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的旅日僧侣与日本宗教的发展

　　明清福建的旅日僧侣与日本宗教的发展

　　沈燕清

　　明清时期，福建人民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到国外定居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佛教僧侣前往日本，他们在日本弘讲佛法、监造佛寺、培养门徒，或是传播医术、汉文学、雕刻艺术等，把中华民族文化卓有成效地传播到日本，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自唐代鉴真东渡以来又一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本文试就这一时期福建籍僧侣在日本弘法的情况及其对日本宗教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作一分析研究。

　　一、明清时期福建佛教赴日的历史背景

　　佛教何时传入福建，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定论，但一般认为在东汉至东吴这一时期，佛教已经经由海路来华的西域僧人传入福建民间。①不过，这一时期佛教在福建并没有获得发展。福建佛教的发展是在两宋时期，这可从两宋时各地纷纷兴建寺院中窥其一斑。

　　宋代福建寺院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拥有广大的寺田，寺院经济繁荣发达。

　　明清时期，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朝统治者对佛教首先进行限制与整顿：将全国寺院定为禅、讲、教三类，各寺院有自己的职责，不许超出其职责范围；严格试经度僧制度，禁止私度；对寺院的田产也作规定等。整顿、归并寺院对福建佛教发展影响颇大：如福清县在明洪武年间尚有100多所寺院，其中48所被并入黄檗寺，77所并入报慈寺，26所并入灵石寺。②这种归并的用意在于使佛教寺院“自废”，极大地影响了福建佛教的发展。加上倭寇横行和清政府实行迁界政策，许多寺院成为一片荒地，“顺治辛丑(1661年)迁界，滨海梵宫，悉为灰烬。”③难怪许多僧侣外逃，或渡海弘法去。

　　明清之际的日本，正处于幕府政治统治时期，此时日本佛教无论在宗派还是在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除了从中国传入黄檗宗以外)，佛教日益世俗化，甚至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幕府利用佛教对新传入的天主教(1549年由搭乘莆萄牙贸易船的传教士传入，以后随着日本与葡萄牙贸易事业的发展，天主教也日渐传入日本内地)④进行禁止和镇压。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负责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检察居民的结婚、生死、旅行等情况；负责信徒的丧葬、礼仪、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等，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因而日益腐败，佛教颓败之风十分明显。

　　幕府时期武士阶级作为重要的社会一员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步掌握了政权，于是出现了以京都朝廷为代表的公家和以幕府将军为首领、武士为主体的私家对立。随着武士将军在政治上的胜利，旧有的以研究经典和祈祷法令为主的佛教(如天台宗、真言宗)已不能适应武士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士们驰驱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无暇祈祷法令、研读经文，他们要求有一种简明易了，直接反映他们意志的宗教。而禅宗不立文字，以坐禅内观为主，超绝一切感官，摆脱一切知识，既无可依据的经典，又无必须祈祷的对象，鼓吹在一棒一喝之下顿开茅塞，且禅的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同武士精神完全一致，因而禅宗成了此时期日本社会的需求，所以说“禅在日本从一开始就同武士的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⑤。但此时期日本本土的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二派)已经日渐颓败，“他们丝毫不顾一宗的兴废，只是汲汲于追求名利”⑥。

　　总之，明清时期，日本本土宗教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日本社会急需一种新的宗教。日本历来就有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佛教界把眼光投向中国，不断向中国援请高僧，于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个高潮出现了。

