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与民族史研究

　　敦煌学与民族史研究

　　一 吐蕃史、回鹘史

　　（一）吐蕃史

　　敦煌文书有关吐蕃的文书，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 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 和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在我国甘肃省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有劫余的古藏文文献万余卷。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四百余件。这批古藏文文献大部分是佛经，但也有不少吐蕃历史、社会文书以及法制文书、文学作品、医学、星占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其他民族情况的文献。

　　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 年出版) ，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 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 年出版 ) 。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藏文写本编号在5000件以上。英、法收藏的残页、碎片及流散国内外的其他藏文写卷，尚未有编目公布。这批古藏文写卷流散国外不久，即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兴趣，他们在登录编目的同时，也影印刊布了一些文书原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数法国的巴考、杜散和英国的托玛斯三人通力合作、拼接整理的《吐蕃历史文书》。 . 其学术价值已为国际藏学界公认。吐蕃在河西的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权仍把藏文作为官方文书，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1981年的《亚细亚学报》上以《吐蕃统治结束后甘肃和于阗官府使用藏文的情况》为题，曾披露过归义军时期使用的18件藏文文书，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在1985年出版的《敦煌胡语文献》第一节《吐蕃统治期以后的诸文书》，在乌瑞所举之外，又多列出2篇，其中6篇是沙州曹氏和于阗之间相互交往的文书。这些都证明了，吐蕃统治后的归义军时期 (公元 8～9 世纪) 部分地方政权使用藏文文书的事实。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汉文文献，总量上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估计。部分资料密集，如法国所藏 P4696号汉文写本，即《顿悟大乘正理决》，是“中印僧侣于八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记录，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据此考释，写成《吐蕃僧诤记》这部名著。但大量的史料，是散见于各类文书的。学者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在浩博的文书堆中去爬梳这些零星的、片断的、不相连贯的资料，披沙简金，钩沉索隐，考究有关问题。日本学者滕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我国学者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等一批论著，尤其是对吐蕃陷落瓜沙、吐蕃统治河西的政治经济与民族关系、归义军收复敦煌等问题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敦煌汉文吐蕃史料，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在敦煌文献中的这批弥足珍贵的古藏文文献以及有关吐蕃的汉文文献，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古时期吐蕃的社会风貌、伦理道德、政治制度，乃至唐蕃关系、北方民族史、佛教史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吐蕃史可分为吐蕃占领史、吐蕃王朝史二个专题，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历史和吐蕃自身的历史。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情况，正史中除了记载吐蕃攻占敦煌的史事之外没有更多的记载。而就吐蕃王朝史而言，可供研究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也非常少。可喜的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两个专题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

　　安史之乱，唐军东撤，河西、陇右逐次为吐蕃陷落，至清水会盟 (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 ) ，唐与吐蕃以贺兰山、陇山、六盘山为界，承认了吐蕃对河西、陇右的事实领属权。关于吐蕃在这一统治区的施政及社会状况，两《唐书》及其它文献，对此记载很少。间有记录，或语焉不详，或传闻失误，盲从信之。而这一时期的敦煌文书，以其直接、多层面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填补或印证了这一特殊时期纷杂的社会状况。应该说，其内容是比较真实的，可信度是比较强的。

　　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沙州（敦煌），随后在敦煌设置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 , 对其进行了长达60余年的统治。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 , 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王尧、陈践的《吐蕃职官考信录》、日本学者山口瑞凤的《吐蕃统治的敦煌》、藤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等一批力作 , 基本上已经勾勒出吐蕃时期政治、军事体制的轮廓。 吐蕃占领敦煌后，按其本身的制度在敦煌设立官制和行政建制。敦煌写本 P ? 1089 是一份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职官及其职司一览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吐蕃设置的各种行政机构和官员的情况。在这一职官体系中有机密大书记，在机密大书记下又有机密信使、机密收集官、机密传布官、机密书吏等。另外吐蕃在敦煌还设有“节儿”一职，王尧认为“节儿”是吐蕃统治沙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节儿”执掌沙州的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的军政职官序列已经基本清楚，大体是 : 瓜州节度使 ( 留后使 ) ——瓜州大监军——沙州节儿论——乞利本——大都督——监军使——副节儿——小都督——（汉人）观察使——（吐蕃人）部落使——（汉人）副部落使——（汉人）小节儿——岸武库令——（吐蕃人）沙州料敌防御都使——（吐蕃人）小千户长——（汉人）副小千户长——（汉人）大税务官——乞利本长书论等。

