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考古中的唐代史迹

　　龟兹考古中的唐代史迹

　　作者︰ 张平

　　唐代史籍所载，7世纪下半叶，安西都护府自西州（高昌）移至龟兹城，并辖龟兹、焉耆（碎叶）、疏勒、于阗四军镇。与此同时，安西四镇也面临着来自西突厥、突骑施和吐蕃的军事挑战（争夺）与威胁。初期，由于唐王朝在安西四镇防御力量的薄弱，使得唐与西突厥、突骑施、吐蕃的争夺中几次易手，造成置于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几度退回西州。直到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恢复四镇后，唐王朝彻底改变了经营西域的被动局面，以汉军三万驻屯安西四镇，安西大都护府治龟兹才得以稳定。安西军府制下的各类管理机构，以及都督府下的州、县、乡（村）等军政建制系统在安西四镇地区全面推行。

　　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的龟兹地区，大体是北依天山山脉南麓，南临塔里木河，东至焉耆铁门关以西，西抵巴楚县的据史德城以东，即以今库车县城为中心，囊括了库尔勒市、轮台、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阿克苏市、阿瓦提、乌什、阿合奇、柯坪、图木舒克市的3市10县之地，其面积约当今天的河北省。这里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一片绿洲，曾是汉代以来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魏晋以后的中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中原王朝对此地相当重视，两汉的西域都护府均曾驻节于这一地区。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我国考古前辈黄文弼先生曾在这一地区开展了比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点发掘工作，奠定了龟兹考古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进行过多次文物普查、复查和发掘，发现不同时代的各类古文化遗址有300余处。其中，能确认的唐代遗址和遗迹就有100余处，占总量的1/3，为利用考古资料考察与研究唐代安西的个案专题创造了条件。

　　在黄文弼先生相关龟兹唐代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以及吸收和借鉴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对库车地区出土相关的唐代文书研究的成果，本人结合多年对这一地区唐代古城、烽燧、戍堡等遗址实地复查和发现的一些新资料的补证，略有心得。本文选取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库车河及渭干河流域的重要唐代遗址，及其相关问题略述陋见，以求教于专家。

　　库车地区两河流域的重要军屯遗迹

　　安西大都护府治所中心的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县境内有两条大的灌溉河流，曾是龟兹文明的摇篮，四县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渭干河，《水经注》称“龟兹西川水”，是龟兹境内中心流程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其上源主要来自拜城盆地的木扎提河、克孜尔河，两河在克孜尔千佛洞西汇合东流称渭干河。渭干河自确勒塔格山的库木吐喇石窟山口流出，大体分两支︰一支东南流经库车、轮台草湖地区；另一支西南流入新和、沙雅两县绿洲。

　　库车河，古称“龟兹川水”。发源于天山南麓的哈里克塔乌山东段的木孜塔格山，属于积雪融化和泉水汇集而成的河流。流程长约146公里，流域面积约3517平方公里。灌溉着库车县约27万亩良田和牧场。

　　两河流域的山前盆地和绿洲，考古发现了丰富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至唐代的各类墓葬和遗址、遗迹。现择与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驻军屯田联系密切，且本人多次进行过实地调查和复查，有确信可断代的例证资料，并略有体会心得者，即以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库车唐王城和阿艾古城为中心的唐代遗址作介绍。

　　1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及周缘屯堡遗址渭干河西岸的新和、沙雅两县历代遗址十分丰富。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调查了部分的唐代古城、烽燧、戍堡等。其中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文物，提供了安西大都护府治龟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相关社会生活信息，为学者所关注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页。。这些年的多次复查，也有许多新资料发现，并对以往相关遗址资料中的差错作了纠正和补充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通古孜巴什古城遗址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44公里，地处新和、沙雅二县交界的荒漠中。调查实测表明，古城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230、周长960米。墙垣厚约3米，残高约6米，构筑结构方法不统一，基部为夯筑，中部为夯筑和土坯垒砌相结合，尤其北墙垣保存修补和改建遗迹。夯筑部分，夯层厚50~60厘米，夯土内含兽骨、夹砂陶片。墙垣上半部垒砌的土坯规格有二种，长45、宽24、厚10厘米或长35、宽10、厚7厘米，其中南部墙垣为红柳夹土坯的建筑结构，即一层红柳枝一层土坯垒叠，有六层红柳，间厚20~35厘米。

　　古城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长、宽约6米，残高约6米。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东、西墙各置有4个，南墙因置有较长的瓮城门建筑而置3个，北墙置有2个。马面基长5、宽4米，顶部长3、宽2　5米，残高约6米。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北瓮城门长约30、宽约12米，大门朝西开。瓮城内的高台上残存有房屋的建筑基址，成为全城的制高点。南瓮城门为土坯垒砌，大门朝东开，要比北瓮城门建筑规模小。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器物，城内西部的大坑剖面暴露出厚达1米的马粪、谷杆、麦秸的文化层。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钱币城内曾多次采集到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唐代钱币。值得注意的是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的钱币，一次出土约3 000余枚，主要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陶灯夹砂灰陶、模制。敞口、斜腹、平底，口径20、底径10、通高8厘米。内刻一人背影，双臂高举过头，着长袍、靴。其外为模制的马首龙身有双翼的“飞马”，及忍冬装饰图案张平《龟兹历史文化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3页。。方砖模制、夹砂红陶、饰褐黄色陶衣，长20、宽20、厚5厘米。石磨盘灰褐色砂岩，直径60、厚5厘米，两个磨盘孔，径约2　5厘米。

