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泉石刻知多少

　　阳泉石刻知多少

　　作者：孟宏儒

　　石刻，俗称碑刻，也叫刻石，指石碑上镌刻的文字或图画。由于其种类繁多，因此在学术界，一提到石刻，是将碑、碣、造像、墓志（或墓志铭）、墓表、摩崖题记、经幢（含石幢）、匾额、塔铭、法帖、戒牒、石柱等都涵盖其中的。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的讹误，对于我们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服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历来受到各级政府、有关社会组织和文史爱好者的青睐与重视。

　　山西是我国历代石刻主要荟萃地之一，尤以“蒲、绛、泽、潞四属”（即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一带）闻名全国。据调查，山西现存石刻约20000通（件）左右，如加上有文献著录的佚失石刻和民间散落的各种石刻，数量会更多。然而，石刻也同其他文物一样，都具有不能再生的特点，毁一件就少一件。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人为破坏、盗窃石刻的现象十分严重，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于是，抢救、保护石刻，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有鉴于此，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主动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的重任，从1990年开始，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完成出版任务，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总计16046通；并在此基础上，于2007年又启动了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的文化工程。要求每县（区）一卷，省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一卷，再加上记事、总目录一卷，全省预计125卷。如获成功，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必将超过以往出版的各类石刻著述，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阳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境内历代所镌刻的石刻作品也是很可观的，且其中不乏价值金贵的名碑珍品。虽然历史上刊刻的许多州志和县志上，均没有专目细载，只是在个别篇章中有所提及，但是在民间私藏的一些家谱和村社寺庙中，却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阳泉市、县（区）两级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过程中，注意了用新观点、新方法编修一代新志。石刻，作为重要的文化遗存，自然纳入编写内容，成为志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载入了史册。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有限，经费紧张，市、县（区）两级志书出版时，涉及石刻的内容，只精选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刻石名碑作了简介，未能用更大的篇幅予以详陈，难呈其全貌。2003年3月，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遵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组织专人历经三年的辛勤耕耘，普查细访，终于编汇出版了《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书。该书共收录全市现存碑石1206种：其中，平定县499种，盂县352种，郊区349种，城区和矿区6种。全市已佚失的碑石225种：其中，平定县78种，盂县118种，郊区28种，城区和矿区1种。存碑和佚碑加起来，总计为1431种。应该说，其较之民国时期张继文等所集之平定《全石考》和曾两任盂县县长的王堉昌所著之《盂县金石志略》，以及阳泉市、县（区）两级新编志书所涉石刻内容，都要丰富而确凿，堪称填补了地方文化的空白，可喜可贺。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断言，《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所收碑石已涵盖了阳泉历代碑石之全部，事实上，由于人力、物力、资料和学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缺漏部分一定不少，当然也在所难免。

　　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我认真拜读了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张鸿仁和副会长李翔主编的《三晋石刻总目·阳泉卷》（以下简称《总目》）一书，发现阳泉境内的石刻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分布相对集中。由于石刻乃系祭祖、敬贤、扬善、颂德的载体，旨在流传千古，警示后人。因此，历代石刻多荟萃于名刹古庙、崇楼峻阁、宗祠老坟和风景名胜之地。比如盂县，《总目》中收录存碑352种，仅藏山祠就存有98种（现存比此数还多），占到27.8%；水神山烈女祠存有30种，西关大王庙存有20种。三处加起来为148种，占到全县存碑的五分之二还多。再比如平定，《总目》中收录存碑499种，仅冠山就存有33种（现存比此数要多），占到6.6%；娘子关存有26种，智觉寺存有24种。三处加起来为88种，占到全县存碑的六分之一还多。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保护管理，也便于观瞻。

　　二是内容丰富多彩。正如《总目》“概述”中所言：“大而至于皇帝谕旨、中书牒文、关城修筑、书院迁徙、古庙补葺、造像记名、灾异变故、祈雨感应、道路开凿、桥梁起造、利民之举、开水之功、行状之纪、盛德之铭、高官神道、硕儒墓表、望族宗脉、名门世系以及显宦途次之题记、名流暂寓之歌咏；小而至于公议罚饬的条文、禁伐古柏的告示、严禁赌博的合同、不准庙下采煤的通告、禁止男女相杂观戏的规定、置地救济族人的善行、村中资费摊派的原则、一笔公款用度的细目等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称之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毫不过誉。

　　三是历代均有造就。石刻兴起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对于我们阳泉来说，现存于平定县石门口乡乱流村开河寺石佛座侧的“安禄交村人造像记”（刻于北魏永平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系本境最早的石刻作品之一，距今已整整1500年。从《总目》反映的情况来看，全市1431种石刻中，北朝有32种（存15佚17），隋朝3种（存1佚2），唐朝15种（存10佚5），五代1种（存1），宋代21种（存6佚15），金代43种（存7佚36），元代119种（存36佚83），明代172种（存138佚34），清代944种（存911佚33），民国时期81种（存81）。由此可见，阳泉的石刻不仅历史源远，而且呈日渐兴盛之势，于清代为最。