　　吐蕃占领敦煌 (沙州) 后，按其自身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还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州、县三级 , 县以下设乡、里。沙州在吐蕃占领前设13个乡 , 即敦煌、莫高、神沙、龙勒、平康、玉关、效谷、洪池、悬泉、兹惠、洪润、寿昌、从化等。吐蕃占领以后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以部落制代替了原有的13个乡的建制。

　　杨铭、刘忠等结合敦煌文书记载 , 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推行的部落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认为在吐蕃统治期间曾设置过僧尼、道门亲表、上行人、下行人、丝棉、曷骨萨、悉董萨、中元、宁宗、撩笼、通颊等十二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 P.T.1083、1085 号研究》中认为 , 部落是吐蕃当时在军事部落联盟制下的基本军政组织 , 它是区域性与血缘性结合的组织 , 也是军事与行政结合的组织。部落长官称为部落使或千户长。敦煌文书中 , 以 stong-sde( 东岱即千户 ) 来对译部落 , 以千户长 (东本) 对译部落使。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我国学者荣新江的研究表明，790年设置有“行人部落”、“道门亲表部落”、“丝绵部落”、“僧尼部落”等。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曷骨萨或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0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等。姜伯勤对“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及该部落设置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该部落是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戚组成的。荣新江在其《通颊考》一文中还对敦煌通颊部落的来历、在吐蕃军政系统中的位置，以及通颊部落的消亡情况作了考察，认为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占领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

　　金滢坤通过总结诸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各个部落出现的时间列表进行了说明：

　　敦煌文书中还有吐蕃王朝颁到沙州的诏令文书，也有敦煌等地的官府或民众的上状，如 P.T.1089, 《戌年（830）敦煌官吏呈请状》叙述了凉州、沙州各级军镇的职官体系，要求改善待遇，是今天研究吐蕃王朝蕃汉官制和机构设置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不少反映告身、土地、税收、驿传、军制等方面的文书，这些文书不仅仅反映的是敦煌一地的情况，而是看作反映吐蕃王朝整体的面貌。

　　敦煌文献中的古藏文文书以及有关吐蕃的汉文文书不仅仅是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也包括吐蕃王朝本身的一些史籍和文献，基本上反映了吐蕃王朝早期的历史进程。

　　上面已经提到，早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巴黎大学 任藏文 教授的巴考和杜散与牛津大学的教授托马斯合作出版了《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当时我国藏学学者于道泉在英法等国游学、任教和旅居，为巴考的入门弟子，回国时曾携此书而归。王尧、陈践将该书译为汉文，译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 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近期黄布凡、马德又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译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 、《吐蕃王朝编年史》，共三件写本 (P.t.1288+S.t.750、Or..8212.187) ，按年代顺序记载每一年内吐蕃王朝的大事，包括会盟、征战、狩猎、税收等，实际上是吐蕃王朝的编年历史。开头部分是几年合在一起的总结性记录，涉及到吐蕃尚未掌握文字的年代，显然是以后的追述。一件缀合写本的内容是从狗年 (650) 至猪年 (747) ，一本是羊年 (743) 至龙年 (764) ，共115年，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这部编年史是研究吐蕃历史的最重要史料，其中有关与唐朝征战的历史记载，与唐朝史籍不完全相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吐蕃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交往的历史，为唐朝文献所无，更为珍贵。

　　《吐蕃王朝大事记》 (P.t.1286+P.t.1287) ，以赞普为单元记述一代赞普在位期间的大事，从传说的聂赤赞普时代，到吐蕃王朝最辉煌的赤松德赞时期，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和吐蕃王朝内部的情况，提供了详细的内容。

　　涉及吐蕃王朝历史的还有，《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 (P.t.1286／1) ，记录了吐蕃王朝兴起前，青藏高原上各个部落或邦国的情况，有十七个君长和二十三个辅佐大臣的名单。《吐蕃赞普世系表》 (P.t.1286／2) ，记录了从吐蕃王朝远祖聂赤赞普以后三十九代、四十一位赞普的名字和世系，也包括十六位赞普妃子的名字。《崇佛赞普名录》 (P.t.849) ，记载印度和吐蕃崇佛的国王、赞普和大德的名字，所记吐蕃赞普的名称可以补上述《吐蕃赞普世系表》之缺。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些反映吐蕃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VoL.69，fol.84 ）就是附属吐蕃的吐谷浑王在706～715（一说 634～643 ）九年间的活动，包括婚姻、会盟、朝觐、征伐、税收等。这正好可以弥补汉文史料只记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事迹的缺陷。《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 干国 君之王统叙记）文书》 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述了吐蕃北方突厥、墨缀、契丹、乌护、回鹘等 30 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 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回鹘史

