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一）

【编者按】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与复兴，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文明都怀着疑惑甚或是不信任的态度与眼光打量着这个从远古的尘埃中步履蹒跚却又心怀坚定地缓缓走来的巨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将用文化霸权来统治世界等耸人听闻的论调。在这些甚嚣尘上的杂音中，中国却始终不能在世界上获得公平的话语权，用以表达自己和平崛起后建立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搞清中国这种在世界上被表达的现状是如何发生的对以儒释道为核心支柱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周宁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从学术的角度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非常值得立志宣扬中华文化的同仁来耐心品读。而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弟子，我们深谙因果不爽。万事有因必有果，我们要想改变这种中国形象被代表、被表达的境况，就要从因地上下手，去了解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改变这种现状。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1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

　　从梁启超最初提出国民性批判理论到鲁迅为这种理论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阿Q，①国民性批判构成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专制暴虐、战乱摧残、民生艰难造成国民的卑劣品性或奴隶根性，诸如“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2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陈独秀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卑劣无耻退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认为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3鲁迅弃医从文，据说也是因为醒悟到医治国民之精神比医治国民之体格更重要。他塑造出表现“国人的魂灵”的阿Q，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自贱又自大、怯懦又残忍、愚昧而充满奴性，为国民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典型代表。②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到《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性讨论的高潮持续了近20年。在普遍的观念中，不仅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要为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历史负责，改造国民性也肩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化起点，体现在这个起点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不仅使国民性批判本身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性受到怀疑，还可能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许多人注意到《阿Q正传》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①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过该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阿Q的种种性格特征，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鲁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也一再提到明恩溥这本书。②然而，《阿Q正传》与《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问题，不仅限于文本与文本之间，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特定话语的联系。因为个别文本的写作总是在话语体制中进行的，用萨义德的话说，文本是话语的“织品”。明恩溥有关中国的国民性的论述，是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中国人的性格》中的许多看法，不仅在明恩溥同时代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赫尔德、孟德斯鸠。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来源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本文在这一前提下试图重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思维模式与观念主题两个方面。前者为中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国民性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下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③；后者为被西方所假定、界定、否定的，种种固定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或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如奴性、愚昧、懒惰、麻木、懦弱……这些所谓的特征或东方性本质，是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系统，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无意识层次上行使着知识与学术、文化与道德权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原型中进行，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这场批判与改造的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中，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

　　本文描述与分析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并非要否定国民性批判本身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并不认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就可以超越或消除它。事实是话语霸权存在，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反对它；但即使反对它，也必须以它为前提。博尔赫斯在《长城和书》中想象秦始皇通过修长城与焚书，确定了空间与时间范畴，后人即使拆毁长城、抹去他的声名，也还是成为他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本文对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批判，用意只是关注中国现代化文化的“外源性”或“翻译性”问题，揭示西方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霸权，反思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历史角色与独立性，提问他们是否能够为他所属的文化的现代化提供自由的主体性与合法性证明。

　　一

　　哥尔德斯密在《世界公民》的第七封信中说：“欧洲的旅行者们越洋过漠，如果仅为了测量山川之高低、描绘河流与瀑布、或历数各国之物产，那么这些发现也许只可使商人和地理学家获益。”但对一位哲学家，他“渴望了解人类心灵，希望揭开不同的气候、宗教、教育、偏见和喜好对不同人性形成的影响与作用。”4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前者是政治、经济地域的扩大，后者是知识的扩大。在这两次大发现的基础上，西方思想开始以自身为中心、以理性为尺度规划世界的观念秩序。这个观念秩序在空间上体现为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法政制度，在时间上体现为以不同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进步的历史；前者的代表作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后者的代表作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一个关键是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

　　孟德斯鸠就是那类为理解世界建立起观念秩序的哲学家。《论法的精神》试图探讨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自然条件、精神条件与组织制度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政体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使“每个国家将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5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学研究，从自然环境到种族的精神气质再到政体形式、风俗习惯。它首先确立不同政体在法律及其机构上的不同，然后分析这个政体所由产生的必然原因：气候与土壤等自然环境及其造就的国民的精神气质。自然环境决定法的精神或民族的一般精神，不同民族自然环境不同，民族精神各异，政法制度也有差别，如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他有关国民性格的分类理论。