　　汉文文书三件︰

　　（1）李明达借粮契残纸，长27　7、宽17厘米。起“大历”讫“为限不”。录文︰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达为无粮用逐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升（斗）粟一石六升其麦限至八月内□□□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麦一取上好…… 如为限不……

　　（2）白苏毕犁领屯米状，长25　5、宽8厘米。录文︰ □历十四年米□□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 □屯米四豆麦（面）壹硕捌豆豆壹 □油参滕酱□藤酢五滕

　　（3）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长22　5、宽4　4厘米。录文︰将军妣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五佰文支付…… 大铺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在通古孜巴什古城周缘分布着建筑形制和规模相近的戍堡和屯仓遗址张平《新和通古孜巴什古城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37~43页。。依次发现的主要有︰

　　（1）博提巴什戍堡位于古城南约5公里。建筑平面呈方形，东西墙垣75米、南北墙垣76米，墙垣基宽约12米，顶宽2米，残高8~9米。基部夯筑，夯层厚11~15厘米，其上土坯垒砌，土坯规格长30、宽11、厚10厘米。戍堡筑有瓮城门、马面和四角向外伸出的垛墙。垛墙长和宽约7米，残高7米。东墙垣外筑马面2个，相互间距约24米，马面长4　5、宽2、残高6米。城门开在北墙垣，门宽12米，其外建有呈长方形的瓮城建筑，长约30、宽约16米。南墙垣中部有一段长30、宽20、高7米的土埠，成为城堡的制高点。城堡内文化层保存较好，有大量的陶瓮，内残存着麦、粟农作物，残铁器、钱币等。

　　（2）且热克协尔戍堡位于古城西北约6公里，戍堡西南约3公里处有莫腊吐尔佛塔。戍堡平面呈长方形，墙垣长25、宽20米，基宽4、残高1~3　5米。四角有向外伸的垛墙，长3、宽1　5米。夯筑墙垣每层厚8~20厘米。戍堡内散露夹砂红陶片、石磨、残铁镰等文化遗物。

　　（3）来合买协海尔戍堡位于古城西北15公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夯筑和土块垒砌的墙垣东西长56、南北55米。堡墙基宽3、 顶宽2　5、残高2　5~6　5米，墙垣四角各有外伸的垛墙，长7、宽2、残高5米。堡门开在北墙垣的中部，其外附瓮城门建筑，东西长16、南北宽14米，门朝东，宽约4米。戍堡内散露着夹砂红陶残片、纺轮、铁马饺、石器残块。值得注意的是，戍堡所处的红柳沙丘中，暴露出平坦的地表上有田埂、渠道和耕地痕迹。这遗迹时而为红柳沙丘掩盖，时而显露。戍堡北约200米处尚存一条东西向的渠道，现宽1　2、深0　6米，堡南墙外约20米处亦有条东向的壕沟（渠道）遗迹，宽1　5、深0　6米。戍堡外周的西北、北和东部的荒漠中亦散见夹砂的红陶和琉璃质的绿釉陶等唐代文化遗物。

　　（4）阿克提坎戍堡位于古城北约8公里，建筑平面呈方形，东墙长66米，北墙、南墙、西墙各长约61米。基宽约10米，残高约5~6米。四角各置外伸垛墙，长7~9、宽6　5、高7米。东、北、西三墙垣中段各置马面1个，长7~11、宽6、残高6米，南墙中段筑城门，宽10米，门外带瓮城建筑，长约15、宽约10、残高5　5~6米。城内外及墙垣泛碱严重，城堡内建筑淤积士较厚，唐代文化层保存较好。

　　（5）克孜尔协海尔古城

　　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北约18公里，其建筑规模和通古孜巴什古城相比，大体相近。城内外皆辟为农田，建筑形制不清。保存的建筑遗址可分南、北两部分。南城呈方形，墙垣夯筑，长161、宽151米，基宽5、上宽3、残高6米，墙垣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基部长9、宽6米，顶部长6、宽3米。墙垣外有马面建筑，西墙垣外有三个，长7　5、宽7　5、残高6米。北城与南城相距约116米，其间被农田破坏。北城亦呈方形，长100、宽97米。墙垣夯筑，残高2~6米。残存建筑形制较好者是北墙垣外的瓮城门遗迹。古城近年出土文物中有大陶瓮、陶制排水管、绿釉三耳罐等唐代文物。（6）克斯勒协海尔戍堡（克孜勒谢）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东北约8公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东西81、南北80　5米，夯筑墙垣每层厚1~16厘米，基宽约3米，残高2　5~3米。堡墙四角均有斜向外伸的垛墙，长3~4　5、宽1　5~2、残高1　5~2　5米。东、西堡墙的中部外各有一马面，长4、宽2　5、残高2　5米。南、北堡墙已被破坏，马面或堡门结构情况不清。戍堡内外辟为棉田，地表散露砂质红陶残片。