　　二、赴日闽僧及其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与日本相反，明末清初我国东南沿海各省临济宗正处于中兴之际。明崇祯十年(1637年)隐元隆琦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大振黄檗宗风，隐元盛名远播扶桑。此时期，佛教在日本华侨中已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其突出表现在长崎三福寺的建立。最早建立的是兴福寺，建于1623年；福济寺：俗称“漳州寺”，1628年由漳州籍船主倡建，由泉州籍僧人觉海为开山；崇福寺：又称“福州寺”，由福州籍船主倡建，建于1629年，以福州僧人超然为开山。由于这些寺院是日本华侨为了自身的信仰的特殊需要而创建的，所以各寺庙的住持皆由各乡帮从国内原籍延聘高僧充任，在这种情况下，闽僧大量东渡扶桑。兴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为使兴福寺真正成为弘传佛教的道场，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下，再三致书隐元赴日弘法，隐元最终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率弟子30余人冲破清军的包围，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从厦门起航东渡扶桑，于同年7月5日抵长崎。隐元在日本弘法达19年之久，形成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鼎足而立的禅宗新派别“黄檗宗”，隐元被奉为黄檗宗初祖。日本黄檗宗僧人中闽籍僧侣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仅随隐元赴日的弟子中，有慧林性机(福州人)、独湛性莹(莆田人)、独吼性狮(福州人)、南源性派(福清人)等。隐元赴日的第二年，其弟子泉州籍僧人木庵性瑫也赴日，其随行弟子中有慈岳定环(漳州人)等闽籍僧人。次年，隐元又一弟子即非如一(福州人)赴日。此外，日本黄檗弟子中还有东岸(泉州人)、月潭(福州人)、圣重方柄(泉州开元寺僧)、一贯全平(福州鼓山僧人)等等福建籍僧人。⑧

　　福建僧人赴日弘法人数众多由此可见，他们受到日本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尊重，其中有不少人曾任长崎三福寺的住持。

　　闽僧东渡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他们宣讲经文、著书立作，极大地促进黄檗宗在日本的传播。

　　隐元：曾先后师从鉴源禅师、密云和尚、费隐和尚等高僧，并周游各地，历访明师。崇祯十年(1637年)他继承福清黄檗山法席，其门下就学者如市。他到日本时已经63岁高龄，但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道声就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⑨。日本宽文元年(1661年)在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宽文三年(1663年)正月十五日他奉德川家纲将军旨意在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法会，各宗高僧相携赴会，其后隐元法师声名扬于诸宗之间，日本延宝元年(1673年)圆寂。先后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他曾在日本摄津的普门寺出版了《五灯岩统》一书，该书超越了明末清初的临济、曹洞二派的对立抗争，理顺五家正宗，是阐述临济正宗的禅宗史书之一。

　　木庵性瑫：泉州晋江人，自幼出家，先后师从永觉和尚、密云、费隐、隐元诸僧，在隐元东渡后曾继承隐元法席。他与即非如一同时被邀请到长崎，被誉为“二甘露门”。

　　高泉性潡：清朝福清县人，师从黄檗门下，宽文初年应隐元之召东渡日本，与龙溪等人交往很深。延宝三年(1675年)著《扶桑禅林僧宝传》五卷献上宫廷，逐渐在各宗之间享有盛誉。高泉曾在山城开创佛国寺，日本远禄五年(1692年)从佛国寺入黄檗山继承法席，被誉为“黄檗总中兴之祖”。著作有《扶桑僧宝传》、《续扶桑僧宝传》、《东渡诸主传》、《东国高僧传》、《释门孝传》、《洗云集》等。

　　其次，他们广建寺院、广收门徒，为日本社会培养大量杰出僧侣。

　　为了方便弘法，闽僧广泛地修建寺院。木庵任住持17年之久，在修建堂殿方面有重大贡献。他继续营建“新黄檗”道场，先后建成甘露堂、大雄宝殿、斋堂、钟楼、伽兰堂、达摩祖师堂、开山堂、万寿塔等。他还在江户紫云山创建瑞圣寺，这是关东地区第一座黄檗寺院，以后成为关东的黄檗戒场。由于黄檗宗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寺院纷纷请求木庵派法嗣充当住持，或请木庵为开山祖师。木庵应邀为开山的有11寺，木庵派往各地的法嗣有47人。⑩此外如南源性派恢复河内的正兴宗，即非如一开创广寿山万福寺；高泉在宇治开创佛国寺等，木庵、即非、慧林等还在黄檗山内各建一寺院弘法，各地寺院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禅宗在日本的传播。

　　闽籍僧人还致力于信徒的培养，他们的弟子中不少是日本人。隐元以无得为首的嗣法弟子有23人，其中龙溪、独照、独本三人是日本人，其余都是中国人。木庵嗣法弟子有40余人，其中日本信徒铁牛、慧极、潮音是其门下三杰。宽文五年(1665年)他应铁牛、慧极之邀，开三戒坛场，登山受戒的达5000余人。

