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圣钟：铭刻晋商五百年的记忆

　　峨眉圣钟：铭刻晋商五百年的记忆

　　作者： 田秋平

　　峨眉者,山之领袖；普贤者，佛之长子。

　　地处巴蜀大地之上的峨眉山，其在我心目中的魅力不仅仅因为它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当我虔诚步入碧绿吐翠的山间溪水去感受其崇高和娇媚时，一段五百年前发生在峨眉山脚下山西商人的商旅足迹更让我为之钦佩和惊叹！

　　一

　　初临峨眉是在下午，为了尽情地欣赏峨眉胜景，决定第二天一早开始徒步登山。进入峨眉,曲折的山路并不狭窄，但如织的游客却造成了山路上人与人的摩肩接踵，客与客的纵来横往，环境的嘈杂，行进的缓慢，游境中的这些瑕疵我们全然不顾。只有这峨眉脚下的涓涓溪水，眼前座座耸立的庙宇，树林里的鸟语花香，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调动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无论是伏虎寺的壮美，还是报国寺的宏阔，总的感觉，峨眉山的古建筑群在历朝历代的建设中，选址、设计、营造、用料上都别具匠心，建筑带有较浓的巴蜀地方民居风格，且与寺庙的殿堂楼阁融为一体，依山造势，气势灵秀，和谐优美，亲近宜人。

　　印象最深者要数报国寺门前不远处的凤凰堡台，曲径慢步，数十余米高的土台之上茉莉、芭蕉、银杏漫山遍野，丛林密布，绿茵之间掩映出重檐八角高挑的“圣积晚钟”亭。面前的钟亭典雅古朴、朱漆红柱、雕梁画栋、雀替彩绘。一座通高2.6米，腹径2.1米，唇厚0.2米，重25000斤的青铜大钟悬吊在亭子中央，巍峨高耸。钟趺十二叶，形状如莲瓣，每瓣之上分别铸刻有十二地支，象征时空的周而复始，故又名“莲花钟”、“八卦钟”。铜钟之高、之大、之重，堪称峨眉圣积第一钟。每到此处的游客，无论男女老少总要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一下铜钟硕大的躯体，围绕钟亭转它几周，默默地祈福、祈禄、祈太平。

　　“圣积铜钟”,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四川江阳（今泸州市和富顺县之间）铸造铜钟三口：一置白水寺（万年寺），一置永延寺（仙峰寺），最大的一口，于次年运至峨眉山城南虹溪桥打磨钻字，后悬挂于圣积寺中，故名“圣积寺铜钟”。那年，清代诗人谭钟岳不辞辛苦慕名来到峨眉山，对这里的山川、里程、寺观、方位、村舍、林泉胜迹，奇珍妙景均详加考正，查阅典籍，广征史料，栉风沐雨，踏险涉幽，积三年之劳瘁，绘图64幅，咏诗46首。谭钟岳老先生寻思再三，深深感触，不管是图是画，均觉平淡，未能突出峨眉山的气质和特征，因而提出了“景之佳绝者有十”的精辟之见，其佳绝十景为：“金顶祥光，灵岩叠翠，圣寺晚钟，象池夜月，白水秋风，洪椿晓雨，双桥清音，九老仙府，大坪霁雪，萝峰晴云。”“圣寺晚钟”便为十景之一。他曾特意为“圣寺晚钟”赋诗道：“晚钟何处一声声？古寺犹传圣积名。纵说仙凡殊品格，也应如儿觉清心。”诗中提到的圣积寺，原为进入峨眉山的第一大寺，环境幽古。寺外有古黄桷树二株，需数人才能合抱。从谭钟岳这首《圣积晚钟》诗，便可看出该景观绝妙之处，不在古寺犹传圣积名，而在钟声入耳觉清心。

　　清人王日曾在《巨钟》一诗中咏赞这里的铜钟之声：“万金熔铸自何年？长作龙吟散光烟。留镇山门开觉路，声声高澈大峨巅。”

　　坐在钟亭台阶边的“相面”之人张先生述说了这样一段神奇的民间传说：当年，禅师募铸好铜钟后，悬挂于圣积寺钟楼上，嘱咐弟子：“我去外地云游，三天之后，尔等始可敲钟，切记！”谁知和尚离寺不久，一小沙弥急想聆听钟声，不顾师父的叮嘱，抡起锤便敲，“铛”的一声，洪亮的钟声在空中回响，山谷齐鸣，越传越远，一直传到和尚的耳朵里。此时，老和尚才走出30华里，一听钟声，神色大变，惋惜地说：“如果三天以后再敲钟，那钟声将会随我传到已走了三天路程的地方啊！惜哉!”

