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领袖“释教都总统”考论

　　元代佛教领袖“释教都总统”考论
　　叶宪允
　　[摘要]元朝崇信佛教，僧官众多。 “释教都总统”是地位仅在帝师、国师之下的高级僧官。本文首次对“释敬都总统”的存在时间与时代背景、在元代僧官体系中的地位、管理职责等方面加以细致考辨，以尽量还原其历史面貌。
　　[关键词]元代佛教僧官制度释教都总统
　　中国古代僧官制度包括各朝代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而设置的官吏、机构。元代重视佛教，设置僧职众多，僧官制度发达。《宗统编年》卷二十七：“革罢僧道衙门。祥符荫曰：沙门封官爵，自秦魏始，梁唐继之，宋世不废。然但加衔食禄，未锡印信，设衙门也。至元世祖，设立宣政院僧录网正，锡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门。”“释教都总统”是在“帝师”和“国师”之下的佛教领袖，为元代所独有。但对元代“释教都总统”这一僧官长期以来少有论及，其真实面目含糊不清。本文梳理相关佛教典籍和其他历史文献数据，在此对其全貌进行梳理勾勒。
　　一、元代僧官制度与“释教都总统所”的设置
　　元代崇尚佛教，僧尼众多。由於佛教振兴，寺院和僧人众多，僧官制度的发达就有其基础。《元史》卷一十六记载，元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赵天麟《汰僧道》：“方今天下，僧道极多。”对於元代佛教兴盛的记载颇多。元程矩夫《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兴国禅寺碑》：“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极以称德意。”叶昌炽《语石》卷三：“元人起自朔荒，庙堂制敕犹沿椎髻之风。开国之初，崇尚道释。”从《全元文》中，也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记载。例如：孔章《创建永圣院功德记》：“皇朝统御以来，迁官选士，发政施仁，开阐文风，尊崇佛教。官僚有慈善之德，士庶有礼敬之心，於是天下名寺多被敕修。至於乡间细民有欲结善缘以邀福利者，虽倾赀布施不吝也。释教兴隆，莫此为盛。”虞集《智觉禅师塔铭》：“国家崇尚佛乘至矣。”《晦机禅师塔铭》：“於皇圣元，崇佛尚祖，旁求硕师，蜜赞神宇。”正是由於佛教的兴盛，朝廷的重视，僧官和僧官制度才有了其发达的基础。
　　元代僧官制度始建於宪宗，备於世祖。管理佛教的机构名目较多，也屡有兴废。最初朝廷设总制院，後又有功德使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地方上，各路设有行宣政院，各州府相应设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由宣政院管辖。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於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迨我皇元世祖皇帝混一海宇，条纲制度一出睿思。谓以俗制於僧殊失崇敬，谕天下设立宣政院、僧录僧正都纲司，锡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门护持教法。”元朝再次统一中国南北，结束了佛教长期分割不通的问题，客观上也促进了佛教管理制度的发展。元家铉翁《瑞云寺记》：“区宇中分，而释氏宗教亦判为南北，各师其师，各道其道，枘凿冰炭，不相为谋，百有余年矣。岂期车书混同，万里一辙，释氏宗教，因是亦合於一。淮、浙、荆、楚有志於访道者，络绎而北；燕、趟、齐、魏有志於求师者，亦振臂而南。南北一家，佛道祖教由此而中兴。”《断崖和尚塔铭》：“皇元混一海内，崇尚象教，度越前代。”
　　在元代僧官制度中，还有一重要的机构“释教都总统所”。“释教都总统所”是中央政府级别的管理机构，拥有实际的管理权力。从《古今图书集成》之《释教部汇考》卷五的元代部分，也可以看到元代僧官制度建立的情况，其中有关於佛教“总统所”的记载。如“至元二年，诏州郡设僧录等官，设三学讲、三禅会。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年二月甲子，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干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至元三年，诏僧道祈福，以僧机为总统。”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六《建德府兜率寺兴复记》：“复之者僧录法济也，其所以能复之何?一曰：归侵疆。寺左右故地广袤，民夺为室庐，今案籍如故。艺桑麻栗芋蔬果可货食屋其上犹有余；二日：集群力。郡僧三千人，醵泉五百，得百五十万，为倡檀施始，源源而来；三日：殖崇产。岁租人旧无口，吁之总统释教所，新益田为亩若干。”“总统释教所”应是僧职机构。山东灵岩寺《举提点寿塔碑》还记载：“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照得泰安州灵岩禅寺监寺僧智举，胜心广运，院务繁兴，容众尊贤，上和下睦。具斯美德，宜赠佳名，可曰‘园明广照大师’。”可以判断“释教都总统所”的行政权的存在。
　　“释教都总统所”地位仅在宣政院之下，是中央级别的机构。“释教都总统所”地位在《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今天子嗣服，敕答失蛮仍旧提调大开元一宗，直隶宣政院，释教都总统所毋得管领。三朝眷注之隆也。”可以看出，释教都总统所的职权也低於帝师，释思川《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大德十年)：“皇帝圣旨裹，帝师下诸路释教都总统所。”(见1995年版《元代白话碑集录》)。此外《资治通鉴後编》卷一百六十、《钦定续通志》卷六十二、《松雪斋集》外集等有元朝“释教总统都所”的相关记载。