　　这些日本信徒中不乏杰出人物：木庵弟子潮音，名道海，肥前人，宽文九年(1669年)在上野的馆林开创广济寺庙，这是关东的第一个黄檗宗禅寺。潮音兼学神、道、儒，著书丰富，有《坐禅论》、《雾海南针》、《大成经破文答释编》等流传于世。木庵另一日本弟子铁眼道光他曾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工作，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共完成6771卷，称为《铁眼版一切经》或《黄檗版大藏经》，印量大，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注11)高泉性潡门徒中以了翁最有名，了翁名道觉，日本出羽人，自幼出家，隐元禅师东渡之际，他前往参学，后到江户卖药，以其所得巨利兴修寺塔。日本贞享元年(1684年)，在东睿山兴起“劝学寮”，聘请国内外学师培养学徒，其德化传布于四方。(注12)

　　再次，他们对日本佛教艺术产生积极影响。

　　福建僧人在日本按照中国样式广修寺院庙观作为弘法之所，这对日本佛教建筑艺术影响很大。黄檗山万福寺、长崎的福济寺、崇福寺以及黄檗宗其他寺院亦都按照中国寺院式样兴造，诸堂的位置、拱门、圆窗、字形的高栏，这些与日本寺院的结构完全不同，高大的匾额和对联以及菩萨佛像都是中国风格。其工匠由中国聘去，有姓名可考的如方三官、范道生、林高龙等，黄檗寺的弥勒、观音、韦驮、十八罗汉、达摩等像，崇福寺十八罗汉像都出自泉州安平镇人范道生之手。(注13)崇福寺的三门甚至是在国内雕造加工好后运往日本的。这些寺院的兴造给日本人耳目一新的感觉，1659年隐元在宇治领地建的万福寺极尽典雅、清淡之趣，意态浓厚，同日本原有佛寺日沦卑俗的风致相比，日本人“一时惊其美好，竞相仿效成风”(注14)。正如日本学者蓆善之助所说：“隐元渡日，对寺庙建筑、佛像雕刻纯用中国式；雕工亦来自福建，而书画珍藏、人物描绘对日本之美术影响甚大”(注15)。

　　在佛教绘画艺术上：黄檗僧人陆续赴日，携带不少中国各地名家书画，而隐元诸僧中又有不少人擅长于绘画，于是中国佛教绘画艺术在日本广为流传，对日本南画派的形成起了先驱作用。隐元东渡时所携带的费隐通容的画像，其面部描绘细腻，以线条勾勒为主，略加渲染，此后日本各名画家为黄檗宗住持和尚画像均按照此格式绘制，可见其影响之大。黄檗诸僧中能描擅绘的不乏其人，如木庵擅书画，所写大字优佳，雄浑遒劲，而其所绘水墨画天真雅趣，现仍有不少真迹保存在万福寺和长崎等地。即非日一则以擅长草书而出名，人称“草圣”。独湛性莹善画松竹梅，心越禅师则以篆书著名。

　　总之，明清时期赴日的福建僧人携的黄檗宗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黄檗宗的传入鞭策了当时已经驰缓的日本佛教，黄檗僧的严格戒持增强了人们的归依思想，促成佛教在日本的重兴，其作用之巨大世人皆知，无怪乎日本人在隐元禅师圆寂后竟以“西来即粟振雄风，檗山幻出不宰功”来追悼。

　　注：

　　①(注13)王荣国《福建宗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4页、第338页。

　　②(明)陈道修、黄仲昭撰《八闽通志》，卷75《寺观》，第23页。

　　③(清)周学曾等著《晋江县志》，卷69《寺观》之“安海龙山寺条”。

　　④⑥⑨(注12)(日本)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北京，第235页、第267页、第287页，第291页。

　　⑤(日本)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6月，第36页。

　　⑦林家恒《古代福建对日贸易与文化交流》，载于《海交史研究》，1996年2期，第47页。

　　⑧(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90～693页。

　　⑩潘桂明《佛教禅宗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177～178页。

　　(注11)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566～568页。

　　(注14)陈昌福《日本华侨研究》，第29页。

　　(注15)(日本)蓆善之助《中日文化的交流》，转引自《华侨历史论丛》第2辑，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编，1985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