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藏学学术系列讲座第三讲：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跋陀罗及其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珠峰藏学学术系列讲座第三讲：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跋陀罗及其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来源：藏学所 供稿：张长虹根据录音整理

　　主讲： Leonard van der Kuijp (范德康教授)， Harvard University

　　时间：2010年1月19日（二）晚7：00-9：00

　　地点：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报告厅（文科楼535室）

　　佛教在克什米尔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克什米尔佛教对西藏和印度的佛教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从现存的藏文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印度和克什米尔没有记载的佛教的传统。

　　释迦室利跋陀罗（Shākyashrībhadra，1127-1225）（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中均简称为释迦室利），来自克什米尔，于1204年到达西藏，11或13年后，回到了克什米尔。在他的晚年，即12世纪晚期，在印度发生了对佛教的迫害，他逃到了印度摩揭陀的一个叫贾噶达拉的小寺，后又逃跑，被当地人俘获为奴，最后由绰浦译师赎出，来到西藏。

　　有关释迦室利贤生平的材料，目前有5个不同的传记，有2个类型，其中一个是自传，其中包括了释迦室利的传记。第一个是绰浦译师绛巴贝（Tro phu Lotsawa Jampay pel’s，1174-1236）的自传，他实际上去世于1237年，不是1236年，在文献末尾的跋中，提到是在弟子热巴仁莫（Zaypa ring mo）要求下他写下了传记。该传记的木刻版分为五部分：1，早年时期；2，遇到米他瑜珈尼（Mitrayogin）；3，遇到布达室利（Buddhasri）；4，遇到释迦室利；5，晚年时期。这是一本自传，从他的早年生活开始，列出了他的三位主要印度老师，米它瑜珈士和布达室利来自加德满都河谷，第四部分就包括了释迦室利的传记，第五部分是关于他的晚年生活，一直到1234年，该木刻版印于1594年，由绛丹彭措印制。

　　第二个是绰浦译师自传的手写本，有六部分，前面提到的五部分加上他的逝世，由他的弟子热巴仁莫叙述写成，热巴仁莫法名达玛楚臣（Dar ma tsultrim）。西藏的自传经常是与弟子一起写成的，因此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文中也会同时遇到敬语和非敬语的用法，不过藏族学者会将敬语用于自己身上，此外，西藏的传记或自传文献中也经常以日记作为依据材料。

　　第三份传记是由札巴多吉贝桑波（Dragpa dorje pelzangpo ，1444-?)写于大约1480年，记载了释迦室利贤的生平与律宗的传承，同时他的传记中对绰浦译师传记中关于释迦室师的材料提出批评。

　　第四份传记是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出版的释迦室利的传记，这是第一份的英文的藏族学者的传记。

　　第五份传记，是由一位名字不详的札西…..帕（Bkra shis….’phags）写的，他的结尾，包括了一段长长的释迦室利的生平。

　　从上述文献材料中，我们了解到，释迦室利出生于止布或止布丹（Grib/Sgrib brtan），在克什米尔河谷的斯利那伽或阿瓦提普尔（Shrinagar or Avantipur），关于当时克什米尔河谷人口的规模，在迦尔诃那的《克什米尔王统记》（Kalhana’s Rajatarangini）书中记载的数字与两本藏文文献琼波乃学（Khyung po nelzhor，11世纪）和乌坚巴·仁钦贝(U rgyan pa Rincen pel，1230-1307)的记载一致。释迦室利主要在他的出生地克什米尔学习，然后去了摩揭陀，在那兰陀寺和超戒寺进一步学习，29岁受戒出家为僧，然后又去了西孟加拉的迦噶达拉寺（Jagaddala）。