　　首先是北方与南方人性格的差异。北方寒冷地区的人，精力充沛，勇敢自信，直爽而少猜疑诡计。相反，南方的炎热使人的身体懒惰，精神上也萎靡不振，生活在炎热的南方，如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软弱将失望置入人们的心灵中，人变得畏惧一切，毫无自信。孟德斯鸠总结，“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气候炎凉决定了人的性格软弱或勇敢，狡猾或直率，猜疑或自信，也影响着人的情感特征。在寒冷的北方，人的身体魁伟，动作迟笨，感觉也有些迟钝。他们的情感往往深厚持久，性情也恒一不变，“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东西都感到快乐”，诸如运动、冒险，北方气候下的人民“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与之相反，南方炎热国家的人民，“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他们往往性情浅薄而飘忽不定。只有情欲没有爱情，而耽于享乐、放纵情欲又势必产生各种犯罪，所以南方国家的人民往往邪恶多、品德少，“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6

　　孟德斯鸠所谓的南方与北方，在欧洲范围内指南欧与北欧，在世界范围内则指东方与西方。从埃及、小亚细亚、波斯到印度、中国，都属于南方。孟德斯鸠试图为每一国民确定几个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也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气质，诸如勇敢进取、自信率真、或软弱懒惰、狡猾浅薄；同时，也试图解释这种国民性格或精神气质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在他的理论原则中，气候炎热会使人的“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萎靡颓废的状态将传染到人的精神，没有丝毫好奇心，没有丝毫高尚的进取心，也没有宽容豁达的感情；一切嗜好全都是被动的；懒惰在那里就是幸福；心思的运用也多得比刑罚还要难受；人们可以忍受奴役；但不能忍受精神的动力”。7

　　从孟德斯鸠的理论看，北人与南人的区分，几乎就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分。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本人所意识到的，个例经常破坏他的原则，所以他必须在确定一般原则之后还需不断进行补充解释。比如，同样在炎热的印度，人们为什么一边软弱、忍耐、顺从，一边又表现出残暴的勇敢，如印度男人的苦修、女人的自焚；同样是炎热的南方，为什么西班牙人就非常可信可靠，而中国人又惯于欺诈、说谎？同样在南方，中国人为什么勤勉而不懒惰，节俭而不放纵？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时而软弱时而勇敢，有的狡诈有的淳朴？同样在中国，也有南方与北方，可为什么中国的南方人勤勉进取，中国的北方人却相对懒惰守旧？这些矛盾，有的出现了，也被孟德斯鸠在自己的理论系统中解决了；有的出现了，却被孟德斯鸠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有的尚未被发现，后人将提出这些矛盾，后人将继承孟德斯鸠的理论进一步补充解释①，后人也可能将动摇孟德斯鸠的理论另立所说。

　　孟德斯鸠为世界各国的国民性格分类。他认为决定民族一般精神差异的，除了该民族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外，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社会制度也塑造着国民性格。专制国家的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因为品德，诸如诚实、勇敢、坚毅、善良等，只存在于共和政体中。孟德斯鸠没有进一步讨论制度如何塑造人的性格，只是反复论证地理与气候决定人的精神气质。对于孟德斯鸠来说，中国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将勤奋与狡诈可怕地结合起来了，就像西班牙人将诚实与懒惰结合起来一样。所以孟德斯鸠说应该注意的是品德与邪恶如何混合起来造就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8

　　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统一的性格特征，否则就谈不上区别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孟德斯鸠强调自然环境决定国民的性格，休谟则强调制度与习俗塑造民族的性格。他看到在中国“那块辽阔的国土上各个不同部分的水土和气候差异很大”，但中国人的性格都是一致的。

　　休谟首先批判那种将民族性格极端化的倾向，认定一两种品性就是该民族的性格而不容有任何例外，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至于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民族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精神因素……至于体质因素，我完全怀疑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9“所谓精神方面的原因，我指的是一切对人们心灵长期起作用的情况，即动机或理智，它们能使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习惯性风度。这类情况因素有：政府的性质，公共事务的变革，人民生活的丰匮，该民族与其邻族的关系以及其它这类情况。所谓体质方面的原因，我指的是空气和水土的质量……”