　　（7）乔拉克协海尔戍堡（乔拉克谢）

　　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东北9公里，其南1　5公里处即为克孜勒协尔戍堡。戍堡基本呈方形，东墙62、西墙46、南墙和北墙各52米。墙垣基部为夯土层夹有土坯层，其上部为土坯垒砌，个别处有垛泥补修。夯层厚12~20厘米，土坯规格为长35、宽20、厚9厘米。基宽9、顶宽4　5、残高3~5　5米。堡墙四角均筑有向外伸出的垛墙，长4　5~8、残高3~5　5米，东、西、北三堡墙中部外各有一个马面，长8~11、宽6~7、残高3~3　5米。堡门开在南墙的东侧，门宽4米，其门外附有瓮城门的建筑，瓮城长约22、宽约10米，城门置东南隅，宽约3米。戍堡内的文化层受到不同程度的扰乱，散露出铺地的方砖、夹砂红陶、火烧过的麦草泥皮、木碳等。从—个被扰挖的土坑剖面观察，现在地表1米以下皆为文化层。破坏的土坑剖面及坑内外散有文化遗物。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堡内有多座窖穴，圆形，窖穴壁抹有一层麦草泥并经火烧处理，呈红褐色，较坚硬，就在这些窖穴内尚保存着很厚的碳化麦粒层，应与贮粮有关。

　　（8）埃格麦里央达戍堡

　　位于古城东北16公里，现属沙雅县英买力乡原四大队。戍堡墙垣基本轮廓可见，由于碱蚀，墙垣结构不清。武伯纶在《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一文中载︰“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古城︰在沙雅县西北约40公里。城作方形，东西85米，南北98米，残存有高约2米的墙基。附近曾掘得铜质图章、刻字木板等。”武伯纶《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值得注意的是戍堡内东南、西北发现多处排列的大陶瓮，以及采集到开元通宝钱币等，现存沙雅县文化馆笔者在沙雅县多次考察了沙雅古城出土的唐代文物，确认大陶瓮皆为储藏粮食谷物的器皿。。其中一口陶瓮腹部从左至右竖行墨书“薛行军”、“监军”，成为研究戍堡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的宝贵资料。唐代史籍中，以“行军”、“监军”相称，并与龟兹史迹能相联系者，唯有薛万备—人。此在吴疆《“薛行军”陶罐考》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吴文认为出土陶瓮的艾格买力羊达协海尔戍堡即是当年唐代驻军之城吴疆《“薛行军”陶罐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以上所列举的古城周围戍堡的补证资料，我们可以集中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戍堡建筑形制均为夯筑、土坯，有瓮城门、马面、垛墙（角楼）等，形制特征较统一，而且规模亦相接近，一般周长200~300米，普遍出土唐代的开元通宝、大历通宝、通中通宝钱币、瑞兽葡萄纹铜镜，以及生活陶器等唐代的文化遗物。

　　（2）戍堡内普遍出土铁农具、粟、麦、油菜籽等农作物，以及储藏谷物的陶瓮和窖穴。窖穴呈圆形，直径约100、深约130厘米。陶瓮一般为平唇、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一般通高159、口径37、底径36厘米；有通高126、口径37、底径36厘米；又有通高124、口径37、底径36厘米，胎厚2~3厘米。出土时陶瓮内尚存碳化的粟或麦粒，应是盛储粮食为主的大型陶器。

　　（3）戍堡附近和周围均保留有田埂、垦殖的遗迹，以及古河道、人工渠、壕沟的遗存。如来合曼戍堡北200米处保存的渠道遗存迄今仍宽1　2米、深0　6米，并与环绕的城壕相联，壕沟宽1　5、深0　6米。1991年6月12日，笔者同于英俊、新和文管所的努尔墩同志考察通古孜巴什古城西北唐代的吐尔拉烽燧遗址。突遇暴雨，我们困守、滞留于荒漠中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惊喜地发现了古河和渠道的景观。风蚀的盐碱荒漠地表，呈现出自渭干河口向西南延伸的很宽且深的主渠道。戍堡附近围绕着自东北而向西南走向的干渠和支渠遗迹，干渠宽约1　5米，渠坝高于地表0　7米。如登上高耸的烽火台向四周望去，古渠遗迹断断续续被沙丘所掩盖张平《龟兹历史文化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2　库车县唐王城及其附近遗址

　　1958年，我国学者黄文弼首先到此调查和试掘了古城的部分遗址，其所获考古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唐王城及周邻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唐王城的建筑形制、规模、方式方法，以及附有很大规模的养马城建筑遗迹等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有所疏漏和误载，我们在调查中对此相关资料做为补充和印证张平《库车唐王城调查》，《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

