闲恬静，虚融淡泊”，达到真正“静”的精神境界。在禅宗看来，这是“决获菩提”的要旨，而在周子眼里则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两者何其相似，更何况这种相似又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濂溪参禅学佛的重要收获。

尽管说，由于周敦颐生活在禅宗思想文化氛围浓厚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他可能受到禅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主静无欲”说与禅宗的关系则最为深远和根深蒂固。因为禅宗之“禅”原本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意指在精神的定静中观察思虑之意，而定静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去除一切私心杂念，由此才能在定静中有观、有慧，才能有所谓禅观。我们知道，禅宗初祖达摩的学说中有所谓“理入”也就是修壁观，通过这一修为方法藉教悟宗，深信众生具有同一真性，只因客尘障蔽，所以不能自觉，只有刻苦修习壁观，使心如墙壁，遇事不起念，由此达到物资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达摩大师亦为后世修习禅定者做出了榜样，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九年如一日。终日默默，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虽然六祖为破斥死坐不用心者，而有“道由心悟，岂在坐耶”的方便语，但并没有堵死修壁观的禅修之路。至宋代，曹洞宗天童正觉禅师修习默照禅，他认为心是成佛的根本，众生因被妄念蒙蔽，不得觉悟。如果静坐默究，去掉妄缘幻习，本性恢复清白圆明，那就能够事事无碍。所以他坚持默然静坐，摄心内观。其《默照铭》说：“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宏智禅师广录》卷八）认为觉悟靠的就是不断的修持。虽然天童正觉生活的年代比周敦颐略晚一些，但正如方立天教授所说：“这种禅观法门是对所传菩提达摩‘壁观’和神秀的常坐不卧、住心静观的禅法的继承，是佛教传统的禅定方法，是与慧能以来的禅法不同的。” 所以周敦颐未必能够按照慧能不重修习禅定的方法去做，尽管我们也拿不出他如何修习禅定的具体例证，但周敦颐有一段话很值得回味，他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第二十章）这里的所“学”的关键就是“无欲”，无欲就是无私心杂念，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静虚动直”。静虚，显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具有水滴石穿、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功夫，即使这样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曲折反复、山重水复的状况，也就是说私心杂念纷繁错综、挥之不去或者去而复还。因此，就需要具有“老僧入定”的耐力，晨钟暮鼓，参禅打坐。正果法师说：“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自性的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皆从禅定生。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但禅有深浅、内外、大小、三乘各异。如来禅、祖师禅，必须心无所著，方可参究妙悟。” 显然，周敦颐在学圣的“静虚”过程中沿用了禅定的功夫，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借鉴和模仿了禅宗这一“参究妙悟”的法门。我们这样理解并非向壁虚构，空口腾说，因为尽管儒家荀子有所谓“虚一而静”的说法，但终究没有一个明确的入手功夫，唯有达摩以来的禅宗方以长期的耐力和绝妙的方法，使修习者得以定身息心，参究妙悟。濂溪所谓的“静虚则明”，就是因为一旦无任何私心杂念时，就会“明”亦即豁然开朗，洞见一切事事非非，也就如正果法师所说的“能发起自性的无漏智慧”。而后“明则通”即通达无碍，一往无前。正因为有此智慧的指引，其行为必定对于社会的广大群众有利，这就是所谓的“公则溥”。周子曾以解《易》的形式这样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这段话我们如果加以禅解应该说是完全可以的。明代智旭和尚《周易禅解》卷八中也有类似的阐释：“夫《易》虽至精至变，岂有思虑作为于其间哉！惟其寂然不动，所以感而遂通。诚能于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中，而契合其无思无为之妙。则《易》之至神，遂为我至神矣。”两者有一最大相似之处，就是在这里将易理解释为禅家观心反照的无外境界。显然，周敦颐开了以禅入儒、以禅解易的先河。由此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周子一定有很深的禅宗的修习功夫，否则不会对“静虚”二字有如此深的体会。

【1】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2】释正果：《禅宗大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