　　回鹘史文献主要包括回鹘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二类。回鹘文文献均出自莫高窟，具体地点有三处：一是藏经洞，约50余件；二是北区464窟 (伯希和编181窟)，约363件残片 ( 含蒙古语13件残片 ) ；三是其他洞窟，仅数件 ( 多为册子装 ) 。藏经洞出品均为唐末宋初文献，哈密屯整理公布了其中《善恶二王子本生经》 ( 即《报恩经讲经文》 ) ，后又整理公布了另38件 (缀合为36种 ) 其他各类文书。464窟及其他洞窟出品均为元代文献。汉文文献十分零散，主要属归义军时期。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在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受到北部的黠戛斯的打击，以及天灾内乱的交逼之下，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开始大举西迁，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及其临近地区，一部分到达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地区，公元九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两个政权。敦煌位于东西两个回鹘势力之间，甘州回鹘就是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在壮大的过程中叶从归义军手中夺取了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东西回鹘王国既有争夺，也有交往，因此，敦煌文书有许多关于回鹘的史料，这些史料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对我们研究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

　　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与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是东西两个回鹘政权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我们才能全面了解其内涵。

　　进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起初依附于吐蕃，吐蕃政权瓦解以后，曾暂附于归义军政权；但是，为了自身生存，甘州回鹘又多次与归义军政权及其他部族进行军事争夺。这在敦煌文书中是有记载的。如 P.4011 《儿郎伟》云：

　　甘州数年作贼

　　直拟欺负侵凌

　　去载阿郎发愤

　　点集兵钾军人

　　亲领精兵十万

　　围绕张掖狼烟

　　未及张弓拔剑

　　他自放火烧然

　　一齐披发归伏

　　献纳金钱城川

　　…………

　　另一首 P.3270（5）《儿郎伟》也有记载说：

　　河西是汉家旧地，

　　中隘玁狁安居。

　　数年闭塞东路，

　　恰似小水之鱼。

　　今遇明王利化，

　　再开河陇道衢。

　　太保神威发愤，

　　遂便点辑兵衣。

　　略点精兵十万，

　　个个尽擐铁衣。

　　直至甘州城下，

　　回鹘藏□无□。

　　走入楼上乞命，

　　逆者入火愤（焚）尸。

　　…………

　　文书中的“玁狁”系指回鹘，“阿朗”、“太保”应为张淮深。从这两段纪实性很强的韵文可知，曾一度据有甘州，并且阻隔丝路东端。为了再开河陇旧道，张淮深调兵遣将，一举将回鹘击败。

　　距这次战争不到一年，回鹘势力又起，并且占领了甘州。张淮深遂又点兵征讨，“河西一道清泰”（ P.4011 ）甘州又重新属归义军统辖。

　　虽然几经易手，回鹘仍然是甘州的主人。 S.5139 背《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云：“甘州回鹘兵强马壮，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P.3633 《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称“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可以看出，到了归义军张氏后期，回鹘不仅雄踞甘州，而且已称霸河西。邓文宽根据敦煌文学作品对张淮深的这两次平定甘州回鹘进行了考证，但由于这些有关回鹘与归义军的资料没有具体年代，所记回鹘居住何地亦不明确，引起学界对甘州回鹘及其与归义军关系的讨论。如荣新江认为亲征甘州回鹘的是曹义金。

　　五代宋初，回鹘势力进一步强大，不断侵扰归义军政权，敦煌文书 P.《太平兴国六年都头安再胜等牒》有此方面的记载。

　　归义军曹氏时期，曹义金修好周边民族关系，主动与甘州回鹘可汗仁美结为姻亲。一方面嫁其女给甘州回鹘可汗，莫高窟中的题记“甘州圣天可汗公主 ” 即是其女；另一方面，又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莫高窟中也有题记“北方回鹘国圣天可汗的子敕受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敦煌文书 P.2704 《曹义金疏》记载：