　　唐王城位于库车县城东南约80公里，地处草湖地区英达里亚乡政府驻地东北约12公里的荒漠之中。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60、南北宽约160米，周长约840米。北墙方向为北60°，四周墙垣保存较好，墙基宽11~20米，顶部宽1~6米，残高5~15米。四角各有一段斜向伸出的垛墙，可能是角楼望的建筑，垛墙长约3、顶宽1~5米。每面墙垣均分布有马面，数量多少不等。其中东城墙有5个，西城墙因筑有瓮城门只有2个，南城墙有8个，北城墙亦有8个。城墙的马面间距25~40米不等，马面顶部长2~4、宽4~8米，有的马面尚高出墙垣1~2米。城门一座，位于西城墙的中部，宽约10米。外筑瓮城门，东西宽约13、南北长约34米，瓮城门西向，宽约8米。城内东部保存有大型土台基，编号D1，边长约27米，周长约108米，残高约4米。土台基上部残存土坯、木构件等。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古城墙垣的建筑结构方法。以东南部城墙为例，墙基底部垒筑结构是自坍塌的浮土表面往上可大体分为五层︰第一层由捆扎成束的红柳、芦苇横向平铺而成，厚约10厘米；第二层即为堆筑的黄土层，厚约30厘米；第三层又是红柳、芦苇铺垫层，厚约15厘米；第四层又是为堆筑的黄土层，厚约60厘米；第五层仍是铺垫的红柳层，厚约15厘米。第五则以上至墙垣的顶部皆以土坯垒砌，土坯长35~40、宽20~30、厚10厘米。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亦是渭干、库车河流域的尾闾地带，塔里木河北岸，沼泽、水草多，土地碱化严重又受风沙侵蚀。采用这种基础建筑结构，可防止盐碱侵蚀墙基，抵御风沙，是塔里木盆地历史悠久的、普遍的一种适应天时地利的建筑基础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调查到古城的南墙外还增接一座附城圈，即围筑的附城只有东、南、西三面墙垣，北墙垣即是古城的南城墙。墙垣建筑结构为土筑，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100米，周长约700米，城门位于西墙中部。墙垣断断续续坍塌，但基部犹存，墙基最宽达20米，残高约8米左右。城内泛碱，局部暴露出的文化堆积有大量的木建筑构件、陶器片以及很厚的畜粪堆积物等，城垣内的西北隅尚存有枯井遗迹。说明唐王城的南墙垣外附有养马城遗址，这对进一步认识唐王城的性质和作用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开阔了视野。

　　古城外西北隅约百米之外的三座高台建筑遗址，如《报告》所编号，其中D2呈圆台形，东西宽约3、南北长约4、残高2米，顶部暴露着红烧土、木炭、红柳、芦苇等。D3高台基顶残存着红柳层铺垫的土坯垒砌的建筑基础。D4高台基周长约170、残高约10米。顶部的人工建筑仍是铺垫的红柳层，上垒砌土坯，筑法与古城墙垣相同。西侧尚存居址，呈坐南向北一列四间，东西长约26、南北宽约5米。残墙基厚1　1米，残高0　3~1　5米。土坯长30~40、宽23、厚10厘米。调查中发现有佛教文化遗存外，尚见有冶炼遗迹、炼渣、木炭、残砖，以及散布着的铸造龟兹无文小铜钱的陶范等。同时，我们发现，D4高台基上再次出土钱范和数十枚龟兹无文小铜钱，表明此处既是座佛寺，又是一处铸币的双重遗址。这现象在拜城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也都有出现张平《六朝时期的龟兹铸币》，载《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古城内外采集到陶、石、铜、木、琉璃、钱币、钱范等标本。其中可供断代的有陶器、木器和钱币。尤其是城内高台建设遗址中出土的高浮雕忍冬纹的柱头装饰、唐代开元、乾元重宝、大历、建中通宝，龟兹无文小铜钱范及60余枚龟兹无文小铜钱等实物表明，古城的建筑时代和沿续使用的历史相当久远。从我们考古调查的感知断定，古城废弃的时代约为8世纪末叶之后，唐朝统辖西域的末期。值得思考的是古城的规模形制，城内高台建筑中使用圆雕、高浮雕的狮子和忍冬纹饰柱头等木构件，以及附有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100米，占地面积达2　5万平方米的养马城等，都进一步证明了古城在唐安西府治下龟兹地区所处的显著地位。此外，在草湖地区唐王城遗址的周缘复查和发现了羊达克沁戍堡、哈热巴特古城、苏博东聚落遗址、沙依木米拉夫遗址、硝里汗纳古城等。简介如次，以助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1）羊达克沁戍堡

　　“羊达克沁”则为“胡杨城”之意。羊达克沁戍堡，位于英达里亚乡苏博东（县食品公司牧场居民点）西约2公里处。戍堡南有原始胡杨树林，北皆为固定沙丘的盐碱沙地，从唐王城至苏博东的便道从戍堡北侧经过。戍堡呈方形，墙垣边长约45米、残高1~2米，四角见向外伸出的垛墙。西墙中部存缺口，宽约6米，似乎为堡门。城内淤积泛碱，堡内文化堆积保存较好，具有考古发掘的潜力和学术价值。

　　（2）哈热巴特古城

　　位于苏博东（食品公司居民点）东北3公里处的红柳沙丘之中，附近有段干涸的河床从西北向东南绕城东北隅。古城东西长约180、南北宽约140、周长640米。北墙方向为北50°，城垣坍圯严重，断断续续呈连丘状。城门位置不清。墙垣基厚12、残高0　5~5米。东墙垣的中部相连着一座高土台，土台底周约120、残高7米，顶部东西宽约7、南北长约20米。顶部灰土表面散布着大量的残木建筑构件。城内泛碱浮沙，局部遗址显露出灰烬土和陶器残片。