　　休谟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正相反，他提出了充分的论据说明社会文化塑造国民的性格。一个大帝国辖地广阔，从南到北气候地理条件差异甚大，但同一种国民性格却扩展到整个帝国，这难道不说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塑造国民的性格吗？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同一国家不同地理气候可能有同一国民性格；同一地理气候不同风俗制度，人民的性格也不同，如相邻的雅典人与底比斯人。国家政治疆域的界限往往是民族性格的界限，还有语言文化、习俗法律、宗教信仰，都是决定人民性格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至于所谓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差异，就更难以成立了。如果说北方人比南方人聪明，那么，不论就世界还是欧洲范围，都不具有普遍意义。世界之南方的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埃及人创建文明的时候，北方的欧洲人还用石刀耕种，住在洞里；欧洲之南方的希腊人、意大利人讨论哲学的时候，北方的不列颠人、日耳曼人还在野地里围着兽皮追赶野兽。最荒唐的莫过于说北方人强悍凶暴、南方人懦弱胆小，所以北方经常征服南方。与其如此，倒不如说是贫困匮乏的北方人经常征服丰足富裕的南方人，勇敢是因为饥而不是因为寒。

　　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有偏激的深刻，休谟的社会文化决定论则有理智的周全。他们二人对决定国民性格的因素强调点不同，但关于世界不同国民性格的评价却基本相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他们眼里已经显现出最初的反面特征。这种反面特征不断被“发现”、被“加强”，以至赫尔德1784年写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厌恶之情已经无法克制也无须克制。

　　赫尔德在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决定论之外，开始强调国民性格的种族遗传因素，他认为性格可以像肤色体型一样遗传。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无论考察其民族整体还是个体，其遗传特征都是很明显而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①作为蒙古人的后裔，他们天生听觉敏锐，所以才发明了那一套繁复无比的语言，欧洲人的耳朵和发育器官根本学不会汉语。中国人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他们发明了一套矫揉造作的礼俗，处处追求声色的热闹，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盖内心的骚乱。他们不懂得自然率真、宁静、美与尊严，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艺术上，却愚昧无知。“大自然毫不吝啬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为了获利和忠于职守，他们终日不停地忙忙碌碌，永不停息地奔波……”10赫尔德一方面认为，人种遗传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生存环境使他们愚昧野蛮，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无条件地服从。另一方面，赫尔德又将这种自然原因与社会教化联系起来，因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社会”。中国人的国民性，除了种族遗传的因素外，也是中国道德教化的产物。赫尔德同样承认社会教化对国民性格的重要意义。中国那种按照蒙古游牧民族传统强调“孩童般服从”的道德教育，使中国人的品性表里不一，表面上他们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阴毒狡猾。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这种国民性格的象征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愚昧是理智上的，狡诈是品性上的。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使人愚昧，野蛮的专制社会使人充满奴性，动荡不安、灾祸不断的生存条件又使人自私贪婪，多疑心多诡计。狡诈是弱者的求生本领。赫尔德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至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已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

　　赫尔德在国民性形成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种族遗传。至此，西方关于民族性格形成的基本思想就已经奠定了：首先，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建立在少数几个最基本的气质特征上，内在于种族情感生活，外在于行为实践。它包括智力与道德两个方面的因素，但以道德品性为主，有优劣高下之分，有成熟衰败的过程。其次，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的、超稳定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全民共有之特征”，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个体的差异，不断重复出现在该民族或国民不同的个体身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个人才成为民族或国民的代表。再次，民族或国民性格的形成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性格的生理基础，即人种与遗传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因素指制度与文化的塑造性，它包括语言与教育、政治与法律制度、习俗与道德观念、宗教与艺术等。在这方面，以国民为单位理解特定的群体性格比以民族为单位更准确。国民强调的是社会政治因素，民族强调的是自然因素。最后，民族或国民性格，既是历史的成果，又是历史的原因。一个民族或国家特有的生存环境、祖先的遗传、文化制度塑造了这个民族或国民的性格，而民族或国民性格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恒一性，从而制约着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性格即命运，对于一个个人与一个民族国家，都是适用的。民族或国民性格决定了该民族与国家的兴衰成败，是一种隐潜在历史背后的宿命力量。总的说来，启蒙主义强调国民性格是历史的成果，其中具有激进的革命性；而种族主义强调民族性格是历史的原因，其中具有保守的宿命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