　　天公主抱喜日陈忠之谋，夫人陈（承）欢永阐高风之训……东朝奉使，早拜天颜；于阗使人，往来无滞。

　　这些都证明曹义金与甘州回鹘政权以及于阗政权建立了友善的姻亲关系。

　　回鹘史研究原来多利用汉文文献，主要讨论甘州回鹘专题；后来才利用回鹘文文献，提出沙州回鹘等概念。钱伯泉较早提出敦煌在归义军后应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并试图考定这一时期的时限。李正宇则认为沙州回鹘统治沙、瓜地区的时问约从1036年驱逐西夏开始，到1067年又被西夏灭亡为止。杨富学、牛汝极则将藏经洞出品的回鹘文文献均定为沙州回鹘文献，并对所谓沙州回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但由于涉及藏经洞封闭时间这一重大问题，而主张有沙州回鹘时期者多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在北宋皇祜 (1054 年) 以后，与传统见解存在较大出入，归义军之后是否有沙州回鹘时期尚未得到广泛赞同。

　　另外，敦煌汉文文书中也有关于回鹘内部情况的珍贵资料，如 S.6551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一说为《说三归五戒文》，是一位汉族和尚在西州开讲的，当中提到不少官名的当地的情况，是研究回鹘的官制、僧官制度、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不可或缺的资料。

　　敦煌藏经洞还出土了一些回鹘文和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其中有一些是西州回鹘或甘州回鹘寄到敦煌的信件，或回鹘商人在沙州写的帐单，或回鹘人携带来的宗教文书，有的是佛教的，也有的是摩尼教的内容，应当是回鹘信仰摩尼教的反映。有一份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提到沙州的景教徒，十分珍贵。

　　二 其他民族史

　　敦煌文献对于研究于阗、粟特、仲云、龙家、等民族、部族的历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于阗

　　敦煌遗书中所藏于阗语文献，据目前所知，约在120份以上．现在主要分藏在巴黎和伦敦两地。其中最多的也是佛教文献．如《金光明经》 (P.3513) 、《菩萨行愿赞》 (P.3513)、《出生无边门陀罗尼》 (P.2855)、《观自在陀罗尼》、《观自在赞颂》（ P.3510、《妙法莲华经》 (P.2782、2029)、《劫王经》(P.1311) 、《礼忏文》 (P.3510)、3513) 、《阿育王传说》(P.2798、2958) 、《善欢喜譬喻》 (P.2834) 、《须达孥譬喻经》 (P.2784、2896、2957、2025等)、《般若波罗蜜多经》(P.3515) 、《文殊师利化生经》 (P.4099) 等。这些丰富的佛教经典证实了中古时期中国一些西行求法的僧人，如法显、玄奘等对于阗佛教盛况的记载。通过这些佛教经典，我们还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于阗的佛教发展史，譬如早期的于阗佛经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因此有不少可以与梵文原经一一对勘。但到唐代．情况却有改变，如 P.3513 号的《金光明经》和梵文原典的差距已经较大。但却和公元 703 年汉僧义净在中原地区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极其相似，说明此时的于阗佛教已受到中原的影响。又如晚期的一些于阗文佛经还经过了于阗僧人的缩写、加工或解说，已带有鲜明而独特的于阗风格。这一类佛经和一些由于阗人所写的赞文，对我们了解于阗佛教情况都大有帮助。同时，在十世纪初期于阗文佛经的前后．还常常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序或跋，对了解于阗王国的情况，以及于阗和敦煌地区统治者的交往都很有用。

　　此外，在于阗文卷子中还有一些历史文书，如《使臣奏于阗王奏报》 (P.2790) 、《于阗王致曹元忠书》 (P.5538)、《致金汗书信和奏报》 (P.2958) 、《致于阗王奏甘州突厥情势》 (P.2741) 、《沙州纪行》（钢和泰所藏残卷）等。根据这些材料并参照一些其他文书，人们才得以对中古时期．特别是从吐蕃占领到被穆斯林灭亡为止的于阗尉迟氏政权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不仅弄清了它的世系、国号、年号以及沙州于阗间的交通路程和民族分布情况，还了解到当时西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宗教战争，即于阗佛教王国和占据疏勒的大食伊斯兰教徒的对抗情况。

　　敦煌的于阗文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阿育王的神话、迦腻色伽的传说，以及一些抒情诗等等。对于研究于阗文学和音韵学都是宝贵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双语词汇表．如汉语——于阗语词汇、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也都是十分重要的语言文献资料。

　　上文已经提到从曹氏归义军政权开始，与西面的西州回鹘和于阗王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于阗结成婚姻关系，于阗王李圣天娶曹义金女，曹延禄又娶于阗金玉国皇帝第三女，双方保持十分紧密的交往，使者来往不断。于阗王李圣天的儿子太子从德，就长期住在敦煌。这些于阗人还在敦煌开窟造像，为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敦煌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中，保存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阗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等。