　　“释教都总统所”设置的时间较长。禅宗临济宗的海云印简(1202-1257)於元定宗二年(1247)“统僧”，至1311年罢除“释教都总统所”，其存在大致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丁未，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师於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太子合赖察请师人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尊师之礼非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记载：“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颁降恩诏，顾遇优渥，命师(海云)复领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旧制。”《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宪宗命海云主释教，诏天下作资戎会。”在海云之後，担任释教总统的是禅宗曹洞宗高僧雪庭福裕(1203-1275)。宪宗癸丑年(1253年)，福裕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授“都僧省”之符，领导佛教。事见少林寺内蒙元白话《圣旨碑》。这应该是“释教都总统所”设置的时间上限。“至元二年二月甲子，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已经有“释教都总统所”的明确记载了。山东灵岩寺《圆明广照大师举公提点勤绩塔铭》：“大德丁未，诣朝廷陈告，钦賫圣旨，还民占僧田，同付本寺。又奉皇太子令旨、帝师法旨，护持山门。时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佳其德业，敬赐‘圆明广照大师’号。”释思川《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大德十年)：“皇帝圣旨裹，帝师下诸路释教都总统所。”表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释教都总统所”存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释教都总统”罢除。此年曾下有圣旨《革罢僧司衙门诏》，这是“释教都总统”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圣旨内容是：“至大四年月福建宣慰司奉浙江行省札付，准中书省咨，至大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特奉皇太子令旨一件：除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这裹有的管和尚的总统所衙门革罢了，他每的印如今便销毁了者。又各处路分裹、州县裹有的僧录司、僧正、都纲等，但是和尚的衙门都交革罢了，拘收了他每的印，销毁了者。不拣有甚合归断的等勾当有呵，管民官归断者麽道。令旨了也。敬此。”从圣旨内容可以看出“释教都总统所”存在时间的下限。《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记载，弘教佛智三藏法师“既而改授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以其气之正，数与同列乖迕而不合。公谓天下何事，况教门乎，盖吾人之庸自扰之耳。夫设官愈多则事愈烦。今诸僧之苦，盖事烦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为苛扰可胜言哉。建言罢之。以闻，诏罢诸路总所。议者称其高。”具体说明了罢除“释教都总统所”的原因，概因僧官众多。《古今图书集成》之《释教部汇考》卷五“大德三年，命补陀僧使日本。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五月壬午，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至大四年二月戊申，止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所以“释教都总统所”应存在於元朝1311年以前。
　　“释教都总统所”可能同“都僧省”。元宪宗癸丑年(1253年)，福裕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授“都僧省”之符，领导佛教。《宣授少林提举兴福普照藏云大师山公庵主塔铭并序》：“至元三十一祀至大改元，两次诣阙下奏奉皇帝圣旨、皇储令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都省榜文，为嵩山祖庭少林寺”。都(僧)省榜文与皇帝圣旨、皇储令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并行，可能就是“释教都总统所”的别称。
　　二、 “释教都总统”的地位舆特徵
　　“释教都总统”是“释教都总统所”的主要负责者，统领佛教，承担管理职能。如禅宗临济宗高僧海云印简，《元史》卷三记载，“元年辛亥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还有雪庭福裕禅师，在元朝也是声名显赫。宪宗癸丑年(1253年)，福裕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少林寺内今尚存有此《圣旨》碑。福裕後来为元世祖所重用，《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记载：“泊世祖即阼，命总教门事，赐号光宗正法。”他们直接与皇帝关系密切，受皇帝的封赏。如福裕後来被封“晋国公”，可谓位高权重。海云印简和雪庭福裕是“释教都总统”的起始者，他们被朝廷明确任命总统佛教。最先有“总统”之称，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古今图书集成》之《释教部汇考》卷五“至元三年，诏僧道祈福，以僧机为总统。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三年夏四月庚午，敕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观，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庆寿寺”。