　　（3）苏博东聚落遗址

　　位于唐王城之东约9公里。苏博东遗迹分布范围东西宽约300、南北长约800米。主要由多间房屋遗址和三处较大的窑址组成。房址位于东北，东西长10、南北宽7米，基址犹存，宽约1　5、残高1米左右，土坯规格长35、宽20、厚10厘米，同唐王城土坯相同。地表散露着大量的陶器、木建筑构件。三座陶窑位于东南隅，呈南北排列，各窑间距离约150米，坍塌的窑体堆积很大，长约30、宽约10、残高2米。附近散露着大型陶器残片、炉渣。我们采集到陶器、铜器、唐代钱币等，其中龟兹钱币有15枚。

　　（4）硝里汗纳古城

　　位于英达里亚乡西约10公里。古城平面略呈圆形，周长约550米，城内直径约180米。墙垣泛碱，基宽约20、残高约7~13、垣顶宽2~5米。城垣外侧每间隔30米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垛墙，长约3、宽约5米。西南部有土堆的台基，周约40、残高2米，地表散露着夹砂红陶、灰陶的手制或轮制的钵、罐、釜等残片、铁块和铜器残片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门东侧墙垣上发现龟兹无文小铜钱。铜钱多呈串状粘连，约180枚。

　　（5）沙依木米拉夫遗址

　　位于硝里汗那城北约4~5公里的荒漠，维吾尔语称“桑塔木”，即“粮仓”之意。土筑的墙垣建筑于人工堆筑的台基之上，台基长40、宽25、高约2米。台基外周围环绕以人工挖成的壕沟。遗址范围东西长约60、南北宽约40米。现存土坯建筑房屋置于台基之上。西侧屋址东西长24、南北宽20米，墙垣基厚1　8、残高0　5~1　7、顶宽0　7米。房门开在东墙，宽约5米。门外有座套间小屋建筑遗址，东西宽约6　5、南北长约9米，屋门朝南，宽约3米。近年石油物探在此勘探钻井，在壕沟东部处的钻层剖面层内发现有大量碳化的粮食颗粒层，于壕沟内东北隅的钻井剖面层内发现二枚完整的唐代钱币。其中一枚为“开元通宝”，另一枚为“建中通宝”。我们的考古发现则证实了此地名为“桑塔木”的传说的可信性。

　　唐代阿艾古城附近的冶铸遗址

　　龟兹境内的库车河谷及确勒塔格山麓都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有色金属的矿产资源。其中铜矿的开采、冶铸和使用的历史已有3 000余年张平《从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看龟兹青铜时代的文化》，《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据史籍所载，这一地区的“即山冶铸”的开采和冶炼铸造活动经久不衰直到近现代，曾保存了极为广泛而丰富的矿业遗址和遗迹，《汉书·西域传》则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之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汉魏以后龟兹王国之所以能雄霸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魏晋中道），成为规模宏大开窟造像的葱岭以东佛教的中心，与其富有的能源，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的国力强盛优势，是分不开的。

　　近十年，我们曾对库车、拜城两地的古代采矿、冶炼、铸造遗址进行了一些调查和个案的初步研究李肖《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新疆文物》2003年第3~4期，又《龟兹学研究》第一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库车河谷、拜城县境的确勒塔格山麓发现采矿、冶炼和铸造遗址约40余处。其中采炼铜矿遗址25处，采炼铁矿遗址14处，既炼铜又炼铁遗址2处，为龟兹本土矿冶史提供了一批完整的实物例证。除上述“即山冶铸”的遗址点之外，而在龟兹境内的唐代屯驻的戍堡、烽火台、聚落遗址和古城中散露出的冶铁、炼铜、铸造遗址的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库车河谷内的阿艾古城，以及周缘的采矿、冶炼及铸制遗址的阿艾乡驻地附近的考古调查发现，有确凿可以凭信的地层和实物资料，又与唐代龟兹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密切，从另—个侧面反映安西府治下的官营冶铸在“重农备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补唐代史籍文献记载中的不足。现简介唐代遗址如次︰

　　（1）阿艾古城

　　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地处库车河西岸台地。古城呈东西向坐落，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24米，南北宽约114米。西城垣方向为北偏东10°，东城垣正中置城门，宽约7米。外有瓮城遗迹，东西长约14米，南北约20米，残高约4米。墙垣保存较好，夯筑，夯层12~20厘米。基部宽约8米，残高6~8米。南、西、北墙各置2个向外伸出的马面建筑，基部长约4　5米，宽约4米，顶部长约3米，宽约2　5米。古城东部和北部墙垣外均分布有大量的炼渣堆积层。城内部分地面辟为农田，但地表散布有大量炼渣、坩埚、风管和生活用陶的器物残片。尤其是陶器的陶质、陶色、器形、纹饰都具有唐代龟兹本土制陶的风格特点，我们曾采集到开元、乾元和大历铜钱数枚。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地表以下尚保存很厚的文化层，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其时代当在公元650~720年间，足以印证古城营建年代与城外堆积的炼渣的年代基本是相一致的。

　　古城周围分布着贝迪勒克炼铁遗址、阿格村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以及克孜勒亚炼铜遗址、苏博依炼铜遗址等。1986年9~10月间，笔者陪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原北京钢铁学院）吴坤义教授、梅建军博士等对库车河谷冶炼遗址的考察中，在阿艾古城东北约3公里的可可萨依炼铁遗址附近居住遗址中，采集到坩埚、风管、陶罐残块和石磨盘，以及唐乾元重宝2枚，足以印证此地占地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130米，面积约6　5万平方米，厚约3米，以炼渣为主的遗迹，是以阿艾古城为冶炼中心的唐代遗址的可信性。此外，拜城县境内的老虎台乡、温巴什乡和克孜尔乡所发现的冶炼遗址中也有部分遗迹是属于唐代龟兹地区采矿、冶炼和铸制的重要遗址。