　　释迦室利贤如何到了西藏？这需要近距离了解绰浦译师。绰浦译师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他的一生，是由他的第一个老师米他瑜珈士向他提出的，即塑造一身最大弥勒塑像，他成功地做到了，并建造了放置塑像的建筑，他的名字也因为他的使命后来改成了绛巴贝。绰浦译师在1190年代早期，去了印度，由于印度北部外来军队的入侵，他又去了加德满都河谷，在那里停留了四年多，首次遇到了他最初的两位印度老师——米它瑜珈尼和布达室利，他们帮助他认识到了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建造一尊大弥勒像。米它瑜珈尼是一位瑜珈尼，对学术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到处旅行，大约1199/1200到达西藏，他为绰浦译师的弥勒像及放置它的建筑进行奠基，只在西藏呆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在绰浦译师翻译的米它瑜珈尼的传记中，提到他是莲花生，这在印度文献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不用说，米它瑜珈尼与观音崇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娘若·尼玛沃色的《莲花生传记》中记载的莲花生也说是观音的化身。米它瑜珈尼离开后，他决定给布达室利写信，邀请他来西藏，最后成功做到了。但布达室利也只待了很短时间，没有为他的弥勒像做多少事，但是他确实写了一些韵文作品，由绰浦译师翻译成了藏语。

　　后来绰浦译师又决定邀请释迦室利，他派了一个使团去恰噶达拉，他在丛林里遇到了被捕获的释迦室利，绰浦译师为他赎获了自由，把他带到了西藏。坦白而言，绰浦译师就是利用释迦室利作为资金摹集人，为他的弥勒像以及放置弥勒像的建筑筹钱，这在他自传也不避讳，提到他带着释迦室利在整个西藏中部游走讲法，目的就是为了筹钱，除了雨季之外很少停歇，好像释迦室利对此也无异议，不过有时候释迦室利也会有点生气，他说：“我不停地对每个人进行讲法，挣了不少钱，你只关心弥勒像，而我的本尊是度母，我也想建造一尊度母。”这在他的自传中都讲得相当坦诚，非常有趣。

　　绰浦译师邀请释迦室利时曾写过一封信，他自己在不同的文章中引用了这封信，信当时应该是梵文写的，但在他的自传中译为了藏文，其中的一段很有意思，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到1200左右的西藏的学术氛围。他讲到：“智慧之地均有源头，如摩揭陀等，但这些地方已被征服，乌仗那、克什米尔、加德满都河谷行为不端，传法之善地，只有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有伟大的人物，会保护这样的一块土地。”这就反映出了一种情绪，这在止贡·吉丹贡布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即西藏学者逐步增加的自信。这也反映在当时对于世界地理的认识中，对西藏精英来说，印度不再是佛教世界的中心，西藏开始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西藏的大师被邀请到西夏成为帝师，后来元朝也邀请藏族僧人担任帝师，即基于这于西藏精英们这种自我理解的转变、自信的增强。从文献中可以辨识出这种西藏学者的自信和西藏精英们自我理解的转变。例如，一名有争议的人物，却吉巴·森格贝，是因明传统的学者，写了一个关于法称的注疏，他提出来一些观点，说是自法称写了之后，没有任何印度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有他解决了，这是相当自信的。

　　释迦室利来到西藏，除了筹钱，他也有作为堪布的活动，释迦室利引入了一股新的律经翻译浪潮，最终导致了四个不同社团的产生，从释迦室利时代以来，每位在这种传统中授戒的西藏僧人都会得到一个有词缀“贝桑波（藏：pelzangpo 梵：sribhadra）”的法名，每位含有“贝桑波”名字的人，都是遵循释迦室利创始的律宗传统。当然也有西藏僧人从其它的传承中受戒，但是释迦室利的传统成为西藏最重要的。比如，萨迦班智达的法名是贡噶坚赞，但是他的全名是贡噶坚赞·贝桑波。

　　他的另一个的重要活动，传入了一个看待法称及其关于逻辑和认识论著作的新方法。对于他在萨迦寺的活动不是很清楚，但他对西藏因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萨迦班智达的著作，从他的传记中，我们了解到他并未在萨迦寺呆很长时间，如果看一下萨迦班智达的传记，他向许多学者学习，不只是释迦室利，但无疑这个传统是最重要的一个。

　　释迦室利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对于历史上佛祖生平和涅槃时间的计算，即时轮的传入。这对于藏历的计算尤为重要。萨迦第三祖札巴坚赞是第一个写有关时轮著作的藏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