　　“释教都总统”和“帝师”、“国师”一样是元朝宠信的高级僧官，乃属於中央政府级别，当无疑义。海云印简、雪庭福裕等高僧，他们与八思巴帝师和那摩国师以及一批出身於佛门的政治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人都是当时朝廷信任的著名佛教人物。作为僧官，他们佩有“印信”，拥有实际的管理权限，设有相关机构。程矩夫《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时际运，左右人主，倾动王侯，奔走天下，生被显宠，没享荣名者不知其几。”蒲庵来复撰《淳拙禅师塔铭》：“元有天下几二百年，崇尚象教，度越前古。往往中原大僧，得柄法於京刹者，封爵之贵，埒於王公。或位之以三司，阶之以一品，茜帽金裯，联镳属袂，出入内廷，何啻千百。”《全元文》卷一一六二收录有释福吉祥《宣授五台等处释教都总统摄妙严大师善行之碑》，其中有“五台等处释教都总统摄妙严大师志吉祥，官封二品”的记载，可以推断统领释教的“释教都总统”的官阶较高。《续补高僧传》卷二十二之《元雪庭裕和尚传》：“洎世祖即阼，命总教门事，赐号光宗正法，为师建精舍於故里，曰报恩，给田产，命僧守之。”可见，此一僧职的级别很高，为皇帝亲自任命，为世祖皇帝所熟识并宠爱。《古今图书集成》之《释教部汇考》卷五的元代部分：“至元二十八年，以辇真术纳思为释教都总统。授吃刺思八斡节儿为帝师。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癸酉，以陇西四川总摄辇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总统。五月遣脱脱塔刺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淮总摄杨琏真加等盗用官物。”可以看出“释教都总统”具有朝廷重要事物的性质，等同於“帝师”。在“止罢总统所”後，元朝仍设置有类似机构，《古今图书集成》之《释教部汇考》卷五：“至顺二年(1334)，加僧宝峰司徒，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至顺二年春二月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秩正三晶，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宣政院选流内官，拟注以闻。总管则僧为之。”仍是朝廷中重要机构。
　　释教都总统一职应该是僧俗并用。《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释老》：“蒙古崇尚释教，及得吐番之地，思因其俗而柔之，乃设官分职而领之。於帝师，又立宣政院。其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姚燧《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师中书右丞相史公先德碑》：“释都总统托罗岱管军千户，早卒。”《元史》卷十七：“二十九年庚寅，宣政院臣言授诸路释教都总统年扎克钟鼐为太中大夫、土番等处宣慰使、都元帅。”
　　“释教都总统”下还有诸路释教都总统，负责地方上的僧事管理。《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大元帝师、大元国师、檐八上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时至元十六年己卯十二月吉日……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提控顾劝缘、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主事白劝缘、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弘教大师加瓦八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行吉祥都劝缘、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琏真加都劝缘。……时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十月圆日。”朋於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全元文》卷七五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有“宣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大元国杭州佛国山石像记》中称“永福杨总统”，皆为一人。《第八代嗣祖传法沙门月岩长老碑铭并序》，“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佛慧普通慈济大禅师住持，法王寺嗣祖沙，拈花微笑，衍及面壁，安心流人。”《佛法金汤编》卷十六：“(元世祖)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释教都总统杨辇真迦集江南禅教至燕京问法。”还有类似的称呼见於相关数据中，如《元史》卷二百零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记载“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虞集《晦机禅师塔铭》：“至元中，杨琏真总统释教江南。”
　　大约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释教都总统”和其衙门被罢除。当然佛教最为受重视，佛教中藏传佛教最盛，体现在举世罕有的“帝师”上。对於“释教都总统”而言，它应著重对应著汉地佛教，管理著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
　　三、 “释教都总统”存在的时代背景
　　元代僧官制度发达，僧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释教都总统”和“诸路释教总统所”就是其中重要而典型的代表。所以如此，统治阶级的喜好与提倡是其中的关键。从元太祖开始，就对宗教采用兼容政策，这贯穿於整个元代。我们这裹以元世祖为例，可以说明蒙古统治者重视佛教的历史图景。《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二：“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岁庚申四月，即皇帝位。五月，建年号为中统元年。……洪惟娑婆世主，佛心天子。自刹帝力种以流芳，直至今大元而续焰。金枝而枝枝挺秀，玉叶而叶叶相承。法轮大转於支那，帝日长辉於震旦。光融沙界，凉荫苍生。内立帝师，为舟航於法海。外设僧统，乃抚治於教门。”元世祖崇佛，相关文献之记载比比皆是，这裹加以略列。《佛祖统纪》卷四十八，世祖“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说：“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黜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行蠲免。普令缁侣安心办道。天下寺院山林树木，遍谕玉音，严加护持毋令斫伐，以严佛如来之境界。帝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遍谕天下各主纲维主掌教门护持佛法。”“帝以佛教马心，厌《化胡》伪造。历代断除莫之遏绝，严行天下焚毁无遗。飞全元文》卷七五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此外如《佛法金汤编》卷十六等详载世祖等皇帝相关崇佛行为。正是元朝统治者的尊崇佛教的行为，促使了佛教僧官制度的发展，成就了一大批政治和尚，其中就包括雪庭福裕等“释教都总统”。