　　（2）阿艾石窟

　　近些年，在阿艾古城附近西侧的山谷内，又发现了一座开凿于8世纪的石窟，俗称“阿艾石窟”。石窟依山开凿，窟口以外遗迹坍塌，在积土中发现一些壁画残块、泥塑残件和石雕坐佛等遗物。窟内为方形窟室，中央置坛基，纵券式顶，室内进深4　6米，横宽约3　4米，中脊高约2　5米，中央方形坛基残高约0　5米。这座汉僧主持的礼拜佛殿内的四壁保存有约15平方米的壁画和大量可识读的墨书汉文题记和题榜20余处，其题材、内容和壁画风格均接近库木吐喇石窟汉风壁画的风格，如残存经变画中的“十六观”局部，以及药师琉璃光佛、卢舍那佛、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券顶满绘跏趺的千佛盛春寿主编《阿艾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两侧壁的立佛和菩萨间保存着清晰可读的汉文墨书题记。如“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卢舍那佛”、“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药师琉璃光佛”、“梁信敬造十方佛一心供养”、“妻白二娘造七佛一心供养”、“李光晖造十方佛一心供养”等等。这些不同姓氏的供养人题记，表明了开窟造像建寺的经济资助者，显然是来自安西府治下的汉族善男信女。也从另—个侧面印证了阿艾古城及附近采矿、冶炼、铸造遗址的时代，以及驻屯者的成分应是龟兹镇军的官兵和汉族的百姓。

　　我国的汉传佛教本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经过传布的演变，已融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东西文化的交流又反传西域，南北朝和隋唐的汉传佛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定居西州、北庭、安西地区，对其他民族地区的西域本土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安西府治下的龟兹地区也为汉传佛教驻足的地区，早在入唐之前就已有汉传佛教和汉僧、汉寺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曾记载玄奘路过龟兹，已见“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入唐以后，汉族军民云集，最多时达数万人口，促使开窟建寺活动的盛兴。今库车县库木吐喇石窟寺，即是安西时代汉僧、汉寺最多的一处集聚地。公元727年，慧超求法途径此地曾记载道︰“从疏勒东行十日，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僧名法海，虽为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张平《龟兹历史文化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7页。

　　通古孜巴什古城与龟兹军屯的相关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城曾先后出土大历年间有关“借贷、领屯米、烽子钱”汉文文书，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铜钱，铺地的方砖、陶器等唐代文化遗物，显示了古城营建活动的时代回声。尤其是同古城毗邻、相为依托的唐代戍堡群体的存在，印证了古城是安西军屯的重要地区之一。史籍所载，唐玄宗时，“安西都护府镇戍兵二万四千人”《旧唐书·地理志》。。龟兹镇乃汉军建置，亦是大军，按唐李筌《太白阴经》卷《人粮马料篇》称︰“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之说，则龟兹大本营附近驻屯的龟兹军至少应在一万之众。《唐六典·河西道》记载公元749年时唐军屯田中“安西二十屯”。每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唐六典》卷7“屯田部中”条注。。安西的二十屯则分布在龟兹各地，依自然地理条件区分大、小屯，因地制宜而设。这种大、小屯的区别情况，同古城周围分布的建筑规模有大有小的屯堡遗址状况极相适应。又据唐李筌《太白阴经》卷5《屯田篇》所云“一屯六十丁”的推测，则古城周围的每座戍堡即为一屯，每堡可驻屯兵60~120人左右。有关龟兹各级汉军如何组织经营屯田的情况虽失载于史，但在渭干河流域的夏合吐尔、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有关营田的珍贵文献。如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文书即是一例《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此外，渭干河口西岸的夏合吐尔（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大谷文书中尚有两件付粮文书，亦同样是龟兹某粮仓发给屯田士兵每月粮食的记录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获库车出土文书》，《东洋史苑》第40~41号，1993年3月。。

　　按规定军屯收获的粮食除供自用外，皆须上交贮存，据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二年白涧屯交纳仓粮账》文书反映，所纳之粮均由仓督、监仓官、屯官、监纳官共同检验入库《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第372~375页。。《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一书中曾提到西州的蒲昌仓、柳中仓、交河仓、天山仓、银山仓等仓库。安西都护府治所及龟兹军镇屯田之地，必有类似的粮仓，或建窖藏。近些年我们所调查的安西唐代遗址中，如龟兹故城、乌垒州城、通古孜巴什古城，渭干河口东岸的库木吐喇等遗址都发现贮存谷物的粮仓遗迹，乔拉克海尔戍堡内贮粮的窖穴或盛储谷物的大量陶瓮，反映出多种形式的贮粮方式。