　　返回钟亭之内，我再次抚摸这尊有着“巴蜀钟王”之誉的大铜钟，只见密密麻麻的文字布满钟体表面，密不透风，善男信女张氏、王氏、李氏、赵氏，捐银一两、捐银二两、捐米一石等等文字刻在钟的表面，6万余字，让人眼花缭乱。细细品味，钟体上半部1/5是一周突起的阳文铸造，下部4/5全部是凿刻的阴文汉字，钟体内外如同蚕豆大小的文字凿刻着自公元281年到1555年前后1270多年间曾经资助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帝王、文武官员、豪商巨贾、善男信女和铸造此钟的僧俗名讳，以及《阿含经》和钟铭佛偈，就在这6万余字的字里行间，我努力地爬梳着、品味着、阅读着，此时，意外惊喜地发现了这样一段独特的铭文记载：

　　“山西平阳府蒲州山阴王府仪宾姬绍明朱氏施铜五百斤、纹银五十两：临汾县信士徐正志己丑年六月父徐钺谢氏谢爵杨氏谢禄张氏乔氏谢道郭氏□□□施锡五十斤、米三石；蒲州信商张世科温氏温梧温一元施银三十两□□□；平阳府蒲州信商郝九思詹氏男郝鼎郝溢施铜六百斤、米六石；临汾县东阳厢亢真亢得雨亢国用郭氏施银□□□十二月十一日子时男亢正湖庚申年施银五十两，长治县信商孟朝卿丙戊年四月二十五丑时刘氏妙贤夫妇庚寅五月初九亥时父孟库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界定法应施铜三百斤、纹银三十两，信士李重丙子年二月毛氏夫妇施铜二百斤、纹银三十两、锡五十斤、米三石□□□。”

　　一段不太连贯的文字，或许还有遗漏的字迹，但这些五百年前铭文的发现和记载的内容足以说明，造钟的古人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铜钟之上，张三李四王氏数万人的布施者大都没有冠以地名，而且布施的金额也很小，唯独给了山西商人和长治商人一块堂而皇之的地方，晋省商人的财大气粗在铜钟上显现端倪。同时也说明，明朝，在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大地上，早已有大量的晋商出入此处，如此众多的晋商布施者,如此众多的资财留在寺庙，这不是一般的小商人所能做到的。

　　二

　　翻越巴山蜀水经商的山西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峨眉山之“圣积铜钟”有铭记，古书典籍也有佐证，只是长久以来，人们掌握的资料甚少，不为人知。明万历《四川盐法志》记载：“川中民贫，称盐商者，多为山陕之民”的记述， 一部清康熙《四川总志》记载：“人民鲜少，贡赋无多，间有商贾往来，俱隶籍秦晋。”《成都史话》写道：“山西人在成都开设的票号，著名的有日升昌、蔚丰长、蔚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在省内外商业中财力雄厚。”《成都城坊古迹考》也记：“山西票号清初时已设立22家，分布在商业异常繁华的春熙、袜暑、中市等多条街巷。”这只是晋商经营票号商人的情况，当然还有晋商中的铁货商、皮货商、丝绸商、粮商、盐商在四川大地的生意同样做得红红火火。明朝人李梦阳在其《空同集》中这样写道：“为商者，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还有一册明嘉靖《宜府镇志》说道：“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铺、绒锦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多么精辟的描述，这些来自山西的同乡商人们从明朝开始，为“迎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在四川巴蜀大地上广泛营建自己的同乡会馆，仅仅是晋商建立的会馆就达10处之多，如成都古中市街皮货商的“山西会馆”，重庆靠近太平门码头的丝绸商集散地“山西会馆”和九龙坡区走马镇上的“晋商关帝庙”，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盐商的“山西会馆”等等。王学梅先生在《四川会馆》记曰：“明清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实质上与长途贸易发展密不可分，以致形成著名的十大行商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等。”“四川叙永县城内的盐店街，由山西、陕西盐商集巨资，拆除原关帝庙重建。”如此众多的晋商旅居巴蜀经营商业的历史轨迹中，自然囊括了“圣积晚钟”之上铭刻着的诸多晋商，尤其是亢真、亢得雨、亢国用的山西亢氏家族，大名鼎鼎，巨富天下。清初《康熙南巡秘记》就有文写道：“亢百万，晋商魁首，家临汾，宅茅连云，苑如世家。”《清裨类钞》这样记道：“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清人马国翰的《竹如意》也称：“山西亢氏，家巨富，仓庚多至数千，人以百千呼之。”人们不禁要问，五百年前的晋商到底有多富有？当年在天子身边有着显赫官位的明万历朝工部左侍郎沈思孝的一篇《晋录》回答了这个问题，“彼时海内殷富，平阳、潞、泽豪商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就是晋商的富有，潞商的富有，没有数十万的白银，你就不要称自己富有，这就是明万历朝“富有”的标准。

　　黄昏来临，更显巍峨的“圣积晚钟”开始敲响，每敲一下，空谷传音，悠扬千里，动人心魄。五百年来，响亮、浑重、悠扬，远播寰宇的铜钟“龙吟”之声，声声不息地传颂着峨眉山的神奇，传颂着绵延不断的巴蜀历史人文，传颂着天府之地晋商的富有、诚信和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