　　于阗、敦煌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是丰富多彩的。如 P.2826 记载了于阗王送给归义军节度使“白玉壹团”，但要换取沙州工匠 杨 君子到于阗来。于阗盛产美玉，玉一直是于阗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输出品，送往沙州的玉持续不断，其中不少玉石或成品经由沙州运往甘州、凉州、灵州乃至中原地区。同时从上述地区换回的丝绸、佛典、工匠，又补充了于阗王国之所缺。

　　（二）粟特

　　粟特民族即所谓昭武九姓。隋唐时期，大批粟特人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中国与中亚等地区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沟通者。

　　伯希和根据敦煌发现的唐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认为，蒲昌海（罗布泊）南有一粟特人聚落。他还认为这里的粟特人对佛教的流传和景教的东渐都起过作用。池田温最早根据 P.3559(C) 号《差科簿》考证敦煌城东安城及从化乡为8世纪中叶粟特人聚落，并对这一聚落的形成及消亡进行了探讨。安城位于敦煌城东 五百米 处，是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所在地。该乡有三个里，750年时有三百户，一千四百口人，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姓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聚落大约形成于七世纪初。八世纪中叶由于唐朝与大食的斗争激化，加上安史之乱的吐蕃入侵，聚落突然离散。到八世纪末，除了留下祆祠外，聚落完全消失。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到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人后裔在敦煌活动。郑炳林对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其在敦煌佛教、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陆庆夫也对敦煌粟特人后裔的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敦煌藏经洞中还发现了一批粟特语文献，主要是佛经，有译自汉文的佛典，还有正统的经书，也有疑伪经，表明原本信仰波斯祆教的粟特人，到了敦煌以后，受到当地强烈的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皈依了佛教。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藏文文献中发现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

　　（三）仲云

　　仲云又作众云、众熨、种榅，一般认为仲云源出自汉代的月氏，归义军时期在以大屯城为中心的罗布泊地区建立政权。史籍中有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

　　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

　　这里一方面讲仲云是小月氏遗种；另一方面说仲云国胡卢碛（今新疆哈密一带）为牙帐，其境在沙州以西，大屯城是其活动中心。

　　敦煌文献中关于仲云的汉文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多达十几种。P.2760 《使臣奏稿》中记载：“仲云一名南山人”。仲云还有另外一个称谓是“南山”。在归义军时期，瓜沙甘等州南部祁连山区，活跃着许多仲云人，是仲云的另一活动范围。敦煌藏 NO.1 《酒帐》记载：“迎南山酒壹角”；“供向东来南山逐日酒二斗”；“城南园看南山酒一角”等，可以看出南山部族在沙州的活动相当频繁。P.4525 《瓜州义郎牒状》也有南山人活动的记载。

　　（四）龙家

　　龙家又称龙部族，源出焉耆，吐蕃占领安西四镇后开始内迁。

　　有关龙家源出焉耆的问题 , 写于唐光启元年 (885) 的敦煌文书 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下有明确记载 :龙部落本焉耆人 , 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 , 其人轻锐 , 健斗战 , 皆禀皇化。

　　这是认识龙家归属及其迁徙、流布的一条重要史料。由此可知 , 那些自西而东流散于伊州、肃州、甘州等丝绸之路上的龙家人 , 当来自焉耆国。

　　根据写于中和四年 (884) 的 S.389号《肃州防戍都状》载 , 原住甘州城中的龙家诸部族与甘州城外的回鹘人争战 , 由于城中粮尽 , 无法拒守 , 龙王只得率领龙家人及退浑等族人退出甘州 , 并入肃州逐粮。从此 , 肃州便成了龙家的主要居处。也是从此以后 , 龙家归伏了归义军政权 , 并时时向归义军“送纳金钱” , 以示顺化。写于曹议金执政时期的 P.4011号《儿郎伟》讲到甘州回鹘向西发兵 , “准拟再觅寸境 , 便共龙家相煎” , 所指正是肃州城的龙家。还有因为这支龙家人来自焉耆 , 所以 P.3552号《儿郎伟》唱辞里将这支龙家人称作“焉祁 (耆)”。但无论“龙家”, 还是“焉祁 (耆) ” , 所指的对象都是一个 , 就是进入肃州的龙部落。