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榕寺建寺时间之商榷

　　六榕寺建寺时间之商榷

　　李庆涛

　　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为记述宝庄严寺（后名净慧寺即今六榕寺）舍利塔的重修盛事而写了一篇骈文碑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寺设置的最早线索、建塔的缘起和唐代重修的大概脉络。此文是为塔而写，并非为寺而作，所以碑文只记有碑的缘起，而无寺的源流。但因历来史料散佚严重，这篇碑记又是考证该寺及塔之历史情况较详细和较真实可靠的珍贵文献。

　　在现存的广东诸方志中，大都把广州净慧寺（即六榕寺）误记为梁大同三年（537）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所建；或云昙裕建的舍利塔，就是宝庄严寺，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记载，大概都取材于王勃的碑记。然而，正是这篇碑记，推倒了这些严重扭曲史实的记载。

　　碑文指出：“夫宝庄严寺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所立也。”“宝庄严寺舍利塔”，是指宝庄严寺的舍利塔，而绝非“宝庄严寺和舍利塔”。碑文首为开场白，至此方提到舍利塔。稍懂文法者，都知道“宝庄严寺”是名词用作定语，以限定“舍利塔”之所属。如若把它认为是“寺”和“塔”，就大谬不然了。“立”，是对塔而言，对寺就不能说“立”了。

　　其后，碑文又更明确地指出，“此舍乃曩在宋朝，早延题目，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直译是：这个寺庙是过去在南朝刘宋时期，先就计议过建塔的问题。昙裕法师发起神妙的举措，乐意开创这个格局，于是在佛殿前面，建起了须弥宝塔。

　　从这段文字看来，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已有了宝庄严寺，并有了建塔的意向（当然，还可能包括有其他建筑物）。梁大同三年，昙裕法师只是在已有的佛殿之前，修建了舍利塔。

　　在记述建塔的缘起时，碑文又云，“释迦妙相，如来真骨，虽八万四千之宝塔，散在群方”，“粤在梁武，精求不暇”，“于是斋筵凤设”，派法师昙裕“轻赍棹海”、“载践沧溟”，“尽收其宝，满载而归”，“以大同三岁届于兹邑（广州）”，法师“愿居此刹，有诏许焉”，“仍分舍利，俾宏真福”，然后才建塔瘗骨。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六释传：“大同中又有昙裕者，内道场沙门也。武帝谓释迦有真舍利八万四千，散在群方，遣裕东来求之。裕乃请居此刹，有诏许焉，仍分舍利，造塔贮之。”正是对这一段文字的简略记述。

　　“愿居此刹，有诏许焉，仍分舍利，……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已是明确地说，昙裕求佛骨归来后，于大同三年到广州，表示愿意住在宝庄严寺，得到梁武帝诏许后，以分得的部分舍利，在原有的佛殿前建塔以贮。“此刹”指的就是这个宝庄严寺。这是说，先已有寺，后才建塔。否则，“愿居此刹”无法解释。又，“此舍乃曩在宋朝，早延题目”，并非早定好了建寺的题目，而是建塔的题目。早在宋朝，已有此寺，商议建塔，以蔚壮观，扩大规模，吸引徒众，以广传佛法，乃南朝佛教大兴时期各寺从印度来华的僧侣所传授来的竞相仿效的愿望。宝庄严寺建塔的计划迟至南梁尚未实施，条件未具备而已。至于求回佛骨造塔以贮，不能建寺以藏，此乃常理。这里，似乎说明，第一，刘宋时已有了寺，但是否刘宋时建的寺，则不得而知，也可能刘宋之前所建。所以，在未查考到确实史料之前，我们不能断定说，宝庄严寺是“南朝宋代所建”。但可以肯定地说，宝庄严寺不是梁大同三年所建，创寺者也不是昙裕法师。第二，刘宋时有建塔的打算，打算造什么塔，亦不得而知。而这次昙裕法师求回佛骨，建起舍利塔，又荣宠了寺庙，乃是情理之中。

　　宝庄严寺和舍利塔相继建成后，一二百年来，历经风雨剥蚀，一直未得到修缮。碑文云：“爰自梁末，以迄皇初，城邑屡新，轩墀若旧。”“皇初”，指当今皇帝初年，即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据《资治通鉴》，永徽中广州都督李燧在任。“是岁也，忽于此塔，重睹神光，……实孟冬之日也。”从梁代后期起，直至唐高宗初年，广州城一次次地重修或扩建，而该寺建筑却日益残旧。永徽间某年十月，舍利塔忽现神光，“倏来忽往，类奔电之舍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倾都共仰，溢郭周宽。士女几乎数里，光景动乎九重。”引得全城轰动，百姓云集观瞻。当时广州都督李燧以为祥兆瑞征，呼吁（“藩君坐啸”）士民捐资修塔，“同祈介福，共洁斋坛”。几近20年之久，高宗上元二年（675），终于将陈旧残损的宝塔彩绘藻饰，“基构鼎新”，旁及其他建筑，这是舍利塔及该寺部分建筑的第一次修葺盛举。