　　由於僧尼众多，管理机构多，元朝有众多僧官。程矩夫《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佛法之行，其来速矣，至皇元而益盛。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时际运，左右人主，倾动王侯，奔走天下，生被显宠，没享荣名者不知其几。”僧宫中，中央级另真j的有帝师、国师、“释教都总统”。元代被称为国师者有多人，如“那摩国师”等，汉地国师也有九人之多。元世祖在元宪宗的基础上，加强了僧官机构，创设“帝师”制度，八思巴成为首位帝师。国师在前代已有，帝师则於元代所独盛，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行使西藏地区行政权和全国佛教管理权。《元史》列传第八十九，“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在帝师、国师之下，当属“释教都总统”。
　　四、高僧大德出任“释教都总统”
　　“释教都总统”地位仅在帝师、国师之下，能出任此一职位的是当时著名高僧，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如著名高僧海云、福裕等都是如此。这裹先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高僧。
　　最先受到蒙元朝廷信任，出任佛教领袖“释教都总统”的是禅宗临济宗的海云印简(1202-1257)。元定宗二年(1247)贵由可汗敕命海云印简为“僧统”。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丁未，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师於吴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太子合赖察请师人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尊师之礼非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记载；“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颁降恩诏，顾遇优渥，命师(海云)复领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旧制。”《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宪宗命海云主释教，诏天下作资戎会。”《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元年辛亥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第五：“宪宗元年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按元史宪宗本纪云云。”《雪楼集》卷六《海云简和尚塔碑》：“达摩以禅宗倡南海上，六传为大鉴，又五传为临济，又十六传而为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师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门之首。……壬子(1252)夏，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非所乐也，以其徒朗公辈摄之。”在北方佛教兴盛，主要以禅宗临济、曹洞二宗为主。後来最重要的僧官海云印简和雪庭福裕就都出自禅宗。海云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他还推荐了著名僧人刘秉忠。海云是蒙元时期的国师之一，《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二：“帝诞生太子，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
　　在海云之後，担任释教总统的是禅宗曹洞宗高僧雪庭福裕(1203-1275)。宪宗癸丑年(1253年)，福裕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授“都僧省”之符，作了“都僧省”，领导佛教，事载於少林寺内蒙元白话《圣旨碑》。福裕弟子慧定的《通辩大师定公之塔》记载，慧定“礼嵩山少林寺都僧省裕长老为师”。另一弟子慧矩的《矩公宗主之塔》(1289)记载：“师钧州阳翟县陈氏之子，受业於本寺，礼都僧省裕公长老为师，训名慧矩。”《正公禅师碑记》记载慧正於1260年“直造万寿，礼住持长老雪庭总统大和尚”。《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记载福裕禅师“以无碍妙辨，现当机应身，处统堂第一位者，盖有年於兹。从是而观，自非克荷佛乘，大异伦类，机锋峻整，迪出物表者，能如是乎”。其中“处统堂第一位者，盖有年於兹”应该是指福裕担任“释教总统所”总统而言。福裕後为世祖所重用，继续担任“释教都总统”。林泉从伦撰《灵岩足庵肃公禅师道行碑》：“青州之下四传，而得万松光英丛林，声传四海，天下指为祖道中兴。复嗣雪庭裕，裕嗣足庵肃。其余龙象，硕大光明，表表可纪。……後雪庭掌天下僧权而主万寿，才学博瞻，道德丰盈，遐迩云臻，慨然辐辏。”
　　福裕後担任“诸路释教都总统”可能是清慧寂照口公。《全元文》卷九八八有释定圆作《清慧寂照口公大师塔碑铭》记载：“师讳定志，姓孙氏，河东平阳人也。……领中书省丞相耶律公疏请本师隆安住燕之悯忠寺。未几，忽都虎大官人与海云长老作疏，请师住崇国寺。……至元辛丑，奉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掌领僧众教门事。”世祖至元年间没有辛丑年，定志於“丁卯九月”示寂，丁卯年是1267年，那么其担任“诸路释教都总统”只可能是在至元元年(1264)到至元丁卯(1267)之间。