　　同屯垦密切者即是水利的经营管理，如前文所述及到的夏合吐尔遗址中就出有修水利、管水浇地的文献资料，为经营龟兹屯田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记录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获库车出土文书》，《东洋史苑》第40~41号，1993年3月。。其中就有反映安西府之下还设有专门管理渠堰的“掏拓所”以及负责管理的“掏拓使”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获库车出土文书》，《东洋史苑》第40~41号，1993年3月。。如︰大谷8066号唐掏拓所文书︰ 1　掏拓所 2　大母渠堰十二日毕。□为诸屯须掏未已，逐 3　右件堰十二年。□为诸屯须掏未已，逐 4　请取十五日下水。昨夜三更桃花水泛涨 5　高三尺，牢得春堰，推破南边马头一丈已 6　下，恐更暴涨，推破北边马头及春堰，伏 7　□□□□检河漕及堰功积，便下水。十四日□ （后缺）大谷8062号《检校掏拓使牒》︰ 1　检校掏拓使牒东西王子村税丁 2　东王子村苏大地宁 3　右奉开府，状上请（?）等（?）近些年，有关安西府出土的政治经济生活文书，日本学者小田义久、我国学者陈国灿先生亦有研究成果，这里不赘。很显然，渭干河流域也是龟兹军屯的重要基地，也是前述《唐掏拓所文书》中所记“诸屯须掏款已”之“诸屯”分布之所在。

　　又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文物中有“大历十四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大历十五年李明达借粮契”，以及窖藏的3 000余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位于古城东北隅的夏合吐尔遗址也出土不少大历、建中年问各类公私文书。如《大谷文书集成》中收录有︰“唐大历九年二月目胡子牒”、“大历十六年三月杨三娘举钱契”、“大历十六年六月米十四举钱契”、“建中五年孔目司牒”等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获库车出土文书》，《东洋史苑》第40~41号，1993年3月。。我们知道，唐“大历”本只有十四年，即766~779年，但在安西四镇却使用到十六七年。这种奉朝正朔经常滞后的现象，应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陇，安西四镇与中央王朝联系中断所造成的客观反映。

　　唐王城与安西府治下的官营畜牧业

　　唐王城凸现于库车草湖地区，其建筑形制、规模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唐王城是座什么性质的古城?是唐代龟兹的州（郡）治所?还是军镇驻地?唐王城曾在安西边政军事史中，即在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百年历史中曾发挥过什么作用等与此相关问题是值得认真分析的。根据我们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进一步证实表明，草湖地区不仅为屯田之地，更是唐代龟兹军马的饲养基地。进而言之，即唐王城则应同安西都护府所设置的官营畜牧业机构有着重要的联系。

　　前文中所述古城南墙垣增接的东西长250、南北宽100米左右的土筑城垣。占地面积25 000平方米的土城内暴露的文化遗物有大量的木建筑构件、陶器残片和枯井遗迹，以及很厚的畜粪堆积。这种现象必然促使我们联想到土城内曾集中饲养过大量的马匹，可以认为这是唐王城的养马遗址。像唐王城有这么大规模、保存这么完整的养马遗迹，在新疆唐代考古发现中实属首次。同唐王城形制相类似，规模较小者，有唐北庭大都护府所辖的伊吾军驻屯的大河古城，其城位于今巴里坤县的大河乡附近。大河古城，主城周长约780米，附建的养马城墙垣周长约420米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载《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这类附带有养马城或“马坊”的建筑还发现有玉奇吐尔戍堡。分析玉奇吐尔戍堡的马坊遗址，从另一侧面能反映出在安西府大本营通往四镇交通要道处曾设置有“长行坊”的专司运输管理机构。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主管沿线设置的驿馆，配置的驿马、驿丁等。现将玉奇吐尔戍堡形制和地理位置等作以介绍。

　　玉奇吐尔戍堡位于库车县城西约24公里的渭干河东岸。城堡座北朝南，依河岸地理形势而筑的城垣东西宽约60~100米、南北长约210米。由外城、内城和北城三部构成。外城位于南部，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北、东、南三面筑墙垣。西临河崖无墙。北墙垣由两段组成呈折角状，长约110米，东墙垣长110米，南墙垣长102米。城门位于南城墙东南隅，门宽约8米。内城则置于外城西侧并临河崖，北、东、南三面有墙垣，北墙就在外城北垣的西段，东墙长118米、南墙宽57米。内城的东南隅即面对外城门处有座高耸的望墩。基部东西19、南北16米，剖面呈梯形，残高约8　8米。北城置西北隅临河崖，是后增建的。东墙垣66、北墙垣60米。

　　玉奇吐尔戍堡，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存在着不同见解。近几年王炳华先生在《新疆库车玉奇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一文中认为是安西府下的柘厥关所在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奇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亦曾多次调查过该城堡，通过调查发现，在外城垣与内城垣之间的宽约50、长110~118米，占地面积约5 500平方米的土城圈内仍然发现较厚的畜粪层。可以推测即是戍堡内圈养军马的“马坊”所在。基于这种判断分析的原因还在于该戍堡所处的地理位置考虑。戍堡位于唐安西府治西约24公里，滨临渭干河（白马河）口东岸，即为唐安西府下的柘厥关戍。自安西府西行拨换、于阗、疏勒，乃至中亚伊塞克湖地区必经此关戍。唐安西府至此约合50~60唐里，计一日驿程，在此勘验过所，或调换马匹及食宿之需亦是正常的。从戍堡建筑规模分析，一般可驻扎数百人，并配置一定数量的马匹等军事装备。据《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所载，仅焉耆镇至安西府途中就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安西府西至拨换之间，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西行途中又有俱毗罗城、阿悉言城等张平《唐代龟兹烽戍和守捉考实》（待刊）。。上述这些守捉和烽戍肩负着道路的安全、政令的畅通，执行着驿馆、驿马、验证过所的职能。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文书中常见到“转运史”、“北馆坊”、“车坊”、“赤亭坊”、“长运马”等记录。