　　王勃于高宗上元二年春，离开家乡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南赴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探父（其父王福畴任交趾令已多年），于十一月到达广州。在这里，王勃见一女子所撰《y鉴图铭》（y鉴，一种束衣皮带上所饰之铜镜）“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赞赏不已，便为之写了序。这时，适逢宝庄严寺开设法会，因受宝轮法师托请，写了这篇碑记，记述这次盛典，称颂修塔盛举。次年，王勃乘搭木船南赴交趾，遇海上飓风罹难，年仅27岁。这篇碑文，成了一代才子的绝笔。

　　可以想像，执笔前，王勃必定详细了解该寺沿革情况，因是为塔作记，所以塔的沿革应是主要了解内容。王勃所记，料非杜撰，应较可靠、直接。但是，后来广东诸多方志纂修者，大都曲解原意，以为寺、塔同建，或以为塔即是寺，或含混其辞，语焉不详。例如：

　　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四：“净慧寺，在府西北半里，梁大同三年僧昙裕建舍利塔，曰‘宝庄严寺’。”塔即是寺，莫名其妙。

　　乾隆《新修广州府志》卷十七：“净慧寺，梁大同三年僧昙裕建舍利塔，曰‘宝庄严寺’。”沿袭《雍正通志》说法，亦误。

　　光绪《广东通志》卷二百二十九：“在府西北半里即旧宝庄严寺，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三年创寺，唐高宗时重修……”寺、塔交混，“创”、“修”互淆，把造塔年代直作创寺年代。

　　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八：“旧为宝庄严寺，梁大同三年创。……寺有舍利塔，一名千佛塔，亦梁大同三年昙裕法师奉武帝命求释迦舍利创，后毁。”误为寺、塔同时所建。又有广东巡抚张兆栋《重修六榕寺佛塔记》云：“广州城西有寺曰宝庄严，中有塔曰舍利，梁大同三年沙门昙裕所造也。”所谓“造”，是对塔而言，而寺呢，则语焉不详。清末周韵笙等《广东考古辑要》一仍旧志，谈不上“考古”！

　　更粗率的是现代编的一些辞书，如：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六榕寺，始建于梁大同三年，初名宝庄严寺，是当时广州刺史萧裕为瘗藏梁武帝母舅从海外携回之佛骨而建。”把沙门昙裕建塔改成广州刺史“萧裕”建寺，把昙裕从海外求回佛骨改为“梁武帝母舅”。考梁大同三年广州刺史为萧誉（见乾隆《广州府志》卷十九“职官”），非“萧裕”。造塔之事，亦非萧誉所为。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亦承袭前说。其他一些工具书大率如此。

　　考梁武帝母张氏（太祖献皇后）卒于刘宋泰始七年（471），时武帝年仅6岁。史载张氏仅有亲兄弟一，名弘籍，南朝“齐初为镇西参军，卒于官。高祖（武帝）践祚，诏曰：‘亡舅齐镇西参军……可追赠廷蔚卿。’”可知武帝未称帝前母舅已死于南齐时期，且未闻弘籍生前有到海外求佛骨之事。武帝仅此一舅，又未闻弘籍有同胞兄弟：“弘籍无子，从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缵为嗣。”（以上引文均见《梁书》卷七）弘籍既然没有亲子侄，只得以叔父之孙来续香火。而武帝之从母舅弘策，亦卒于天监元年（502），即武帝代齐称帝当年（《梁书》卷二十八），更无其他“母舅”。另一方面，亦无任何史料能证明昙裕法师是“梁武帝母舅”，且除王勃碑记外，未见昙裕法师其人载诸任何佛教史传典籍。再者，释昙裕能够奔波海外，顺利往返，似应比武帝年轻，武帝外祖早逝，不可能再有如此“幼子”了。所以，“梁武帝母舅从海外携归佛骨”之说纯属臆测杜撰。

　　从王勃这篇碑记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宝庄严寺早在南朝刘宋时就已存在（即建寺在宋或宋之前），并有了建塔的打算。直到梁武帝时，佛教大兴，派遣昙裕法师到海外“往返九十旬”、“风潮八千里”求回佛骨，于大同三年来到广州，经诏许，居住在宝庄严寺，将分得的部分舍利，在该寺原有的佛殿前造塔以贮，此塔即称作“舍利塔”。后人诸方志的似是而非的记载不足为据。

　　这样，六榕寺的历史起码应该往前推移至南朝刘宋时代（420～479），比梁大同三年提前了6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