　　1275年奇塔特萨裹担任释教都总统。《元史》卷一百三十“谔尔根萨裹”传：“谔尔根萨里，辉和尔人。祖阿勒坦萨里，太祖定西域还时，从至燕会。辉和尔国王伊都呼请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精佛氏学，生奇塔特萨裹，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人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加资德大夫统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长曰辉和尔萨裹，累官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行泉府太卿。季曰达噶齐萨裹。谔尔根萨裹，其中子也，以父字为全氏。幼聪慧受业於国师帕克斯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谔尔根萨里“延佑四年赠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谧文定”。
　　1309年前後另有“释教都总统”雪堂。《1309年荣阳洞林大觉禅寺答己皇太後懿旨》：“郑州有的属总统雪堂长老的洞林大觉禅寺寺裹住的为头儿长老、提点、监寺每，执把行的懿旨与了也。”《1309年荣阳洞林大觉禅寺爱育黎拔裹八连令旨》：“郑州有的属总统雪堂长老的洞林大觉禅寺、普照禅寺，寺裹住的为头儿长老、提点、监寺和尚每，执把行的令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房舍裹，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纳者。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浴房、解典库，不拣甚麽他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王构於贞元二年作《宝公大宗师颂古序》：“今五世孙、释教总统雪堂仲山，通才具德，振起宗门。……乃绣梓以广其传。”福裕师弟从伦作有《洞林大觉禅寺第一代西堂宝公大宗师颂古序》，中有“国朝崇敬雪堂总统，乃西堂五世孙也”。
　　“释教都总统”和“诸路释教总统所”在一些文献中有留存。《全元文》卷九一七有智京作《通理妙明禅师淳愚长老云公碑铭》记载：“(至元)三十年癸巳，本路教禅师德荐师令充僧录，师以名浮於实，固辞不允，以是德望益尊，门徒益盛。元贞丙申，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此外还有多人作过“释教都总统”，如智京作《通理妙明禅师淳愚长老云公碑铭》：德云“造大都，参见海云大宗师於庆寿寺，受具足戒”。“元贞丙申，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授通理妙明禅师之号。”《全元文》卷一一四七有释西云《特赐佛性圆融冲教传戒华严大师寿塔记》有“总统”之称。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收录了不少保存在寺院内的碑文，其中也多有佛教“总统”的记录，1366年《大都崇国寺圣旨碑》(三)中有“释教都总统澄慧国师”的称谓，说明此时“释教都总统，，仍然存在。《嵩阳石刻集记》卷下有《拣公茶榜》，中称：“大都大圣寿万安寺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坛主佛觉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师拣公茶榜”，时间是“至大二年正月十五日”，记载表明元朝至大年间仍有此“诸路释教都总统”的称呼。程矩夫《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宪宗闻其名，号曰弘教通理大师，命主清凉大会於台山。释教都总统宝集坛公慕其德，聘摄华严讲席於京师。”“(元成宗)即位改元元贞(1295—1297)。是年诏悦堂合公至阙，人对称旨，赐号通慧禅师并金裯法衣。……三年命弘济大禅师江涮释教总统。”少林寺有《第八代嗣祖传法沙门月岩长老碑铭并序》：“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佛慧普通慈济大禅师住持。”今杭州西湖边仍存有“释教都总统题名碑”，碑文为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四收录。
　　元朝“释教都总统”是地位仅在帝师、国师之下的佛教领袖。本文通过上述论述，大致梳理勾勒了这一僧职在元朝的设置以及发展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其本来的历史面貌。

　　参考书目：
　　《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元]念常撰。
　　《雪楼集》三十卷，[元]程矩夫撰：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元]虞集撰。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
　　《元史》二百一十卷，[明]宋濂等奉勑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脱脱等奉勅撰。
　　《遗山集》四十卷，[金]元好问撰：
　　《中州集》十卷，[金]元好问编，
　　《全元文》，李修生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明]明河撰。
　　《佛法金汤》三卷，[明]屠隆著：
　　《五灯严统》二十五卷，[明]通容集。
　　《续灯录》六卷，[明]元贤辑。
　　《续指月录》二十二卷，[清]聂先编集。
　　《续灯正统》四十二卷，[清]性统编集。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
　　《宗统编年》二—卜二卷，[清]纪荫纂。
　　《五灯全书》一百二十卷，另有目录十六卷，[清]超永编。
　　《五灯会元续略》八卷，[明]净柱辑，
　　《至元辩伪录》五卷，[元]祥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