　　其次，塔里木河畔以北的库车、轮台两县的草湖地区固然有可垦殖之地，但从地理环境观察分析，该地应是放牧的天然草场地带，即《旧唐书》所载的“牧使以娩羊马”所在。试想唐与突厥、突厥施、吐蕃征讨中，军马的使用和补给亦是安西军事装备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马匹的饲养和放牧在“农务重战”的安西，其地位事关重大。我们认为，唐王城所在的草湖地旷人稀，水草植被丰茂，安西府在此设置“牧使”，经营畜牧是无可质疑的。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唐代安西有关设置牧使、使城、牧监、牧地等情况，史籍缺少明确记载，目前亦缺少有关出土文物资料的补证。但从唐代官方经营的陇右牧记载的侧面亦能推测安西府的“龟兹牧”概况祝世林《唐代的陇右牧·八马坊》，《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元和郡县志》载陇右牧的组织机构，“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 监是直接管理生产的基层单位。《新唐书·百官志三》卷48，记监牧︰“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新唐书·百官志》载陇右牧仅记︰“南使、西使丞各三人，从七品下，录事各一人，从九品下；北使监州使丞各二人，从七品下。”似乎是监牧与刺史同级。

　　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地区必然行唐的制度。《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载︰“大唐武德初，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贞观初，……分为十八道。……。西平高昌，……又开四镇，……。天宝初，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马匹的饲养和放牧，既关乎安西军镇建设，又有重大经济收益，必为历任安西都护所重视，列入“务农重战”的议事日程，设置牧使、牧监管理机构、筑使城、圈牧地、建养马城。

　　草湖地区为安西府下的牧地，唐王城应似牧使、牧监驻扎“使城”的可能性尚有如下因素的考虑。安西府治的龟兹城，位于今库车新城和老城之间的库车镇，唐王城则位于库车镇东南约80公里的草湖地区，塔里木河的北岸。从安西府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结合贞观末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后面临的复杂政治和军事形势分析，亦能证明草湖地区即是安西府下的牧地所在。安西都护府驻节的龟兹国城，北倚天山，南隔塔里木河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邻焉耆镇铁门关。天山以北的突骑施兴起，西突厥残余势力往往干扰，以及吐蕃时时侵犯，随后亦有大食与吐蕃入侵中亚，三种势力时而相互牵制，时而联合在一起侵夺安西四镇。这就是安西府面临的对手的实际情况，致使唐王朝经营西域往往受阻。唐王朝经营西域依靠军事力量，亦靠正确的政治策略。二者有时兼施并用。其中龟兹大军的马匹装备和补给，固然可以从西州调拨，但是相距较远，应急困难，而草湖地区相距安西府甚近，征调使用方便；其二草湖远离天山北突厥和突骑施的干扰，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吐蕃，在此放牧安全可靠亦同屯田地区毗邻。草湖放牧既占天时亦得地利，是龟兹得天独厚的理想牧地。因此，安西府下的牧使机构必然会在此置使城，设牧监管理草湖屯牧。唐王城营建占地25 000平方米面积的养马城，已从—个侧面补证了上述的推断。

　　《汉书》载龟兹“大率土著”，人以“田种畜为业”，有良马、牛。龟兹马，曾享有“天骥龙麟”盛誉。历代龟兹王以良马和驼入贡中原的记载屡见不鲜。《清史稿》所载，乾隆中期，为保证平时差马更替、战时军马的征集，清朝在新疆设军马场多处。其中在库车曾设牧点两处，合称库车牧厂。额定牧马100匹，每年征收孽生马驹6匹、牛犊6头，拨补军台供差马1匹、牛10头。《库车县志》记载，全县有草场面积578　6万亩，按地理划分，山区草场199　9万亩，平原草场378　7万亩。其中塔里木河至渭干河尾闾地带的库车草湖地区即是平原草场，按使用季节又属四季草场。尽管草场植被不如北山（天山）草场质量好，属于荒漠化盐化类草场资源，但是它的总面积却是北山草场的3倍库车县史志办《库车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生态环境变化分析，历史时期的草湖地区的生态要比今日之草湖优越得多。综上所述，草湖地区始终承担着龟兹（库车）畜牧业发展的基地和大本营的使命。

　　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龟兹作为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以四镇为治理西域的军事前沿基地，在应付着中亚和西域复杂的军事斗争中，能够稳定西域大局，保证了唐王朝强盛的国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靠的是什么?我们考虑主要是有唐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制定的正确边政方略，又有河西节度的统领，并有北庭大都护的支援和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安西大都护依靠了四镇驻屯的汉军和西域诸国的万千健儿，以及各族民众的“务农重战”所创造的物质基础。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文所列举的相关龟兹军镇部分的驻屯遗址的发现，足见唐代安西的屯田、屯牧、采矿、冶铸生产之一斑，坚实的物质基础曾在抗击和抵御吐蕃的军事围剿中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所发现的新和县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库车县的唐王城和阿艾古城为代表的龟兹镇军的驻屯遗址和遗物，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