　　四是不乏名碑佳作。《总目》中所收的32种北朝时期的造像碑记（存15佚17），是佛教在阳泉传播的物证和文证，其开凿时间，大体上与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为同一时期，甚至还要早些。无疑，这是我市石刻中的珍品，也系三晋石刻中不可多得的刻石之一。此外，唐大历元年（766），由道士胡伯成撰文、刻石于苇泽县承天山（今平定县城东北47.5公里娘子关承天山）保阳庵、现存于老君洞的《承天军城记》；唐大历十三年（778），由李諲撰文、刻石于娘子关妒女祠、现存山西省博物馆的《妒神颂并序》；唐长庆二年（822）二月二十一日，刻石于娘子关承天山承天军城西石壁、现仍存于此的《裴度等承天题记》；金大定十二年（1172）六月十日，由智楫撰文、刻石于盂县藏山祠、现仍存于此的《神泉里藏山神庙记》；明嘉靖五年（1526）九月，刻石于盂县藏山祠、现仍存于此的《乔宇游藏山诗碑》；明嘉靖七年（1528）七月三日，由陆深撰文、刻石于平定州城东南25公里东浮山娲皇庙、现仍存于此的《浮山遗灶记》；清顺治四年（1647），刻石于盂县永宁四都下横沟（今盂县秀水镇小横沟村）玉帝庙、现仍存于此的《傅山手书碑》；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刻石于平定州旧关关帝庙、现存旧关村的《于成龙诗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由赵秉文作诗、刻石于平定州东郊都西郊村（今平定县石门口乡西郊村）试剑峰淮阴侯庙、现仍存于此的《淮阴侯庙诗碑》；清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吉日，由白孕采撰文、刻石于平定州城西南4公里冠山崇古书院、现仍存于此的《崇古冠山书院记并铭》；清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上旬，由何秋涛撰文、何绍基书丹、刻石于平定州义羊都大阳泉村（今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大阳泉村张家坟）、现存该村张穆故居的《清故候选知县张石州先生墓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由杨凤藻撰文、密昌墀题诗、刻石于平定州承天都娘子关（今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现仍存于此的《辛丑纪事暨密昌墀题诗碑》，等等，无论从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都可以称得上是阳泉石刻的名品佳作。其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本土文化，乃至民俗民风都具有重要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不但对包括石刻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而且以省、市、县（区）三级文物部门为依托，对散布在各地、各个角落的石刻遗存进行了多次的寻访和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一登记。有的移址于寺庙，有的收藏在馆所，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施行了重点保护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许多民心工程落成后，大多要立碑志庆；一些重要文物复修后，也均要刻石以铭。因此，《总目》未收录的石刻（1949年10月至今），恐不是少数。若再加上《总目》所遗漏的刻石，而今，阳泉市的石刻总数不会在2500通（件）以下，甚至会超过3000通（件）。

　　目前，遵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我市3个农业县区正在着手编写《三晋石刻大全》县区卷（每县区一卷，单独成书），且盂县已基本完成，正在加工完善，准备送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石刻的价值也是十分金贵的，我市明代以前的一些名碑名刻，也未必能与之匹比。诸如1987年6月30日落成的百团大战纪念碑主碑（正面镌刻着老一辈中央领导彭真的题词“战绩辉煌，永垂史册”；两侧分别为徐向前和薄一波的题词“参加百团大战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百团大战，抗日战争中最辉煌的一页，必将载诸史册，永放光芒”）；1985年，方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为盂县藏山笏峰的题书“藏山”；1993年，王光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盂县藏山笏峰的题书“山藏忠义”；1987年夏，薄一波为盂县藏山北崖中嶂的题书“正义千秋”；1990年6月，李雪峰（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为藏山北崖中嶂的题书“妙在山藏，胜在藏山”；1985年10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徐向前为平定县东回镇七亘村题写了“七亘大捷纪念碑”七个大字，竖列雕刻在碑体正面。与此同时，徐向前还为坐落在平定县冠山镇庄窝村的革命教育基地题写了“平定县烈士纪念馆”八个大字。除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题刻外，1987年7月，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在狮脑山上修建百团大战纪念碑时镌刻的《百团大战纪念碑记》；2005年6月，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在狮脑山东侧纪念墙上镌刻的《中共第一城碑记》和《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1992年9月，中共平定县委、平定县人民政府在冠山“集资兴学亭”镌刻的《集资兴学碑记》等新的碑刻，其政治意义、雕刻水平和文物价值均堪称上乘，是新时期刻石的代表性作品。至于60年来民间产生的各类刻石，佳作也不少，因限于篇幅，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

　　来源：阳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